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胜的平行世界：让我们的孩子，未来生活在一个更好的社会中

王胜体验大地 2021-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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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佰特公学」（id：betterciti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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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百特教育创始人王胜先生两年前（2016年）的一个演讲。

在这个演讲中，王胜先生讲述了他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读大学到二零一六年做百特财商教育之间二十多年的生活工作经历，异彩纷呈，幽默风趣，诚恳动人。

这二十多年中，我所努力的，就是让孩子们可以像王胜先生这样生活，随心所欲，自由自在，自主选择，积极探索。而这，却是我在孩提时代、青少年时期，一直都渴望拥有而从来没有机会获得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两年前，因为这篇演讲，我从王胜先生的朋友，变成了王胜先生的粉丝。

这篇文章很长，但是我相信，您会像我一样，一口气读完并推荐给您的朋友们！我更相信，您读后，会更加了解财商教育，会更加明白金钱与尊严和幸福的关系，会更相信好的教育，能够改变世界⋯⋯ 正如王胜先生所说的：＂让我们的孩子，未来生活在一个更好的社会中！＂

王胜的平行世界

文丨王胜

在座的老师可能对我不了解，对百特教育也不了解，我接下来会讲下百特是怎样的机构、我如何创办这个机构、百特要做什么、百特和我的关联，这个过程可能会对大家有一些启发和帮助。我的题目是“平行世界（Parallel Worlds）”，先不解释是什么意思。

我先讲下我个人的经历，可能更有意思一点，这是我工作以来的里程碑式年份：1991年大学毕业开始工作，1997年换工作，间隔两年不到，1999年换工作，2009年换工作，现在2016年了，看来又要开始换工作，又要开始动了，七年之痒，这是绕不过去的。

1980年末　青岛上大学

我是在青岛读的大学，读物理专业，大学毕业时就把物理专业相关的书全卖掉了，觉得这辈子再也不会碰和物理相关的东西了，那个年代大学填报志愿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填报什么。我的第一志愿是南京大学的动物学，差了两分没去成，否则的话，我现在可能在某个动物园里面混。幸亏差了两分，入取了中国海洋大学，因为青岛有海，到海边玩玩挺好，至于读什么，当时一点也不在乎。对于我来说，物理和文科都一样，无所谓，也没想过将来要做什么。

大学一年级时，就觉得这不是我喜欢的专业，想转系，但是那个年代不让转系，只好闷头读，不过大学还是很好混的。我从大一就开始大量地阅读英文小说，那时候，青岛中山路的新华书店有一个很小的外文部，英文小说还是影印本，不是正式出版物，它们出一本我就买一本，现在家里面的书柜里还有几十本影印的英文小说，基本上我都读过了，做梦都是英文的内容。我记得读《飘》那本小说，一千多页的英文，我读了四天四夜，上课吃饭都在读，一直读到很入戏的程度。所以大学期间是过着比较文艺的生活，学过画画，逛逛海棠，看看德国建筑，游游泳什么的。

1991年　古籍书店工作

大学毕业时，有机会去北京、上海或深圳等地工作，但是我非常厌倦宿舍的生活了，想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正好老家有一个书店的工作，我想去书店工作还可以继续看书，当时完全没有职业规划，不知道这个工作于我的意义，但就是想有一个能看书的地方。那时书店只有我一个大学生，在将近500平米的大堂有上万本的书，刚开始站柜台，顾客进来对我说要买哪本书，我可以指出是在哪个书架第几层哪个位置，对图书熟悉到了这样精细的程度，因为每天无事可做，就是翻书看书。后来到仓库搬运书籍，到大学里面摆地摊，到出版社购买书籍，五六年里认识了很多朋友，谈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恋爱，各种相亲，无数的不成功，浑浑噩噩地过了六年生活，差不多也厌倦了，但后来回想那是工作以来最开心的日子，没赚到钱，一个月一两百钱，没什么想法，和一帮朋友打球、瞎侃，没有规划和目标，但在这种有很多朋友和书，也没有钱和负担的情况下，是过得很开心的一段历程。

1997年　慢慢成为商界精英

1990年以后，国家走向了市场经济时代，书店舒适宁静的生活被打破，书店换了经理，不允许我们这样整天开心下去了。1997年，我就离开书店这个国营单位，下海去打工。大学时老师说我们学物理的人是万金油，啥都能做。我就花了一个星期时间摸索了下电脑，学习了PhotoShop，当地有一个不错的广告公司，就去应聘，成了广告设计师。刚进入新的岗位，没日没夜地干，工资很快从200块涨到了900块，觉得很有钱了，斗志昂扬，经常加班，加班的唯一好处就是遇到了女朋友，她也经常加班，后来成为了现在的老婆，所以加班其实有时候也是有好处的（笑声）。

过了一年，离开了这个公司，和朋友一起开办了自己的公司，给企业做网页，学的是新东西，1997年后互联网刚刚兴起，当时不太懂就去杭州学习，跑到马云的公司“中国黄页”那学如何做网页，学了一个星期就差不多学会了，问马云未来怎么发展，他说也不知道，我看他也是一片茫然，长得还这么丑，于是就不想跟他混了，离开了（笑声），算是错过了一次很好的机会。

回来后自己做网站差不多一年，大学同学问我要不要去帮IBM公司做互联网的公关咨询，1998年时，IBM还在卖电脑，还没有被联想收购，需要做互联网的推广，那时懂互联网的人太少了，同学邀请我去，于是就答应去北京，也满足了自己从小城市到大城市的愿望。

在北京工作了大半年，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之前在国营单位，后来做自己的小公司，到了北京帮IBM公司做企业咨询，见识到了一个大外企的氛围，就是井井有条，各种高大上，各种模板和职业规范，我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熏陶，知道了原来企业还可以这样运转，知道了有那样职业的工作者，有那么严谨的职业态度。

在这个期间，太太从老家辞职，到了北京就天天投递简历，有天莫名其妙收到了一家新加坡IT公司的录用邮件，那个公司老板问我太太是否愿意去新加坡公司工作，太太说要问一下先生，顺便告诉了那位老板，先生在帮IBM公司工作，后来老板就也给我打电话，通了15分钟电话，就问我愿不愿意一起来新加坡工作，我就想：“why not”？反正没有孩子，就和老婆去新加坡公司工作，把我同学给甩了，他至今耿耿于怀。

