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嫁女婚恋】我和老陶（二十四、备受歧视）
贾力群（德文名：Li Qun Taubert），出生于上海，1982年大学电力工程专业毕业后从事技术及技术情报资料整理及英语翻译工作，1986年到德国曼海姆歌德学院学习德语，之后在中国与德国间从事中德文化交流、构建经贸往来。1995年，应聘美国摩托罗拉大学（中国培训中心）任教，同时在中国高等学院培训翻译人才。1998年年底后在德国柏林和墨西哥居住。个人兴趣爱好广泛，积极从事社会活动，现担任欧洲华侨华人妇女联合总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德国柏林中国妇女联谊会名誉会长等。
本书已经完稿，希望能正式出版发行。有兴趣出版或者能推荐出版的人士请联系作者。邮箱：taubertdlq@hotmail.com
郁表妹在西格瓦的帮助下到德国进修，我也和迪特回到柏林登记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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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婚的那天早上，花店频频送来一束束挂着签名贺卡的美丽的鲜花。有在上海工作的德国夫妇特地让住在柏林的儿子以他们的名义定的；有来自正在美国度假的朋友。最多时鲜花只好往地上搁。与此同时，电报、贺信和贺卡带着亲人朋友们的美好祝愿像雪片般飞来。
中午从民政院举行完结婚仪式后出来时，一位在门外等了很久的报社记者采访了我和迪特。采访结束时他动情地对我们说：“愿这跨越民族和国界的爱情日久天长。”
第二天一大早，《柏林晨报》(BerlinerMorgen Post)刊登了我们的照片和采访记要。这条消息轰动了迅达公司柏林电梯厂。整个早上，电话铃一刻不停地震天响。有人电话打不进就干脆拿着报纸找上门来了。公司总部从瑞士发来贺电“对这项具有特殊意义的`中外联姻´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我结婚了，嫁给了我爱的，同时也爱我的男人。我觉得自己很幸运也很幸福。我想到父亲，他没能看到今天的一切，假如一切能从头开始......在那个时刻我流了很多的泪。
回到上海后我很快忘记了自己还是个新娘子。
我和迪特在逛马路时，有时会手拉着手亲热地说说笑笑。一些过路人用十分奇怪的眼光瞧我，瞧得我浑身不自在。有人指着我的脊梁骨说：“瞧她勾搭外国佬的样子，一看就不是正经人。” 我经常会因为这一类的评论而气上好几天。
有一次我们在一家商店里买了一大堆的东西。我的钱夹是一种当年中国人很少用的，里面夹层可放各类信用证的那种。我从手提包里掏出钱夹在付款台付款时，一个营业员突然冲着我大声问道：“喂，你这个翻译怎么把外国老板的皮夹子放在自己的包里啦？”店里的顾客都转过头来看我，看得我尴尬极了。我定了定神用粗话大声回击她：“你的眼睛一定出毛病了。什么外国老板的，他是我的男人。（上海方言丈夫的意思）”店里的人一听我的喊叫都张口结舌地愣住了，好一会儿，那个营业员居然说：“噢吆，啥人想到会有这种事情。”当时在很多人的眼里，外国人就是老板、贵宾，中国人只能是翻译、秘书、导游或司机。涉外婚姻是件新鲜事，让很多人很难想象很难接受。
我们结婚的事只在小范围里宣传了一下。我们俩在武康路的家中和母亲、弟妹们吃了一顿晚饭算是举行过婚宴了。尽管如此，周围还是有不少人对这门婚事持不赞成的态度。父亲生前的老战友，我也都认识的一些叔叔阿姨们打电话责问母亲，不少亲戚们的态度也不乐观。
值得安慰的是我的全家真心诚意地接受了迪特。我在曼海姆的时候，妈妈和弟妹们就来信写道：“陶先生是个很好的人，为人诚实、做事认真、各方面也很有修养......我们都很喜欢他。”我在家排行老大但是最后一个结婚成家。结婚后，迪特一下子有了一个小舅子、两个小姨子、一个小姑子，两个连襟外加丈母娘，成为这个大家庭中举足轻重的一员。
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日子里，我和迪特在公共场合中以老板和翻译或秘书的形象出现。我们走路保持一定的距离，讲话时神情严肃，付账签单与我无关。这样行动虽说开始时觉得别扭和委屈，但因不招人议论和责问，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
