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嫁女婚恋】我和老陶(二十七、经纪人生涯)
贾力群(德文名:Li Qun Taubert),出生于上海,1982年大学电力工程专业毕业后从事技术及技术情报资料整理及英语翻译工作,1986年到德国曼海姆歌德学院学习德语,之后在中国与德国间从事中德文化交流、构建经贸往来。1995年,应聘美国摩托罗拉大学(中国培训中心)任教,同时在中国高等学院培训翻译人才。1998年年底后在德国柏林和墨西哥居住。个人兴趣爱好广泛,积极从事社会活动,现担任欧洲华侨华人妇女联合总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德国柏林中国妇女联谊会名誉会长等。
本书已经完稿,希望能正式出版发行。有兴趣出版或者能推荐出版的人士请联系作者。邮箱:taubertdlq@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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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小书法家在一起
绘画班开始的三个月里有段小小的插曲挺有意思。三个德国朋友,两男一女,老哈、小马和瓦格纳太太跟着我参加了第一期的绘画班。我的任务除了学画外还理所当然地要为这伙人当翻译。为了不影响别人我和三个德国人坐在课堂的最后一排。他们第一次使用中国式的毛笔,提笔的姿势别提有多别扭,有多怪,滴滴答答的墨汁总是看得我提心吊胆。班里的同学既好奇又好心,不时回过头来看我们这排的动静并要我告诉三个德国人握笔的要领等等。老师倒是没有在意正常的教课被搅乱了,耐心地上他的课之外,也不时来到后面给三个洋学生特别指导一番。第一堂课大家几乎什么都没怎么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三个人的身上。下课时,一位同学笑着悄悄对我说:“今天看洋猢狲扯把戏真是开心啊!”
第二次上课时,我们四人被请到第一排坐下,为的是别人不必老回头传教,老师指导时也近一些。一个月下来,大家已经在学画梅花花瓣了。三个洋人上学虽很用功还是没搞定横、竖、撇、捺、提、点、勾的要领。每次下课,三个人总是满头大汗,脸、手、衣服上站着斑斑点点的墨迹,一付哭笑不得的样子。我为他们当翻译误了不少课堂练习的时间,每次回家后都得给自己补课。
终于有一天,三人中最年长的老哈发声了:“力群,请你去和老师说说能否让我们画画别的呀,画点略微有点名堂的东西?”我心里挺同情这三个人的境况便马上向老师转达了老哈的请求。老师对这样的请求没有表示任何的不悦,沉思片刻说道:“这样吧,让他们开始学画竹。”
三个人听说要学画竹子了,高兴得直拍手。最年轻的马萨利不知从那学来的话,一边飞扬着眉毛,一边用唱歌般的声调叫唤着:“噢呼,画猪(画竹)啦,噢呼,画猪啦。”他的中文四声不分,这时我也懒得去纠正他,只是身边的几个同学笑得前俯后仰。
画竹的第一步是画竹杆。老师边示范边讲解:“起笔时用柔劲稍稍停顿画竹节后再提笔画竹杆,手不能抖,要一气呵成。”三个人照着老师的指点认真地画了起来,画得不亦乐乎,只是那堂课上三人画出的竹竿看上去什么都不是。下个星期课堂上又练习时,突然间听见坐在我旁边的老哈怪声怪气地嚷嚷着:“呦,科诺痕(德语骨头的意思),呀呀(德语是或对的意思),科诺痕。”同学们转过头来看热闹,有人还离开座位上前来。我见这阵势心里暗暗叫苦,知道这老猢狲又在扯把戏了。“老哈,你不好好地画你的竹竿叫什么骨头啊。”我一边画着我的梅花花瓣,一边没好气地数落他:“就你事多,一会儿一个把戏,一会儿一个把戏,弄的这课堂没太平的时候。”没料到老哈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我没扯什么把戏啊,你瞧瞧我这画了什么呀。”接着他又委屈地说道:“我看我画出的东西自己心里还挺难过呢。”我扭头看老哈的练习稿,可不,长的、短的、粗的、细的,根根竹竿的两头架着两个疙瘩,看上去就像是一堆骨头。围上前来的同学们也看出名堂来了。前排的一个同学回头看后笑着说:“老哈画骨头画得不错,有点水平。”看来不用我翻译“科诺痕”这词了,大伙儿明白科诺痕就是骨头的意思。背后有人捂着嘴嘟哝:“噢哟哟,这堆东西看上去蛮骇人的呀!”