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鸥*比约神父传记连载13】二次迫害 与 有力辩护
编者按：应很多读者的要求 我们从今天开始连载圣比约神父的传记，希望更多的弟兄姐妹认识这位离我们很近的带五伤的圣人。
1952年，比约神父已六十五岁。三十四年来他的双手、双足和肋旁每天都流约一小茶碗的血。另外，他还受着心脏病和高烧的痛苦，若不是他钢铁一般坚强的意志，他是不会活下来的。
比约神父最大的愿望是能够休息，然而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因此有时他渴望以死来解脱。自1917年他被派来罗同道，除选举外，他从未离开过会院，就像一位隐士那样。每天他只是徘徊在告解厅和祈祷默想的跪登之间。
这样一位伟人，本应该受到众人的爱戴和敬仰；恰恰相反，为了某些谁都解释不清的理由，比约神父在他生命最后十五年再次被深深地羞辱、诬蔑、控告和判罪，并且被剥夺了他属于人性的、最基本的权利。比约神父长期的牺牲、痛苦、五伤、奇迹都完全被遗忘，甚至有人将这一切视做来自邪恶势力。
如此荒谬、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源于对财富的贪婪。比约神父在其朋友及虔诚信友的帮助下，正在建造医院；仅为慰苦之家工程奉献的现金已达数亿元。每天财富从各地源源滚来。比约神父作为会士既发过贫穷圣愿，便无权动用一分钱，而教宗比约十二世为医院的管理特批准他可以支配这笔财富。
不幸，那段时期方济各会受骗了：主导者是一位叫朱飞的，他原是意大利银行的一名普通职员，年轻时便小有名气，尤其在修会和教会的领域内。人们称他是“天主的银行家”。谁把钱存到他手里，他会让谁在最短时间获得最高利润。
本来就不太精通经济管理的方济各会士，便将朱飞视做天主打发来的“救星”，因为二战后仅靠信友们捐献度日的修会，经济极不景气，于是众多会院的院长纷纷要求会士们向家属、朋友和恩人借钱，然后存在“天主的银行家”那里，以赚取最多的利息。
福贾会省的各会院也不例外，他们很信任朱飞。甚至有人提议：“
35 42414 35 14942 0 0 2553 0 0:00:16 0:00:05 0:00:11 2987为什么我们不将比约神父的钱也存在‘天主的银行家’那里呢？”可是比约神父本人对朱飞却不信任，他曾多次对其人格和经营方式表示怀疑。这当然不能不令支持朱飞的会士们反感。
误会在继续！会士们开始批评比约神父的生活方式、他与人们的接触以及他的神恩等等，随后他们怀疑一切，团体由此分裂了！
团体内部的分裂很快便越出会院的围墙。人们都议论纷纷，报纸更是频频报导：消息不断被扭曲和夸大。最后修会长上和教会最高当局不得不再次介入。
1951年12月，信理部派遣两位视察员来罗同道，他们是于12月31日离开的。1952年１月16日，方济各会总会长获圣部通知：在罗同道，的确“存在不少的偏差”。随后教会法庭命令罗同道的会士们“不能支持朝圣者并且不可散发比约神父的相片和写作”。
７月30日，圣部在《罗马观察报》上刊文，将八卷有关比约神父的著作列为禁书。1953年８月６日，福贾省会长被调职。通常，省会长由本省会士担任，但这次却调来了一位外省会士以示惩罚。
1958年８月，朱飞宣布破产，所有将钱存在“天主的银行家”那里的人都落得两手空空。这次事件受打击最严重的当然是方济各会士。到底他们存了多少钱，不得而知。总会长在一份秘密报告中写道：我们不得不负起这笔巨大的债务，它将我们推进经济的万丈深渊。那时，圣座命令必须清还一切债务，并且还专为此成立一个枢机委员会，以商讨如何解决当前的危机。
为偿还债务，会院的长上们四处奔波收集财物。比约神父的收入再次成了人们瞩目的焦点。这次却是会长们出面要求比约神父交出所有，而后者却拒绝了，因为他说那并非属于他个人的财物。
比约神父这次拒绝的确付出了严重的代价，因为它招来了敌对。为反对比约神父，他的对手们无所不用其极，绞尽脑汁甚至使出最可耻的伎俩，对教会的要求毫不顾忌：泄漏告解秘密。
