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嫁女婚恋】我和老陶（三十、组建乐队）
贾力群（德文名：Li Qun Taubert），出生于上海，1982年大学电力工程专业毕业后从事技术及技术情报资料整理及英语翻译工作，1986年到德国曼海姆歌德学院学习德语，之后在中国与德国间从事中德文化交流、构建经贸往来。1995年，应聘美国摩托罗拉大学（中国培训中心）任教，同时在中国高等学院培训翻译人才。1998年年底后在德国柏林和墨西哥居住。个人兴趣爱好广泛，积极从事社会活动，现担任欧洲华侨华人妇女联合总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德国柏林中国妇女联谊会名誉会长等。
本书已经完稿，希望能正式出版发行。有兴趣出版或者能推荐出版的人士请联系作者。邮箱：taubertdlq@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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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5月上海解放日报对老陶的采访
我陪伴迪特参加很多的应酬。
他个性内向还追求完美，尽管受过专业的演讲培训也不轻易在公众场合讲点什么；而我喜欢出风头，话多而且不在意出点语言上、礼仪上的小错，好在我学得很快，错不犯第二次。
我特别喜欢大型的国际性的酒会和冷餐会。不管在哪里，不管是谁举办的，也不管谁参加，我喜欢抓着杯酒东转西转找生面孔的人聊天，聊上有趣的人就将迪特拉来介绍一番。每次活动结束，我手上的名片一大堆，其中不乏名人、要人、贵人。我感兴趣的只是两类人：一是对迪特有帮助的人，二是老婆是中国人的外国人。
嫁给迪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算嫁给了电梯。宴会和晚餐桌上的话题离不开电梯工厂里的种种，迪特周围的人几乎全与电梯有关，家里的书和杂志也多半是关于电梯的。迪特给我布置的家庭作业之一是读熟中英对照的电梯行业专业术语，周末的时间打电话，读文件都是围绕着电梯，就连为我的妹夫，大学英语专业的高材生业余时间里挣外快也是和电梯有关。
我希望我们能有另外一片多面性的，景色丰富的社交天地。迪特能在那里找到新朋友，开阔他的话题，展现他电梯行业之外的其他优点。我更希望迪特能通过这片天地改变保守、缓慢、不主动的社交作风并在精神上有较多离开电梯的放松时刻。
以后的十多年里，无论在上海、苏州还是北京都是我掌控着我们俩的社交生活。
住在上海和北京的那些年里，我的身边有一群婚姻状况与我相同的女朋友。她们大部分来自台湾或是曾在台湾生活过的香港人和海外华人，一半以上嫁了外交官、记者和大酒店的总经理及高级管理人员，其他的不少为各外国公司的首席代表，银行家但极少有干工厂的。
这组人群适合我同时也让我喜欢 。每次和女朋友们聚会都会听到极有趣的新闻，和她们在一起让我很长见识，更重要的她们是为家庭、为夫君的事业成功而甘当贤内助的女人。这是特殊的一组人，她们虽养尊处优，但始终保持对外部世界气息变化的灵敏嗅觉，非常注重自我能力的培养和品质提高，她们自信但不自傲。只是，女人嘛，聚在一起时免不了有人说三道四，偶尔集起个小帮小派什么的。
我在这组人群中不张扬，时时保持中庸之道。在聚会中认真观察，认真学习别人的长处和各类知识经验并着意培养自己能够从纯粹的跟随者成为组织者。
迪特因为我的这群女友而认识了她们的丈夫们，一群对他来说很新鲜，很有趣的男人。一开始，太多的“意识形态”和过分的表现主义，让他有点不自在，但慢慢地他进入了角色，有了感觉，也就放松了。
我们的人缘很好，还因为在这种场合中两人始终影影不离，夫唱妇随而被公认为是模范夫妻。大家都认为我是个不管闲事、友善谦让、好学好听的“楼 口（local）小 女人”; 迪特是个待人真诚、处事稳重、事业上颇有成就的大男人。大家一起聊天时，我和迪特总是默契配合，尽量在语言上，话题上互帮互补。
在外面，只要我们俩在一起，我绝对顾及迪特的面子，让他尽情地表现。
有些男人高兴时会在餐桌上多喝几口，偶尔喝过头便闹出点笑话来。有些做老婆的当着众人面拉下脸来阻止老公喝酒，老公觉得丢脸下不了台而反其道而行之，继续大喝特喝，最终大醉特醉显尽其丑。