这时的课堂真是不太平了,几乎每个人的注意力都转到了老哈画出的那堆科诺痕上。老师走上前来看了一眼老哈的作品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来,点点头对大伙儿的议论作出评判:“老哈同学画的竹竿看上去像骨头。”这一笑一点头让老哈来了劲,以为大家包括老师对他的作品下了有创意的结论。他干脆站起身来,得意地做起大花鬼脸来,接着又举起他的练习稿转了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让大家欣赏,边转边问:“讯?(好看,不错等的意思)讯?”不少人以为他在用中文问“行?行?”便异口同声的答道:“行,行。”课堂里此时尽是问声、答声、笑声、叫声、座椅的挪动声,偶尔还夹着鼓掌声,简直是乱了套。再看另外两个人马萨利和瓦格纳太太,他们将练习稿已悄悄地收进了书包里,谁也没注意他两曾画出了什么来,满脸疑惑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歪着头,睁着眼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三个月的课热热闹闹地上完了。老哈成了班上最受欢迎的滑稽明星;马萨里逃课最多;瓦格纳太太学画最认真;我在课堂上学的练得最少,脑袋发胀的时刻最多。结业的时候,老哈停留在画竹竿的水平上,但竹竿两头的疙瘩没有了,还勉勉强强地学会了画竹节;马萨利画的竹竿始终直不了,而且粗细不均;瓦格纳太太大有收获,能画出整棵的竹子来。老哈将十来张练习稿用以一毛钱人民币一张的价格卖给了马萨里,说是一来学中国画一场算有所成就,二来今后马萨利有稿样可继续“画猪”。有个同学也花一毛钱买了一张老哈的练习稿,说是对这个老外同学“鼓励一番”。
十多年后的一个偶然机会从熟人那里听到瓦格纳太太回国后继续学画中国画,还专门请了一名中国老师上门授课。据说每年圣诞节瓦格纳太太用自己画的中国画制作贺卡,贺卡上还出现了梅花,兰花和菊花。
我将方少青的照片放大,连同他的德文简历寄给了毕尤戈先生。由于种种原因,我和方少青都没有能够出席在瑞士的画展。我在画展结束后的第二个星期飞去瑞士见到了比尤戈先生。方少青的画展举办成功!迅达公司和当地的报纸报道了画展的成功举办,方少青的事迹和大头像上了报纸。画展是在迅达公司员工餐厅里举行的,据说不少来吃饭的人为看画而忘了吃饭。从普通职员到高层管理人员,加上外来的参观者有二十多人买了画。画展结束后好些日子还会有人打听买画的事。
瑞士的画展不仅让方少青打了经济上的翻身仗,而且为他今后成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做为他的经纪人,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先后在小范围里为他举办了个人画展。我的初衷达到了,我对自己努力的结果很满意。
婚后在上海的两年里我几乎没有过空闲的时候。我很少去关心别人在想什么、做什么、说什么;我专心地,努力地做了一些我想做的事;专心地、努力地去关心迪特的生活和帮助他的事业。我赞同英国思想家卢梭的观点:“女人的尊严包括不求闻达于世-她的荣耀是她的丈夫的尊严,她的欢悦是她的家庭快乐。”我甚至相信舒适的家庭生活是帮助男人成立事业的要素之一。
迪特的应酬很多,我经常在家等他回来等到很晚。迪特每天回家时,无论多晚我都陪他说说话。在没有应酬的时候,我不管在做什么事,都会在他回家之前赶回来。我换上干净的衣服,将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备好茶水,用笑脸迎接他回家。在迪特最忙最累的时候,我的这般表现对他很重要。我要让他踏进家门的那一时刻,犹如在风浪中行驶了很久的小船驶进了风平浪静的港湾的那一时刻,我要让他有倦鸟归巢的感觉。以后很多年里迪特常常对我说,对男人来说,社会是个令人不断处于紧张状态的战场,而家庭则是男人心灵的绿洲。“我的欢乐由你的笑容托起,我的疲倦由家的温馨拂去。”他还这样说过。
迪特是个很恋家的人,只要可能他会躲避应酬早早回家;而我则鼓励他参加各种应酬,希望更多的人认识他,了解他,希望他成功并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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