根据教会法，听告司铎和告罪当事人都有绝对保守秘密的义务，可是比约神父的同事却分别在他的房间和告解厅内安装了窃听器，以收集控告比约神父的证据。
就这样某些告解的录音被送交罗马检查。1960年春，首先是信徒们发现在比约神父的告解厅有些“奇怪的事”：在他来到前，先有两位会士到场，他们匆忙地收拾着，安上电插头，随后便听到一种奇怪的嗡嗡声，但谁会想到那是录音机呢？当比约神父离开告解厅时，那两位会士还会来拔掉插头，声音遂即消失。
第一个发现被录音的是比约神父本人，他请曼弗道的总主教安德来罗同道，将隐藏在自己房间的麦克风指给他看，流着泪说道：“看一看我的弟兄们对我做了什么！”
比约神父也将这些事告诉了他的合作者和朋友们，他将一把剪刀交供给斐冷翠的法官，剪刀上还留着他剪断话筒线的印记。
记者们对非法录音一事做了报导，而《罗马观察报》却对此予以否认，并称那些传闻是“错误性、诬蔑性和有意丑化”的报导。梵蒂冈的这一声明无疑更引起了比约神父朋友的激烈反应，他们更进一步向媒体出示众多的证据。
通过在比约神父房间和告解厅录音收集到的信息，整理了厚厚一叠对比约神父和其合作者的控告材料，并将这些呈交了教宗若望二十三世。
1960年夏天，曼弗道的总主教突然借传真被召到罗马。晚上，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单独接见他。在办公桌上放着指控比约神父的报告。教宗打开文件便讲起来。对比约神父的控告是很严重的：说他是慰苦之家腐败的管理者、聚众闹事的策划人，尤其说他个人道德败坏。这条指责是最可恶的，因为它声称七十三岁的比约神父与一些办告解的人有性关系。
曼弗道的安德总主教是比约神父的监护人，也是老朋友。他含着眼泪静静地聆听。随后他向教宗解释：每当比约神父接见外人时，总是去一会客室，借一扇宽五十、高七十厘米的窗户与人说话，他和客人之间还隔着一道厚厚的墙。
希利枢机也了解对比约神父的指控。他说：“几个月之久，我都在教宗若望二十三世面前为他辩护。每次我们见面都谈到比约神父，不论谈什么问题，我们最后总以比约神父的话题结束。教宗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是一位圣人，他怀疑、也担心有关比约神父所说的一切。最后他相信那位可怜的会士是清白的，可是为了大局，不得不进一步澄清。”
这也是方济各会会长们的愿望。1960年４月10日，方济各会总会长上书教宗请求做一次“宗座视察”。４月30日教宗允准，７月22日圣部将这一艰难的使命交给罗马教区秘书长马加利总主教。在动身前，他先在方济各会总部出席一个长达四小时的修会高峰会议。
马加利的视察始于７月29日，完成于同年10月10日。视察员对比约神父的态度是冷漠和严肃的。无论如何，他坚决认为那些控告并非凭空捏造。那些天，正是比约神父晋铎五十周年金庆，他的朋友们热情地准备庆祝，可是总主教却下令予以取消，并且也取消了慰苦之家将在此机会推出的特刊。那天没有任何庆祝性的讲话。
视察结束后，马加利主教颁布了由信理圣部批准的某些禁令：禁止比约神父举行婚姻和圣洗圣事，不可自由与信众来往并听告解，举行弥撒不得超过半小时，听告解不得超过三分钟。
对罗同道的会院也同样颁布禁令。从此本会院将直接隶属圣部，而对作为比约神父朋友的某些会士，马上将他们全部调离福贾省。
甚至圣部以听命圣愿，迫使比约神父将慰苦之家的财政管理，无条件转让给梵蒂冈银行。
圣部的信是以极其严厉的语气结尾的：“比约神父被敦请借服从圣愿遵守这些规定，若有不从之处，并不排除遭受教会的绝罚。”圣部这种不寻常的语气通常是用来针对那些倡导异端邪说和裂教徒的。而对比约神父使用这种说法，无疑说明圣部相信了对他的一切指控。
在信理部的处分之后，立刻更换了罗同道会院的院长，他的义务是“严格执行圣部的禁令，防范一切个人崇拜并监督比约神父的一举一动，使其不得与其他会士有任何例外。”
新院长——一位西西里岛人，满怀热诚地尽着自己的职务，但很快便在修会团体和信徒们中激起了一种强烈的不满。他在教堂、会院和更衣室内都张贴布告，昭示人们不可接近比约神父，并不得随意和他说话。
