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大才女之一庐隐的三段婚姻:我想游戏人间,反被人间游戏了
民国爱情故事系列1
婚恋两性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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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整理 | Arthur Chen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简介:心理圈稀有性别男颜值高咨询师,长相年轻、内心成熟的代表人物。座右铭:惜时惜人。咨询小时数:3000小时,研究方向:职场心理、婚恋两性、身心疾病、朋辈心理辅导。近期关注:要事第一、正念减压、网络时代人际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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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的文坛,张爱玲、萧红、石评梅,以及本文的主人公庐隐并称民国四大才女。
然而,她似乎已经被历史隐去,正如她给自己起的笔名:她的作品,很多人已经淡忘。而即便在当时,她的爱情故事也比她的作品更为时人议论:
作为官宦人家的女儿,她力排众议,和落魄书生定亲。当落魄书生毕业后想迎娶她时,她又爱上了已婚男,义无反顾选择做他的小妾。而在已婚男去世后,她又与小9岁的男大学生相爱结婚。
她的这些过往,每一段都充满争议,即便在今天恐怕也会屡屡上热搜。有人说,她是中国女性争取爱情和婚姻自由的杰出代表,也有人不以为然。
而庐隐评价自己的人生时说:
我想游戏人间,反被人间游戏了。
本文就为你揭开这位传奇女作家的人生和婚姻故事,希冀给今时今日的人一些启发。
01一、同样可堪传奇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庐隐,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
她的父亲黄宝瑛,是1888年的举人,他中举10年后,庐隐出生。
她之前已经有三个哥哥,所以父母没有生养儿子的压力,正好盼着女儿出生。
然而,因为一件事情,她却被父母嫌弃。
她出生这一日,外祖母正好去世。
我想即便放在今时今日的中国,大概也会有人觉得这个孩子的到来是不祥,何况是那个年代呢?
所以,她出生后不久,便被送往乡下,由奶妈喂养。即便她两岁时生了一身疥疮,母亲也置之不理。
她三岁的时候,父亲被任命为长沙知县,这才把女儿抱回家。
可是,庐隐才回到自己家,就哭闹不止,父亲被哭得心烦意乱,便一把拎起庐隐,将她扔进了水里。还好身旁的一个听差及时下水救了她。
以现代心理学的视角看,庐隐是一个从小无法与父母建立安全依恋的人。日后,她之所以会不断寻求爱情,也可以理解成是希望通过这些爱情,来获得一种依恋,以弥补童年的缺憾。
当然,被父母嫌弃的孩子,长大之后,要么格外顺从,时刻担心被社会所排斥,要么会做得更加过分,就是让别人看看她有多么“出格”、“惊世骇俗”。
而这一切的命运,似乎从小就奠定了。
庐隐出自官宦之家,家境与当年的中国大多数人比起来,还是比较优渥的。可惜,父亲在她6岁的时候,就不幸离世。幸好,有一个在朝廷当大官的舅舅,收留了他们一家子。
于是,他们一家便搬到了北京。
9岁时候,她被送入教会办的慕贞书院小学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满清王朝寿终正寝。
1912年,14岁的庐隐在大哥黄勉的帮助下,考取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附设高等小学五年级。这让亲戚们对她的才能刮目相看,母亲也改变了对庐隐的态度。
1913年,她又考取享受官费待遇的女子师范,更使家人惊奇不已。
你们不是认为我不行吗?我偏偏要让你们看看!
