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份解除隔离告知书,是对我最高的奖赏|我的战“疫”(二十二)
这是我最开心的一天,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下了。盯着他们的解除隔离告知书,我觉得这几张纸,就是对我最高的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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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张莹|31岁|驻村干部|贵州玉屏县
整理:完颜文豪|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覃嵩松|通讯员
笼罩罗家寨村半个月的恐慌气氛,从我接回那13个人后,才开始逐渐消散。
这是我最开心的一天,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下了。盯着他们的解除隔离告知书,我觉得这几张纸,就是对我最高的奖赏。
罗家寨村村民拿着解除隔离告知书。受访者供图
这几天,我终于能平静下来,洒脱地说一句,“顺其自然吧,管它呢。”
其实,那些煎熬的日子,还没过去多久。当时,我天天想着,“天哪,怎么办怎么办”,满脑子都是问号。
除夕那天,罗家寨村出了一例确诊患者。消息一传开,恐慌的情绪,在全村快速蔓延。
这个村有2000多人,20多个村民组。患者家住彭家组。各村组的村民们,自发地紧急“断路”,很快把本组地盘,围得像一个个坚固的“堡垒”。
一棵三四个人都抬不动的树被锯断,路边弃用的电线杆被放倒,醒目的告示牌张贴出来——“非本组人员严禁入内”。
大家一看到彭家组的人,都躲得远远的。好像他们全组的人,都已经确诊。
患者还没症状时,很多人都忙着聚餐。春节前同姓家族聚餐,是这里流行的乡村风俗。
在县城有房的人家,早早带着家人搬去住了。有个村干部把家人也转移了,这更让老百姓觉得害怕,无形中放大了恐慌情绪。
“那个发热住院的姑娘,检测结果出来了,阳性!”车下高速,手机突然响起,紧接着传来镇领导的声音。
脑海里快速回想着,19岁的姑娘,在武汉做导游,6天前刚回村,4天前发热咳嗽,2天前送医院……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
那姑娘虽被送往邻省的新晃县医院,并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却是我们贵州玉屏县人,老家在我当驻村干部的村子。
我不敢想象事情有多严重,但得马上赶回去。
想起来也挺奇怪。90岁的奶奶,平时耳朵不大好使,当时坐在车里,却听清了我的通话,抓住我的手说,“你又不是医生,那有传染病,你去干嘛?”
把家人送到伯伯家后,还跟奶奶解释了很久,给她说没有传染病,一会儿就回来了,就像诓小孩一样。走的时候,看她坐在轮椅上张望了好一段时间。
回到村里,安排好各种工作,忙完就到晚上七八点了。天已黑了,想着去伯伯家有点远,回旁边镇上自己家又没人,就在村里住下了。
南方很多地方,都流传一句话,“麻雀都有三十夜”。而我却要孤零零地过除夕了。
村里干部看我没回去,就邀请我到家里过年。我心想,大过年的,去别人家也不好,何况看着人家团圆,自己也不是滋味。
也是不巧,那两天村里变压器烧了。晚上想弄点饭吃,只能打手机手电筒,翻找出一些面条,一瓶老干妈,靠着一盆炭火,凑合了一顿。
之前,人多事儿忙,还没啥感觉。吃完饭一静下来,突然有点五味杂陈,孤独、想家、害怕,什么感觉都出来了,说不清到底是啥感觉。
这个春节也很特殊,我们本来有3个驻村干部。第一书记因为糖尿病加重请假,另一个干部的老婆流产,他去医院陪护了。
突然就剩我一个人,要扛起这么大的压力,身边又没有家人。内心的恐惧、心烦、挣扎,就被放大了很多倍。
大年初一,一大早醒来,还好有几名本村干部帮着,大家分分工,每人负责一名重点关注人员,盯着他们不要出门走动。
说要24小时,但也不现实,还得靠周边邻居和小组长帮忙,我们不定时去看看。
确诊的姑娘,曾接触过13个村民。他们被县里拉去集中隔离了,但身边的人,算是二次接触者,还留在村里。
这些人总是听到一些难听的话,有时候在自家院子里走走,别人看到了就说“你出来干嘛,赶快回去”“你不能出来,我这就报警了”。
平时邻里关系挺融洽的,有了确诊病例后,各村民组之间都各自为战了。谁也不理谁,都不允许外人进去。
为了缓解这种恐慌,我们就在村里讲疫情知识。老百姓不信,就觉得这个病毒太恐怖了。做了很多天工作,效果都不是很好。
我们村在两省交界的地方,中间隔条河,河的一半属于贵州,一半属于湖南,过去就是湖南新晃县的鱼市镇。
几年前,为了方便村民去鱼市赶集,就专门修了一座桥,过桥走个两三百米就到。但要到我们这边的田坪镇集上,坐车都要十多分钟。
一开始,桥那头就被人用钢架封住了。有村民想打电话买点货,那边人就说“我不卖你们,我怕死。”
通往鱼市镇的桥正在被封堵。受访者供图
村里有人想翻过去买些生活必需品,对面的人撑死不让,还闹到两边的镇政府和派出所。
其实,这些情绪和做法也能理解。毕竟是我们县第一例患者,谁不害怕呢?
