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E 2018 | 王歆：我与新结构

我与新结构

王歆

人生道路的选择常含着偶然因素，那些汇集了天时地利人和才能产生的结果，被人们称为缘分；研究问题的选择却通常是必然，往往需要经过长时间对现实的挖掘、总结和反思，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我有幸能够加入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实属前者，而选择从事新结构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则属于后者。

博士最后一年找工作时，恰逢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院前身）成立，彼时其他学校教职的招聘早已截止，中心的申请是我投出的最后一份。最近常回想如果当时没有机缘巧合地打开招聘网站，抑或没有在收到面试通知时只是抱着终于能稍微弥补本科期间由于林老师在世行工作而没有机会听他讲课的遗憾，所以就算只有饭点的面试时间也毫不犹豫地接受，我大抵很难在研究开始的早期能够幸运地得到林老师的点拨。

第一次与林老师长谈的机会是在做完工作面试报告的当天傍晚。至今仍记得谈话期间林老师问起我是否思考过发展中国家不同扭曲存在的原因时我大脑中的一片空白，更记得当他提到当代中国经济学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时我内心涌起的热烈情绪。从朗润园出来时天色已经全黑，我在未名湖边的长椅上坐了许久，曾自以为能在研究中关注发展中国家结构的特殊性已算颇有情怀，却未意识到自己依旧只是在为现有研究做着修补工作而已，离当初自己走上经济学研究道路的初衷已然偏离不少。

加入研究院后这种反思的机会更多了。虽然学术团队的工作职责并不要求参与田野调查以及政策报告的写作，但现实经验是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得益于研究院倡导的“知行合一，知成一体”的理念，抱着“恶补现实认知“的目标，我有幸跟随智库团队的同事走访了一些地方政府与企业，也听国际智库团队的同事描述过他们在非洲国家调研的见闻，我逐渐理解了初次见面时林老师对我的研究所做出的批评。

不同国家和地区因其要素禀赋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最优经济结构，忽视这一点的经济体可能因为“美好愿景”而盲目选择了学习目标，制定了不符合当地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继而衍生出各类政策扭曲。在改革其中某些扭曲时忽略了它们的内生性和与其他扭曲的联系，没有直击问题的根源，往往会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历史上不少失败的改革探索问题都在于此，我的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也在于此，所以当初被林老师评为“只知其然“着实不算委屈。新结构经济学所探讨的正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的最优经济结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软硬基础设施结构，加入研究院后我终于在林老师不厌其烦的指正以及与学术团队同事们的轮番讨论中逐渐找回了研究的正轨，是所谓”幸甚，与有荣焉“。

另一点让我颇感庆幸的是研究院同事们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感。从前我自认缺乏指点江山的气势，也确实没有足够的洞见，不敢妄谈“历史使命”。但加入研究院后看到智库团队的同事们如火如荼地帮助非洲政府规划产业发展政策、协调招商引资，成效不少，自觉很是惭愧。加之我与自己所指导的几位来自非洲和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南南学院学生——他们都是各自国家的中高层政府官员——多次就各自国家所面临的瓶颈与政府相应措施进行讨论，深感我们习以为常的东亚故事对于一些欠发达地区可能发挥的巨大作用，而与之相矛盾的是现有研究对于这些成功经验的重视不足，弥补这一不足无疑是历史赋予这一代经济学家——尤其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责任。

认识到使命感会使人明确方向，同时坚定前进的步伐。在加入研究院的两年多时间里，几乎每次参与会议或去别处做讲座，总会收到不少外界对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质疑，也曾经目睹了几次自媒体平台上舆论发酵的全过程。这些最初自然是让我慌乱不已，更遑论与人直接辩论。林老师大抵是担心我们在过多的声音里会迷失研究的方向，乱了研究的章法，常常抽午饭时间与我们讨论学术认识和研究思路。几乎每次从林老师的办公室出来我都捧着若干本他所赠送的用以帮助我弥补认识不足的书籍，渐渐摆满了书柜的一整排。我也在阅读与讨论中逐渐意识到绝大部分质疑的产生都来自于误解，而消除误解的最好方式是严谨的学术论证。因此我目前对于自己的期许，是能够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将自己近两年多的新认识模型化。

所谓“故立志者，为学之心也；为学者，立志之事也”，但望自己能够不辜负与新结构的缘分，不辜负自己做出的选择所对应的责任，也不辜负这个时代。

王歆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助理教授

2016年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获得博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发展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目前主要研究国际贸易、劳动力市场与结构转型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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