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现在还有这样的事？

震惊全国的丰县事件，昨天终于有了结果：违背女性当事人意愿，将其拐卖的五名人贩子，分别获刑八至十三年，而和她生下八个孩子的董志民，则因虐待罪、非法拘禁罪被判九年有期徒刑。

虽然还有人继续追问（特别是法律界质疑为何董志民的罪责中不包括强奸罪），但对大部分人来说，此事恐怕就算尘埃落定了——既然旧账已了，那还老提它干嘛？

现在回头来看，当初这一事件之所以引起全网热议，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人们（尤其年轻一代）无法理解：“怎么现在还有这样的事？”——这种看起来愚昧、野蛮、残酷的景象，如果发生在数十年前也就罢了，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这可以在瞬间激发公众对此事的强烈关注，但也隐含着一个当时难以察觉的问题：既然这被视为老问题在某些黑暗角落里的残余，是当下社会中的异常，那么，当这个“故障”被排除、修复，现代社会这架庞大的机器就可以继续轰隆隆向前了。换言之，这种直觉性的疑问或许激发了反思，但也就反思到这一步为止了。

不仅如此，这还很容易滑向地域黑：因为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像这样的事只在“盲山”这样现代文明难以触及的山沟沟里才能存在，说那儿愚昧落后，难道还冤枉它了？当然，也不必反思自我了——“这种事，在那儿不稀奇，在我们这里，不可能。”

正如有读者曾留言给我所言，黑徐州固然痛快，却可能回避了真正的问题：“把所有的罪恶都放在徐州人的身上，当然可以减轻作为中国人的羞愧感。好像这只是徐州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因为他们天生就就是恶的，所以只要骂徐州的人、抵制徐州的货、撤徐州的官，甚至把它从地图上抹掉，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电影《盲山》剧照

然而，此事只是旧事物的残余吗？事件的发生地徐州真的是穷乡僻壤吗？黑徐州和丰县就能解决问题了吗？答案都是否定的。

在我看来，问题并不在于“怎么现在还有这样的事”，而是“正是在现在的形势下，老问题才演化出这样的新现象”。

这可能听起来有点绕，那这么说吧：反犹在欧洲历史上不是什么新鲜事，但第三帝国对犹太人的种族清洗并不只是“又一次反犹”，而恰恰是现代性的产物。这是一种“反动的现代性”——现代的技术和管理手段，不仅没有扫清前现代的理念，反而杂交出一个怪胎。当代中东的恐怖主义同样是个现代现象，如果以为他们只是一群不肯进步的落伍分子，就低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了。

丰县事件的根源也是如此。虽然很多人在事发后都追溯到黄泛区由来已久的重男轻女和人口买卖，但不可否认的是，徐州的社会经济水平，在国内至少也是中游水平，肯定不是最差的，而正是近四十多年来眼花缭乱的人口流动，使徐州这个交通枢纽周边地下的人口交易市场死灰复燃。

历史学者任思梅在研究了清末民国时期的人口贩卖后也强调，早先人口买卖的“常规交易”通常都是近距离、小范围的，但到19世纪末出现了一些危险的新变化：城市化和商业化的进程使扩张中的城市催生出对廉价刺激与即时满足的欲望，人流密集的新型公共娱乐空间成了诱拐犯和人贩子下手的热门场所，而长途旅行则使远距离的人口交易成为可能，现代化又使个体更容易与熟悉的社会断了联系，却更难求助，买卖年轻女性的交易范围由此日益扩大。

相比起来，治安和法律应对是滞后的，1920年代铁道部才下令在火车站、车厢及铁路沿线增设巡查员，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贩子的策略也随之演进。她不无讽刺地指出：“职业罪犯（以及参与犯罪的普通人），而非警察部队，才是站在风口浪尖、利用中国日新月异的转变的那群人。”

这样，旧观念和新条件一结合，催生出某种更扭曲、更残酷的形态。与此同时，新形势也加剧了老问题的结构性困境：重男轻女的观念还在，计划生育使人们更偏向只要男孩、教育的普及和城市化使当地女性能走都走了，这都进一步加剧了性别失衡，如果法治化没跟上，那么在婚姻市场上处于劣势的那些男性当然会想利用人口流动带来的机会，设法去“买一个女人”。

扭曲的“市场需求”催生出了特殊的“供货渠道”，远距离交通和人口市场的形成，使丰县这样的地方能通过一个地下“市场网络”从更边缘的地方获得弱势的女性，而这些在所谓传统社会是没办法办到的。

