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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蒙：构建殖民医学：日本汉药研究在近代中国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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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殖民医学：
日本汉药研究在近代中国的展开
内容提要 20世纪上半期，日本的药学家依托殖民扩张，在“汉药研究”名目下对中国大陆药物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最初，“满铁中央试验所”为掠夺中国东北资源而研究当地的药用植物。之后，“满洲医科大学”将汉药研究制度化，建立了“中国医学研究室”。20世纪30年代，日本药物学家借助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将“汉药研究”推向中国南部乃至海外地区。在侵华战争时期，华北伪政权建立伪北京大学中药研究所，为编辑占领区的“汉药典”做准备。与此同时，伪满洲国召集日本及其殖民地的汉药研究者推出伪《满洲国汉药典》。汉药研究成为日本殖民医学的历史过程，凸显出日本在帝国构建过程中对中国传统医学的滥用，是近代科学研究与殖民主义相结合的重要案例。
关键词 日本 近代中国 汉药研究 殖民医学 满铁中央试验所 满洲医科大学
在江户时代，来自英国、葡萄牙等西方国家的传教士、探险者、商人在东亚地区开展了广泛的药用植物的采集和研究工作。到了明治时期，日本药学家受到西方列强在非西方世界进行的药物勘探的刺激，也渴望在本土进行类似的研究。1884年，日本内务省技正村井纯之助奉命赴欧洲参观医药设施，1885年回国后在东京药学会上号召日本药学家以欧美在华传教士为榜样，研究日本的民间药与汉方药。他更以西班牙殖民者经由南美洲土人介绍而发现金鸡纳的故事作比，提醒日本药学界肩负起重新发现本土传统宝藏的责任。这种情况就如东京帝国大学药物学教授长井长义所说，当时的药学家热衷研究汉药是希望从“广袤的本邦生药原野”之中开拓出新药。 明治时代东京的汉药研究者一方面因为人数相对较少，另一方面在当时脱亚入欧的语境下也不受日本政府的重视，因而大多只着眼于日本本土药物，无暇顾及域外的情况。但在与之相关的植物学和森林学领域，则因为直接关系到日本在对外扩张过程中的植物资源勘探与森林开发，存在着较强的外溢冲动。19世纪末，俄国的植物学家弗拉迪米尔·列昂季耶维奇·科马洛夫(Vladimir Leontyevich Komarov，1869-1945)对中国奉天以北的“北满”地区进行了详尽的植物学调查，并在1901年、1903年和1907年陆续出版了三卷本的《满洲植物志》(Flora Manshurica)，给日本学者以很大冲击。正是在这样的战争与殖民大背景下，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有少量日本学者在山林局或者东京帝国大学(以下简称“东京帝大”)的资助下，来到中国东北采集植物标本。但是真正大规模的植物研究活动的出现，还是在日本侵占“关东州”之后。 1907年，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总裁后藤新平(1857-1929)的建议下，关东都督府在大连设立中央试验所(1910年改由满铁管理)。该所的主要任务是为日本帝国开发“满洲”的自然资源服务，因而在创立之初便得到日本官方和医学精英的重视。其首任所长庆松胜左卫门乃是由日本著名的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所推荐。庆松家几代都以在京都行医和开药铺为业。庆松胜左卫门生于1876年，相貌俊朗且好强自负，是东京帝大1898年度唯一的药学科毕业生。此后，他曾担任日本现代药理学之父下山顺一郎的助手，从事制药化学方面的研究，著有《化学实验纪要》(1903年)、《生药便览》(1904年)和《衣食住：家庭卫生》(1905年)。可见，他所熟悉的领域实则包含化学、生药和卫生三个方面，与中央试验所的创办宗旨相吻合。 庆松胜左卫门很快在1909年聘用在中国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任教习的矢部吉祯为临时嘱托，对“南满洲”展开植物调查。