1915年,18岁情窦初开的庐隐迷上了言情小说。
每天除应付功课之外,她所有的时间全用在看小说上,得了个“小说迷”的绰号。
当然,这些阅读的积累,也奠定了她作为一代婚恋主题作家的基础。
就在这一年,庐隐在舅舅家认识了父母双亡的表亲林鸿俊。
这位20岁的小伙身材魁梧,体格健壮,温文尔雅,曾留学日本,因父亲病逝而中止学业。庐隐从他手里借过言情小说《玉梨魂》,为多情而薄命的女主人公流下许多眼泪。
林鸿俊发现了庐隐的多愁善感,便给她写信,两个人渐渐亲密起来。
于是,林鸿俊托人向庐隐母亲提亲,但是却遭到断然拒绝。
庐隐的母亲和舅舅的想法和现在很多父母是一样的,因为林鸿俊家境贫寒又没有工作,本意还是出自对庐隐未来的担忧。
可是,由于从小养成的性格习惯,她无法接受这段命运被母亲和舅舅摆布:
“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
母亲只好答应了婚事。作为交换,母亲提出必须在林鸿俊大学毕业后才能举办婚礼。
林鸿俊发奋努力,于这年暑期考取北京工业专科学校。
开学前,母亲办了几桌筵席,为庐隐和林鸿俊举办订婚仪式。
席间,有一位亲戚站起来敬酒致贺,自告奋勇地说:
“林君很有志气,努力自学,居然考取了学校,你双亲去世,我愿意拿出2000元,作为你4年的学费和膳费。”
事实上,这2000元的巨款,是庐隐母亲辛辛苦苦积攒的私房钱。她为了成全女儿,甘愿默默资助林鸿俊的学业。
母爱至深。
庐隐曾把自己与林鸿俊的恋爱故事写成文言小说《隐娘小传》,后来她觉得“隐娘”欠雅,便袭取古典诗词“庐山真面目,隐约未可睹”的寓意,把笔名改为庐隐。
这便是这一笔名的来由。
林鸿俊大学毕业后,要求庐隐践诺与他结婚。但是,庐隐此时却变卦了,以自己还没毕业为由拒绝。
林毕业后,在山东糖厂当工程师,有经济实力,能让妻子享受闲适优厚的生活,他便劝庐隐在多事之秋的年代不要过多地抛头露面,不要热衷于社会活动,而应做一个相夫教子贤惠的知识女性。
同时,还表示他不满足现状,准备报考高等文官。
庐隐认为林鸿俊的这些想法是庸俗不堪的。
她对好友程俊英说:
“林来信总讲他目前的地位、收入、享受,太庸俗了。我已经回信,请他另找高明。”
和为了反抗母亲和舅舅决定和林鸿俊在一起一样,她又再一次为了反抗“旧思想”选择了放弃这段感情。
当然,准确说庐隐与林的分开,她自己也是有一定责任的。
用现在的标准评判,她至少是精神出轨。
大学时代,她一次学校活动中与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的学生郭梦良相识。
郭梦良是福建闽侯县郭宅村人,与庐隐同岁。他离开家乡到北大就读之前,已经在父母的包办下结婚。
“福州惨案”发生后,郭梦良与郑振铎等人发起成立福建同乡会,并且创办油印刊物《闽潮》。庐隐加入《闽潮》的编辑部,和郭梦良渐渐产生感情。
1923年10月、12月,上海《小说月报》分两期刊登庐隐的中篇小说《海滨故人》,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表现女大学生婚恋生活的作品,也是庐隐的成名作和代表作。
和她之前的作品类似,她总是会把自己的感情经历融入到文学创作中。
庐隐在小说中描述说:
“当她幼年时饱受冷刻环境的熏染,养成孤僻倔强的脾气,而她天性又极富于感情,所以她竟是个智情不调和的人。”
“梓青是个沉默孤高的青年,他的议论最彻底,在会议的席上,他不大喜欢说话,但他的论文极多,露沙最喜欢读他的作品,在心流的沟里,她和他不知不觉已打通了,因此不断地通信,从泛泛的交谊,变为同道的深契……在这个时期里,她的思想最有进步,并且她又开拓研究哲学,把从前懵懵懂懂的态度都改了。”
郭梦良正是痴迷研究哲学的人。
她单恋郭梦良的时候,经常把郭与林做比较。这种比较,自然是越比越气人的,以至于她越想越觉得郭好。
可是,郭梦良已经有一个妻子了,况且他也不想离婚。
这当然难不倒深陷狂热中的庐隐,她查了郭梦良的家乡风俗。这种风俗表明:他,是那种可以娶两个妻子的人。
用现在的说法,她选择做“小”。
庐隐与林鸿俊的退婚以及与已婚男子郭梦良的自由恋爱,带给母亲的是致命一击。
面对亲戚朋友的冷嘲热讽,这位老人无地自容,只身一人返回老家。
1922年夏天,24岁的庐隐从女高师毕业,到安徽宣城当了一个学期的中学教员。
寒假期间回到北京,福州方面便传来母亲病危的消息,等她赶回福州时母亲已在忧愤中断气。庐隐的哥哥与妹妹,激愤之下与她断绝关系。
在亲戚朋友的强烈反对声中,庐隐随郭梦良双双南下,于1923年夏天在上海远东饭店举行了婚礼。
婚后不久,她跟随郭梦良回福建探亲。当她与郭的原配妻子林瑞贞同住一个屋檐之下,才切实感受到身份的尴尬。
她在写给好友程俊英的书信中哀叹道:
“过去我们所理想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爱,只应天上有,不在人间。你问我婚后的情况,老实说吧,蜜月还算称心,过此则一言难尽。应郭父母之命,回乡探亲,备尝奚落之苦,而郭处之泰然。俊英,此岂理想主义者之过乎!”
庐隐与郭梦良又回到上海。
郭梦良忙于自己的事业,创办上海自治学院,研究人生哲学,编辑《人生观大论战》,忙得席不暇暖,无法陪伴庐隐。是时女儿出世了。
庐隐在致程俊英的信中大叹苦经:
“我现忙于洗尿布,忙于柴米油盐,而收入甚微,不得不精打细算。营养不良,我们身体都欠佳。啊,这就是人生!”