尽管县里后来又出现一例,但不太严重,已经治愈出院了。所以,我们村变成了全县的疫情“重灾区”,自然会有很多领导来视察指导。
正好有几天我感冒了,戴着口罩咳嗽了几声,离一个人有点近,他就下意识地退了一下。那种感觉还挺不好受的。
我也在想,自己是不是已经感染了。因为年前没觉得这边疫情有多严重,就没做防护,我还去患者家里摸查情况,连口罩都没戴。
那些天,6岁的儿子也在天天跟着我。我后来就担心,儿子会不会被传染了。
一想到这,我就吓得浑身发抖。晚上老是做噩梦,梦见我们娘俩躺在医院,浑身插满管子。
往常有说有笑的村干部,变得沉默了。大家心里害怕,只是没人说出来。
有段时间,那个确诊的姑娘状况不乐观,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老百姓不清楚情况,开始流传“患者已经死了”的谣言。
在医院陪护的驻村干部,回来上班了。我们几个人忙前忙后,告诉大家患者的真实情况,想安抚大家的情绪。
张莹在村里张贴防疫宣传公告。受访者供图
一次,我跟一个村干部坐在一起,彼此都不说话,感觉气氛挺尴尬,我就问他“你怕不”。
他想了一下说,“这就好比,我是个恐高的人,正在走高空玻璃栈道,沿着那些玻璃隔带,强压着恐惧走到了一半,你说我该往前还是退后?”
那一瞬间,我好像被点醒了一样。事情已经发生了,再怕也得往前走,把该做的做好就行。这样想着,内心的恐惧减轻了很多。
后来,姑娘的病情好转了,已经从ICU转到普通病房。
还有个好消息。连同她家人在内的13个密切接触者,结束两周的隔离期,经医疗检测后无一人感染。这样的结果,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2月5日,我开车接他们回村,还拍个短视频发朋友圈和抖音,大家留了好多话,“欢迎回家”“终于放心了”之类的。
这天之后,村里的气氛逐渐恢复正常。那种躲躲藏藏的局面开始转变,村民组之间,摆放的树枝、石子渐渐撤去了。
大家看待彭家组的人,变得跟往常一样。感觉又都是同一个村的百姓了。
尽管周边村镇还有些介意,有的人还觉得,我们整村的人都带病毒。但我觉得,能挺过来,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几天,我还在村里忙活着,只不过心态放松多了。
刚开始,我家那边的居委会,委婉给我说,尽量不要回去。我也担心自己被传染了,回去对家人也不好,以防万一吧,就在村里待到现在。
只是挺想儿子的。这些天,我和儿子好像有了默契,无论多想念他都不会哭。也许是单亲家庭的原因,他比同龄孩子要懂事好多。
这次很多天没见了。我俩视频聊天时,能感受到他想哭着让我抱抱,却用那种很勉强的笑看着我。
当妈的哪能看不出,这跟真正的高兴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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