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是一辈子的事情。”这句话用在著名戏剧家潘伟行身上尤为贴切。从《春秋魂》里屈原的家国情怀，到《十三行商人》中潘亦仁的商族气度，一个个载入史册的戏剧人物鲜活地呈现在观众眼前，仿佛穿越时空的暖流直抵人心。对于每个角色的塑造，潘伟行都能做到尽善尽美。他全身心地投入创作，甚至反复“推敲”，力图让角色“立”起来，这种醉心于舞台表演的精神令人钦佩不已。曾有人撰文评价说：“潘伟行是个把热烈、刚毅、恢宏、清新、淡泊、泰然与躁动矛盾地统一于一体的人。”采访当天，《广州文艺家》一行来到了广州话剧团宿舍，潘伟行老师笑容满面地欢迎我们，他戴着一副黑边眼镜，身穿绿军装，说起话来仍是那般中气十足。“每一出戏我都要做到让自己不遗憾，能力和才华是有限，但我能尽到最大的努力就可以了。从踏上舞台那一刻起，我就觉得舞台是一块圣地，演员要给观众传达思想、精神、理念和感动。”潘伟行坦言，戏剧是他终身坚守的事业，“艺术创作的道路，是需要匍匐在地的”。1939年于中国是灾难深重、民族危亡之时，潘伟行出生于此时，枪炮声、轰炸声，成为他儿时的记忆。尽管潘伟行童年时曾梦想过当飞行员、战士和探险家，但因了某种机缘，他最终选择了戏剧艺术。抗日战争时期，流亡到西南边陲昆明的“西南联大”的一群师生，组织了一家剧社，一来宣传抗日救国，二来借此糊口。剧社需要两名儿童演员，年近八岁的潘伟行幸运地被选中，“还蘸着蓝墨水在入社表格上按了个手印”。进入剧社后，潘伟行跟随大伙进工厂、大学、社区演出，他回忆说：“记得我第一次登台表演，演的是一个穷苦农民的孩子，剧情中的一段戏是外出抗日的父亲完成任务后偷偷回家探望饥寒交迫的母子，却被匪兵抓去杀头。”那出戏虽然经过多次排练，可到了正式演出时，还是让潘伟行感到诧异。当时，潘伟行对戏剧毫无认识，演出前母亲让他穿上光鲜亮丽的衣服，但到了后台，那些大哥哥大姐姐却要求他换了一套千疮百孔的破衣烂衫，甚至还在光脚丫上涂了许多黄泥。原来熟悉的演员都变了个样，在戏中演他父母的演员也是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父亲’回来时，从怀里掏出两块干饼，‘母亲’却舍不得吃一口，只闻了闻便塞给我吃，我突然感到喉咙梗塞，怎么也要‘母亲’先吃。这时，一群如狼似虎的‘匪兵’冲了上来，抓住我的‘父亲’，‘父亲’‘母亲’反抗，‘匪兵’们便毒打他们……”演完之后，潘伟行到了后台还越哭越伤心，“这大概就是命运把我抛到舞台上的一个机缘。”话剧是一门具象的艺术，它能直接与观众进行心灵之间的交流、灵魂之间的碰撞。1956年，潘伟行进入云南人民艺术剧院话剧团工作。翌年，他参演了话剧《一路平安》，这是他首次在职业剧团里担纲主要角色。潘伟行说，当初报名时，自己只选择了戏份最少的配角，没想到张榜公布演员的那天，却发现第一行男主角旁边写着他的名字，从此就走上了舞台。剧团最初决定潘伟行演安德烈这个角色的时候，遭到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反对，幸好有一位叫姜家俊的导演十分赏识潘伟行，还是坚持由他出演。巧合的是，当时潘伟行十八岁，安德烈也是十八岁；潘伟行的父亲是生物学家，安德烈的父亲也是生物学家。“那些质疑我的人，都觉得我难以胜任这个角色，我就去找姜导演，他问我对这部戏有没兴趣，我说我可以尝试一下，如果到连排阶段能完成任务我就继续演，如果不行的话我就放弃演戏。”对潘伟行影响极深的老师，还有杨崇慧、严正和徐晓钟。杨崇慧演过潘伟行的母亲，他俩经常在一起排练，杨崇慧曾给潘伟行递了许多终身受用的“小抄”；在中央戏剧学院求学期间，潘伟行师从著名戏剧家、导演严正，严正对他既严格又很关顾；在潘伟行戏剧表演的成熟阶段，著名话剧艺术家徐晓钟给了他莫大的帮助，他的扛鼎之作《春秋魂》正是在徐晓钟的指导下完成的。这些老师如同一盏盏明灯为潘伟行指明了方向，让他沿着正确的创作轨道奋力前行。“祖国需要就是我的第一志愿。”