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降让我想起的往事
去年霜降写的。居然发不出去。藏了一年,又霜降。再发。
现代人极无聊。巴不得天天是节日,好有“话搭头”,否则人要难过死了,我拿什么来刷朋友圈啊。
于是,像旧年,但凡年月日里有三个7、或两个17、两个217,都视为节日。一个月有五个礼拜五,也“惊呆了”;农历闰月,本来是“三年两头闰”,也稀奇弗煞。一直弄到 “二十四节气”,也像久入冷宫的妃子,被叫出来“宠幸”一番,当作节日来过。大家纷纷从网上去抄点什么下来,就刷屏。连电视台也来“轧一脚”。
我每年一到霜降,首先想到的就是一句江西的农谚:“霜降不割禾,一夜去一箩”。意思时,晚稻必须在霜降之前割完,否则就会减产乃至绝产。因为气温已经低到不利于水稻生长了。
水稻之所以在江南生长,就是因为江南每年的无霜期长,大致从清明到霜降,有170天。
现在大家都知道,要到日本去买电饭煲,而且煮饭最好开“72分钟”那一档,时间越长,煮出来的米饭越香。同理,水稻在田里生长的时间越长,它的米质也越好。
我在江西时,曾经试验着种过一种叫做“天津小站稻”。对,就是袁世凯练习新军的那个“小站”。这种大米生长期超过140天,而且亩产特别低,一亩只收200斤左右。正因为那么长时间的阳光雨露,那么多的肥力都凝聚在这200斤稻谷上,所以轧出来的米,细细长长的粒,特别紧实,煮出来的饭喷香扑鼻,且有嚼劲。
当年我对“小站稻”有好奇心,是因为据说当年,“小站稻”收了,是要悉数交到宫里去的。后来也一直送中南海。
不过,吃着“小站稻”米饭的,却提倡“农业学大寨”,要大家夺高产。
江西山区气温低,向来只够种一季稻。一学大寨,也种起双季稻来。一共170天无霜期,早稻80天,晚稻90天。算得“刻扣刻”。
于是,清明就必须插秧种早稻,霜降必须收晚稻。早了有霜种不活,完了有霜收不到。最要命,大热天要抢收抢种,巴不得早上割掉早稻,晚上就种上晚稻。抢收抢种,又叫“双抢”。早上两三点钟出工,一直做到晚上七八点断黑。农民无不怨声载道。
我也算参加过九年“双抢”,个中三昧,不足与外人道。
为来为去,就是为了那句“霜降不割禾,一夜去一箩”。晚稻不及时种下去,就没有收成。正所谓“人误时一天,天误人一年”。一箩谷是多少?至少50斤,推扳不起啊。
巧了,江西还有一句民谚,“上屋搬到下屋,去了一箩谷”。也与箩和谷有关。意思是,每搬一次家,总要丢掉些物事。真要算账,怎么也比一箩谷的钱多。
山里造房子,沿坡而起,只分上下,不分东西南北。其实,城里人搬场,也要丢物事,其价值恐怕远远超过一箩谷呢。
如此看来,“一箩谷”在江西农村,成了一种计量单位。几千年来,农民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就是为了种粮糊口,稻谷自然是最最重要的。
事实上也如此。
因为我的数学是数学老师教的,所以我在江西还当过大队的记工员。那是1973年,邓大人二度出山,全国农村都变相地悄悄恢复了各种承包制,不再使用原先的“大寨式评工计分”。
所谓“大寨式评工计分”,与当年上海工厂里的评奖金差不多。开小组会,先自报,后公议,最后评定当月各自的奖金多少。据说每次开会都吵相骂。所以,上海当年也流行一句话,就是“评奖评奖,越评越僵”。不过,据说现在有的单位的KPI考核,又在这么做了?
承包就要算账。每天谁干了什么活,干了多少,都要登记在册,月底或者年底才能轧拢总账。知识青年对此不大斤斤计较,当地老表就顶真了。每天一收工,头一桩事体就是跑到我这里来报工。
“今朝做了啥?”
“耕田。”
“耕了几亩几分?”
“呃……,大概五担谷田吧。”
我只知道一担谷是两箩。五担谷田是多少?
后来才晓得,自古江西人种田,不论亩数,只以产量计。历史平均产量是一亩田400斤,即四担谷,所以一亩田又叫“四担谷田”。耕了五担谷田,就是耕了一亩二分五的田。
我便问,1950年代初,土改分田地,不是说,为了公平,土改工作组曾拿着皮尺,一块一块地丈量过的么?老表告诉我,至少他们那里,从来没有那回事。一直是讲几担谷田几担谷田的。
然而——
问题就来了。江西水稻的历史平均亩产只有400斤谷。加上最近几十年化肥农药的使用,亩产最多也只有五六百斤。但“农业学大寨”的指标是多少?长江以南必须达到亩产800斤。
有些好大喜功的基层干部为了炫耀政绩,当地明明没有亩产800斤的水平,偏偏说领导英明,年年丰收,拼命多交公粮“放卫星”。为此,不惜克扣农民自己的口粮。
我在江西那几年,我们那里一个全劳力一年的口粮平均只有400斤谷。按出米率70%算,是280斤米,每月不到24斤,每天不到8两。显然吃不饱。
吃不饱怎么办?再花钱问国家买回来,叫“返销粮”。这个词语当年充满侮辱性。意思是,农民是种粮的,怎么可以买粮吃?而且,一个村,一个乡,乃至一个县,每年要吃“返销粮”,就算是被戴上了“贫困”的帽子,做人也抬不起头来。
这种现象,直到1978年安徽小岗村人按了手印以后,才算了结。
数据造假害死人哪。
过去有没有害死过人,我没亲眼见过。我只知道,现在各行各业数据造假的现象依然不少吧。将来会不会害死人,我也不知道。
幸好我们知青不在此例。确保知青口粮发放到位,当年是作为国务院的政治任务层层下达的,据说有周恩来的亲笔批示。
所以我们每天有一斤半米,一个月就是45斤,折合稻谷65斤。比在上海还多。记得当年上海一个闲散人员的定量是每月25斤米。
一开始,老表怕犯政治错误,是一两也不敢少给。后来因为知青往往出工少,便被扣去了一部分。这叫“工分带粮”。出工少,工分就少,口粮也相应减少。
其实,知青的口粮再少,也是当地农民的负担。老表自己吃不饱,还要养一群不怎么干活的城里人。
所以,知青大回城的决策出台之前,就有大人物说,知青问题,是“三头都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
一个霜降,引出了我这么多废话。
我也一直觉得自己很变态,永远喜欢多管闲事。上面说的那些,相信很多知青未必都知道,甚至完全不了解。那些进城打工的“农二代”、“农三代”恐怕也弄不明白。
不过,我至今同意这个道理:懂得吾国,须先懂得吾国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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