撤去多年来一直照顾年老多病的比约神父的服务员、严禁所有会士对比约神父表达任何的敬意、严禁亲吻他的伤口、严禁扶着他上下楼梯、严禁在炎热的天气给他送啤酒解渴，甚至禁止这位老人在举行弥撒时落泪，也禁止他拜访医院中的病人。
圣诞节、主显节、复活节、圣神降临节等弥撒通常都由比约神父于会院内主持，因此在这样的机会里，总有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赶来与比约神父一起祈祷，然而新会长却废除了这一继续了四十年的传统。
新会长总是跟在比约神父身后，当他们从人群经过时，只要比约神父一停下来问候人们，他便厉声阻止：“快走！比约神父，快走！我对你重复了多少次不可以停下！”
仅几个月的时间，新院长便和比约神父的信徒们结下了仇恨。众多表达不满的信件纷纷寄来会院，有的寄到了罗马信理部；偶而也会发生些冲突，甚至最后闹上法庭。
1963年５月５日，新院长与罗同道的村长莫加迪发生了激烈的争执。那天是比约神父的主保日，历来都隆重庆祝。４日，村长打电话给院长询问应为比约神父的节日做何准备，院长回答不需要准备什么，就像平时那样：早晨五点的弥撒。村长建议弥撒时间改在七点钟，以便更多人参加。“我觉得不合适！”院长坚持道。但他们商定村长和村委会议员可以在九点来会院为比约神父祝贺。
次日九点，村长和议员们准时来到会院门口；他们身后站着一大群人，院长生气了。他表示不愿看到那么多人，因此命令他们离去。当时，比约神父并未被告知村长他们的到来，他正一个人从走廊的另一端蹒跚走过。于是人们跑过去，村长上前想亲吻他的手，但院长突然将比约神父拉到自己身后，将他推进一间小屋并且上了锁。
“你们难以想象我的痛苦！”莫加迪说：“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我立刻走出会院，给教廷的国务卿发了一个传真，我写道：罗同道的居民为在比约神父主保节日，不能向他表达适当的谢意而极为不满，我们恳请您转达教宗，请他解除对比约神父的禁令。
那天下午，罗同道的居民开始行动了：男人妇女们都走上街头，高喊着对院长威胁性的口号，手里举着要求解放比约神父以及处罚其敌人的标语。
第二天，院长写信给村长，表示对昨天发生的事极为不满；可是村长回信指出：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源于院长对比约神父的不公平态度，诸如他对比约神父的监督并禁止其执行司铎职务等等。
这一冲突很快出现在报纸上，罗同道又回到了几十年前比约神父受迫害的时代。因此有人想解决问题的惟一办法，就是请鲁那多先生出面。他作为比约神父忠信的神子，在三十年代即平息了对比约神父的首次迫害。
多年来，鲁那多居住在法国，而比约神父派人召他回来。召回鲁那多是事实，但召他回来的原因众说纷纭：有人猜疑鲁那多为了保护比约神父，发表了很多诬蔑方济各会和圣部的文章，比约神父召他是为批评其作法并要求停止和新闻界联系；另有人却猜想比约神父见他是为寻求帮助，非为自己，而是为同他商讨医院的前途。到底因何理由比约神父要见他，我们不得而知；那只能留待日后的历史学家去答复。我们这里仅参考当事人的记述。
巴欣是威乃多的一名工人，也是比约神父的神子，他是在六十年代极力保护比约神父的人之一。1961年末，我去了罗同道。弥撒后和别人一起，我成功地接近了比约神父，想亲吻他的手。突然，他转向我说道：“去找鲁那多，把他带回意大利！”
我并不认识那人，于是我问神父：“谁是鲁那多？”
“自己去打听！”他回答。
当晚，我和别人谈到这事，才弄清楚鲁那多的身份，以及他于三十年代在比约神父受迫害时所扮演的角色。
比约神父的要求对我近似一道命令，我立刻开始寻找鲁那多。几周后在巴黎打听到他的下落。和他约会后，我去见他：“我带着比约神父召您回意大利的命令！”
“我已准备好服从一切！”他说：“给我多少时间为处理在巴黎的事务？”
“四个星期够不够？”我说。
“非常好！”他和我约定于1962年１月14日中午在尼匝火车站会面。
