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是关于“我”： 关于团体带领者的心理学（下） | 文献

作者：Richard M. Billow 

原文载于：

Richard M. Billow ,It's all about me. Group Analysis , 2011 , 44 (44) :296-314

翻译：杨家平

校对：吕锐

编辑：罗彬彬

本文为下半部分，上半部分见以下链接

摘要：治疗师的主体性——人格、性格、情感、思想、幻想的综合体——许多保留在我们的意识之外——影响着我们如何安慰自己，如何与我们的团体相关联，以及他们如何与我们相关联。与团体带领者的心理有关的动力因素——那个“我”——总是突出而有影响力的，而且对团体成员来说往往是明显的，尽管并不总是有意识地或公开地表达出来。

这里，我以自己作为临床案例，来说明未解决的俄狄浦斯情结和同胞动力是如何体现在我的直觉、理论和技术中——也许同样体现在每一个损害了团体经验的微行动和互动中。

关键词：关系团体理论、反移情、团体过程、主体间性

讨 论 ：

(1)“我”：一个兄弟相煎的领袖

该隐对他兄弟亚伯说：“我们到田间去吧。”他们在田里的时候，该隐攻击他的兄弟亚伯，杀了他。(Genesis 4: 8)

去年也下雪了：我堆了个雪人然后我兄弟把它打倒了然后我把我兄弟打倒了然后我们喝了茶。(Thomas, 1954: 12)

为了说明主体间因素对团体形成和团体过程的影响，我分享了一些个人想法。

弗洛伊德(1921：120—1)将我们团体倾向性(集群性)的发展过程追溯到童年：对新生的兄弟姐妹，大孩子感受到原初的嫉妒和攻击性——他们现在是大孩子的对手，在争夺领导（比如父亲）的关注，而团体倾向性则被发展出来，用于对抗这种嫉妒和攻击性。尽管这一假设似乎并不具有普适性4，却可能部分解释了我自己对团体的兴趣和我的带领风格。

我可以很容易地向沉默的成员证明我的技术方法是正当的：毕竟，人们以不同的时间表缓慢打开自己，而且不总是用言语的方式。此外，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工作坊刚开始时提过问题——我一直记着这些问题，整个上午都不时提到这些问题。但我开始意识到，在带领工作坊时，投射、嫉妒、对立、内疚和修复是我所使用的情感因素——不论这是好是坏。

正如我们所知，沉默的成员和亚团体行使权力，甚至可能劫持一个团体作为人质，他们通过异常安静来要求特别关注。就我的心理而言，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些人代表了我的弟弟。

我对他所受到的关注感到嫉妒，对他也很感兴趣。我难以接触到他的情绪，这既气人又吸引人，既刺激了我的好奇心，又使我感到沮丧。我激惹他，以使他有反应，逗弄他、摔跤、必要的时候打他，这是经常发生的事。

在我成人意识的反思中，我知道(很可能在孩提时代就知道)他希望将自己与我们家庭的任何令人不快的强烈情绪隔离开来。选择性的退缩似乎超出了我的情感能力。在我持续的无意识中，他曾是(而且现在也是)“更好”的人，模范的对手，一个自给自足、没有需要的人。

在这个团体中，安静的成员也作为竞争对手进入了我的潜意识，与那些说话多的人竞争——也包括我自己，竞争着我的注意力(作为父亲—带领者)和团体的注意力(我的‘父母’)。

与那些爱说话的人，我可以很容易地表达好奇、争吵、或是拥抱。不管他们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我都知道他们是谁，我“喜欢”他们。就婴儿式自恋而言，他们是“我”的反映。我怨恨那些安静的人，他们“比我们强”，他们不愿屈尊参加我们团体的激烈活动。是杀死这些安静的人，还是爱他们？我被卡在中间，两者都试过了。

(2)在我发现自己之前，团体就揭露了“我”

在任何人类互动中，自我暴露都是不可避免和持续的。就连Ralph Greenson这样的古典精神分析家也承认，作为治疗师，“我们做的一切和不做的一切，说的一切和不说的一切，从我们办公室的装饰、候诊室里的杂志、我们开门的方式、迎接病人的方式、做阐释的方式、保持沉默和结束一个小节的方式，都揭示了一些关于我们的真实自我的东西，而且不仅仅是我们的职业自我” (1967: 91)。