我们1999年底到达新加坡，这是家做全球互联网的移动广告公司，叫BuzzCity，还在运营中，我就做中国区的总经理，开拓中国区的市场。后来在新加坡工作生活了两三年，慢慢适应了国外的生活，了解了跨国公司的运作，那时候，公司就已经开始用互联网公司的管理方式，所有的文件、材料都在网上，BuzzCity的创始人是新加坡国家科学院的研究员，拿了创业资金和风投就开始出来做这个互联网公司，全部的工作都在网上进行，那时我就开始学习怎么在网上运作和管理公司。

除了学习国际公司的运作之外，我在新加坡生活也有很多的收获，我的大女儿在新加坡出生。在新加坡工作期间，有一件事情对我后来的职业生涯产生很大的影响，那是在去了新加坡之后不久，老板跟我们开会，开完会说“中国市场你来负责”然后就走了。开始的几个月，虽然每周有开会，但也没什么话可说，他平时也不找我，没人管过我，我太太是做IT软件编程的，她都有事做，我就在办公室里守着个电脑，上上网，无事可做，我当时就很奇怪，为什么没人来教我怎么做这个市场，怎么去开拓，怎么弄呢？没人教我。后来我才明白，其实我们新加坡老板也不知道怎么做中国市场，没人知道（笑声）。那么把你叫过来就指望你来做的，所以他也不好指导我。那么这个情况下，我就开始自己琢磨了，我怎么打开中国市场，这么大一个市场，怎么弄，然后就一点点搞，一点点琢磨，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跟这个洽谈跟那个洽谈，飞到国内来找合作伙伴，差不多一年左右，那个时代还是属于用户数的时代，谁用户数量大谁就是老大，我们花了差不多一年时间，中国地区的用户数成了公司各个国家里面做得最大的。那个时候印度也不行，我们是最大，第一年我就得了公司最有价值员工奖。

这个经历让我体会到：一个人在某一个环境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自己要去找方向，自己要去找出路，在没有人帮你，没有人去给你很大的资源空间的时候，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去面对这个困境，怎么去面对这样一个未知的未来。你拿了工资，也没人给你压力的时候，你怎么自己给自己找压力，自己给自己找目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有创业精神。

我现在可以说，你王胜有创业精神，是一个会创业的人，但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创业精神，还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说法。其实，我们遇到一个人，并开始合作的时候，他自己找方向是非常重要的，你的老板很可能跟你一样茫然无措，这个时候你怎么去面对现实，这很重要。

就像学校里的老师，当你刚接手一个新班，有时候校长知道怎么做，有时候校长可能不知道，有时候校长故意说不知道，让你去探索——怎样去管理好一个班级，去处理一个突发事件。这个时候，就需要创业意识。在新加坡这个公我司工做了六年，学到了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学到了创新的精神。

在新加坡生活工作了两年，我们回到了中国，我还是要回到中国市场，中国市场发展很快，我选择到上海定居，开始在上海开拓中国市场，很快就迎来了移动互联网的时代。那是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通过技术来赚钱很容易。我们是通过短信订阅，发一条信息，例如，一天发你一条健康信息，告诉你早上应该吃早饭，晚上应该少吃饭，诸如此类。一条健康信息，一个月是5块钱，那个时候，5块钱也不多，假如说我有50万用户，一个月就有250万。对吧，那是个很疯狂的年代。

类似的短信息很多，我那个时候的工作就是搭建合作伙伴，建立架构，然后天天盯着电脑看，看你这个健康信息有多少用户，娱乐信息多少用户，体育信息多少用户，这边不停的业务翻番，那边一天几十万的钱进来。看完我就走了，就不管了，这个生意简直是不用做，那是太容易赚钱的时代。

这个状态的好处，对生意来说是好的，坏处是对我当时这样一个三十几岁的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陷阱。你不知道，其实你最顺利的时候往往是你面临最大陷阱的时候，但我们不知道是最大的陷阱，当你做生意很容易的时候，你觉得一切都很容易，对吧。

对可预见的人生轨迹产生怀疑

那时我在上海买了房子，在恒隆广场上班，是上海最好的办公楼，光鲜得很。上班时就到恒隆对面的中信泰富厦门上海第一个StarBucks去喝喝咖啡，看看美女，和合作伙伴谈谈话，聊聊天。因为合作伙伴和我们一起赚钱，对我们的态度也很好。在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某种程度上已经失去了人生的方向。好像你的人生就是从家里到上班去看看电脑看看钱，到月底跟合作伙伴把钱拿回来。其实也不是钱，是数字，把它交给老板，再拿工资。好像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轨迹，时间一长，你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再次失去了生活的方向。

如同我之前在老家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多少工资，也没有方向，就天天玩，看书，日子过得很充实，因为你有很多书可以看，很多朋友可以玩。现在回想起来，在我人生的每个阶段，我都过得非常的充实，但是充实不意味着你有方向，不意味着你有目标，不意味着你有意义感。

在上海工作的时候，为了更快地融入上海，我到复旦大学和香港大学合办的沪港管理学院读了一个MBA，交了很多MBA的朋友，每两周末去读两天书，看起来你读了很多，其实管理学的知识，很多是基础性的东西。当时我还有个篮球队，我们可以每周去打篮球，上海的很多篮球场我们都打过了，但是这种充实的日子并不意味着我有成就感，并不意味着我有意义感，就这么一个日子吧！

这样的日子到了第六年的时候，这种无意义感越来越多，越来越不清楚的时候，我就在想我的方向在哪里，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相信很多进入职场的人，工作了五六年之后，当你拿到了中级职称或者高级职称之后，慢慢也会发现，就是你工作已经上手，教书教得很溜，什么都很溜的时候，你此时的价值感也在慢慢的下降。我那个时候整天吃喝玩乐，也不照顾家庭，跟我大女儿交流也不多，只是周末简单带她出去玩玩，给她读读睡前故事，其他也不管，所以我老婆对我很不满意，一直不肯要第二个孩子，理由很简单，生了孩子你也不顾家，干嘛要生，不生，那时候就那么一个状态。