有朋友说，他几年前在皖北参加考古发掘，负责翻土的工人就有贵州、柬埔寨、越南嫁来的女人，如果没有这种人口流动和“市场网络”，这怎么可能？

像云南怒江州这样边远的角落，在几十年前都还远离现代化浪潮，但这些年来随着本地社群的逐渐瓦解、交通的便利，女性“跑江苏”、“跑安徽”都已经是当地为人熟知的暗语，甚至据说几乎家家都有在苏北附近的亲戚。就算这一“市场网络”使丰县得到了妇女，但福贡县也流失了，只不过是使更偏远地方的更弱势群体承受了代价。

乍看起来，这像是“旧事物的反扑”，但更进一层看，那其实正是现代化深入的结果，当这一浪潮深入到各个偏远角落，将那些孤立无援的女性裹挟进一个地下暗网中，此时制度性的救援又还跟不上，就会有人陷入就连传统的“愚昧落后”之地都难以想象的离奇境地。

为什么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能给病症做出准确的病理学分析，就会开出错误的药方，最后说不定非但不能药到病除，搞不好又制造出新的问题来。

这并非耸人听闻。报道徐州妇女拐卖现象的《黑色漩涡》一文（徐宁、唐冬梅著，刊《雨花》杂志1988年第10期）早就在末尾点明，当地人口买卖现象并未随着拐卖团伙的覆灭而消失：

罪恶的祸水，还在这里蔓延着……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一样，津浦铁路、陇海铁路，照样每天在这里交汇，人流依旧从徐州火车站检票口涌出，然后消失在这古老的城市和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农村的女孩子们照样地从那些封闭、落后的山沟里，源源不断地走向城市，走向文明。

如果我们不想这次重蹈覆辙，那首先就有必要将这背后盘根错节的生成机制想清楚，因为这些伴随着现代化发生乃至恶化的现象，只有对现代性的更深入反思才有可能解决。

棘手的是，在处理此类事件时，我们常常在一个模糊地带面对道德困境，有时受害者又像是加害者，连“合法”与“非法”都难以辨认。一些底层男性从国外输入新娘，如果这不伴随着暴力强制，常常还以合法的“跨国婚姻”的面目出现。

有一篇三年多前的纪实报道《我的妈妈，是2800块买来的越南新娘》，谈到了一个女性的遭遇：她坚忍顽强，很值得尊敬，遭遇也很悲惨（丈夫买她的钱是借来的，婚后她自己种花生还清，所以她说是自己赚钱买了自己），但看起来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她后来带孩子回越南，不仅没留着不回来，反倒还将三个表妹带过来嫁人，理由是怕她们在老家嫁不出去。

在裁判文书中，被解救后仍然愿意留在当地的女性也有相当高比例，尤其是那些有些精神性疾病的女性，早被家人看作负担，在很多农村家庭是巴不得有个婆家愿意要了去，能养着她，至于其余都是其次的。

正如贺萧在《危险的愉悦》中所说的，残酷的现实是：“尽管说来说去都是绑架拐卖的故事，但我们必须牢记，许多这样的买卖，其实被卖女人及其家庭都是知道并同意的。”对于这些真正的底层来说，婚姻是一种谋生手段，而“买卖”和“恋爱”、“结婚”的边界可能相当模糊。

当然，我也清楚地知道，在丰县事件激发的讨论中，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视角和立场。我周围就有女性朋友坚称地域、阶层、现代化等因素统统都不重要，只存在受压迫的抽象女性，那位受害者也不是来自云南怒江的“小花梅”，而是12岁走失的城市中产家庭女孩李莹——这两个身份和符号有着相当大的差别，人口买卖的模糊地带，在“小花梅”那里是广泛存在的，但对李莹来说是不存在的，只有毫无争议的悲剧与罪恶，更能激起恐惧，也更有戏剧性——一记闷棍，从天堂坠入地狱。

更有甚者，这位朋友强调这一事件是女性的受难，但却反对将之看作“现代化的产物”，因为在她看来，“伴随着现代化这件好事，会伴生一些坏事，但为了得到好事，那些坏事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代价’，至少是在一个阶段需要接受的”。

我之所以说在这一问题中要反思现代化过程本身，是想强调这是一个新问题，而并不只是“现代化尚未解决的老问题”，人口买卖也绝不只是“愚昧”这么简单。

我不否认这其中确有传统因素存在，也完全不在乎“没有女人，村子就没了”，只是想说：新旧交替之际，女性的处境有可能反倒恶化了，极端保守的理念借助现代化的网络和技术，加剧了人的兽性一面，使一些受害者堕入以往没有过的非人境地。

现代化没有回头路，反思现代化本身也不等于反对它，相反，是为了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其中的问题所在，强化或完善相应的机制，确保弱势群体的自愿、自主和选择权，尽可能让他们不必受制于不利的结构性困境。

如果说男女比例失调的状况，只会提高女性作为物的价值，却没有提高她们作为人的价值，那么现在就需要制度来确保人的价值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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