矢部与庆松同岁，毕业于东京帝大的植物学科。在受聘中央试验所之前，他已经对韩国和千岛群岛等地进行了植物学的调查研究。1909年，矢部吉祯完成约四百种植物的采集工作，其中药草类植物便有常见的芍药、乌头、五味子、柴胡、丹参等。他还批驳了日本国内“人皆以药草为古法汉医所使用”的观点，指出“最近之新药由此制出者不少”。1910年，中央试验所完成了《南满洲植物豫察调查报告》，1912年出版《南满洲植物目录》，囊括近千种东北植物，按照植物分类系统的自然纲目进行排列，同时记录拉丁文命名、日文假名、汉名以及产地。1914年，矢部吉祯出版《满洲植物图说》第一卷第一册，以弥补“从来欧美诸学者的图说”中的遗漏之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两部书均名为“满洲植物”，但也包括山西、北京等地的植物，皆因矢部曾在华北滞留数年。但是，当时中央试验所的重点，还是从化学研究的角度对“满洲”进行“殖产开发”，例如寻找天然苏打、高粱淀粉的化学分析、大豆粕的改良与应用、工业用食盐、高粱酒的发酵等等。除了在1915年成功制成在欧洲问世不久的梅毒特效药——六零六之外，中央试验所在其建立之初并未从事更多的药物研究。 可是，在1920年前后，中央试验所却接连发表几篇重量级的汉药研究论文，其中最长者有近百页之多，而它们的署名作者均有中尾万三和庆松胜左卫门。中尾是庆松在东京帝大的学弟，二人关系极好。中尾早在1908年便应邀来到中央试验所，从事有关食物成分和陶瓷制造方面的研究。1913年他赴德国留学，希望学习最新的电气化学，以便日后在东北发展电气化学工业。但很快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不得不放弃学业，返回中央试验所。此后，他的研究兴趣发生转变，开始着重研究汉药。须知，这个时间点颇为关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政府逐渐改变依赖西药进口的国策，开始鼓励在国内大量培植“邦产药草(国产药草)”，人参、薄荷、黄连、蒲公英、大黄等15种药材均在奖励种植之列。1918年，日本内务省进行了药用植物的栽培试验。1922年，内务省在东京建立首个卫生实验所药用植物栽培试验围场，试验针对药用植物的品种改良、移植、调制、贮藏、营养及有效成分的提取，并进行有关病虫害的研究。显然，日本国内的这一变化也反映在位于殖民开拓前线的“满铁中央试验所”中。 中尾万三所挑选的汉药，许多是具有镇痛消炎功能且可以被制成膏药的药材，例如木鳖子、天仙子和石花。虽然化学分析在他的论文中往往占据主要篇幅，但是中尾万三并未提到过他做过任何动物或者临床实验去验证这些药材的疗效，而是直接将当地汉医以及本草书籍的相关记载作为证据加以记录，显示出中尾万三对汉方医学较为信任的态度。 对于日本学者有关汉药的形态和名称方面的研究，中尾万三发现其中存在诸多问题。以药用植物Hyoscyamus niger L.(日本名“ヒヨス”)为例，在欧洲多用作治疗牙痛。日本药学家多以为就是汉药莨菪。矢部吉祯的《南满洲植物目录》也对此植物进行了考察，认为在东北各地均有分布。然而，中尾万三根据中国古代本草书籍所载之图画(他对汉画亦有研究)，以及在东北药铺和田野中所取得之莨菪和天仙子的化学成分进行分析，综合日本本草典籍判断，中国莨菪与日本莨菪不同，Hyoscyamus niger L.的原植物应为天仙子。不过，中尾万三最重要的发现还是对石花的研究。石花是东北所产的一种地衣类植物，常用来治疗牙痛或头痛。大连人多在郊外山上背阴处采集岩石上生长的石花，晒干后卖给当地药铺。由于其中会混杂很多其他种类的地衣，所以中尾万三认为，首先应辨别真正的石花，然后分析石花的化学成分及其分子结构，最后才是研究药理作用。 石花也许并不具有多么重要的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但这一综合性的研究大大拓展了明治时期日本药理学家专注于化学研究的路径，而将传统的本草典籍融合进来，客观上开创了近代汉药研究的新局面。1920年，中尾万三凭借论文《石花的成分及其构造》获得东京帝大药学博士学位，成为首位以研究中国本土药物而获得药学博士称号的日本学者。这标志着日本药学界已经认识到研究中国本土药用植物的重要价值，而中尾万三的研究模式或将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然而，1922年庆松胜左卫门辞去所长一职，返回东京帝大任教。这对中尾万三造成了一定的影响。1926年，中尾万三也离开了中央试验所。此后中央试验所不再是东北的汉药研究中心，取而代之的是“满洲医科大学”。