2002年后，寻找意义的过程中

找到方向——做教育

2002年，拿了香港大学的MBA硕士学位，又不知道干什么了，就想干脆继续读个博士吧，其实读博士并不是说我要读那个博士，只是那时候无事可做，总得找个事做，那么读博士总不能再读管理学吧，管理学本来就是混出来的学位，那么再读再混不就是给自己找麻烦吗？大家知道，在中国读博士的第一步是认识博导，所以我就想找什么博导呢，我就找了我哥哥，他是一所中学的历史老师，认识很多教育界的人士，他说，我认识苏州大学的朱永新老师，我跟他说一说，看他能不能要你。

朱永新老师是这样一个背景，大家也知道他是做新教育实验的，他2002年开始推广新教育，推广阅读、书香校园、教师发展等，他也发起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推广各种教育创新的事情。到了2005年，新教育实验在全国已经开始有名气，他身边聚集了一批一线的名师，他们创办了教育在线网站，很多人在教育在线网站上交流谈论，但是网站的管理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研究院的运作也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一帮书生不知道怎么管理网站，不知道怎么运作研究院，朱老师一听，啊，你弟弟是管理人才，又是做互联网的，我要。

我之前没有教育背景，我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哥哥嫂子姐姐姐夫全部做过老师，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但就我一个人不是老师。朱老师说你来，因为我需要你帮我管理这个网站，管理这个研究院，但是你要考试。我想那就考吧，考试咱不怕！英语没问题，政治和教育理论也过关了，2005年就考上了苏州大学教育哲学的博士研究生，开始跟着朱老师读书。

2005年开始，我进入教育行业，但没想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坑。朱老师不是一般的博导，他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学者，非常独特地在实践中做教育的博导。他跟别人不一样，他把工资之外所有的钱都捐来做这个新教育。他给我们上课也很独特，那个时候他还是苏州市的副市长，在苏州大学有个朱永新工作室，他每周一晚七点到十点把我们这些博士生研究生以及访问学者等拉到他的工作室，然后让每个人谈谈你上周读了什么书，干了什么事，每个人都要讲，其实对很多一线的老师来说是很好讲的，我读了某本书，做了什么教育创新，有了什么收获……但轮到我讲的时候，我就很彷徨，因为我没读什么教育方面的书，我读的书可能跟这个教育完全不相干，我做的事情跟课堂教学也不相干，我在一线的名师面前是个傻子，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总不能说管理经验吧，那个时候也没什么管理经验，做互联网的也不需要管理经验，你就管管IT技术就好了，那我讲什么呢？

国内有很多名师都是我的同学，每个人都是滔滔不绝，口吐莲花，我能讲什么？我不知道讲什么！所以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像个傻瓜一样不知道怎么开口，只能干巴巴讲几句话，我读了这本书，这个书讲的是什么东西，朱老师每次都不太耐烦的听我讲话，“好，行行行，差不多行了，你到边上去吧……”其他人再讲。他也知道我讲不了，我也觉得我讲不了，我也写不了，所以跟这帮名师在一起时是很痛苦的一段经历。所以我很不喜欢他们，但也没办法，我还得为他们服务。这就是朱老师上课的一种方式，每周要过这堂课，然后每周三晚上就到干将路上的两岸咖啡，他家对面的两岸咖啡，谈谈新教育实验的事情，每周一晚上是谈学习的事，读书的事，每周三晚上是谈工作的事，那谈工作的事我倒是可以讲讲网站怎么样，但其实也轮不到我讲太多，因为他身边围着太多的名师给他讲各种各样的故事。

那时，朱老师作为苏州的副市长，还在苏州工作，不像现在在北京工作。那时，我们可以每周和他见面交流，他用了很多的业余时间跟我们这些人混在一块，谈新教育，现在回想起来，这是最好的课堂，比那个给我们讲教育理论要生动更加有趣。但当时不知道，当时只知道跟在他后面去喝茶开会谈事，交各种各样的朋友。

这样过了差不多大半年，工作也越来越多, 我就发现他身边有这样的一帮人，所谓的一个疯子带着一帮傻子在做新教育。我就觉得真的是一帮傻子了，因为这帮人真的是不拿一分钱跟着朱老师做新教育，这么有热情这么有激情，很多人也都三十多岁了，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这帮人也不为了钱，在这边整天高谈阔论是干嘛呢。对我这个十几年商业社会里混出来的人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很莫名其妙，这帮人为什么对教育如此痴迷，对这个这么有热情？后来朱老师说你怎么办，你这个博士怎么读，你还要全职读，还不能回去工作。

后来，我干脆把新加坡公司中国区总经理的工作辞掉了，就全职跟着朱老师来做事，其实那个时候我感触，还不是读书，我就做事就好了，为他们服务。我想在整个新教育实验里面我要找到自己的定位，我是为大家服务的人，我为大家找钱，为大家把网站服务好，把会议的安排做好，我觉得我也尽到我的一份责任，至于是不是我站在台上讲，我不求这个事。做商业的人是很容易自我找台阶的，我找到自己的定位，我觉得也挺好，我也不跟哪个争，所以我就把工作辞掉，把几十万年薪的工作辞掉，还没敢跟老婆讲，这个讲了肯定过不了，老婆也是糊里糊涂的，也没太问。

从2005年开始，我给大家做服务，这个坑就很大了，没有工资的工作，一做就是五年，从05年到09年，我就忙着做新教育实验的推广。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

再后来，我就跟了杨东平老师去了北京，好像是2006年底去的，去做教育公共政策，这就意味着整个团队一分为二，一个团队留在苏州做新教育实验，一个团队去北京做21世纪教育研究院，就是教育公共政策研究和倡导。杨东平教授和朱永新教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不同风格的教授。杨老师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他演讲不行，但他的逻辑非常清楚，表达非常清晰。朱老师是个非常热情洋溢的人，很有感染力，他的口才非常好，听完他的演讲热血沸腾，就要跟他做新教育，但杨东平老师没有这个能力，不过对我这样一个商业背景的人来讲，我更喜欢杨老师这样的风格，因为更加的理性思维，因为我感性不行啊，就跟着理性。

