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读│看树不是树，看树还是树：树木、城市与自然的关系如何随时间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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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树不是树，看树还是树：树木、城市与自然的关系如何随时间而变化？

《看树》讲述街道树木如何、怎样在城市里发挥作用。

Dumpelmann, Sonja. Seeing Trees: A History of Street Trees in New York City and Berli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Sources: https://theconversation.com/not-so-long-ago-cities-were-starved-for-trees-109553

https://yalebooks.yale.edu/book/9780300225785/seeing-trees

https://blogs.lse.ac.uk/lsereviewofbooks/2019/04/16/book-review-seeing-trees-a-history-of-street-trees-in-new-york-city-and-berlin-by-sonja-dumpelmann/

https://landscapearchitecturemagazine.org/2019/03/12/rights-of-way/

2019年7月可能是史上最热的月份（之一）。如果你跟我一样仍呆在炎热的城里，不如一起来《看树》吧。

树木在城市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树木不仅能改善城市形象，还能减轻城市热岛效应——指密集城市比周围地区更热的趋势。研究表明，树木可以减少空气中的污染物，甚至仅仅是看见树木和城里有绿地就可以减轻压力。

几个世纪以来，街道树木因其美学和气候学功能而受到重视，但尤其是气候学功能，促使人们一次又一次地采取行动。19世纪，当树木的气候和卫生功能在公共卫生运动中得到承认时，行道树开始在城市环境里扎根。树木不仅仅提供荫凉、粘合灰尘和净化空气，它们还释放氧气，并有助于臭氧的产生。

但是正如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索尼娅·杜普曼教授在新书《看树：纽约和柏林街道树木史》中展示的，树木并不总是城市景观的一部分。种植第一批树木其实耗费了系统协调的努力。

索尼娅·杜普曼的《看树》梳理了一条详细而复杂的城市历史脉络，“提供了关于我们与自然和城市的关系如何随时间而改变的洞见”。这本图文并茂的书分为纽约和柏林两个部分，讲述“不仅在建成城市结构中，而且在整个城市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中，街道树木如何与之交织在一起的历史”。《看树》深入探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两个快速扩张的城市围绕树木产生的地方政治、社会斗争和日常对话。本书关于行道树的许多照片、数字、地图、绘画和历史记录提供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植树运动的科学发展和美学影响的丰富描述。

《看树》分为两部分，前四章关注纽约，后四章以柏林为中心。每一章都探讨了街道树木发展的特定时间和地点，特别关注塑造城市林业的特定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城市林业本身是一种科技现象，包括种植、修剪、塑造和杂交物种在内的技术用于现代服务，本质上是驯服自然界以适应我们现代生活方式。书中概述的冲突既关于技术角色的转变，也关于树木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

从科学、技术和社会(STS)的角度来看，纽约的章节包含了关于泰勒主义和技术革命如何塑造树艺师对合理科学的树木选种与“高效”街道规划的偏向，这对树木和居民的健康同时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影响。

柏林的章节集中讨论了战后柏林重建的社会背景和冷战时期东柏林和西柏林城市规划的不同方法，详细审视政治意识形态如何具体影响各自的树木管理实践，以及对城市的广泛影响。

1980年代柏林倡导街道树木的宣传海报 

Image courtesy Studienarchiv Umweltgeschichte, Neubrandenburg.

从前城市又热又挤，没有树

19世纪纽约市人口激增，恶劣的卫生条件、过度拥挤和炎热的夏季使该市成为疾病的培养皿：1832年至1866年间，仅霍乱爆发就造成了约12，230人死亡。

到20世纪初，生活状况更为恶化。邻里住区依然过度拥挤，室内下水管道依然缺乏，在城市许多肮脏的街道小巷中依然还有露天阴沟。

20世纪初，纽约拥堵的街道挤满了人，但是不见一片绿叶。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

当时一个社区里可能完全没有树木。排列在城市街道上为数不多的树木——主要是臭椿、榆树和梧桐树——可以相对简单地单独分类。例如，1910年，《纽约时报》报道了第五大道上树木数量的减少。文章指出，在第14街和第59街之间，大道西侧只有7棵树，东侧只有6棵树。

房地产开发、地铁扩建和基础设施线路建设显然带来了负面影响。

一位医生提出的解决方案

19世纪70年代，纽约著名医生斯蒂芬·史密斯带头发起了一场种植更多树木的运动。他认为这样可以拯救生命。

医生和公共健康倡导者斯蒂芬·史密斯

来源：Wikisource

史密斯医生是纽约卫生改革先驱，创建了大都会卫生局，他还做了一项开创性研究，将高温与儿童死于多种传染病联系起来。他认为种植行道树可以减轻酷热，每年可以挽救3000到5000人的生命。

为了促进纽约种植行道树，史密斯医生呼吁大家关注一项名为“华盛顿榆树研究”的发现。

这项研究归功于哈佛大学数学教授本杰明·皮尔斯(Benjamin Peirce)，他的研究发现，位于波士顿剑桥公园著名的华盛顿榆树大约有700万片叶子，如果并排摆放，其覆盖面积将达到5英亩。这项研究说明了一棵树的叶子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和提供荫凉的巨大潜力。

1873年，史密斯医生起草并向纽约州立法机关提交了他的第一份法案，要求建立一个林业局，以促进行道树的种植。

但是议案被搁置了；史密斯医生又进行了几次尝试和修正，终于在1902年获得批准。即便如此，它也没有为市政街道植树提供足够的资金。因此，1897年，史密斯医生加入了一个决定将事情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公民团体。他们自称植树协会，帮助房主在他们的住宅前植树。几年后，他们还成立了廉租公寓遮荫树木委员会，在廉租公寓街区和公立学校前面植树。

纽约鼓励街区居民合作种植树木，这样可以均匀间隔种植树木，提供均匀树荫和统一美感。有些物种，如挪威枫树，因其高大的树干以及在贫瘠土壤中生长的能力和抵御城市污染的能力而受到青睐。

对这些早期的积极分子来说，植树是在夏天给街道和建筑降温，美化粗粝城市景观的一种方式。

应对气候变化前线

直到后来，科学家们才意识到除了森林之外，城市树木在减轻气候变化影响的巨大潜力。

1958年，美国科学进步协会主席昌西·利克(Chauncey D. Leake)在全国空气污染会议上发表了一篇引起广泛关注的论文，警告大气变暖。他指出，气温变暖可能导致巨大的极地冰盖融化，使海平面上升。为了降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他建议每辆汽车种10棵树，每辆卡车种100棵树。

利克的提议是利用植树来抵消全球变暖的早期尝试。从那以后——尤其是在过去二十年里——计算抵消二氧化碳排放所需树木数量的方法变得更加复杂。为此，美国林务局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科学家和林务人员开发了iTree，这是一套软件工具，有助于确定一个树种在特定生态系统中隔离碳、减少污染和减少暴雨径流的能力。

城市和郊区的树木，特别是行道树，生动地提醒我们生活与环境的相互关联，提醒我们采取地方和全球行动来实现超越个人目标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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