我在饭桌上只是督促迪特先吃后喝，尤其是先吃些含高蛋白的食品来缓解酒精进入血液的速度和程度。迪特的酒量非常好但是偶尔也会醉一下，醉后我会遣开司机自己开车回家，回到家我要他赶紧吐出胃里的酒食，然后让他吃两片土司面包，喝白开水，吞一片阿司匹林后上床睡觉。第二天，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会找机会批评他。迪特从不反驳我的批评，他会说：“谢谢你，我知道了，我以后会注意的。”有时迪特在高谈阔论时会讲错点什么，我不会当着众人的面去纠正他而是以发表自己看法的形式来阐述我认为是正确的观点。我觉得迪特是很了解我的用心的，他常常说我在外人面前很“照顾”他。
我希望别人知道我的老公处处比我行，而工作之外的事迪特又很愿意听我的“指示”，他觉得这样做既简单又让我这个做老婆的自我感觉良好。
上海的男人除了上班还很会家务活。买菜、做饭、洗衣、收拾屋子、接送孩子上学等等干得像摸像样，在外别人听他的，在家他听老婆的，素有模范丈夫和“气管炎”（妻管严）之称号。
有一年上海《解放日报》举办《我和上海》征文比赛，迪特的《我的家在上海》一文得了二等奖。文章中有一段是关于上海的模范丈夫的阐述，当然与他的亲身经历有关。他会用中文认真地告诉别人：“我是气管炎（妻管严）”，还将这三字翻译成德文告诉他的朋友们。不少外国男人还很欣赏这个称号，很快不同语言的“气管炎”称号纷纷出笼。
有一次我们俩出席一个招待会。一个记者远远的指着迪特说：“呀，来了，来了，那不是妻管严先生吗？”跑上来和迪特一边握手一边问好：“您好! 气管炎先生。”我听了这话觉得有点不对劲便纠正那个记者对迪特的称呼：“他是陶贝尔特先生。不是......”“没关系，没关系，”迪特笑着解围道：“我这气管炎先生不当得挺好的吗？”
一九八八年初夏，在和上海希尔顿酒店的瑞士籍老总叙旺达先生聊天时得知酒店很想在金秋十月的时候举办为时一周的德国啤酒节但有困难。叙旺达说首先遇到的问题，又是最关键的问题是找能演奏德国民间音乐的管乐队。当时外国人和中国人交往只在很小的范围内。八十年代上海的外国人娱乐圈子很小，大多集中在一些涉外大宾馆，酒店里。当时希尔顿酒店的酒吧里有支三人组成的菲律宾演唱队，每天晚上酒吧人满为患，生意红红火火。德国啤酒节办起来一定受欢迎。叙旺达和他下面的有关部门想从德国“进口”一支乐队。但乐队的演奏人员加上各类管理人员三十余人，单单乘飞机、运乐器、买保险就是一大笔费用；来的人要吃要喝要住要派翻译陪同；乐队的出场费那就更不用提了。德国啤酒节光推广德国的啤酒文化，不挣钱或赔钱这样的事酒店老板绝不干，叙旺达一时很犯愁。
当时上海的一些酒店的酒吧晚上有小乐队演奏爵士乐和中外舞曲，舞场中也大都是乐队现场伴奏。本地各大专业音乐团体中的不少演奏员都在外面的酒吧、酒店餐厅、舞场里干第二职业，挣点很少的外快钱。
我想到了一个在指挥和乐器演奏方面很有天赋并在组织小乐队方面熟门熟路的朋友。小乐队马上组成了，每个队员都是各专业乐团的演奏家。队员们告诉我，只要有乐谱，奏什么都是小菜一碟。在上海那时找不到这方面的乐谱，问了不少德国人都说没有。我在夏天回柏林时买了一本《德国民歌》带回上海。
我去希尔顿酒店找到叙旺达先生，告诉他我给德国啤酒节找到了价廉物美的小乐队。叙旺达惊喜有余马上找来餐饮部总监，德国人崴斯先生来商谈细节安排，但崴斯建议先看看乐队的演奏情况再做下一步打算。
《德国民歌》中的几段歌曲很快被改写成不同声部的管乐谱。三四天后朋友打电话来说排练完毕。
周末我拉着迪特去听排练。我们很惊奇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已经有十几首乐曲可以演奏了。只是，听上去很平乏、缺乏激情和节日气氛。当时我手上没有这类音乐带可参照，因为我自己也是个外行。迪特立刻脱了西装，卷起袖子，弯着两肘一上一下像鸭子似地又跳又颠地哼起乐曲来。我在曼海姆读书时参加过德国啤酒节的活动，知道迪特的奇怪举动是怎么回事于是一步上前和他一起疯癫起来。大家很快就体会到迪特想要表达的情绪就跟着就奏起乐来。感觉找到了，气氛出来了，大家无比激动和高兴。
排练场在上海郊区的一家小宾馆内，近一个小时的车程。我带上忙碌无比叙旺达和崴斯去排练场，一路上得意洋洋告诉他俩我组织小乐队的过程。
一开奏不久叙旺达就由衷地鼓起掌来。他转过头来对我说：“陶夫人，乐队过关。真没想到中国人那么聪明，这几天的时间就拿出一台音乐会来。”他用“一台音乐会”来形容眼前的情景可能有点夸张，但他对演奏者们的佩服可是千真万确的。
我作为乐队的经纪人和希尔顿酒店签了合同。在谈到乐队的劳务费时，叙旺达很大度地答应了我所有的要求。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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