这样我又回到了北京开始推动教育公共政策的改变，例如教师的薪酬改革，职业教育的融入，民办教育的改革，高考制度的改革。这期间组织了无数的会议，做了无数次的报告，去很多的学校调研，在更大的视野下，看中国教育是怎么回事。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里，我的定位还是一个做服务的人，但是跟着这帮学者开始对中国教育的认识和了解已经跳出了以小学教育为主体，以阅读为核心的教育视野，看到一个更广泛的视野。原来我们的教育还有很多创新的地方，无论是制度的创新，还是校长领导力的创新，还是课堂教学的创新、课程的创新，有这么多的视角可以推动教育的变革，我开始对教育有更广泛的认识。

从2007年到2010年，在这四年时间里，我在北京做这个工作，这也是开创性的工作。因为一开始，研究院也是一穷二白，一切从零开始，当时只有两三个人，钱也没有，工资也没有，就这么几个人开始做研究院。

不过，我们有杨东平这样很好的教授是一个很充实的基础，但是资金和运作上是从零开始，对我来说从零开始恰恰是最不怕的，我最不怕的就是什么都没有。我要的就是空间，只要给我空间，我就能把它做出来，所以我们就开始在北京打天下。在杨老师的指导下，我就跟福特基金会的何进先生洽谈，谈中国教育制度创新奖的项目，我在公益界拿到的第一笔就是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十九万美元，当时是很大一笔钱，2007年拿到十几万美元，就是一百多万开始运作，这意味着是一个很好的开头。

除了找钱，还需要机构的发展。推动社会进步，不能只是你一小撮人在做，最好各界的资源能够整合起来，一起来做，所以我们后来就说搭建一个理事会。找谁呢，杨老师就发挥了他的作用，利用他的威望，找了当时还是西安欧亚学院的创始人胡建波先生，后来通过胡建波找了徐小平，找了陈丹青、袁岳等，找了很多这种公共知识分子来做我们的理事。当然除了出谋划策，还有资金上、思想上的一个保证，把这个研究院搭建一个框架可以朝前走。那几年我们也发布《中国教育蓝皮书》，每年都出的。创办了“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资助教育研究的“小资计划”等，也开始关注小范围的农村制度的研究，经过三四年的时间，把21世纪教育研究院搭建出了一个框架，组建了一个团队。

从2005年跟朱永新老师做新教育实验，做阅读教育的推广，到2007年跟杨东平老师做这个教育公共政策的研究，经历了两种不同风格的高手在一起的工作，对教育有了很多新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朱老师这个教育创新之路，他很强有力的做法是：不管教育制度改不改变，不管教育制度如何桎梏人，我们戴着脚镣也要跳舞。作为一名教师，关起这个教室门，我们就是这个教室的国王，在这四十五分钟的课堂上我就能决定如何度过。通过这样的信念，使得一大批的老师说我也可以做教育创新，我也可以追求好的教育理想，我也可以做一个好的老师，只要我想，我就能做！这是朱老师的信条，他是这么想，他也是这么做的，他推动了新教育上百万师生的变革，这是非常有效的。但是这样的教育创新也有其局限，以个人激情个人的理想追求为途径来走的创新之路，有好的一面，也有不足的一面，它太个性化，它很难调出一个通用的模式。这是一个可以鼓舞人的模式，但不是一个可复制的模式，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次讲座会影响到哪一位老师，对这个老师会影响到什么程度你是无法预计的。朱老师可以说，他做一次讲座就能影响几个人，也可能几十人，一百多个人，但一直能够影响人，但这个人是谁，他会有什么变化，他不知道，这是一场不可预计的教育变革，对个别人的依赖程度很高。

那杨东平老师做的是另外一个模式，他认为中国教育创新之路应该推动制度的变革，因为制度一变革，就会影响很多人很多事，比如，一个县的教育局局长，他决定减负，他决定考试不要全部以成绩为中心，他决定校长有更多的自主权，整个县所有的学校都会放松，都会改变，所以制度的变革是最大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中他认为制度是最大的变革，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做法，是很好的一个途径。但是它也有它的缺陷，因为你不知道下一个制度变革什么时候发生，发生多少也不知道。我们的政府什么时候采用了你的哪一条建议，建议实施什么程度你不知道，但你知道它可能会发生，可能在云南发生可能在河南发生，也可能在教育部发生，你不知道。这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但是是两条相辅相成的路，都是以民间的力量推动教育变革。

跟着两位顶尖高手做了这么多年之后，我觉得非常的好，但是如果说我自己要做的话，这两条路我都做不到。因为我推动个人的这种变革，我没有那个影响力，我也没有那么大的激情，当我听到“教育是一朵云影响一朵云，一个人影响一个人”的时候，作为商业出身的人我，就觉得这事不太靠谱，什么“一朵云影响一朵云，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感性的东西太多了，我听到太感性的东西就头皮发麻，但是我也知道它是对的，因为我看看这么多活生生的老师在变化着。我听到朱老师的演讲真是滔滔不绝，一些老师受影响很大，但是我就老嘲笑他尽是忽悠人，但是他真的忽悠的很美忽悠的很好，我没这能力啊，我做不到，所以说这条路我走不通。那杨老师的这条路呢，我也走不通，它也需要很高的影响力，需要很强大的人脉关系，本身有很深学术的积淀，这才能做到影响很多的学者专家媒体来一起做这件事，我也做不到。

那我能做什么？最终我们都会发现每个人能够做的事情都跟他的历史有关系，跟他的背景有关系，跟他的经历有关系，那我十几年商业的经历可能决定了我要做教育创新可能走跟商业类似的道路。我就想，是不是可以从一个相对可复制、有边界的方面去操作，就是这件事是有头有尾的、有范围，这件事相对比较容易复制，它的成本可能容易核算。这是一门课程，无论是哪一门课程，它都有课程的目的、课程的设计、课程的过程、课程的评价，有头有尾。它都有一个载体，它要么是一本书要么是一堆教育用材，使用起来有流程，这个流程是可以相对规范化的。所以说，如果是课程创新的话，我可能走这条路，只是如果要走这条路的话，怎么走那时我也不知道。从哪个课程入手呢，德育，安全教育，环保教育，体育......我也不知道，这个时候某种程度上就看运气了。