每个时代都有他的特征，当关闭多年的国门打开了，门外世界的各种潮流对国人进行了快速的、多形式的、积极的、消极的、有意识的、无意识的冲击，覆盖、交流和混合。国门里的人跟着潮流走，自动的、被动的，有的跟上了，有的没跟上，有的急流勇进，有的被卷翻在潮底。商店营业员属于被动的，没跟上的那种人，代表了当时为数众多的一个群体；我属于先激流勇进，后又被卷翻在潮底的那种人，绝对是极少数派。两种人都带有时代特征的悲剧色彩。
那年冬天的一个寒冷的晚上，我和迪特约好，在华亭喜来顿酒店吃晚饭，那是当时上海唯一的星级合资酒店，里面的消费水平是绝大部分中国人不敢问津的。因为没带护照，裹着厚大衣的门卫不让我进去。我好声好气地向他解释我确实有护照，只是忘了带，他死活不听。
他用很生硬的口气问我：“这里是涉外饭店，你想进去干什么？”
“我想进去吃饭，”我几乎是在乞求“我又冷又饿，请让我进去吧！”，
“没护照不行。”对方回答很干脆，接着斜着眼看了我一下说：“吃饭？你想进这种地方吃饭？”
言下之意我很清楚，我开始有点沉不住气了。
我指着身边走过的一个个外国人说道：“他们不出示护照不也进去了吗？我为什么不能呢？”
“他们的大鼻子、蓝眼睛就是护照。你有吗？”门卫说这话时的表情激怒了我。
我点着他的鼻子吼道：“你在污辱人，我不能容忍你这样对待自己的同胞！滚开！”我猛地推开他的阻挡，大步跨进了酒店的大厅。
灯壁辉煌的酒店大厅里，弥漫着与外面的世界很不协调的一种温暖。角落里有人在弹奏肖邦的钢琴奏鸣曲，不少像那个警卫描述的、估计都是有护照的人坐在那里喝酒喝茶，谈笑风生。
我觉得我浑身冰冷，连心也是冷的。我走到大厅中央，忍不住“哇-”地哭出声来。迪特急匆匆走过来，将我拉到一边问道：“亲爱的，出什么事了。”我甩掉他的手，指着他的大鼻子恶狠狠地问道：“你们这些外国人凭什么在我们的地盘上享受高人一等的待遇？凭什么？凭什么？”
我的泪眼里看到的迪特犹如大厅里坐着的那些人，在我俩中间还夹着那个警卫的影子。我的非常举动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喝酒喝茶的人放下杯子，谈笑风生的人停下谈笑，转过头来好奇地望着我和迪特。
迪特一手握住我点着他的鼻子的手，一手用手帕擦去我的眼泪和鼻涕。可以想象我当时的模样一定很特别很难看，但在感情洪流爆发之际我可顾不了自己外在的形象了。
迪特追问我：“力群，告诉我究竟出了什么事！”我情绪激动地将大门口发生的事说了出来，忍不住又掉起泪来。迪特不言不语地站在我身边，耐心地等到我稍稍安静下来后便拉着我直奔前台。迪特报上自己的名字并要求马上见值班经理。
值班经理很快到了跟前，客气地用英语向迪特问了好。他转过头来，看了我一下，连上露出一种不耐烦的表情。“喂，”他用像使唤酒店服务生那样的声调对我说：“翻译，你愣着干嘛呀？赶紧翻译啊，这个外宾好像有急事要说呢！”
听了这话，我的尚未安定下来的神经又受了刺激，“哇-”我又哭了。
值班经理和迪特几乎是同时用中英文吃惊地问我：“又怎么啦？”
我对迪特说：“他要我别发愣，赶紧干活当翻译。为什么我只配给你当翻译，为什么没有人在意我受的委屈啊？”
迪特紧紧搂住我的肩膀，轻轻地对我说：“我在意。”他转过头对值班经理说：“她是我的太太，没有义务为你我当翻译。”他接着补充道：“是我要找你说事。”
值班经理的神情显得有点不自然，他向我道歉道：“噢噢，陶夫人，真对不起，我误会了你的身份。没想到，没想到......”
“没想到还有不是当翻译、当秘书、当导游和我在一起的中国女人吧？没想到我是为我的中国太太来找你们论理的吧？”迪特冷冷地接过了值班经理的话茬子。迪特将刚发生的事讲述了一遍并要求店方向我道歉。值班经理点头答道：“请允许我了解一下情况再作决定，请稍等候。”他一边拨打传呼门警的电话，一边抹去脑门上渗出细细的汗珠。
不一会儿，裹着厚大衣的门警来到了前台。他似乎马上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没等值班经理发话便低下了头对我说：“小姐，我刚才的态度很粗鲁，得罪了您，现在我向您道歉，请您原谅。”他犹豫了一下又说道：“请您谅解，查护照是饭店的规定。没想到，没想到......”