1922年，由“满铁”在沈阳建立的“南满医学堂”升格为“满洲医科大学”，成为日本人在本土以外建立的首个获得日本政府认证的大学。可资对比的是，日本在其殖民地朝鲜和台湾建立京城帝国大学和台北帝国大学的时间分别是1926年和1928年。“满洲医科大学”的重要性可见一斑。该大学在建立之初，即以研究在地医学问题为主，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传染病和地方病进行广泛的调查。20世纪20年代后期，“满洲医科大学”崛起为日本在中国东北重要的汉药研究基地。
药物学讲座教授久保田晴光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他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其老师森岛库太便对汉药非常有兴趣。久保田晴光曾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跟随美国现代药理学之父约翰·J. 亚伯(John J . Abel) 学习药理学，回到“南满医学堂”后从事有关东北地区的汉药研究。1926年，作为“满洲医科大学”筹备委员的久保田晴光，提出在该大学内设置专门研究汉药的“中国医学研究室”的建议。这是日本建立的第一个以“中国医学”命名的研究机构。久保田晴光邀请京都帝国大学的同学、“满洲医科大学”生理学第一讲座教授黑田源次主持中国医学研究室，又聘请他在“南满医学堂”时期的学生冈西为人担任专任研究员。据冈西为人说，久保田晴光之所以如此着力于研究汉药，主要是因为他需要使自己的研究旨趣符合“满洲医科大学”的总体设立目标：“在医学堂升为大学，即更名为满洲医科大学时，考虑到这所大学如果与日本国内大学的研究完全一样，那么在满洲设立大学则无甚意义，所以要寻找只有在满洲才能进行的研究课题。为此目的，成立了这个(中国医学)研究室。” 久保田晴光认为中国与日本的国情不同，主要依赖“汉法医”提供国民医疗，因此汉药问题关系至为重大，值得专门研究。此外，久保田晴光力主研究汉药，可能也是受到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刺激。北京协和医学院自1921年正式建立以来，其药学系从1924年开始陆续发表有关中药麻黄的研究成果，使中药研究一时间为国际药理学界所瞩目。实际上，久保田晴光在1917年就曾以日文发表有关麻黄素的研究成果，1918年1月又发表英文论文讨论麻黄素的局部麻醉作用，但止步于此，并未再做进一步的研究。其中国学生袁淑范在1923年发表了一篇名为《汉药麻黄之医治效用》的文章，系统介绍日本学界对麻黄在治疗喘息方面的研究。此文刊登在当时著名的《民国医学杂志》上，并被《同德医药学》转载。尽管如此，久保田晴光等人的研究成果并没有获得足够关注，而北京协和医学院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俨然成为国际麻黄研究的中心，这令日本医学界感到难堪。 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医学研究室的建立暗示着他们将回归在明治日本受到压抑的传统药物研究。此后，久保田晴光与黑田源次等人的汉药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较日本前代学者有很大突破。首先，他们对那些与日本汉药同名的东北地区的中药进行了研究，证明中药与日本汉药的名称相近，但具体所指可能不同，日本前辈学者的结论无法直接推广于中国大陆。其次，黑田源次等人将日本汉药研究的范围扩展至中国的丹方、满医学和蒙古医学。既往日本国内学者的研究集中在药用植物方面，对于金石类药物缺乏关注。冈西为人自1931年开始，从研究室收藏的一千四百余种中国医书中摘录出了5600个丹方。所谓“丹方”，是中国古代与朱砂、水银等有关的金石类处方。冈西为人通过与道教类书籍的比对，推定丹方制剂源于道教医学。这已非一般日本学者所通晓，而满医学与蒙古医学则更属于他们眼中的“冷门”。 在引入丹方作为研究对象的同时，他们否定了自明治以来建立起的汉药研究的预设——认为某一药物有效是由一种主要的有效成分在起作用，并且通过动物实验足以证明该有效成分是否有本草所宣称的效果。