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湖南人，一段大历史 | 关山远

首发：3月30日《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作者：关山远（新华每日电讯专栏作者）

2018年，是戊戌变法120周年。

说起戊戌变法，绕不开一个人：谭嗣同，他是湖南人。湖南，也是中国近现代史无法绕过的一个省份。本文以湖南为观察点，来写四个已被时间淡忘的湖南人，时间环环相扣，命运载沉载浮，由此洞见中国变革之不易。

01

第一个湖南人，叫魏光焘。

1894年农历二月初八，晚上10时许，一身血污的魏光焘在部下拼死掩护下，从牛庄开始突围。牛庄在今天的辽宁省海城市，辽河下游以东的一座古老小街镇。今人说起甲午战争，谈的更多的是海战，北洋水师的完败，但陆上战斗同样惨烈。当李鸿章一手打造的北洋水师在燃烧的大海上折戟沉沙时，他的嫡系淮军也在从朝鲜到辽东的广袤大地上溃败。

清廷无奈，想起了帝国曾经的“救火队”——湘军。

1866年初，广东梅州，太平天国残军谭体元部十余万人，被湘军围歼。至此，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兴起的湘军，完成了历史使命。这支军队的缔造者曾国藩，是个有大智慧的人，他深知满清贵族对于一个掌握着庞大军队的汉人之忌惮，太平天国没了，湘军也该解甲归田了。

曾国藩大幅裁撤湘军，有效化解了满人的猜忌。但湘军又有新的历史使命，晚清内忧外患，正规军绿营早已是烂泥扶不上墙，余下的湘军，还得继续为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东奔西走，南征北战。最辉煌的战绩，当然要数左宗棠率湖湘子弟收复新疆失地。

魏光焘就在左宗棠麾下，他是邵阳人，出身贫苦，曾经当过厨子，从军后，屡立战功。新疆建省后，第一任巡抚为湘军名将刘锦棠，魏光焘任第一任布政使(相当于今天的常务副省长)，政声卓著。

甲午战争爆发，清军一溃千里，走投无路的清廷，想起了被冷落已久的湘军。魏光焘此时正在老家为亡母守制，应诏就地募军三千人，赶赴辽东战场——跟当年曾国藩奉旨办团练时一样，但魏光焘注定不是第二个曾国藩，时过境迁矣。

在牛庄，三千湘军，遭遇了两万日军。战斗持续一昼夜，从清晨开始，午夜结束。牛庄无险可守，守军与敌军，展开了残酷的巷战。牛庄之战，也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唯一的一次大规模巷战。湘军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此次仓促成军，在苦寒之地作战，武器也远不如日军，但，湘军血性仍在。此役后，魏光焘回忆说：

“雪天冰地，兵勇喘息未定，适倭寇由辽阳纠股二万余众来扑。余督兵御之，血战竞日。余坐骑凡三易，究以众寡悬绝，援兵不至，死亡过半，且无精利枪炮，兵少械窳，力不能支，始退驻田庄台……”

日本人对牛庄之役，有相当详细的记载，《东京日日新闻》战地特派记者黑田甲子郎亲自目睹了牛庄城“路旁扶尸相枕”，酒店门前“筑成的尸山之间流出几条浑浊的血河”之惨状。日军死伤惨重，不得不承认“我军战颇苦”。

魏光焘突围的时候，日军处处狙击，在各街口要道纵火，切断清军退路，“我军肝脑涂地，惨死万状”。一直到子夜零时分，魏光焘等才脱离险境，余部已所剩无几。来不及突围的湘军士兵，全部英勇战斗到最后一刻。今人说起甲午战争，多言清军畏缩不前、斗志全无，并非都是真实历史，至少，牛庄一役中的湘军，是英勇无畏的。

但是，牛庄，却成了湘军悲壮的谢幕之地。

那一支由饱读诗书的儒生带领坚韧淳朴的农夫组成的雄师，起于乡野，苦战经年，攻克金陵，中原镇捻，平定西北，收复新疆，兴办洋务，抗击法军……他们转战了大半个中国，四处灭火，曾经让垂死的清朝，一度有中兴的迹象，但这个颟顸帝国的衰败，是全方位的，就如甲午之败，是系统性的溃败。湘军无法再一次拯救清朝了，甚至无法拯救自我。