一些作者认为，由于治疗师无法避免自我暴露，为什么不考虑找机会更加明确地自我暴露，以揭示自己在情感上是投入的？

关系取向的治疗师保留这个选项，逐步地、有目的地暴露自己的各个方面，试图示范开放性，促使病人更现实地处理他们信念的本质和基础，鼓励共同探索互动的动力，以及对自己的行为及对对方的影响承担责任(Blechner, 1996; Ehrenberg, 1995; Davies, 1994; Gerson, 1994;Jacobs, 1991; Little, 1951; Searles, 1979; Winnicott 1949)。

有意和无意的自我表露之间的界限是模棱两可和起伏不定的。治疗师的行为可能跨度很大，从自发的感叹到慎重的表露，从那些看似有意识的决定到那些无意识的付诸行动。在时机、语调和节奏上的细微之处所揭示的意义水平，可能与口头上所说的相矛盾(Chused, 1991;McLaughlin, 1991)。

当团体治疗师以一种开放、自发的方式使用自己时，相比传统的个体或团体技术，治疗师可能会产生更多明显的自我暴露，或不同类型的自我暴露。

在机会出现时，是利用机会自我暴露还是避免自我暴露，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它的作用是打开更多话题，还是关上了许多话题。这个问题可能只有事后才能回溯性地回答，而且即使这样也常常无法确定另一种方式会不会更好(Aron, 1996;Greenberg, 1995)。

团体成员看到行动中的治疗师，对激烈进行中的的团体、亚团体、配对作出反应。视角是多样的，成员之间可能不一致，更不用说与治疗师意见一致。尽管如此，治疗师还是通过关注这些不同的观点来了解‘我’：倾听成员在感情、幻想、象征(例如隐喻、笑话、梦)、想法、行为反应中的表达，反思自己是如何影响团体文化的(例如，参与创造了“两个团体”)。

我们可以直接邀请成员分享他们的意见。我经常质疑我的工作，经常问成员他们认为我在做什么，为何会这样做，以及他们和我能否采取不同的方式、更好的方式。我尊重我不能完全掌握我的感受和反应，我不能也不想成为一个“空白屏幕”。

我“喜欢说话的人”的迹象对某些成员来说是非常多并且显而易见的，而对我来说这个时候并不是所有的迹象都很明显。我现在更清楚地意识到，对于不同团体成员的目光，我邀请对视、目光相遇和保持对视时的热情可能存在差异，而且更意识到他们对我的视觉和身体反应。我的“喜欢”是被共同调节的，它受到一些人(说话者)的鼓励，而被另一些人(不说话者)暂时搁置。

在人类依恋的发展过程中，母亲和婴儿之间发生了一段长时间的共同的“眼神之爱”(Beebe和Sten，1977)，不仅涉及视觉感觉，还包括触觉、声音和动作(外界感受性——内在感受性)。在这种“共舞”中，双方都愉快地考虑到对方行为的变化并随时据此进行调整(Beebe and Lachmann, 2002; Beebe and Stern, 1977; Stern, 1971; Tronick,1989)。

那么，是谁做了什么“导致了这两个团体”呢？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决定了我和谁、在什么时候“共舞”。治疗师不能指望自己能意识到并控制着所有（甚至只是许多）团体成员对带领者、其他成员以及团体情况本身的各种不同移情。

就像母亲一样，治疗师需要保持轻松而强烈的兴趣，授权成员去寻求交流、避免交流，而不是焦虑地“追在”他们身后。我相信，即使我有不可避免的临床和个人缺点，但我的“喜欢”行为仍然散发地很充分，足以推动成员之间的联系、相互认可和团体认同的发展。

作为(有选择的)自我暴露，我对“我”(Me)负责——承认并扩展团体成员的洞察：我在将他们“吸入”(Horowitz，1983)到各自的角色中也有所贡献。这似乎鼓励成员们也为自己的“我”承担责任：在各自的心理和个人历史中发现他们所扮演的角色的情感装备，以及他们对他人的影响。在我们的团体里，这一技术性的决定似乎促进了成员之间更高的开放性，并促进了团体自主性和凝聚力的发展。

（3）情感上的共同参与：爱、恨、好奇

在我看来，精神分析治疗不是关于治愈，而是要把痛苦转化为更丰富的“忍受”意义的能力。为了推动改变和刺激创造性的成长，治疗师需要提供一种持续的安全感(security)，但也必须鼓励打破预先设定的、安全(safe)的情绪态度。带领意味着帮助团体及其成员容忍、沟通，最终整合各种跨度广泛的、渐渐出现的、矛盾的、强烈的情感。