久保田晴光认为中医处方常常包含的是多种药材，即多种有效成分，所以研究药理应该从复方的角度去研究“复合的药理”。由于汉药的药效大多较为缓慢，动物实验未必能出现明确的反应，因此他建议还是回归临床实验，通过细致的观察加以证明。1921年，久保田晴光以《满洲产蝎毒的实验研究》等两篇论文，获得京都帝国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通过研究东北地区的汉药，久保田晴光在1935年升任“满洲医科大学”校长，成为当时日本汉药研究者中的第一人。冈西为人则以“南满医学堂”这样较低阶的学历起点，凭借在汉药领域的研究而获得医学博士称号。不过，久保田晴光等人尽管在多个方面挑战了明治以来的日本药学研究者，但是他们仍然无法将阴阳五行纳入自己的研究对象之中。他们仍然恪守日本药学界的认识：只有宋代以前的“古方”才值得研究，宋代以后的医书因为掺杂了阴阳五行，已经沦为不经之谈。因此，当他们在整理中国古代医书时，只专门编纂了《宋以前医籍考》(1936年成书)。 但日本医学界并不满足于将汉药研究局限于中国东北地区，而是希望将之推广到中国腹地等更为广大的地区。久保田晴光转而提出“中国医学”这一名称无法涵盖他们所做的研究内容，因为“(中国)自与西域交通，于是印度、波斯等外国药品，亦随佛教而渡来。加以从海洋方面之外来品，复益以加工调治之经验，技术愈益进步，深觉汉药之发达，不仅限于中国之医学史而已，实深有关于普遍的一般之东洋史焉。” 于是，刚刚正式成立两年的“中国医学研究室”在1933年改称为“东亚医学研究所”，显示出久保田晴光配合日本大亚洲主义的用意。汉药研究也因此加速卷入日本的意识形态战略之中。适逢日本政府希望与中国调整关系之际，由“满铁”开启的汉药研究获得了新的政治切入口。三、汉药研究的南下
20世纪20年代初，日本政府为缓和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顺应国际退还庚子赔款的大趋势，通过了《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案》，后来演变为所谓的“东方文化事业”。其中重要一环即是在上海筹建自然科学研究所，聘请中日两国科学家共同研究与中国相关的科学问题。在1925年日本外务省开列的“东方文化事业调查会”的项目表中，汉药研究赫然在列。该项目由委员庆松胜左卫门提出，目的在于实地收集中国的汉药标本，然而未能落实。直到1927年10月上海委员会讨论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组织架构与学科设置时，庆松胜左卫门作为委员再次提出从事“汉药研究”的必要。他认为，日本学者应该首先进行为期15个月(1927年11月1日至1929年3月31日)的汉药标本采集工作，搜集湖南、湖北和浙江三省的生药250种，然后借助东京帝大药学教室的实验设备逐一抽出有效成分进行化学和药理实验(当时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尚未开始建设)。他还提出，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第一期的汉药调查应由中尾万三负责。不难看出，该所的汉药研究计划正源自此前的“满铁”汉药研究。 日本学者慎苍健据此认为，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此后的汉药研究方案是由庆松胜左卫门一手擘画的。整体而言，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确由日方主导，但具体到汉药研究与生药学科的建立，实则离不开中方委员余云岫的建议。在庆松单方面的汉药研究计划实施两个月之后，余云岫在1928年1月22日致信给他，批评了以东京帝大为代表的汉药研究不重视中国医籍和本草的缺点。他说：“欲从事于药理学的研究，非详征文献殊难定其目的，又往往遭意外之失败。例如麻黄一物，由长井氏发现麻黄素，经高桥、三浦诸氏之试验，只知其有散瞳作用而已，然稽之汉方则发汗止喘，颇著奇效。近来经由欧西人之研究，已知其对于哮喘奏效确实。若长井、高桥诸氏能尊重古来之经验，对于治疗哮喘加以注意则此功绩不至被欧西所夺也。”他随信附上《汉药研究意见书》一份，将汉药研究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生药之植物学的研究”，综合本草学、生药学、植物学和实地考察确定汉药的种类；第二部分是“汉药作用之文献的整理”，采用“总括”的手段，将古来方书一网打尽，巨细无遗；第三部分才是庆松胜左卫门所提倡的药理学研究。