2009年，运气来临

课程方向和资金“从天而降”

到2009年的时候，真有钱从天上掉下来砸到我头上，有一大笔钱来了。怎么来的呢，2008年花旗银行在北京开设了一个分行，作为一个有近两百年历史的国际机构，它来中国开展业务的时候，同时还带来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对中国的很多企业来讲这是很焦头烂额的事情，但对花旗银行来讲这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它的战略，它的预算里面很自然地有这个部分。2008 年它想做什么呢，它想送给高中生一本理财普及读物。

那本书是彩色印刷的，中英文对照，做的很好，来中国之前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等地已经进入了很多中学，但到了国内，那时它一所学校也进不去。没办法他们找到出版商的朋友，辗转找到我，让我帮忙送书给中国的学生。我就和我的朋友张玮一起找到上海、北京的中学，如上海中学、复旦附中、华师大二附中、北京四中、人大附中等，你们想得到的上海北京最好的中学，我们全部给它送进去了，我心想不就是送书吗，不是什么难事，送东西给别人有什么难的。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大部分学校的老师对此是不感冒的，说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小孩子要学什么理财嘛，管什么钱的，莫名其妙；但也有些老师说这个东西很好，我长这么大没学过理财，其实那时股票市场起头了，很多老师也不知道怎么去理财，怎么去投资，要学的。那么对学生而言，学生很喜欢，学生看到新的内容，看到了他们不知道的东西，他们其实都很好奇，都很有兴趣，我是后来才知道其实学生对所有不考试的事情都有兴趣（笑）。当时我就觉得这有需求，可以做。再看看国内有没有人做这事呢，没有，没有一家社会组织在做这件事，只有一家国际组织JA在做这件事，但是这是国际组织。花旗银行的同仁看我们把书送得很好，就问我们要不要继续做，我当时正在工作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是做教育政策的，虽然花旗银行有名气有钱，但不在研究院的营业范围的事，基本不做。

成立百特教育

但这事有社会需求，又有人愿意出钱促成此事，怎么就这么不做呢？所以我想我们成立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把这个项目接下来开始做，花旗集团基金会提供了5万美元让我们启动，但我自己当时还有工作，不能做，我就请了我的合作伙伴张玮先生来做这件事情，我们为这个机构起了一个名字叫：百特教育。为什么叫百特教育？因为当时有一本书很畅销，是李开复的《做最好的自己》，我就想“最好的自己”是一个最终的状态，而人生漫长，我们需要不断完善自己，做更好的自己，这才是动态的，因此，better要比best好，英文better的谐音就是百特，而在中文“百特教育”里面，还寓含了我们不仅仅要一百分的教育，还需要让孩子有特长有特点的教育，合起来就是“百特教育”。

很快我们就开始运作了，不过开始之后，慢慢就发现这件事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不是说我花旗给我们钱，我们送书给学校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对于这个项目中的财商的教育意义，我们是慢慢地才有所认识，在跟学生家长老师的交往，才开始一点点明白这不是一件简单的拿钱送货的事，而是具有其独特的意义。

随着事情的发展，因为事情比人强，很快这个事情的发展超过我们设想的范围。跟花旗合作之后，因为做了高中生理财，花旗银行还举办了一个亚洲金融教育峰会，正好那一年在北京举办。作为合作伙伴，我受邀去参加这个峰会，我也不知道这个会议是干嘛的。会议茶歇的时候就喝喝茶，聊聊天。有一个外国小伙，他找不到人聊天就跟我瞎聊，他说他在王府井买茶叶被骗了，花了1000多块钱买的其实只值几十块钱的茶叶，话锋一转他问我是做什么的，我是做中学生理财的，那个场合里我总不能说我是做教育公共政策的吧。他听了很高兴，因为他是第一次到中国，一个人也不认识，一下子听到还有人做理财教育，很兴奋。他说他们有一个小学生理财项目，问我愿不愿意做，我说什么项目啊，他说一个小学生理财项目，他也说不清。他说2009年7月份在埃及首都开罗有一个全球的金融教育大会，他们可以请我去，来回路费都是他们出。这么好的条件，我就想为什么不去呢，对吧，我管它是什么呢，先去神秘的埃及看看吧，因为这是我从来没去过的地方，所以咱们要去，对吧，那就去呗。

收获阿福童课程

7月初我去了开罗，参加国际儿童储蓄基金会的全球年会。当然开会肯定要玩的嘛，会议上还组织我们去参观金字塔，这真是令人兴奋！站在金字塔下面，感到无比的震撼，那种体积上的巨大只有在其面前，才能感受到其巨大的力量。在金字塔附近，晃悠着一个埃及小男孩，我就和他合影，高高兴兴地和他合影，合完影之后小男孩就伸手了，他要钱，要10磅给他，我没想到小孩子要钱，不过意识到这对他来说是个很好的创业项目，那是我第一次真实地遇到儿童创业的情况，就觉得很开心，也没什么对错吧。

在这个国际会议上，我认识了很多的老外。（图片上）一个是蒙古的美女，这边是两个印度的朋友，我和他们处的很好。这个会议对我来说影响很大。我完全没有想到几十个国家的人会相处得如此自然友好。整个会议的安排跟中国的会议完全不同，没有主席台，没有领导。会议主席，也就是国际儿童储蓄基金会的创始人Jeroo Billiermore女士在开会的时候，她就往地上一坐，看你们开会，没有一点的架子，非常的自由自然。这给了我另一种震撼，不同于金字塔的实物，这是来自于心灵深处的震撼。这让我体会到原来人还可以这么相处，原来人还可以这么平等的交流。这些人来自几十个国家，有的富，有的穷，他们在一块穿着各种各种的服装，说着各种各样的语言，可是整个会场里洋溢着自由平等祥和的气息。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是个非常美好的事情，那么这个会议主办方想要传递的课程应该也是个美好的课程。所以我就说我要做中国的总代理。签约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会议的第五天了，前面三、四天的时间里我因为好几年没出国了，英语用得少，我也听不太清楚，到第五天的时候我的脑子突然开始灵光一闪，所有的英文听得懂，说得也很流利了，然后就跟他们签约，他们也很高兴，因为中国对他们来说是个神秘的国家，是个陌生的国度，又具有那么大的潜能，就这样我就把阿福童课程带到国内来了。