牛庄，湘军的一个句号。

“打鬼烧书图”，周汉主张烧掉的洋书主要指《圣经》

02

甲午战争，逼出了戊戌变法，也逼出了一个“新湖南”。

第二个湖南人登场了，他叫周汉。

周汉这个名字，今人已经非常非常陌生了，但是在十九世纪最后十余年，周汉是一个在民间具有超级影响力的煽动家。

他是宁乡人，年轻时读过不少书，后来投笔从戎，加入湘军，与魏光焘当过同事，在新疆打过仗，因功被保荐为陕西补用道，一个没有实职但可领薪饷的闲官。他不愿意这么混日子，1884年，他回到长沙闲居，开始了他的另外一项事业：出版。

如果要给周汉和他的出版物下一个定义，应该叫作“狂热地盲目排外”。他在闲居长沙期间，其实一点都没闲，花了大量时间撰写反对洋人洋教的文字，鼓吹诛杀洋人、驱逐洋教，然后大量印刷，免费散发。他是个读书人，又长期在军队，深谙用俚俗的大白话来迎合底层民众认知能力之道。他迅速出名了。

周汉之暴得大名，离不开当时湖南的土壤，封闭保守。甲午战争之前，湖南一度是中国最排外的省份，当湘军拯救了清朝的同时，也让湖南人长期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地域优越感之中。湖南人的性格本来就固执与顽强，加上地处内陆，与沿海省份相比受国外影响较小，仇洋排外的心理较强，社会风气趋于保守。

美国学者裴士锋在《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一书中写道：

“在周汉眼中，洋人横行中国，乃是因为朝廷无能，未能将他们拒于门外；因此，湖南人得团结起来不让他们入境。”湘军崛起后，更给了湖南人另外一个排外的充足理由：太平军就是受洋教影响的，湘军已成功打败了他们，以后也要确保不受任何来自外国的东西侵犯，因此，湖南“以疾恶洋务名于地球”。

郭嵩焘

从郭嵩焘的遭遇，就能看出当时湖南保守之状况：郭嵩焘也是湘军大佬，后来受命担任首任驻英公使，结果遭受巨大冲击，冲击主要来自湖南老家，什么话难听就拿什么话骂他，他的宅子被聚众围攻。

郭嵩焘的痛苦可想而知：在亲身体验英国工业革命的伟大成果回到家乡后，周边却全是对其进行大肆人身攻击的老乡，后者以此表明自己拒绝开眼看世界和抵制洋务之决心。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一书中有这么一个细节：“郭嵩焘最风光时，宣讲的对象一次顶多只有五十个观众，而周汉的一本小册子，据知就印了八十万份。”

辱骂郭嵩焘众所周知的一句话中，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当时湖南人把洋人叫作“鬼”，这也是周汉用得最得心应手的一个字，在《湖南通省公议》里，周汉号召湖南民众全部起来“驱鬼”，如有敢阻挠、为“鬼”说话者，立即击杀，尸体弃之荒山以喂虎狼；如有敢将土地房屋卖给“鬼”者，将业主与经办人全家杀尽，产业充公，作为“灭鬼”经费。在周汉的煽动资料里，郭嵩焘被丑化为“四鬼”之一，曾国藩的儿子，优秀的外交家曾纪泽，也是另外一“鬼”。

郭嵩焘郁郁而终，他死后4年，湘军覆没于牛庄，湖南人，惊醒了。

郭嵩焘受命担任首任驻英公使。

牛庄之役后，湖南多出无数新坟，亲人披麻戴孝，恸哭不已，而更多的湖南人，茫然失措之后，开始反思。

“威名赫耀之湘军亦败，且较诸军尤为大败……湖南人始转侧豁寤，其虚骄不可向迩之气亦顿馁矣”——甲午战争之后，谭嗣同在给老师欧阳中鹄信中如是写道。他认为，湖南人因甲午战败而敲响警钟，结束盲目自大的仇洋心态，这样惨痛的教训亦可以视为是中国挫败中的一丝曙光。