这是话剧《年青一代》里主角肖继业的经典台词。1963年，《年青一代》正式公演，这是上海戏剧学院一位青年教师写的戏，该剧紧扣时代脉搏，极具正能量，贴近人们的生活和思想，也与大众的理想和追求一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同一出戏全国各个剧团都能演，虽然版本不同，但剧本只有一个，讲述的是相同的故事。云南人民艺术剧院话剧团也排演了《年青一代》，由潘伟行饰演肖继业。“因为当年我和那个角色的年龄差不多，所以演起来没什么难度。这出戏我演过两次，感觉还是挺成功的，尽管在表演上还是比较稚嫩、本色，但还是投入了感情。”“戏剧的完成过程包含三个步骤：剧本是一度创作，排练是二度创作，演出时与观众的交流是三度创作。”潘伟行告诉笔者，他个人有个习惯，在演戏时基本上不会生硬地背台词，都是先把剧本看透并经过思考后，再按他理解的意思练习一遍，然后重新看剧本，如果剧本的原话说得好，他会依照原话来讲，反之就依照自身的表达方式来讲。老编剧赵寰曾说：“潘伟行在舞台上的台词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可称之为‘潘腔’。”改革开放之初，国内的剧团都陷入困顿的状况，几乎没有观众进剧场看戏，有的话剧仅演了一场就“草草收兵”，外国电影、卡拉OK等新鲜事物成为“香饽饽”。对于剧团而言，适应市场需求是迫在眉睫的重要考题。突然有一天，潘伟行萌生了新的想法，他要写一部“既符合市场需求，又能传达思想和追求”的作品——《基度山恩仇记》。之所以想到创作这部戏，缘于潘伟行的阅读习惯。他的书房里堆满了书，显得有些拥挤和狭窄。文学、历史、哲学等各类图书他都会买来读，他觉得读书是提升话剧演员文化品位的不可或缺的途径。在中央戏剧学院学习期间，潘伟行经常去图书馆看书，有位老师给他推荐了法国作家大仲马的长篇小说《基度山恩仇记》。多年来，他一直对这部小说印象深刻，在剧团面临严峻挑战的时刻，他终于创作出话剧《基度山恩仇记》。“那时我闷着头，兴之所至，一个星期就写了三场。原著小说是厚厚的大部头，要改编成话剧还是挺困难的。”潘伟行当时已移居广州，成为广州话剧团的一个队长，他召集团里的工作人员开会，向大家讲了他的构想，没料到大家都对该剧很感兴趣。“那时我们那支队想打破剧团的建制，进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于是我们单独成立了一个剧组，借了团里两万块钱作为经费，如果有盈余的资金，就平均分配给剧组的每一个人。”正因如此，剧组人员的积极性都很高，宣传人员更是专门绘制了巨大的广告牌，挂在团里的三辆汽车上，几乎绕全市走了一圈。报纸上也破天荒刊登了较大版面的广告，“不日献演《基度山恩仇记》”的标题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眼球，人们对这部作品颇为期待。潘伟行说，《基度山恩仇记》采取边写边排的模式，就在他订好剧场、万事俱备的时候，忽然收到了一个消息，电影公司购进了好莱坞电影《基度山伯爵》。“这部电影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市场，经与电影公司协商，他们同意将电影推迟一个月上映。”让潘伟行感到欣慰的是，《基度山恩仇记》公演时，西湖路南方剧场人潮如织、全院满座，几十场的门票一扫而光，全城掀起了一股“基度山恩仇记”热。1990年，广州话剧团在友谊剧院公演了由许雁编剧、潘伟行主演的话剧《情结》。该剧通过描写某市市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崔长河在查处一宗大贪污受贿案过程中，与亲人、战友之间发生的矛盾与纠葛，讴歌一身正气的老共产党员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颂扬了社会生活中代表正义的力量，演出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广州市许多单位都组织共产党员前往观看。