回到国内来我就开始组织人手翻译，我自己带着华师大的研究生开始翻译，一个月的时间翻译成中文。8月份我们就要开始教师培训，但是到了这里，要做教师培训了，我就抓瞎了，我从来没有上过一门课，没在课堂上站过一天，我不知道怎么教学，所以那只能找帮手了。很自然的我就去找我哥哥，我就去跟我做特级教师的哥哥王雄谈，有这么一门课程，叫“Aflatoun”社会理财课程，让我们的孩子去认识自我，学习拥有什么样的权利和责任，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做计划做预算，尝试创业，让他们成长为一个经济公民，我哥听了很认可，他是一位历史特级老师，从小就比我多才多艺，一直压我两头，他还给这门外来的课程起了一个中文名字：阿福童——快乐幸福的儿童，这个名字真得贴切，我们希望孩子学这门课程，要快乐地学习，学会了可以知道幸福和金钱的关系，成为幸福的人。于是，我哥哥就加入进来，培训我们的老师。这个培训是参与式的，是每个人平等交流的，是没有主席台的，是没有领导发言的，没有专家的，是参会者自主发言的，所以这个咱们得先有共识，我哥哥都认同！

8月下旬，我们就做了第一期教师培训，开始了阿福童课程的中国本土化。这对于18个第一次参加阿福童培训的老师来说是新奇的！他们接到教育局的通知来参加培训，拿一个培训学分，但没想到不是专家讲座，而是一个平等交流的学习，对此他们很喜欢。他们成为了我们课程第一批讲师，很多教师也是第一次知道还有公益的概念，了解到有些人不拿钱可以为别人服务，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快乐，所以这18个老师中迄今还有一些老师成为我们终身的培训师志愿者，开始利用暑假的时间到云南，贵州，四川去培训其他的老师，从09年开始，我们就做这个事，开始了很长很长的旅程。我们到很多的学校去给学生上课，给他们去培训，教他们上这个课，让他们认识自我，认识储蓄，认识计划的这些事情，开始了社会理财课程的运作。但是运作了一两年，又出现了许多问题。当然，没有问题就奇怪了。

我哥哥王雄带领的这个团队，对老师是非常了解，非常理解的，那么，老师在阿福童教师培训中学的这种人与人的平等态度，跟学生平等交流的技巧，回去之后，他可以在语文课、数学课、英语课，班会课上去使用，去改变许多老师的师生关系，甚至上课的方式，这是很多老师所喜欢的。同时，也是很多老师不喜欢，因为平等的师生关系对于很多老师而言是难以接受的，一旦与学生平等了，他就不知道如何与学生相处了。我哥这个团队，他们特别喜欢阿福童课程的五个模块里面的头两个模块，第一个模块是认识与探索自我的主题，这个主题确实对每个人来讲，你知道自己有什么，想要什么，将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探索过程。第二个模块是权利与责任的主题，可以探索自己在不同的情境里有什么样的权利和责任，但是我逐渐感觉他们感兴趣的就这么多了；再往下，什么储蓄消费、计划预算等主题，对于他们这帮文科老师来讲，这事很没意思，更不说什么儿童创业的主题！我相信他们并不反对和孩子们谈谈钱，但是究竟怎么谈钱论财，他们心里没底。其实也不怪他们，我这个发起人自己心里也没底。这么一来，阿福童课程的理念在这个教师培训后的传递过程中，越传越没有，就“没钱”了，后来就变成了只有前面两个模块，后面三个模块就没了。

一个公益项目的实际实施过程，往往就是如此。大家都是志愿服务，一分钱也不拿，你就别要求太高了，我对于志愿服务的认识那时也就那么高，那时还不知道台湾有个慈济的公益机构，做他们的志愿者，那个要求一点也不比做五百强的员工的要求低。阿福童课程的五大模块，在实施过程中，项目的理念传播得很快，但是有关财商和创业的部分弱化了。这个时候摆在我面前的就是一个难题，一方面是我兄长的团队不拿一分钱辛辛苦苦地为我们推广课程，到了那么多的偏远学校，另一方面我们的捐赠方还是希望我们这个课给孩子们带去积极的改变。那么积极的改变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体现在科学的评估手段上。什么是科学的评估呢？要能看得见摸得着，要能方便评估。什么是方便评估的呢？考试是一种，对吧？语文考六十五变成七十五，那就是进步。那我们这个财商课怎么评估呢？没法考试，因为它跟孩子的生活息息相关；那没法考试怎么办？看孩子的行为有没有改变，孩子一开始没有记账，从没有记账到记账，没有存钱到存钱，没有做计划到做计划，没有摆过摊到开始摆摊，这都是行为上的转变，这就是这个课程对孩子的影响。其实很多素质教育的课程，都面临这个评估的困难。作为父母，我们给孩子报了这个培训班，那个培训班，是希望孩子学到一些东西，有一些素质上的改变，难道他从不会弹钢琴到会弹钢琴，就是他素质的改变吗？某种程度上讲是的。从他不会游泳到游泳是改变吗？那也是的。再举个例子，比方说阅读，他读一本书跟读一百本书，是不是他读的书多就越有阅读素养吗？未必，但是他从每天完全不阅读到每天可以自主阅读一刻钟，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而有了这个良好的习惯的话，我们可以说这个孩子背后的素养很可能就养成了。所以可观测的行为改变是很重要的评估手段。我们想要知道一个孩子的内在素养是否发生了变化，我们需要有类似这样的有关行为改变的数据。所以，当阿福童项目实施一段时间后，我们发现从我哥哥的团队得不到这些和财商相关的行为转变的数据，这个矛盾冲突就比较大了。这个时候我和我哥就开始产生很大的矛盾，我们就开始讨论，开始吵架，开始冷战以至于最后分手开始各做各的事，我重新带团队做，他也带他自己的团队做自己的事，他现在在做儿童哲学，他做得也非常好。