然而，通常我们的团体成员来治疗是为了减轻疼痛，他们一开始可能对拓宽所体验感受的范围、理解这些感受、将其整合入他们与他人的交流中，表现出很小的耐受性。经常地，这个任务留给了心理治疗师：承受精神上的痛苦，去考虑团体的感受，包括自己的感受，包括正在起作用的感受，也包括被否认的感受。

理论上，我们的情绪来源于基本情感、驱力或本能，包括在爱(依恋或联结)、表达沮丧—攻击性(恨)、和行使好奇心的过程中。虽然这些情感是基本的，但它们不是以单纯的形式运作的。和其他人一样，治疗师很难“知道”自己的感受或“真正的感受”。感受隐藏在相反的感受背后，否认、解离、反向形成、投射这些防御机制是可以预见的，特别是在焦虑和冲突的情况下。

作为带领者发挥功能时，我有一种焦虑和自信并存的感觉，相信一些关于我自己的未知的东西会出现，我会从每一次团体会议中学习和成长。我试图监控我的情感，并接受他人的反馈。

我感到有多友爱和有同情心？我感到有多沮丧、不耐烦、生气或仇恨？我对自己和团体有多感兴趣？我是如何利用这些情感与病人和团体作为整体相链接的？在我的经验里，考虑我的情感，会给团体的治疗现实带来一些自我觉察。

在上面讨论的团体中，有一句简单的话将我爆出了我自满的幻想——我还以为我正完全掌握着我的感受和我做的事。“你喜欢说话的人。”我的“不友好”的感受被暴露了出来，我感到内疚，感到在个人和职业上的不足。因为那个团体成员在暗示我不喜欢不说话的人（H），没有用全部的好奇地拥抱他们(K)。这句话敲响了真相之声，而“忍受”意义创造的过程使我能触及对这些相同的成员、我的弟弟以及我自己的爱和同情(L)。

我本以为我是在以专业、轻松和胜任的状态工作，在试着引发成员中显著的一部分参与进来。我不认为有太多的观察者会不同意这种观点。但其他观点刺到了我，让我不再停留在我的相对舒适区：“你喜欢说话的人”；“如果我带领这个团体，我会想知道我做了什么导致了‘两个团体’”；“如果你置身事外的话，你还能得到同样的结果吗？”

我不能说我觉得这些话令人愉快——但它们说到了点子上，应该被视为对“我”和我的影响的合理回应，而不是过早地解释为“移情”、“阻抗”、基本假设的表达，等等。就我作为一名临床工作者的功能而言，我必须重新评估我的感受、技术动作，甚至，我的“在场”方式。

弗洛伊德建议分析师说：“我们要记住，人们听说的大部分事情，都是后来才认识到其意义所在。”(1912：112)只有一些时候，我能理解我对当时正在经历的事情的感受，而我的理解也是部分的。而那些最难理清和理解意义的，可能恰恰是对团体的最有“因果”性影响的反应！

意识到那些被回避的感觉，让治疗师对于它们的表达有一些可控，并且带着更充分的情感共同参与，来发挥功能。我没有愿望要消除我对那些不说话的人的负面情绪，但我想知道它们来自哪里，它们是如何影响我的团体关系的。这样我就可以使用更全面的一系列情感，并具有更强的临床敏感性。

Racker(1968)认为，俄狄浦斯情结一个被忽视的方面是分析师有愿望成为主人或国王，不仅是成为别人的国王，而且成为自己的无意识的国王。

治疗师所能做的最好事尽可能地消除对焦虑、抗拒、愿望和恐惧的压抑，而是消除它们本身。通过接受自己人格中婴儿化、原始和神经质的方面，治疗师可以更充分地体验自己的体验，而这一点，我相信，是让治疗师帮助团体成员做同样事情的前提条件。

我们意识到，某种程度上，我们的言语和行动是正在展开(和演化的)的意识/无意识的衍生物，我们在交流之前甚至之后都无法完全理解自己，这让我们感到谦卑。真实的交流代表着治疗师最深刻的洞察和强有力的意愿。然而，它们仍然只是对情感真相的“最佳猜测”——我们当时感觉、认为、决定最适合表达的东西——当我们继续参与此时此地的临床体验时，需要被重新评估和修订。

(4)关系取向团体治疗师的活动水平

在我们六个小时的团体中，在指向我的所有评论、问题和批评中，有一句让我耿耿于怀：“如果你置身事外……而不是那么努力工作的话，你还能得到同样的结果吗？”我在这个在发问者背后听到母亲的声音：“为什么你不能像你弟弟一样！”我想，这个发问者是谁？是一个新手同行，还是一个挑剔的竞争对手，是朋友还是敌人？鉴于我与我的原生家庭的感情关系，我当时或现在都无法确定我的判断是否准确。