值班经理在一旁卖力地为迪特当翻译，迪特神情严肃地点着头，我感觉到我的身体开始升温，我的心得到暂时的安慰。我让那个门警回去上班，并告诉他这事就这么了。
门警走后，值班经理进入了情绪激昂的状态。他振振有词地对我说道：“我们饭店今后一定要在这方面加强对职工的教育。今天的事我会打个报告上去，扣除这个警卫一个月的奖金。您看......”
“不不不，”我毫不犹豫地阻止了值班经理的想法“别扣他的奖金，这些钱对他和他的家庭生活很重要。他已经认错了，我说过这事就这么了结了。”
突然间，心中的愤怒、委屈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隐隐的伤感。那个门警的所作所为只是维护某种制度或政策。他根本没有犯原则上的错误，只是表现方式不灵活。那时涉外宾馆对本国人进出的种种限制性的规定和制度具有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时的特色，这种特色与当年上海外滩公园门口挂牌“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特色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国人立规，后者是洋人立规。同一世纪的两种时代特色皆具讽刺与悲剧色彩。门警与我在喜来顿饭店门前的冲突是场时代的悲剧，冲突的双方都充当了悲剧的角色。
从此之后，我对被拒之门外一类的事件变得不那么敏感了。有时出门忘了带护照，回锦江饭店时，眼睁睁地看着我和迪特的住房就在后门边的那栋楼里，但就是进不去。如果遇上迪特在家就打电话让他出来接我；要不然就得走进饭店的前台填表登记请求放行。
我的一位台湾女友富梅嫁了英国丈夫，怡和洋行的首席代表，麦克·艾姆斯的后任魏·艾敦。艾敦与迪特在生意上有来往、私交也很密切。富梅是当时外国专家夫人群体中的活跃分子，她带我进入了与迪特身边不同的社交圈子。
这个圈子里有为数不少的、像我这样的人，但从未听她们提过或抱怨过在涉外场合进出受限制的事。我向富梅提到我的苦恼，不料她眉毛一抬，轻松地对我说：“力群啊，你的脑筋好死诶，进这种地方你就别讲中国话。你还尽跟看门的人说上海话，你这不成了百分之百的’楼口’（Local，英语中本地人的意思）啦！”
“我不说中文，不说上海话，冒充外籍人，这—？”我一时觉得别扭。
“有什么这不这的，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但这办法既简单又管用，不信你马上试试。”富梅说完这话后深深叹了口气，“嗨，中国人在中国的某些场所不能名正言顺地做人是很令人伤心的。但愿这种情景很快会转变。”
富梅教我的这一招真灵！没等查护照的开口，我就装腔作势地用英语招呼。招呼语无非就是“你好！”“早上好！”“晚上好！”之类，简单之及。门卫或门警没等我招呼完就忙不迭迭地拉门请进，有时还会对我敬个礼什么的。每次进门后我心里会难过上一阵子，一是为自己的行为，二是想到富梅说的那段伤心话。习惯成自然，没多久我就没什么难过感了，但对自己仍旧是个“楼口”的感觉一直没变。
为此我在《演讲与社交》杂志上发表了我的文章《嫁了一个外国人》。
通过富梅的介绍，我认识了一批嫁了外国人的台湾太太们。这些太太们的先生大多为欧美大公司、银行的总经理或首席代表，也有几个是外交官。太太们大多数不工作，指挥着保姆、司机看家看孩子，自己过着悠闲游哉的日子。我经常和这群女人白天在一起聊天、喝茶、逛商店、做美容、打牌、打网球；晚上又经常在先生们的社交场合见到她们。我的夹着上海音的普通话潜移默化地变成了夹台湾音的普通话。出门时因我常常装腔作势，讲着那口不伦不类的普通话而让一些人误以为我是台湾人或外籍华人。在当时，不少人认为港澳台人以及外籍华人优于大陆中国人，而我始终对这种误区抱有成见。我经常纠正人们的误解，告诉她们我是上海人，是个“楼口”。我认为，人的质量不取决于籍贯，而取决于人的自身努力和发展。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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