全职推广百特财商教育

从2010年底到2013年底这个期间，我是在新教育基金会做秘书长，那是我的博士导师朱永新教授委托我做的工作，我必须全职去做好；同时，我就仰仗百特教育的另一位创始人张玮先生和我哥哥的团队做好百特教育。但是，到了2013年底，矛盾冲突到了无法调节的时候，我就必须要辞职了，必须全心全意地来做百特教育，否则这盘棋下不下去了。兼职的状态，对于百特教育不好，对于新教育基金会也不好。2014年，我开始全职做百特教育，带了两个刚毕业的研究生小女孩开始做这事。一旦自己来做了，就体会到这个事是很难的，不是我哥不愿意推广财商教育，实在是困难重重。我们的小学老师无论是教语文的，数学的，英语的，德育的，都喜欢钱，但都不知道怎么和孩子谈钱，都不喜欢谈论这个事情，很多人也不认为这有什么重要性，或者说都不觉得这有什么必要，有的人知道很重要，但我没空。校长让我做我就做一点，不让我做就算了。老师们不做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并不认为这件事情对孩子成长有多么重要，反正孩子长大了都会懂什么是钱。我从小也没受过财商教育，我不是也活到了今天吗？也嫁了很好的老公，开着宝马来上班了，为什么要学这东西，不学也没关系，孩子自然而然就会学会的。这是个很大的一个现实问题。很多老师，当这个观念没有转变的时候，要做这件事非常的难，很多的事是做不下去的，不仅仅是我自己做的时候感受到这个困难，我也开始体会到我哥哥当时做的困难，不是他不想做，而是确实很难，很难的事情自然没有结果。

我们到贵州去做的时候，贵州山区的孩子没有零花钱，他还接受着免费午餐的帮助呢。没有零花钱，拿着免费午餐过日子，你和他谈理财那岂不是天方夜谭嘛？穷人的孩子怎么理财，没有钱怎么理财？这是很大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不知道怎样面对这个巨大的挑战。摆在我们面前有最基本的两个问题，第一个，小孩子为什么要学理财，第二个，穷人的孩子为什么要理财？怎么回答？没法回答，回答不了。但是，我们做商业的人知道你拿了人家的钱，受人以惠，与人消灾。基金会给了我钱，让我在中国推广理财教育，拿了人家的钱啊，总得替人交差啊，我总得埋头去做这个事。尽管很困难，我还是必须要去做，硬着头皮也要去做。从2009年到2016年，很多人已经开始知道小孩子学理财是有很大帮助的，他学会如何管理自己的零花钱和压岁钱，对他的一生是有益的。因为钱对他而言，就只是工具，一个管理自己的工具，它不仅仅是钱。把钱管好了，他就会做计划，就会约束自己的欲望，会延迟满足，会更好的控制自己，会更好的规划自己的未来。钱是一种教育工具，我们现在知道了。原来对孩子而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生都离不开钱，但是我们没有学会怎样和它好好相处。我们说钱有铜臭味，但是我们又喜欢这个铜臭味，只是嘴上不好意思说，但怎么跟这个铜臭味好好的相处呢？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是可以学的东西，我们只是一直没有正视这件事情。

在整个中国的教育里面，有三样东西几乎从来都不教，但是我们一生都需要，钱是其中之一，性是第二个，怎么了解性，怎么和异性相处，没有人教。还有一个不教的就是权，怎么跟“权”相处也没人教，每个人说，哎呀！不喜欢权利，这你能离开权利吗？你的家庭里面有权利，在单位里面也有权利，但是没有人教这个事情。没人教这三样基本的东西，性，钱，权，三个我们口头上不喜欢的东西，但是终其我们的一生都离不开，所以其实很重要。我也是到自己来做时才意识到，我们现行的教育给我们挖了一个多么大的坑！这个教育制度偏重于选拔，忽视平等，问题是公办教育拿的是大家的税收，应该给大家一个更为优惠平等的教育才好，为啥要偏向那些优等生呢？每年只有20%左右的人上大学，那么那些不上大学的80%的年轻人怎么办呢？为啥不给大家讲讲他们一生都会用到的知识、技能和素养呢。我的导师朱永新教授说：要交给孩子一生有用的东西！我不是一个好学生，也不是朱老师喜欢的学生，但是我是执行老师想法最实在的学生。（其实很多差生都是这样，那些考试考得好的学生往往忘老师也最快）

到后来，理财对穷人家的孩子它为什么重要，我们渐渐也知道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应试教育发展到今天，大家也知道，乡村的孩子好不容易考上重点中学，考上县中，由县中考上了北大，或者是某某985大学或者是某某大学，大学毕业又开始准备就业，又找不到好的工作，又找不到自己的未来，不知道自己干什么，跟我当时大学毕业一样，不知道自己当时要干什么，茫然无措。我那时还能找到一个国营单位去工作，很多人农村出来，他没有关系，找不到工作，从小没有人教他怎么规划未来，没有人教他认识和探索自我，怎么了解自己。更为现实的现实是，对农村的孩子而言，能够考上县中的这个比例是少的可怜的，大部分的孩子初中毕业或者初中还没有毕业就开始辍学了，就开始走入工作岗位了，尤其是一些少数民族的女孩子，很多去嫁人了，或者外出打工了，对他们而言，完全不可能上普通大学，他们早早就进入了社会，早早地拿到了一份微薄的工资，但没有人教他们把这份工资管好，很多女孩子很自然地把工资的一部分寄回家给父母，很多男孩子大部分是月光族。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其实是穷人家的孩子早早就进入了社会，不得不当家！学习如果管理钱，管理好自己，对于他们而言其实很重要，但是之前我们不知道，原来还有这个事也是改变世界的方式之一！钱其实跟每个人的尊严是极其相关的，一方面没钱的时候，尊严往往是缺失的；另一方面，不是说钱越多越有尊严，而是说使用好的时候它带给人的尊严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平行的世界