鲁那多准时赶到，我和慰苦之家的另一位医生去车站接他。鲁那多持一本三十多年前由意大利王国颁发的护照，那根本是不可能进入意大利边境的，但他又别无选择，只得交给比约神父并硬着头皮尝试。海关检查了护照却没说什么。
鲁那多下榻于罗马的米开兰基罗宾馆。他立刻要求信理部部长奥达尼枢机接见。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尽管作为信理部的领导且是比约神父禁令的签署人，他却显得很乐意改善情况，只要为比约神父的指控提出反证的话。他表示这事极为复杂，并请鲁那多保持最大的克制。谈话后，回到宾馆，鲁那多写了一份谈话记录。那自然是片面的，但事实上也有其重要性，借此不难明白所有关于比约神父的问题都在于慰苦之家；这一巨大工程及所具有的财富令人人羡慕。以下是鲁那多手写的谈话记录：
“我已亲自下了指示，使人尊重比约神父的自由。”
“目前的院长不一听从您的命令！”
“我可以向您保证：当前的院长是支持比约神父的！”
“如果不支持，他还会怎么样呢？”
“并且我已做出了特殊指示：您可以去罗同道，且随时并任意和比约神父交谈。”
“我非常感谢您，但我并不想如此做。因为如果在问题解决之前，我去了那里，人们又会说我从比约神父那里领受了命令。不过，在比约神父的真正支持者们如塞诺神父等人调回会院前，我很难相信比约神父得到了自由。”
“塞诺神父？不，鲁那多先生，先让目前的院长完成本届三年的任期。”
随后我们的话题转到了慰苦之家。枢机对我说：
“您应该做教会忠信的儿子，并应服从教会的决定！”
“对不起，慰苦之家的创立人、最好说它的创立人们和捐献者，是不会接受与我在1960年10月致国务卿信中内容相反的意愿的。我感到在这事上，我们都被出卖了，连您――枢机阁下也包括在内。戴达主教曾受圣部委托去巴黎，和我协商有关慰苦之家的事；可就在那些日子，比约神父却被迫以服从圣愿，接受了另一与我和戴达主教协商结果完全相反的决定。这种逼迫是极不道德的行为。”
“这里并没有逼迫，比约神父本人曾要求在签字以前仔细阅读了信件和有关材料。”
“我足以怀疑方济各会总会长向您所说的：比约神父已经阅读了枢机阁下的信，并且他考虑了停止创建医院的计划，对这些我是不会相信的。”
“比约神父本人要求次日再签署文件，为有足够的时间思考。”
“方济各会总会长是‘朱飞事件’的保护人，我们根本不信任他。无论如何，我们当中谁都未被征求意见；基本上，现在所做的完全与我们的意愿相反。
“不必坚持，鲁那多先生，我现在已经无能为力了，因为这事已移交枢机委员会处理。”
“枢机委员会也无权改变捐献者和医院创立者们的意愿！”
“我会将您们创办医院的宗旨转告他们，以后我们可以再谈。”
“非常高兴，不过，现在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们目前及以后的态度：我们完全接受圣座想做的任何督查，越督查，我们越满意；然而，我们不接受今天或以后禁止比约神父做他想做的、以及我们委托给他的事情。”
“放心吧！鲁那多先生，我们正在帮助比约神父，好使方济各会不再插手于他的事业！”
奥达尼枢机的话并未让鲁那多止步。他明白实际上比约神父正只身一人面对众多的攻击。于是，他为比约神父最亲密的朋友们召开了一个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维护比约神父权益的组织。1962年５月30日，这一组织“比约神父国际维权协会”在日内瓦诞生了。主席由鲁那多担任，他直接领导由六位精通国际法的著名法学家组成的委员会：两位来自法国、两位来自意大利、一位瑞士人、一位比利时人，秘书长由拉利担任。他曾多年担任国际法庭的秘书、中东立法及政界委员以及国际法学委员会秘书长。
这一新成立的委员会开始立案、对有关人员进行传唤和调查，并将结果寄交政府和教会当局。他们主要针对比约神父的敌人们对其基本人权的无理剥夺。
由于意大利法院必须恪守与梵蒂冈签定的条约，故对此不予受理；而教会当局则故意视而不见。于是比约神父的朋友们决定转向联合国。他们开始准备一本关于比约神父的《白皮书》，其中收集了所有证明比约神父权利和尊严正受到严重侵害的资料。
