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小说《花冠病毒》作者毕淑敏：子夜时分，相信天一定会亮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南方人物周刊 Author 邓郁
受访者提供
“沼泽处，你的心智要成为纤夫。精神明朗坚定，情绪安稳平和，助家国渡过危厄”
2003年，作家毕淑敏赴非典抗疫一线走访北京佑安医院、小汤山医院、外交部等前线和后方机构；目睹病人的痛苦和求生欲，医护人员的抗争与困窘，各个行业的协力互助。所有素材与脑中盘桓的画面，凝结成《花冠病毒》这部小说。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2020年第2期
记者：邓郁、实习记者王佳薇、宫健子
内心的惊惧
人物周刊：2003年作协邀请你去非典一线采访，第一时间你是犹豫的？
毕淑敏：当时中国作协一共派了八位作家，其他人都是写报告文学的。以小说为主业的，只有我一位。
人家都是写了决心书的，我确实没写。作协觉得我当过兵、当过医生，问我能不能去。当时我妈妈已是肝癌晚期，医生说她的生命可能要按星期来计算。而我一去采访就得隔离。这一别，有可能是死别。所以我接电话时就说，你让我考虑一下。
我妈妈听到了说，“国家有难，召唤你，那你去。我活着等你回来！”我就去了。
70年代任军医时的毕淑敏
人物周刊：你还采访了国家气象局，是想知道非典流行和气候有没有关系？
毕淑敏：对。因为有一些病毒的繁衍，确实和气候有关联。当时气象学家也在分析判断，从以往的历史经验中找规律，看能否在气象条件和非典流行间找到某种联系。但没有找到明显关联。不过我觉得这也是宝贵的努力。
人物周刊：那时有听医护人员说过关于“毒王”的描述？
毕淑敏：我听过一位“毒王”自述。他很委屈，说自己不是有意要成为“毒王”的。我完全相信。只要良知尚未泯灭，没有人愿意成为“毒王”。民间意义上的“毒王”分两种。一种是感染的毒株毒力特别强，感染面广。另一种就是自己不服从防疫规定，引起大规模的人员隔离和感染，造成巨大损失。我说的这位属于前一种。“毒王”还说要捐献血清。因为他觉得自己中毒特别深，会不会血清的力量也格外大？也许还能救很多人呢。
人物周刊：你在小说序言里提到自己的惊惧感。身在现场时，那种惊惧感是后来逐渐消散了，还是一直都有？
毕淑敏：我当过很多年的医生，胆子比一般人大一些。但真进入到非常状态，内心恐惧仍然挥之不去。每天进出医院，总觉得空气中永远弥漫着特殊的味道。一半可能是我的主观敏感，一半确实还是消毒液弥漫。就跟现在一样，到处天天消毒。
1月24日，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隔离病房，护士长马晶握住病人的手，对她给予安慰。新华社记者熊琦摄
不要把病毒的“消失”当成永远的胜利，它还会再来
人物周刊：非典采访结束后，历经八年《花冠病毒》才成稿。为何决定写一部科幻小说？
毕淑敏：关于抗击非典那些特别确切的信息，已知的部分，报告文学家都写过了。我想用自己的判断力和想象力，把我了解到的情况和发现的问题，整合为一个特别的文学作品。举个例子，你觉得《流浪地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毫无疑问，现阶段它没有实施的可能性，但那里面展现的故事、情感、精神，都是我们所熟悉的。
人物周刊：书里形容显微镜下观察的花冠病毒“非常精巧，充满生命和运动感”。你后来也谈到“病毒本身无罪”、将其作为一种普通生物看待的观点。这种意识，当时身处非典之中，就有了吗？
美国科学家在扫描和投射电子显微镜上拍摄的新冠病毒图像
来源：美国卫生研究院（NIH）官网