这符合中尾万三的研究路径，很快庆松同意了余云岫的意见，不再将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汉药研究限定在基本的植物调查范围。 1931年，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正式开所，专门进行汉药研究的生药学科主要有四名研究员，除中尾万三之外，还有他在“满铁中央试验所”时期的技师曾广方(中国人)、“满洲医科大学”久保田晴光的弟子袁淑范(中国人)和东京帝大药学科毕业生木村康一。新建立的生药学科研究室拥有日本、朝鲜和中国等地的药材标本二千余种，欧美各国主要生药标本约五百种，并建有小规模的药用植物园、温室和园圃。时人报道称，这是一个“线装书多于洋装书”的研究机构。随后，木村康一和曾广方分别以研究中药石斛和芫花取得日本药学博士学位，成为当时有名的药物研究者。 借助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地缘优势，1937年3月，日本京都府立医科大学医学教授越智真逸博士在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资助下，以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为基地对上海周边地区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荷尔蒙类汉药的调查。越智真逸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致力于研究荷尔蒙与内分泌学，著有通论性专著《荷尔蒙》(1922年)、《最新荷尔蒙学说》(1923年)等书。《荷尔蒙》至1944年共增订11版，《最新荷尔蒙学说》至1939年共增订9版，其畅销程度与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越智自述此行的目的是利用最新的“荷尔蒙”学说对中国古来的汉药(“动物性汉药”“民间药”和“传说中的‘秘药’”)进行研究。越智的来华考察被上海《申报》解读为“盖博士对于古来东洋所传汉方灵药，由内分泌学说上观之，多认为合理，而中国数百秘方，实为全世界无比的灵药，故将各种不老长生药，大加检讨，以发挥东洋古来之文化。”《申报》的报道并不算夸大，越智在1938年增订第9版《荷尔蒙》中说，虽然中国古代的动物性药品一度被认为是“迷信的”“非科学的”，但最新“荷尔蒙”学说的建立却足以说明动物性汉药的“合理”。与其一味地追随欧美的脚步，不如利用“东洋固有的医学”优势，研究中国的荷尔蒙类汉药。由此可见，与荷尔蒙学说相关的脏器疗法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可以与“东洋固有的医学”相联结的研究热点。 中尾万三等人还将目光投向中国之外地区的亚洲药用植物。1928年，在东京帝大朝比奈泰彦教授的支持下，木村康一赴法属印度支那等地调查汉药。此次考察虽然时间不长(不到三个月)，但是木村康一获得大量关于当地药物资源的一手资料(包括七百余幅照片)，这为其后来担任日本海军的热带卫生部药用资源科长奠定了基础。1932年夏，中尾万三赴朝鲜调查汉药。他先实地走访了朝鲜最有名的大邱药市附近的汉药栽培基地，然后统计了大邱药市所售卖的一百多种药材，最后安排其助手福岛忠胜在佛国寺、海印寺、华严寺等地采集各种植物标本，并与药市所卖药材进行对照。中尾万三此次朝鲜之行，似有与朝鲜京城帝国大学争胜之意。因为在此之前，京城帝大的药理学教授杉原德行和石户谷勉已经对朝鲜药物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给出了相应的学名和俗名分类。所以，这一次中尾万三有意在使用石户谷勉命名体系的同时，也指出其中有待商榷之处。 日本在占据台湾和朝鲜半岛之后，便出台了一系列限制当地“汉医”发展、管理其行医权利的法规，但对于“汉医”所使用之“汉药”，殖民政府因缺乏相应的汉药知识，一时间无法给出管理的方案，大体上默许其售卖，只要不含有官方所禁止添加的毒质(如汞、吗啡等)即可。这一局面到20世纪30年代已大为不同，因为中尾万三等人在华进行的汉药研究已经基本成型。