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日本名士常盘大定笔下的石鼓书院｜草地·说人解史

但凡关注汉传佛教及古建筑者，都不可能不知道常盘大定，一方面缘于其宏富渊博的著述，更缘于其涉足中国南北各地的屐痕。据说他生前来华七八次，到底都做了什么呢？

首发：12月11日《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作者：甘建华

时光何其匆遽，转眼百年就要过去了，我的脑际经常萦回着这样的画面：那个端庄肃立在石鼓书院前的日本人，正在向世界发出诚挚的告诫——“不管现在的境况如何，这个大国的国民都不会永远地沉睡下去，而现在他们正在走向觉醒。”

名叫常盘大定的这位日本人，明治三年（1870年）生于宫城县。与中国历代名士一样，他也有一个晚号“榴邱”，估计是他比较中意的一个地名。少年时期即笃信佛教，属真宗大谷派，这也决定了他一生的行迹与事功。17岁入仙台道仁寺，29岁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历任中学和大学教师。昭和六年（1931年），自东京帝国大学退休，后任庆应义塾大学东方文化学院评议员，兼任东洋大学教授。昭和十四年（1939年），主持浅草本愿寺兼大谷派本愿寺东京分支机构事务，同年创立日本佛学院并任院长。昭和二十年（1945年）圆寂，享年75岁（一说76岁）。

1921年冬天，常盘大定（左一）在湖南考察留影。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但凡关注汉传佛教及古建筑者，都不可能不知道常盘大定，一方面缘于其宏富渊博的著述，更缘于其涉足中国南北各地的屐痕。据说他生前来华七八次，其中仅20世纪20年代就曾5次来华考察宗教文化遗迹，在佛教实证研究领域属于先驱者。第一次来华是大正九年（1920年）9月至次年1月，考察路线为沈阳、北京、房山、大同、张家口、太原、洛阳、汉阳、宜昌、庐山、南京等地，考察对象主要是各地石窟、寺庙、道观等遗迹遗物。

大正十年（1921年），写作出版《访古贤之迹——中国佛迹踏查》，随即开始第二次访华，时在当年9月至次年2月，期间到了湖南长沙、南岳、衡阳、宁乡四地。“他的旅行可谓大胆而冒险，闯入一个又一个危险区域，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朋友们都为他捏着一把汗，而“他说他有佛祖庇护，所以丝毫未曾介意”（启明会评议员泽柳政太郎博士序语）。

常盘大定此行专程来衡阳，主要就是考察石鼓书院，事前的功课来自南宋朱熹《衡州石鼓书院记》。

“石鼓书院位于回雁峰下的石鼓山（按：此处有误，石鼓山与回雁峰相距两三公里），正当与蒸湘（二水）相汇之要处。唐代刺史齐映在山阴处建一合江亭。元和年间（806－820年），士人李宽在山巅建屋，读书其中，这是书院兴起的原因。时至宋代至道三年（997年），李士真向郡守请愿建立书院。景祐二年（1035年），集贤校理刘沆上书请愿，得到朝廷的敕额，这便是公认石鼓书院的起源。以后，院址稍向东移成为州学，其后一度荒废。淳熙十二年（1185年），这座具有历史背景的书院，由部使者潘侯（潘畴，字德鄜）在旧址上建屋数间，榜以旧额，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未竟而去。接任的使者宋侯（宋若水，字子渊）进一步扩大规模，一切均照国子监之规，始得印书，择郡县秀才以充之。”

他特别指出：“朱子（朱熹）受邀为书院作记，更是令书院闻名天下……为处士之学吐出万丈气焰。”

他甚至不无欣喜地说：“这一次旅行中，我居然见到了四种神禹碑。归德府（商丘古城）衙门见到的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在岳麓山顶峰，第三个在石鼓书院内，第四个在南京栖霞寺的后面。另外听说大别山里、会稽山里也有，此外也一定还会有很多。”如此天下有名的神禹碑，相传是大禹治水后刻在南岳山崖而流传至今的。因为充满了各种神奇诡谲的传说，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曾到岣嵝峰寻找过，刘禹锡的诗中也有这块碑的字句。然而真正见过这块碑的人，直到南宋嘉定年间才会出现，四川人何致偶然间撞了大运，将它拓印而见诸天日。常盘大定文中并没说明此碑存放在石鼓书院的什么地方，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块拓碑，是在石鼓文化广场通往石鼓山的栈桥上，2007年重修书院时专门打造并建了一座禹碑亭。

1922年元旦，恰是阴历十二月初四。常盘大定原以为中国按阴历行事，这一天应该和平日没有什么不同，没想到衡阳也和日本乡村一样，百姓要过两个新年佳节，官衙公署按阳历年放假。他看到书院山门上悬挂着两块牌子，一块是石鼓师范讲习所，一块是湖南第一联合县立乙种工业学校，大门两边还插着两面国旗。上午的升旗仪式一结束，下午放假，教员们都忙着为回家探亲做准备。