毕淑敏：我是医生出身。会觉得，不是只有我们能生存，别的生物就不能生存。地球是大家的。如果以出现的次序来排的话，人类应该是很晚才出现的。为什么以前这个病毒就没有在江湖上这样“肆虐”？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让一种飞禽走兽身上携带的病毒，突然进入了人类的身体，带来这么大的损害？这些都是需要去研究和反思的。
我们或许可以结束一场瘟疫，但病毒在大自然的存在无法完全消灭。病毒是不会自己反思、决定不伤害人类的。只有人类对自己的生命负起责任。
很多疫情的结束，是因为气候、温度、人体的抵抗力，或者病毒发生某种变异，不再那么猛烈。“你不知道它为什么而来，不知道它为什么而走。”你要是把这个“走”，当成是一个永久的胜利，它还会再来。就像埃博拉，那么厉害的一个病毒，隔一阵子它确实就隐匿了，但它很有可能会再来。它已经来了好几次了。
人物周刊：始终是循环往复的？
毕淑敏：我想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循环。我们并未曾真正掌握它的规律。
人物周刊：书中，解剖专家于增风被病毒感染，临死前他留下活的病毒作为遗物，让不知情的接触者对他的身体心理体验感同身受，有机会能完成他的心愿，揭开病毒谜底。女主角果然因此感染上病毒。做这样的一个情节设计，你是怎么考虑的？
毕淑敏：关于病毒，我不是科学家，无法在现阶段给出专业判断。我想把它们作为遗物，或者研究物来保存和处理，需要非常严密的技术保障。这是非常冷峻严肃的事情，请科学家们慎重再慎重。我因为对毒株了解得稍微多一点，才对此有深深的忧虑。
人物周刊：这种忧虑是因为它的安全性？
毕淑敏：这个超出我能解释的范围了。作为小说家，我只是看到了这一点，就生出特别大的不安全感。对病毒毒株和相关医学研究进程，一定要有非常严密的管理体系，高度的责任感。因为这是和千百万人生命有关的事情。
人物周刊：书中还提到，人类来自原子，又将回归原子。是提倡一种超脱的生死观？
毕淑敏：我就是这样看待自己的生命，从这个层面思考问题的。
2003年，毕淑敏参加非典采访团。受访者提供
对疫情的应对不能建立在虚拟现实上
人物周刊：小说主体风格是科幻，但很多读者都提到，前半部分很纪实。
毕淑敏：我想探讨，面对突发疫情，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灾难之下，处置是否有精准预案？比如任何一种灾难袭来的时候，大城市中的抢购非常容易发生。非典时有件真事，一位老头一位老太太，因为人在国外的儿子告知他们赶快去抢购，两人颤颤巍巍到超市，一共装满了15辆手推车。很多人也一哄而上，将整个超市抢空。
到底怎么办？应该有预案。比如说方便面、消毒水等等物资建议限量购买。不能说先下手为强，一下子把超市清空。但当抢购发生，当班的销售员和收银员，谁都没有办法做出定量购买的决定。他们力所不及。
人物周刊：超市的例子是你亲眼所见？
毕淑敏：我那时每天去旁听北京政府防疫会议，经常开到凌晨才从北京市委院子里走出来，长安街上，静寂空廖。这个例子就是会议上听到的。
人物周刊：当时与会领导听到汇报这样的“抢购”，怎么说？
毕淑敏：采取的策略就是告诉老百姓，东西足够，大家放心。我觉得现在基本也用这样的方法，迅速补货，大部分抢购就平息了。民众急了的时候，什么都抢着买，就像我书里写的，“避孕套都抢光”。这种恐慌情绪，作为个体，可以理解。他不知道灾难有多长时间，只能尽量去储备。但大家都抢，就会加重人心恐慌，于抗疫十分不利。
人物周刊：我们看到，今年2月2日起，上海市民可以到指定地点进行现场登记预约，每一户凭证明到指定药店购买五只口罩，仅限预约购买一次。广州也出台了类似规定。
毕淑敏：对，上海这个措施很得人心。我在北京，从疫情开始到现在，我就一直反复用当初家里存的四个口罩，到现在已有20天了。按理说不能用太久，也不能用液体去消毒。最后只能用酒精喷口罩表面。连酒精瓶很快也要见底。没有了怎么办？用家中的白酒替代。