可以说，正由于之前的闭塞，甲午战争对湖南人的刺激较之其他省份又更深一层。这种巨大的心理反差为其他省份的人所没有，给湖南社会风气的转变带来了机会，湖南从最保守的省份一变而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转眼间，湖南从万马齐喑的排外格局，一跃为维新运动时期全国最激进的省份，从官员到士绅到知识分子，纷纷觉醒：官员陈宝箴、黄遵宪、江标、徐仁铸等人开明开放，吸引了大批维新骨干入湘，湖南成了维新人物最集中的省份，推动湖南维新走向高潮，而本土年轻知识分子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在维新大业中脱颖而出……人人热烈拥抱维新大业，他们立誓：改变中国，先从改变湖南开始。

事实上，湘军牛庄之败，也刺激了谭嗣同，从一个保守派变成一个激进派。他，很快就要震惊中国。

03

1898年8月，与谭嗣同一起进京的，是本文第三个湖南人：毕永年。

这个名字，在历史中湮没久矣，但在当年，绝对是一个一等一的猛男，长沙人，他在戊戌变法中的特殊使命是：带领一百个好汉，冲进颐和园刺杀慈禧太后。

那个年代，湖南盛产既熟读诗书又武功高强的年轻小伙，谭嗣同是一个，“倜傥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五四运动”时率先冲入曹汝霖住宅、火烧赵家楼的匡互生是一个；毕永年也是一个。

毕永年是湘军子弟，从小在军营长大，练得一身好武艺好胆识，读书成绩也相当不错，考取过拔贡。跟随谭嗣同进京后，认识了康有为，后者一看毕永年侠肝义胆的模样，就很留意，在他后来“围园杀后”的设计中，毕永年成为一个关键人物。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否认有“围园杀后”的计划，袁世凯在《戊戌日记》提到的谭嗣同夜访法华寺游说时提过“派湘籍武士百人入袁军，围园时的杀后任务由他们完成”，也被说成是出卖者袁世凯的诬蔑，不可信。一直到后来历史学家在日本找到毕永年流亡日本时写的日记，历史学家杨天石据此发表过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

在日记中，毕永年记录了行动开始前，康有为与他的秘密对话。一则为：“或以百人交汝率之，何如?至袁统兵围颐和园时，汝则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另外一则是梁启超转达康有为的命令：“顷梁君谓我云，先生(康有为)之意，其奏钢皇上时，只言废之，且俟往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未知毕君肯任此事乎?”

众所周知，因为袁世凯的告密，计划破产，变法失败，六君子遇害，光绪帝被软禁，康有为梁启超亡命天涯。毕永年，也逃到了日本。

变法，在中国，从来就不容易。鲁迅先生当年沉痛说过：“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后人回溯戊戌变法，既扼腕叹息，又深以为憾。变法者，操之过急，不知道变法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将冲击既有利益格局，如果缺乏良好的顶层设计与实操方法，不可能成功。

光绪当年太急了，他认为架空老人老臣、重用新人小吏，就能推行变法；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也太急了，以为有了皇帝的支持，即可一逞其志，毕其功于一役。

戊戌变法失败

史载，变法初期，6月16日，康有为在朝房等候光绪召见，碰遇荣禄，谈及变法，荣禄说：“法是应该变的，但是一二百年的老法，怎能在短期内变掉呢?”康有为忿然作答：“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可以变了。”后人再读这段话，不禁摇头无语。其实，康有为策划的“围园杀后”，就是基于这一逻辑：去掉最主要的阻碍，变法就能成功了。但这些急躁的变法者哪能料到：他们根本无法除掉自己想除掉的人，而一心想除掉的人反过来要除掉他们，却轻而易举。