尽管我非常讨厌这个评论和这个评论者，我还是理解为这个评论与评论者表达了真诚的好奇，我尊重地回答说，他和其他人可以对我的工作方式加以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

十九世纪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写了这些警句：

怀疑者，坐得如此狡猾

永远不会知道如何回答。

谁要回答怀疑的话，

就会熄灭知识的光华。

(布莱克，1988：490)

我不想以理智的方式，减弱成员的体验，或是提供过早的结尾。此外，一个说教性的理论说明感觉像是防御。但在这里，我将提出我的观点，它把 “我”——团体治疗师的经验——作为行动的中心。

主要的团体理论家把团体描述为有机的实体，经过各个阶段的演化，随着成为团体一员所继发的发展冲突，从一个防御位置跳到另一个防御位置。根据他们的理论，成功的团体取决于治疗师在治疗前任务中的有效表现，如病人的选择、组成和准备，以及与新团体协商度过它的初始阶段：边界形成、结构发展、阻抗和目标方向。接下来，成熟的团体更多地治疗自己，渐渐把治疗师当作一个顾问，而不是持续的移情对象(Agazarian, 1997; Ettin, 1992; Foulkes and Anthony, 1965;Rutan and Stone, 2001)。

Foulkes写道，团体治疗师“不会走下来，而是让团体逐步和逐阶段地，将他带到地面上……[团体]取代带领者的权威”(1964：61)。顺着这一思路，Yalom提出了一条格言：

与个人治疗师不同的是，团体治疗师不一定是治疗的轴心。在某种程度上，你是团体的助产士：你必须启动一个治疗过程，并注意不要因为坚持你的中心地位而干扰这个过程(1995: 216)。

在我看来，虽然理论和描述现象学的经典贡献是每个团体治疗师思考和实践的基础，但对成员激发动力的强调严重低估了治疗师的持久角色，特别是治疗师不断演化的心理对团体中发生和不发生的事上的权威。

治疗师一直是激发动力的人物，也是任何团体中最重要的一员，无论这个团体的焦点和持续时间是怎样的。

受到治疗师影响的动力会覆盖他作为临床工作者的理论或技术取向，有时我们在实践中所实际达成的，比我们所宣扬的更多，或更少。我们为接触到这个团体所做的和蔼可亲、真诚而耐心的努力很有意义，我们摸索着，我们的摸索得到的宽恕多于我们所知道的。

没有哪个学派可以独占同理心，或是有自动的同理心特权，或是可以独占对自我和他人的理解。而且，在我们为深入而努力的过程中，所有理论派别的临床工作者都可能错过当时最相关的东西。

我们可以考虑这样的问题——“如果…你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吗？”——同时不必得出结论说只有一种方法或最好的方法。每个团体治疗师都演奏自己的音乐，也捕捉其他人音乐的特定版本。一些音符的回响非常强烈，另一些音符的回响则微弱、遥远或没被听到，它们会等待着自己的发展：其他的场合、来自团体内外的其他演奏者。

虽然我不急于作出判断和得出结论，但我重视团体和个人分析中的阐释模式，它们可以是针对团体作为整体、亚团体或个人的。

干预并不会因为是以“我们”、“我们所有人”或“团体似乎相信”的形式给出的就成为“团体阐释”，也不会因为是针对和关心某个特定的个人的就成为个人阐释(Foulkes 1964：163)。

一个针对团体的阐释可能不会体验为适用于所有成员，当然也没有任何治疗师能够确定一种阐释适用于所有人，或者以同样的精神接触到每个成员。另一方面，针对个人或亚团体的干预由整个团体见证，并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全体成员的反映和整合。

我相信解释和其他形式的干预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和大多数当代治疗师一样，我铭记着成员和团体的发展性和持续性的需要，并接受象征性游戏和其他付诸行动中那些非解释性活动的合理性。 Bion 写到了非言语的涵容（containment）：治疗师 的“遐思” (reverie, 如梦般的，内在的自由联想)、耐心、和内在安全感的能力，沟通了一些至关重要的、甚至是治愈性的东西，提高着团体成员发展和容忍情绪想法的能力。

团体治疗师在面对困惑的成员的挑战时保持尊重的沉默或简短的欣赏性的认可，可能是一种强有力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干预。反过来，延伸到无意识现象领域的言语表达方式，包含幻想、欲望、焦虑、性格和防御的集合体，理应因其努力和关心，及其敏锐和深度，而受到重视。