1922年元旦，石鼓书院内嘉会堂墙上悬匾曾熙撰书对联。常盘大定摄

山门内墙上悬匾一副对联：“修名千佛上，至味五经中。”在此之前，他在泰山经石峪做过考察，所以一眼认出了这是金刚经体，只是不知书者是晚清衡州末代进士、大书画家曾熙，却忠实地记录、拍摄下了这个历史场景。直到今天，尽管我不断地提醒书院几茬主事者，并多次出示历史图片为证，但新修书院山门前的铭牌，依然顽固地打印着这样的字：“撰联：佚名。”

石鼓书院敬业堂。常盘大定摄于1922年元旦

书院里面以嘉会、敬业两堂为中心，常盘大定拍摄的照片中，有一个穿着体面、举止雍容的中年男人，矜持地拢手站在敬业堂前，估计是所长、校长之类的人物。“四面是教室，敬业堂的二楼上，正面安放着孔夫子像。里面有诸葛武侯像，据说是为了纪念当年武侯曾率兵至此。堂背后的临江处有合江亭，亭内有很多石刻，其中最出色的是张栻手书的韩昌黎诗碑（应为韩愈《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不过，那很有可能是近代的复制品。”

石鼓书院合江亭诗碑。常盘大定摄于1922年元旦

接着转向北面，只见湘江、蒸水汇合，滔滔北去洞庭，可见各样船只挤满江面。远处有一塔耸立，名来雁塔，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大概与南面上流烟霞环绕的回雁峰之名有关系吧”。常盘大定猜想的没错，这是衡阳的三道水口之一，地处合江套三汊矶上，与石鼓山遥相对峙，意在强化“出水口”的镇水功能，巩固衡州府城的风水。

从衡阳回雁峰眺望湘江。常盘大定摄于1922年元旦

站在石鼓书院并不十分空旷的坪上，常盘大定不时想起南宋两位大儒。在他看来，“分居南岳衡山首尾的石鼓、岳麓两座书院，之所以能被列入‘天下四大书院’之内，完全是仰仗朱晦庵（朱熹）和张南轩（张栻）的声望。”“不过，所谓的四大书院是哪四家，所举名称却因记而异。从列在下面的名单中可见其异，此外肯定还有类似的名单。每组中江南之物或者有三，或者四个皆是。”他提到四大书院的五种说法，其中衡州石鼓占据四种：岳麓、石鼓、白鹿、嵩阳；岳麓、石鼓、白鹿、睢阳；岳麓、石鼓、白鹿、应天；岳麓、石鼓、徂徕、金山；岳麓、嵩阳、白鹿、睢阳。

我没有料想到的是，常盘大定在书中提到了宋代理学鼻祖周敦颐与衡阳的关系。“奠定了宋儒根基的周茂叔（周敦颐）是湖南道州人士，幼年丧父，由居住在衡州的舅父、龙图阁学士郑向抚养，并在当地读书。后来，他在衡阳县学右侧建起自己的书院，周围开挖池塘，引西湖水，播莲花籽，有亭名为爱莲亭，日后又称濂溪书院。”他试着寻找了一番，但当地人告诉他，这些古迹很久以前就已荒废，现在无存。听说小西门外莲花池中，有一座衡州教育会的建筑物，其所在地就是周子（周敦颐）故址，于是跑过去看个究竟。“环视空无一人的大堂，发现墙间有一块已经剥落的石碑，读其文字，上面记载这栋建筑是文昌阁，原与周子的爱莲亭毗邻，后来爱莲亭荒芜，仅此阁独存。引来西湖之水，在沼池中播种莲籽一事，说的就是这个池塘。爱莲亭与文昌阁相邻，那么无疑也就是濂溪书院的故址。”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是周子使之复兴，朱子将其扩大发展的。“这里的石鼓书院与周子有何关系尚且不明，但因朱子一游而名驰天下则是不争的事实，想必那时朱子一定也凭吊了周子的故地吧！”他所言及的爱莲亭、濂溪书院确有其物，文昌阁也有照片为证，而朱熹游学石鼓书院纯系空穴来风。

衡州府城文昌阁。常盘大定摄于1922年元旦

翌日雨天，上午10时，常盘大定乘船北返长沙，估计衡阳城内没有一个人知道，只有百年之后在下甘某以目光迷离相送。他并非第一个来游吾乡的日本高僧，有史可稽的是，京都六休上人水野梅晓（1877－1949年），自称南岳石头希迁禅师（700－790年）第四十二代法孙，曾于光绪末年两番（1903年、1907年）来南台寺寻根礼祖、赠送经卷。更早之前的南宋末年，天皇后裔道元承阳大师（1200－1253年），曾来南岳受戒于曹洞宗第十三代法孙天童如净禅师（1163－1228年），成为日本佛教曹洞宗创始人，南台寺因此成为日本曹洞宗的祖庭。然而，道元禅师只有简略的寺志记载和野史轶闻，水野梅晓则有湘学泰斗王闿运撰《日本僧赠南台寺藏经记》。作为日本近现代最有声望的东方佛教学者和古建筑专家，常盘大定不仅是第一个描写衡岳湘水的外国人，也是迄今所知第一个游历石鼓书院的外国人，文字存于名著《中国佛教史迹》一书中，更有留传衡州最早的十来帧照片——为此我们应该深深地感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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