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因此在《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一文中评价道：“纵使时机发展至法有可变之时，也应分为轻重缓急次第施行。诏书一日数下，朝野莫知所适，也不是个办法。不幸这位年轻皇帝，显然感到国亡无日，所以迫不及待。但是他的军师谋臣，应该有见及此。不幸康某(注：指康有为)木讷执拗，识见不足，而操切浮躁，且有甚于幼主——言念及此，我们不能不说康有为实在只是一位狗头军师。他不能担当推行政治现代化的天降大任，而开了倒车。”

被康有为看中的湖南猛士毕永年，未来得及一展身手，变法已经失败，缇骑四出，捕杀新党。毕永年只得东渡日本，在那里认识了孙中山，加入了兴中会，从此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派。他策划了多次起义，屡战屡败，心情压抑，再加上劝好朋友唐才常与康有为脱离关系，遭拒绝，一怒之下，万念俱灰，去寺里当了僧人。他出家后，史载：孙中山如失左右手，四处寻找他而不得。

谭嗣同塑像

04

第四个湖南人，叫李闰。

她是谭嗣同的妻子，18岁嫁给他，丈夫就义后，她自号“臾生”，取的是丈夫狱中诗句“忍死须臾待杜根”之意。

李闰很爱自己的丈夫，谭嗣同北上后，她牵肠挂肚，对月焚香，祈求远行的丈夫顺利平安。她在日记中写道：“如有厄运，信女子李闰情愿身代。”

谭嗣同确实是一个伟男子，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完全可以脱身，却留下来从容赴死，他的一段话，至今读起，仍让后人热泪盈眶：“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他在走向菜市口刑场的路上，被愚昧的民众扔菜叶、烂鸡蛋，他还忍受着刽子手的折磨，人头落地时，看客轰然叫好……但他认为自己的死，值得。

他也很爱自己的妻子，两人虽是包办婚姻，却也心灵相通。他给她写信，开头都是“夫人如见”，有一封信上，他写上“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他不害怕“死辱”。这个湖南人坚信，自己的死，值得。

在今天的湖南省博物馆，还珍藏有谭嗣同给李闰的一封信札，写于其抵达北京准备应召觐见光绪帝之时，此后，他无比忙碌，再也没有时间从容写信了。这封家书是这样的内容：

夫人如见：

在鄂连寄数信，嗣于六月十六日起程，本月初五到京，事之忙迫，迨不胜述。

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我因此益加奋勉，不欲自暇自逸。幸体气尚好，精神极健，一切可以放心。此后太忙，万难常写家信，请勿挂念。

寄上《女学报》及女学堂书各一包，此后如欲看《女学报》，可开出卖报之处，请唐次丞托人去买。唐若不能，可径托大兄设法在上海购买也，或函托秦生弟更好。我十七八可引见。此上，即颂坤安。

复生手草　七月十一日住浏阳会馆

他始终惦记着要让自己的妻子跟上这个时代，李闰也没让他失望，丈夫生前，她带领家中的大足仆妇走上街头，宣传不缠足的好处，呼应丈夫发起的不缠足运动，她还是中国女学会的倡办理事。丈夫遇难后，她参与创办了浏阳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还担任这个学校的总学监，然后又建立了浏阳第一所育婴局。

史载：浏阳女子师范学校，是湖南也是中国最早的师范学校之一，不仅为浏阳女性的培养和教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更是促进了整个社会思想的开放。

李闰余生都在对丈夫的思念中渡过，漫长的时光中，湖南，中国，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毕永年在1903年因病去世，跟谭嗣同一样，生命都定格于33岁；周汉死于1911年，他在戊戌变法的1898年因为挑起教案被判终身监禁，他死的这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就在同一年，为拯救危局，清廷启用魏光焘任湖广总督，因为当时起义军，多是湖南人，魏光焘拒绝上任，5年后，他寿终正寝。李闰活到了1925年，60岁。六十大寿时，康有为与梁启超给她合赠“巾帼完人”的匾额。

这四个字，她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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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易艳刚 | 责编：张慧 | 校对：赵岑

变革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