现在有很多富人阶层的二代们，他们很有钱，但钱很多并不意味着他有尊严。我的一个朋友叫王大琪，他写了一本书《财富的孩子》，他爸爸给他留了很多钱，估计是以亿为单位的。他说他有一帮富二代的朋友们，好像都是85后左右，他们成立一个组织叫“原力”，为什么叫原力呢？因为他们这帮富二代失去了原始的动力，他们的钱是几辈子都花不完，他们不知道干嘛。这个几十亿的钱很可能没有带给他更多的尊严，除了可以消耗之外，就像我当处在新加坡公司的时候，我日子过的很好，我天天非常的丰富多彩，卡拉OK、打球、玩，什么都有，时间排的很满，但是它并没有带来更多的意义感，没有带来很多的尊严，其实不知道什么叫尊严，没有想过尊严这个词。但是一个孩子，住在城市里的孩子，或者住在乡村里的孩子，他在社区里面摆个地摊，通过自己的叫卖，自己的努力，把东西卖掉，得到一块钱，这个一块钱带给他的高兴，带给他的尊严感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知道金钱跟尊严其实是有很微妙的关系的，那么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其实到了一个很奇妙的世界，是一个富裕跟贫穷相平行的世界。我们有很富裕的人，我们有很贫困的人，我们有很富裕的城市，有很富裕的生活，但是也有很贫困的生活。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我们处在一个平行世界里面。我们想做什么，我们做的这个阿福童课程，或者说，财商的课程，或者说经济公民的课程，实际上我们希望带给这个社会的是一个平行的课堂，这个平行的课堂，带给平行的社区、平行的城市是不同的东西。什么意思，我们有应试教育的课堂，我们需要的一些知识性的课堂，我们需要的一些应试教育的东西，但是我们也需要一些像艺术、体育、财商、情商、创业等等相关的平行的课堂，我们需要这样一个课堂。

现在，我们在二十几所学校里全面开展阿福童课程，我们叫它“阿福童概念学校”，有的学校已经开展了5年多。这些阿福童概念学校都有一个特点，除了在课堂上教理财之外，还准备了很多很多的活动，并且都在学校里面创建了儿童银行、儿童的虚拟货币、儿童的超市、儿童的邮局、儿童的电影院等，这些孩子们其实是在课堂之外开始学习，是用虚拟货币的道具来学习了。孩子们怎么得到虚拟货币呢？在初期的时候可以通过良好的行为来获得奖励，比如老师说要读书他就可以得到两块钱，扫地就可以得到一块钱等，然后他花钱的话，可以买玩具，也可以买跟校长喝茶的机会，可以跟喜欢的女孩子坐一起上一堂课的机会，可以去办画展的机会，这些活动都已经在这些学校里面不同程度地开展着。

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开始做了一个平行的虚拟城市。在校园里面建一个虚拟的城市，让他们体会怎么赚钱怎么花钱，市场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但是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活动而已。他的日常生活，他的日常班级管理已经跟这事情混到一块去了，如果只是一个活动，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如果跟日常班级管理融到一块，就有很深的影响。在成都的一个老师班上，她从三年级就开始发行自己班级里的货币，成立银行和储蓄所，起草了一套学生自己管理的制度，到五年级的时候，这整个班级的运作她已经不管了，学生全部自己管，她做班主任很轻松，什么都不需要她管，就完全由学生形成一个团队来做了。当然一开始肯定是很混乱的，因为让孩子自己管理自己，一定会经历一个很混乱的过程，其实不是孩子经历的一个过程，就是成人，让我们自己管理自己，不吵架才有鬼呢！一定是有混乱的过程，但你只有经历了这些混乱，才会走向有序的自我管理，才会学习如何与别人一起共同生活。

不少老师和我说，我们也想开展阿福童课程，但是有家长反映说，用虚拟货币去管理孩子的行为，会让孩子变得只认钱，会钻到钱眼里去，所以我们不敢做。这的确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不过这更多是一个成人的问题，我们平时工作加班了，做出成绩了，我们就需要老板给我们肯定，给我们鼓励，发点奖金什么的，为什么孩子就不可以？对于小孩子而言，钱只是一种玩具，一种工具，他们不会一切往钱看，而我们成人更容易这样。会不会有孩子那样做？会，一定会的，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有的人对钱敏感，有的人不敏感。这和其他活动一样，难道说体育课上有人会受伤，我们就不上体育课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孩子会钻到钱眼里去，关键在于当那样的事情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办？该如何引导孩子们去讨论这个事情，去分析、去讨价还价，去开会形成一个大家共赢的机制。在属于孩子他们自己的虚拟城市、虚拟市场里，他们可以摸索出他们自己的方式去面对这些现实的问题。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成人自己，敢不敢面对这个难题？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我们敢不敢用平等的心态去面对我们的孩子，去和孩子一起去迎接生活中的两难困境。

同样，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我们需要养老的设备和空间，我们也需要一个属于儿童的社区空间；我们需要一个成人的城市，也需要一个儿童的城市。我们很高兴地知道深圳市成为中国的第一个儿童友好城市。其实对儿童来讲，他们很不愿跟爸爸妈妈去逛商场，因为他在商场里看见的全是大腿，不像成人看见的是琳琅满目的商品。我们需要一个平行的城市，让孩子们在里面更好的生活，更好的体验这个世界，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我们做的事情给他们赋能，给他们提供社会技能和财商技能，让他们更有能力，成为一个平二代。平二代是平等的二代，是富二代和贫二代平等的二代，一起成就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更加平等的未来，这就是我们百特想做的事情。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使得未来我们在城市的孩子可以跟6000万留守儿童更平等地相处，能够更好地拥有更多了解金钱的机会，让我们的未来生活在一个更好的社会里面，生活在一个更好的未来里面，所以这是我们这辈子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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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胜

国内青少年理财公益教育的倡导者和先驱者，百特教育公益创始人及理事长，香港大学工商管理硕士，苏州大学教育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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