前线口罩紧张，专家们能否研究一下，教会普通民众怎么来制作可替换、可更新的口罩。一些困难群体，比如孩子不在家的大爷大妈，口罩不一定储备充分，他们用得也很俭省。如果他们无法保证口罩的佩戴，下一个被传染的就有可能是他们。
2月15日，哈尔滨泰谷实业有限公司工人在生产线上赶制隔离衣。新华社记者王松摄
人物周刊：书里，以袁再春为代表的指挥部高层坚持，“数字的存在，要代表希望”。他们认为，真实的确诊和死亡数据会让整个城市陷入恐慌。你认为，我们的民众具备对真实数字的承受力吗？
毕淑敏：我觉得具备，何况谁也掩盖不了。这样广泛的社会事件里，会有大量的当事人存在。对疫情的真实应对和信息的透明管理，是有力量的表现。任何坚定的信心，都不可能建立在虚拟的现实上面。
人物周刊：换句话说，不论民众的承受力如何，知情权应当更加优先？
毕淑敏：我觉得要相信人民。
人物周刊：相比非典，这回很大的不同在于，武汉等数十个城市和更多乡村陆续实行了封闭式管理。你怎么看这些举措？
毕淑敏：这一次新冠病毒的传播性特别强，感染太快了。封城这个举措真是“壮士断腕”，很大决心，非常必要。不然更多的人会感染，出现更多的重症病人。在那些不具备优质医疗设备和诊治条件的地方，病死率会大幅升高。我非常赞同这个决定，也深知它的艰难。
2003年，北京各医院转来的非典患者陆续 进入小汤山医院接受治疗。来源：中新社
要有勇气承担真实，又不被消极情绪所埋葬
人物周刊：作为心理咨询师和心理写作者，非典之后，医护、病患人员和普通人的心理，你有过长期关注吗？他们有哪些“后遗症”？
毕淑敏：北京得非典的人，具体数量并不是太多。很多人把这（后遗症）当成一个保密事件，我这几年只见过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其次，患病之后是不是都有后遗症？我没有长时间的追踪统计数字，不敢妄下结论。
人物周刊：这回你也和网络平台合作，关注大家春节期间的心理压力。在大众层面上，如何疏解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恐惧、焦虑和无力感？
毕淑敏：希望大家放下速战速决、快速见到胜利的想法，努力做好我们能做的一切。如果人为地划出一个时间点，每天焦虑地掰着手指头数日子，老在问怎么拐点还不到？沉浸在恐惧中，时不时地崩溃一下……这种状态，对个人的免疫力和对整个抗疫形势，都没有什么正面的影响。
人物周刊：疫情当中暴露出一些丑陋的行为，比如售卖伪劣口罩、朝电梯吐口水、遗弃动物、地域歧视、人格诋毁和种种网络暴力。特殊时期，如何去保持镇定和理性？
毕淑敏：人性中的那些优点和弱点，在疫情中都放大了。比如说我们会看到那种特别英勇、逆流而动的人，也许这个人你平常看不出他有这么优秀的品质。而像那种朝人家吐痰的人，也会冒出头来。明明来自疫区，却拒不报告，到处招摇过市，以至于造成几十上百人，甚至数千人被隔离的，也并非罕见。平常这种人，大致是我行我素，对公共规定置之不理。一般情况下，他造不成特别大的危害，至多是让人厌恶的类型罢了。但这一次不一样了，他会造成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对他人生命构成威胁。
作为个体，不要因为外界环境的改变，而让自己内心无时无刻不在波动，且振幅巨大。只要你的内心是坚定安全的，能够妥善处理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关系，就应该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具备一种忍耐力。比如我如果收到传播死者画面的视频，能做的就是立刻“斩断”它的传播，把它删掉。
2月16日，一名出院患者在海南省人民医院与救护车司机合影。 当日，在海南省人民医院，12名新冠病毒肺炎确诊患者经过医院系统诊治后，痊愈出院。新华社记者张丽芸摄