1963年３月９日，律师拉利写信给道明会士玛屯神父，他是日内瓦天主教国际组织的议员，为请他与梵蒂冈进行最后一次斡旋以免行事过于夸张，但毫无结果。
1963年６月，关于比约神父的《白皮书》已就绪。在正式递交联合国之前，比约神父的朋友们先分别寄给了教宗保录六世、联合国秘书长和意大利总统。
梵蒂冈未作出回应。负责圣座与拉利律师沟通的玛屯神父说道：“我曾和教宗的秘书处有过多次的交谈，但他们既不担心将《白皮书》递交各国政府，也不害怕被传媒报导……。他们坚信‘比约神父国际维权协会’在联合国的活动，完全可以在必要时被制止。鲁那多及其朋友都是些傲慢的人，他们在幻想；而梵蒂冈是不会让步的。”
几个月来，被任命为福贾省特殊代理会长的克来孟神父，却很担忧。他想解决比约神父的问题而避免大事渲染，于是他派了医师莱莉赴日内瓦去说服鲁那多进行和谈。1964年１月10日，莱莉这样给克来孟神父写道：“当我受委托来到日内瓦后，今天我见到了鲁那多先生。情况的确很严重，我感到似乎鲁那多本人已经无法阻止隶属于他的委员会的决定：他们将在下午五点开会，研讨将《白皮书》呈交联合国成员的日期。我个人认为，鲁那多先生或许可以推迟这一时间，但惟一有效的办法是开始处理罗同道会院的问题，即将当前的院长撤职，让比约神父的朋友塞诺神父担任……。我已经做出最大的努力，现在只得由您来决定了。”
可是已经太晚了，在联合国介绍《白皮书》的日期已定于３月25日。鲁那多的委员会已向各国驻联合国的代表、记者、教会组织寄出了五百份；届时演讲将在日内瓦“里蒙”宾馆的大厅进行。同时，《白皮书》也被寄到当时正在召开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教长们手中。
然而在最后一刻，一切都停了下来。“３月15日，我回到了意大利”，巴欣叙述说：“亚历山大法官告诉我：比约神父下令取消在日内瓦的演讲。我立刻打电话给鲁那多，将这事通知他，我对他说：‘记得我在1961年去巴黎见您时，将比约神父召您回意大利的命令带给您吗？好吧，现在我有比约神父的另一道命令：您应取消一切！我自己没有问为什么，这样您可以明白也不需要问我其中的理由’。”
鲁那多未要求任何解释，他只感到很气愤。刚刚在国际舞台上启动的机器又不得不停下来。他紧咬牙关克服着自己的傲气，先将演讲推迟到４月２日，随后便取消了。“唉！我既作挡风墙，又作木偶，这便是我的命运！”他说：“可是我并不埋怨，也不想报复，尽管内心在沸腾：因为我知道自己只是一个无用的工具，我只有服从和缄默。”
然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有在比约神父去世后才真相大白，即在1969年，当克来孟神父的《备忘录》出版以后。他写道：1964年１月30日，奥达尼枢机召我到圣部，为告诉我教宗希望比约神父能完全自由地尽其职务。回到罗同道，克来孟神父便取消马加利主教视察后对比约神父颁布的一系列禁令。至此，在日内瓦有关的《白皮书》演讲自然再无必要。
向比约神父祈祷文
（摘自教宗若望保录二世“比约神父列圣品弥撒讲道”）
亲爱的比约神父，我们求你教给我们心灵的谦逊，好能成为福音所说的小孩子们中的一个；因为圣父是对他们许诺要启示天国的奥秘。
请帮我们不断地祈祷，让我们确信：即使在我们求天主前，他已知道我们需要的一切。
请帮我们获得信德的眼神，使能在贫穷和受苦的人身上立刻认出耶稣自己的面容。
请在困苦和考验的时刻帮助我们，如果跌倒，请助我们去经验和好圣事的喜乐。
请和我们分享你对玛利亚、耶稣之母和我们天上母亲的敬爱。
请在通往幸福国度的现世旅途中陪伴我们，使我们希望有朝一日也能永远瞻仰圣父、圣子和圣神的光荣，阿们。
本文来源 by 天主教在线
图片来源 by 百度搜索
本文编辑 by 德蘭之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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