谁才是辛亥革命真正的领导力量？

裸嘢李转帖裸嘢李 2023-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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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百年，辛亥革命研究也已百年，但是，对这次革命的若干基本问题似乎还可以讨论。例如，多年来，人们将辛亥革命定义为资产阶级革命，其领导力量定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但是，对此却一直缺乏认真的、充分的、强有力的论证，也很少有人要求作出这样的论证。似乎这是一种无须论证、不言自明的真理，其实不然。读者或咨询法律请关注@裸嘢李微信号54446700。

在西方，推翻君主专制制度本来是资产阶级的任务，但是，中国的辛亥革命却与之不完全相同。第一，这一革命的目的之一是反对满洲贵族集团，具有种族斗争的意义，这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所没有的；第二，这一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列强入侵，中国面临被瓜分危机，救亡图存成为第一紧急要务，这也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所没有的；第三，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它面对的是专制制度、封建贵族等敌人，但是，当它革命成功、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之后，很快就发现自己的身后站起一个新的反对者，这就是早期的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中国的革命者有鉴于此，力图避免资本主义前途，或者取其“善果”，避其“恶果”，节制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并没有提出强有力的、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在这一方面，他们还赶不上清廷实行的“新政”。关于此点，读者只须比较“新政”时期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和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多项法令，就不难明白。当然，他们的某些政策，例如，实行“平均地权”，征收单一的地价税，免除其他税种，会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却视之为消灭贫富差别、造福全民的良方。我觉得，如果就这次革命过程中所提出的动员口号来说，革命党人的主观愿望是使革命成为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三合体，但是，革命党人所期望的“社会革命”始终未及实行，因此，就这次革命的实际内容来说，是以推翻满洲贵族为主体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爱国的民族、民主革命。

关于这次革命的领导，最初的一种说法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后来干脆省略小资产阶级，只说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了。但遗憾的是，中国资产阶级并不为这说法争气，放眼辛亥革命史，资产阶级热衷的似乎只是收回利权运动一类的爱国抗争和立宪运动一类体制内的改革，对体制外的革命并不感兴趣，他们宁愿跟着康有为、梁启超和袁世凯跑，而不愿意追随孙中山。有鉴于此，有些学者不得不提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分上层和中下层两个阶层，辛亥革命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领导的，然而，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也并不支持这种说法。有关史家们说不出这两个阶层是如何划分的，各自的代表人物是谁，其经济地位如何影响着他们政治主张的分野。客观存在的事实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只存在一个发展不足、力量微弱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只支持一种政治主张，走康有为、梁启超倡导的君主立宪道路。只是在革命即将或已经在全国爆发时，资产阶级和“立宪派”的士绅们才逐渐地、部分地转向革命。

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实际上是一批青年学生，包括留学生或者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也就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中国出现的新型知识分子。据统计，至1905年，仅当时在校的留日学生就有八九千之多；而至1910年，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已达一百五十余万，成为一支很大的社会力量。这批人，和中国社会的传统知识分子不同，所受的不只是儒家文化的浸染，也不需要通过科举以谋进身之阶。在他们的思想、文化结构里，既增加了声、光、化、电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也增加了西方17世纪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民主主义以至社会主义的成分。他们在校或者离开学校后就成了职业革命家，或者投笔从戎，成为“混”进军队的职业军官和职业士兵，有的则“拿起笔，作刀枪”，成为投身新兴文化事业的脑力劳动者，办报，办学堂，办出版社，当记者、教师、文人。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根据人们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同生产资料的关系，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取得社会财富的方式来划分阶级的。这批革命者大部分尚未进入社会经济结构，人们根据什么来为他们划分阶级呢？能根据他们的思想和世界观吗？须知，其中有若干人向往“社会主义”，主张“社会革命”呢！早在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就曾访问设在比利时的第二国际执行局，请求接纳他的党，表示“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就明确表示，中国不能重走欧美资本主义老路，他说：“近时志士舌敝唇焦，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迹者之终无成耶！” 朱执信在《民报》发表的文章曾大骂资产阶级是“掠夺盗贼”，后来孙中山也大骂资本家“无良心”，“以压制平民为本分”，“对于人民之痛苦，全然不负责任”。将大骂资本家的思想家定为“资产阶级”是不是有点冤？

某次讨论会上，一位学者表示：“孙中山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家，难道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果将孙中山定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一定会跳起来反对。”孙中山生前曾表示要当“工人总统”。将孙中山定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会不会跳起来反对，我看不一定，但将他定为资产阶级革命家，我估计他一定会跳起来反对。列宁在分析俄国革命时，曾经分析俄国先后出现过的“三代人物”，第一代是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等贵族知识分子，第二代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民意党为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第三代才是“无产阶级”。可见，列宁不曾认为“非无即资”，政治舞台上除了这两大阶级外，没有其他阶级或阶层。毛泽东在分析五四运动时也曾认为，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他并没有说，五四运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似乎至今也没有史学家或其他人对此做过判断。那么，我们有什么充分的理由论定早于五四运动的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呢？

在《民报》和《新民丛报》的辩论中，梁启超主张实行“制限选举”，反对给家无足够储粮、目不识丁的“贫民”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他看来，如果穷光蛋、大老粗们进了议会和政府，那么，就“不知议会果复成何议会，而政府果复成何政府”。革命派与此相反，主张实行没有任何财产和文化限制的“普通选举”。反问说，何以家无足够储粮，就没有资格成为议员，“犹是横目两足，犹是耳聪目明，独以缺此区区阿堵故，不得有此权利，吾不知其何理也”。值得指出的是，孙中山很早就鄙弃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1906年，他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演说时表示：“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这绝是欧美所不能及的。”孙中山这里所说的“国民的国家”，也许可以理解为资产阶级的国家，但是，他所说的“欧美所不能及”的“社会的国家”呢？联系他所提倡的“社会革命”来考察，难道不应该理解为孙中山对一种“破天荒”的前所未有的政体的追求吗？1912年，辛亥革命刚刚胜利不久，他一方面肯定美利坚、法兰西是“共和之先进国”，但是，他同时以极为明确的语言表示：“两国之政治，操之大资本家之手。”“英美立宪，富人享之，贫者无与焉。”1915年11月，他致函第二国际，要求派人协助他“把中国建立成为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到了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孙中山就把他的国家理想表达得更显豁：“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读者或咨询法律请关注@裸嘢李微信号54446700。

在资本问题上，梁启超歌颂资产阶级是“国民经济之中坚”，认为中国应该“以奖励资本家为第一义”，为了与外资竞争，应该有大资本家，有托拉斯垄断集团。革命派则主张实行国家民生主义，将一切操纵国计民生的大企业掌握在国家手中，使国家成为大资本家。他们针锋相对地提出，不能只考虑资本家的利益，置其他人的利益于不顾，必须郑重研究财富分配问题，避免出现欧美社会贫富悬绝、劳动者如在地狱的情况。姑不论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分析这些争辩的是非曲直，但这些情况至少可以说明，当时，梁启超等人是在为资产阶级说话，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而革命党人则是在为广大人民群众说话。考虑到当时的革命者追求的是与君主专制相反的“共和”制度，以“平民”自居，自称所从事的革命为“平民革命”，因此，我认为称这批革命者为“共和知识分子”或“平民知识分子”较为恰当。

本文摘自《帝制的终结》，杨天石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