该剧曾先后获国家级、省级、市级的有关奖项7个，是建国后广州获奖最多、受奖级别最高的话剧创作剧目。毋庸置疑，崔长河这个人物既耿直又矛盾、既热忱又痛苦，潘伟行以炉火纯青的演技将这个人物塑造得淋漓尽致，因此许多观众都说：“崔长河就是潘伟行。”这恐怕是一个演员所能获得的最高褒扬。每当看到潘伟行在台上喊出“我是血肉之躯吗”，每当看到他跪地沉吟“母亲啊”，观众的内心都会自然而然地为之一颤，随即泪流满面。这种对观众心灵的打动，是潘伟行从心灵到躯体高度投入的结果。“我想如果有什么可以总结的话，那就是我有意识地摆脱了过去许多习惯性表演,让剧中的崔长河更接近生活中的崔长河。当然我不是崔长河,我喜欢小情调,崔长河不喜欢。”潘伟行认为，最好的演员能不留痕迹地演出学问，让别人看不出是在表演。《情结》连续演出二百多场，是广州话剧从低谷跃上顶峰的一次猛博。据了解，潘伟行每一场的演出都全力以赴、不遗余力，有时连同行也不理解，问他：“每一场戏都那么投入，你不嫌累？”潘伟行的回答印证了他的艺术初心：“我一生就做这一件事，岂能愧对……”20世纪90年代初，潘伟行曾有两年没出过作品，他对本土话剧艺术的未来充满了忧虑。“那时大家都在一味地追求物质，社会缺失的是对精神和理想的追求。所以希望有一部话剧作品能传达我对这种现象的认识。”潘伟行首先想到的是屈原。“我觉得他是古往今来中国最大的理想主义者。”此时潘伟行正应邀在云南省话剧团演出，但他按捺不住创作热情，只好婉言辞别，悄然创作起《春秋魂》的剧本。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的《离骚》确实给了潘伟行丰富的灵感。在蒸气浴室般的排练场里，潘伟行身着灰色长衫，反复地念着剧中的台词，驾轻就熟地做着舞台动作。本来《春秋魂》的连排己经结束，劳累了两个多小时的潘伟行也该好好休息，但他却要趁热打铁，根据观看者的意见，随即与导演和同行对《春秋魂》作细致的再加工。为了完成这部剧作，潘伟行与他的合作者奔走四方，溯江踏访，远赴秭归、乐平里、湘江、沅江、汨罗江等地，耗费三年时间，易稿14次，终于得到同行和观众的高度赞誉。1995年，中国戏剧节在广州举办，潘伟行执笔创作并主演的话剧《春秋魂》一举荣获11个奖项。潘伟行犹记得，一次在北京演完“屈原”，卸装之后，有两个北大的女生跑到他面前，深深地鞠了躬说：“我们是北大的学生。我们已经走出去两里地了，但是想想不行，还是要回来感谢您。谢谢您塑造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屈原的形象。”潘伟行也给她们鞠了一躬，说：“我要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欣赏。”因为他当时就被观众感动了。2000年，广州话剧团创演了小剧场话剧《押解》。作为现代戏剧的一种实践活动，“小剧场”具有“小”“灵活”“破除僵化”“实验性强”等特色。《押解》中有这样一个画面，当王虹饰演的“方颖”疯狂地驾驶舞台上的卡车，卡车在舞台上疯狂地飞旋，潘伟行饰演的“老潘”扑上了那辆卡车，抓着卡车的车门，随着卡车一起飞旋，卡车急刹车，身体摔到了舞台中央，随即爬上卡车，制止方颖的行为。整套动作下来，危险性和技巧性都很高，由一个年轻的演员去完成，大家都会担心，但演出《押解》时潘伟行已到了返聘的年龄。在舞台上，他从来不会让观众担心和失望。2004年，广东话剧院、广东省艺术研究所组织独立剧组制作了大型话剧《十三行商人》。该剧由广东省艺术研究所所长吴惟庆和国家一级编剧陈京松任编剧，讲述了十三行商人潘亦仁一家从辉煌到衰落的故事，潘伟行扮演了潘亦仁一角。剧中有一幕，潘伟行跪在地上，脸部抽搐，百感交集，引领观众穿越时空，重回那个时代。2007年，广州话剧团创演了首部广州本土文化大型历史剧《南越王》，该剧浓缩了南越王赵佗一生中多个重要的历史瞬间，潘伟行在剧中扮演刘邦。