人物周刊：你做过临终关怀的工作。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不少患者从进重症室（甚至更早阶段起），便再难和亲人见上一面。殡仪馆工作压力也很大，亲属不能入内。在特殊时期，对人本的关怀不得不被压缩，让位于安全和高效。对当事者（亲属们），他们后期的心理疗愈，也会是个比较大的问题？
毕淑敏：这个问题特别重要。本来亲人逝去，就是极度哀痛的时刻，要有一个漫长的悲伤过程。疫情和死亡来得如此猝不及防，那些从容的告别、最后一面或最后的留言都无从说起……当事人所遭受的撕心裂肺的痛苦，怎样形容都不为过。而且人数如此之多，疗愈的过程更是任重道远。所以对逝者亲人们进行后续的心理疏导非常重要。希望能尽可能早地组织起相应的力量，安慰支持他们渡过难关。
对于活着的人，我觉得，第一点，接受现实。要有勇气去承担真切严酷的重击。第二点，人在这个时候往往会有后悔、自责、愤怒、绝望，会有极度的孤独感……这些情绪可以出现，但你不能被它们所埋葬。第三点，在接受现实的情况下，把自己的基本生活、作息的规律保持好，坚持适当的运动和活动，向最亲密的朋友和家人倾诉。书写也是一个好方法，把自己心中的话写出来。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宣泄一些情绪，给它出口。然后就交给时间吧。
人物周刊：你讲过非典时期一个小护士的故事。深信内在的精神在绝境中是支持她的强大力量。当时具有这种信念和坚强感的医护人员多吗？
毕淑敏：网上说得很对，哪有什么天使？！不过就是换了一身衣服的孩子。你要说大多数人都做好了足够的思想准备？我想并没有。但作为医护人员，当你选择了这条道路，就伴随着一种担当的降临。
你要给内心强大的理由：你原来是孩子，但你穿上这身衣服，你在他人眼里就变成了天使。想想那些濒死的人，他们连自己亲人的面都见不到，他在最后时刻见到的是你。我一个朋友在湖北，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我中招了，住在XX医院”，我安慰他。第二天再打电话，就接不通了。我很不安，心想他是不是死了？我家人说，有可能病重时手机被收走了。隔了好几天，他给我发了一个表情过来，他还活着！
我觉得人得有面对不确定性的忍耐与坚强。就像在子夜的时候，你相信天一定会亮，而不是说等东方鱼肚白了，你说天会亮。最深刻的压力，最考验人。
2月10日，在武汉客厅方舱医院，患者跟随医护人员做“呼吸操” 。新华社记者熊琦摄
人物周刊：重大疫情会改变部分人对世界的看法和处世方式。比如彼此的不信任，比如及时行乐。你本人呢，从非典至今，有什么大的改变吗？
毕淑敏：一点改变都没有。对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人来讲，不会有根本改变。我只觉得要更加珍惜生命，更加珍惜人与人之间的勇敢、友善与担当。对人性那些幽暗部分，要尽量加以节制。比如说有一些人仍然想吃野生动物，我们有法律制止他。那就在一个更大程度上保证了人类的安全。
SARS以后，北京不让买卖野生动物，市内取缔宰杀活禽，一直坚持到现在。广州应该也好了一些，起码果子狸不吃了吧。但是武汉和其他有些地方不知道这一点吗？是有人觉得“北京没逃过去，广州没逃过去，但我们这儿没关系”吗？病毒无情，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通通在它的范畴里。所以，人类一定要恪守铁律。有些人若不思改变，只能靠强力的法制约束。
（参考资料：《花冠病毒》《毕淑敏回望非典一线采访 求生护士最让人动容》）
我的战“疫”09 | 下一次来花市，我就不是一只大企鹅了
系列评论119 | 最多时1个岗位近20人,“扎堆值守”得治
查看更多文章，请点公号底部菜单栏“抗疫报道”。
监制：易艳刚 | 责编：张慧 | 校对：赵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