这就引出了“真相”的问题，治疗师阐释性想法和干预的准确性。团体领导力，包括尽可能地理解真相，把握真相的张力，并决定如何、何时、多大程度地传达给谁。张力中存在价值观和实际情况下要考虑的因素。我们很少遵守理论家和作者们提供的“应当书”来做事。

为了带领好团体，我们必须在矛盾和悖论中生活，试图在没有明确解决方案的情况下找到平衡，并接受不存在完美的选择和毫无瑕疵的实践。如果带领者保持深思，欢迎反馈，并对所取得的成就保持自我批判，成长仍然是可能的和有机会的。

当我感到困惑或不确定时，我可能会向其他团体成员寻求澄清，尽管我不一定同意或者遵循他们的建议。在上面所讨论的团体中，我寻求了帮助，获得了洞察，这激发了我的灵感，在本文中继续发展这些想法。同时，我也受到了几次痛苦的冲击，它们的影响依然存在。

结 束 语

治疗师的主体性——包括基本情感、感受、思想、幻想(其中许多在意识之外)——影响着我们如何安慰自己，我们如何与团体相关联，以及他们如何与我们相关联。以我自己为例，我已经说明了未解决的俄狄浦斯情结和同胞动力如何影响到我的感知、理论和技术——也许是在组成团体体验的每一个微行动和互动中。

治疗师的内在活动和人际关系活动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暴露了治疗师关怀的质量，并建立了治疗师的真实性。通过自己的行为，团体治疗师定义了团体文化：如何看待团体关系和经验，以及可以在多深的情感程度上考虑沟通。

所有的精神分析心理疗法都是基于弗洛伊德的信念，他认为对他人的理解建立在自我理解的基础上。然而，自我理解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情感过程，它激发了强烈的、常常是痛苦的情绪，影响他人，也受他人的影响。自我觉知一直是试探性的和不确定的，并根据当前现实的波动变化加以修正。检验、反思、回溯、团体的寿命和稳定性，这些因素都不能保证客观，也不能使治疗师避免合理化我们是谁、我们如何感觉、我们正在做什么的倾向。

我们无法确定所有推动了上面讨论的团体的进程的因素，也无法确定我对互动动力的评估的准确性，甚至无法确定我所描述的情感现实。治疗师无法清晰地将自我与他人、与整个团体完全分开。情感现实不是一个具体的、不变的东西，无法从中以确定或最终的方式推理真相，而是一个永远不完整的“成为”（becoming）的过程。团体治疗师和成员的沟通是以主体间性的方式构建的；他们的意图及其效果仍然是高度个人化的，不可能有最终的、甚至是完全客观的评估。

无论治疗师在做什么，他(她)都在反思和暴露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也影响着其他成员。反思个体与团体不断发展的心理关系，以及它对团体的影响，给此时此地的临床状况带来了层层意义，不管如何概念化。所有这些都得益于团体治疗师明确地参与了“我”的个人发现和成长。

注释：

1. 这篇文章的更长和再编版本将出现在J·克莱因伯格的“团体心理治疗手册”中。我感谢查尔斯·拉普斯对手稿的仔细阅读和他的编辑建议。

2. 然而，我的互动干预方式与Bion的干预风格不同，后者可以是神谕式的和警句式的。在我看来，Bion明显地退下领导地位，这放大了他的重要性，增加了他的团体的焦虑，和对原始防御的依赖(“基本假设”)。极简主义干预的技术很可能来源于经典的精神分析模型，在这种模式中，阐释被留给与移情相关的联想块(Halton，1999年)。

3. 最近的理论家将这种涉及自我和他人的情感觉知的思考称为“心智化”(Fonagy and Target，1998)。

4. 弗洛伊德与Trotter的观点相矛盾，认为人不是一种牧群动物，而是一种部落动物，人们寻求并追随一位领导，以确保不受兄弟姐妹和领导自己的伤害。民族学家证实了Trotter的假设，而非弗洛伊德的。在研究不同的动物群体，包括鱼群、兽群、牛群或动物群时，洛伦兹(1952年)几乎没有发现专制权威的证据。在看起来像是动物等级的各个层次上，本能的集群性表现为复杂的相互关系的社会行为(Conach，1998：225)。Trotter描述了三种类型的动物群体：防御性群体，它们联合起来抵御掠食者；掠夺性群体，它们协调各自的行为以确保猎物的安全；社会化的群体，其中个体献身于团体，如蜜蜂、蚂蚁或绵羊。

5. Bion(1962)提供了一个速记法，L、H和K，分别代表对爱、恨和求知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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