这是一部着重写赵佗的话剧，刘邦在剧中并非重要角色，甚至是可有可无。“既然参与了，就要把他演活了。”潘伟行坦言，研究帝王将相不是他的爱好，而且这次是他所演过的戏之中，台词最少的一部。然而，要在十分钟左右塑造一个帝王的形象，这绝非易事。而历史剧的关键就在于塑造人物，可以说是一部戏剧成败的关键。为此，除了剧团前期到南越王博物馆采风之外，潘伟行也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虽然这一角色只有七句半台词，他却整理了一摞刘邦的人物分析，巧妙地把台词的每一个字和刘邦融在一起，演出时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认真对待台词是每个演员的必修课。潘伟行经常对演员们说，戏剧表演要注重与对手的交流，这是一种可行科学的方法。“演一出话剧，在一句对白上，自己说的占了三分之一，听别人说的占了三分之一，然后过程又占了另一个三分之一，这加起来才是一个完美的表演。”除了演戏，潘伟行也参与了导演、编剧工作。他共负责了五部话剧、一部电影、两部电视剧、五部广播剧的编剧工作，撰写了数十万字的评论文章。90年代初，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力邀潘伟行担任她从艺60周年晚会的总导演。近年来，他接连导演了大型花灯剧《征人行》《盐道》《月照枫林渡》《山茶花红》，民族歌剧《弄染之光——陆瑞光》等作品，取得了良好的反响。贵州省花灯剧团团长邵志庆说：“潘老为我们团导演花灯戏《月照枫林渡》时，由于经费困难，他不仅在经济上没有提过任何要求，而且作为导演把该干的事都干了，不该干的打杂的活也包办。”值得一提的是，潘伟行导演的粤剧《君子桥》至今长演不衰。演戏与做人,艺术与生活,自打潘伟行第一次登台起，他就把它们视为一体了。潘伟行和他夫人谭尧中的缘分，便是起于戏剧。那时他们俩都在云南生活，谭尧中是电影《五朵金花》中的一朵金花，一来二去，成为年轻的“肖继业”的妻子。如今,满头银发的谭尧中，是潘伟行最忠实的观众。每当潘伟行排演新剧，人们都会看到她的身影。有了她的相伴相随，潘伟行在艺术追求上就有了最默契、最坚定的倾听者和交流者。在《春秋魂》座谈会上，潘伟行有感而发地说：“在舞台上，我觉得非常充实，我崇敬那些真诚而有理想的人，虽然他们孤独而倔强，甚至有些“不合时宜”，但他们有着铮铮铁骨，又不乏似水柔情。”不难看出，铁骨柔情也成为了潘伟行持之以恒的人生信条。除了在舞台上展现魅力，生活中潘伟行的一言一行也感动着了解他的每一个人。“40多年前我第一次来到广州，吃了一顿很简单的广式早餐之后，我对自己说‘我已经是广州人了’。”当时潘伟行住的那间房子很黑，一关灯，墙缝间有100只左右的老鼠与他同邻。“我跟学员们生活在一起，一起去抢看那部小电视，坏了的时候就怒怒地去拍……”潘伟行曾在《“戏痴”痴言》一文中写道：“艺术家们在用硬铮铮的文化人格为后来者铺出一条通往百花齐放的艺术天地的栈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以为这些如此的艺术家们愿把理想和真诚奉献给人们，让理想启迪人们，让真诚滋润自己的同胞，叩开人们的心扉，认识自我，认识人生。真诚地希望那美好的理想，那舞台上绚丽、辉煌的景观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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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里翔
编辑 | 南南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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