厄运接踵而来,郭梦良本就有肺病,由于积劳成疾,一病不起,于1925年10月6日撒手人寰,把10个月的女儿留给了庐隐。
面对灭顶之灾,庐隐硬撑着把郭的灵柩护送回福建,与郭的父母及前妻一起过了度日如年的8个月。
为了生活,庐隐于1926年夏回到北京师大附中教书。
人生中最孤寂的那几年,她写下了《心灵潮汐》、《曼丽》和《归燕》。
时间总归是一剂良药。
1928年的春天,大学生李唯建在北平瞿世英家里认识了庐隐,从此开始了频繁的交往。
每逢星期日,李唯建都要从西郊的学校跑到城里来与庐隐相见,或泛舟北海或月下谈心,颐和园的水榭,圆明园的古迹,西山幽静的小路,常常留下他们的足迹。
他们探讨着人生的意义,感应着彼此的心灵。
那时庐隐29岁,已是著名的女作家,带着年幼的女儿寡居生活。男友只是一名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21岁的学生。
由于年龄的差距、社会地位的悬殊、生活经历的天壤之别等原因,他们的相恋也遭到了家庭亲友的强烈反对,尤其是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各种冷嘲热讽、明枪暗箭从四面八方向他们袭来。庐隐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矛盾之中,在她的生命里,已遭遇了太多的不幸与苦难,她实在没有勇气再向这强大的封建势力挑战与抗争。
然而,李唯建却锲而不舍地表白自己的真情。庐隐心里的防线渐渐崩溃了,她在一封信中写道:
“自从认识你以后,我的心似乎有了一点东西——也许是一把钥匙,也许是一阵风,我觉得有一个美丽的幻影在我面前诱惑。”
1929年的春天,两人相识一周年的日子,庐隐给李唯建写了一份情书,收录在《纸短情长——世间最美的情书》中,她称呼对方为“我生命的寄托者”:
“我知道宇宙从此绝不再暗淡了”,“展开你伟大的怀抱,我愿生息在你光明的心胸之下”。“让我们放下人间一切的负荷,尽量地享受和谐的果实吧。”
“我们应当好好生活,好好享受,不要让时间抛弃了我们。”
“在这紊乱尘迷的世界,我常常失掉我自己,但是为了你的颂赞,我照见了狼狈的自我,我是从渺小中超拔了。”
“展开你伟大的怀抱,我愿生息在你光明的心胸之下。”
他们终于冲破了封建世俗的重重障碍,结合了。
“生命是我自己的,我凭我的高兴去处置它,谁管得着”。
面对各种争议,庐隐回应道。
她的老同学苏雪林为其辩护:
“不应当拿平凡的尺,衡量一个不平凡的文学家。”
庐隐、李唯建将他们68封“没有一句,甚至没有一个字是造作出来的”情书,发表在陆晶清、谢冰莹合编的《华北民国日报·副刊》上,后结集为《云鸥情书集》在上海出版。
庐隐的好友王礼锡在序中评论说:
“这一束情书,就是在挣扎中的创伤的光荣的血所染成。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青年男女们的情感,同时也暴露了这新时代的矛盾。”
1930年,他们东渡日本,在樱花盛开山清水秀的环境中漫游、读书、写作、谈古论今,尽情享受着不受干扰的蜜月生活,并孕育着爱情的结晶。
由于日本物价飞涨,难以度日,他们离开东京回国。后来,在杭州的西子湖畔生下唯一的女儿。为了谋生,他们又带着襁褓中的孩子去到上海。
李唯建是个诗人,有烂诗人的脾气却没有伟大诗人的豪气。毕业后,他找了几次工作,但都觉得工作太过枯燥乏味,有一段时间是闲赋在家,无所事事。两人有了孩子之后,一家四口的开支反倒全落在庐隐身上。
1907年出生的李唯建,早年丧母,潜意识中一直渴望“一个好的有力量的乳母”。在他眼里,比自己年长9岁的庐隐与其说是妻子,不如说是奶妈和保姆。
直到一年后,他才通过刘大杰介绍,到中华书局担任编辑。
但家庭经济每况愈下,庐隐为了分解自己的苦痛,选择了一种饮鸩止渴的方式:打麻将。她以前就喜欢打麻将,如今则是通宵达旦的打麻将,还赌钱。李唯建当然也不愿呆在家中,围着两个孩子转悠,他经常溜到街上闲逛,发泄情绪。
1934年5月,庐隐十月怀胎,这是两人的第二个孩子,快要生产的时候,经济困难的她做出了一生中最错误的决定。
她没有去医院生产,而是花了十元钱请助产士到家里来帮着生这第三胎,结果十元的代价是她的子宫被助产士刮伤了。
虽后来被送进医院抢救,但因失血过多,不治而亡。
在庐隐入殓时,李唯建将她生前出版的全部著作放在她的枕边,让她的著作永远陪伴着她,慰藉那孤独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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