在文献整理、实物采集和化学分析方面，他们依赖日本外务省等的官方资助，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当时中国著名的生药学大家赵燏黄对此即有评论：“中尾氏还考察吾国历代本草之渊源，备极详尽。自《山海经》《毛诗》《尔雅》、历代本草典籍，以及关于本草的经史百家杂著，无不旁证博引，悉心探讨，著为记录。处于现代生药学的立场上，大有将起吾国数千年以前旧本草复活之概。” 客观上，汉药研究的成果为日本殖民者提供了将汉药纳入殖民医疗体系之中所不可或缺的科学依据。与此同时，日军又先后在中国东北和华北等地区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野蛮占据中国的广大领土。此时，如何利用既有的汉药研究，使中医药为其侵略服务，成为日本考虑的问题。
四、为制定伪“中药典”做准备
1938年8月29日，由华北沦陷区文教界和日本学者组成的“东亚文化协议会”(以下简称“协议会”)在北京成立，实质上是华北伪政权文教方面重要的咨询机构。1939年9月，当“协议会”在北京召开第三次评议员会议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森岛库太代表日方评议员在会议上提出，希望推动沦陷区内中医药的“科学化”：第一，设立中文医学书编纂委员会为中医“编纂极简易之医学书”；第二便是设立中国常用药品调查委员会。他认为通过调查中国现在开业医师(包括中西医师)所用的药品种类，以及“汉药、洋药用何种最多”，可以评估中国现在“医学或医术之进步程度”。这些提议的最终目的是为将来编纂“中国”版的《汉药局方》提供参考。森岛建议此调查应分为三期：第一期，仅调查品名，若可能，于半年完成；第二期，调查所有基本植物或植物之出处；第三期，调查成分。
前两期由“东亚文化协议会”负责召集委员会进行调查，第三期则委托大学或“其他适当机关代办”。紧接着，森岛称自己是借鉴了京城帝国大学正在进行的“对于汉药异同之调查”。原来，从1937年起，朝鲜总督府便聘请京城帝大的杉原德行等汉药研究者组成“汉药调查委员会”，从事《朝鲜汉药局方》的前期编写工作。至1939年，恰逢“植物性汉药”调查完成，《朝鲜汉药局方·植物篇》出版发行。同年底，京城帝大医学部在日本战时总动员的体制下，为开发朝鲜和中国东北的生药资源，建立了由杉原德行主持的生药研究所。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慎苍健的研究，京城帝国大学汉药讲座教授的设立与庆松胜左卫门的建议有关。如此看来，“汉药采集”构想的实践借由庆松胜左卫门和森岛库太的谋划，在殖民政府的支持下已经勾连起朝鲜、伪满和华北沦陷区。 此时华北伪政府中负责文教事业的是伪议政委员长兼伪教育总长汤尔和。他同时是“东亚文化协议会”的会长。汤尔和1910年毕业于日本金泽医学专门学校，1912年在民国教育部的支持下建立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前身)。此后几十年间游走于医学与政治之间，是中日关系的重要参与者。1937年，他作为伪教育总长，依托前北平大学医学院的旧部，在北京建立起所谓的“北京大学”，自任“总监督”(相当于校长)。汤尔和附和森岛库太的方案，提出“整理本草”的计划，即“联络中日两国学者共同整理本草而施以科学的研究案”，并附上《国药之生药学的研究计划书》(以下简称《计划书》)。 这份《计划书》很可能出自赵燏黄之手。赵燏黄毕业于东京帝大药学科，是下山顺一郎和长井长义的学生，专攻生药学和药物化学，曾在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国药研究室工作。他先后于1931年、1932年出版《实验新本草》第一、二集。就在“七七事变”之前，赵燏黄刚刚向国民政府提交了《整理本草研究国药之方案》。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打断了他在北平研究院的中药研究，使他非常痛苦。赵燏黄与汤尔和同为明治晚期的留日学生，很早就互相熟识。据说，还是汤尔和的学生、伪北大医学院院长鲍鉴清找到赵燏黄，希望他能出面组建一个中药研究机构。赵燏黄整理本草的方案中，第一步是“解决国药之生药学的基本问题及编纂中药典之预备方案”，第二步是“国药之生药学的标准鉴定，及中药典的标准试验。”这都符合森岛提出的为汉医编纂药典的构想。 果然，汤尔和的提案得到“全员赞成”。日方评议员庆松胜左卫门进一步提议设立“汉药研究准备委员会”。最后，大会委托九名评议员为准备委员会委员，分别是：刈米达夫、木村康一、三堀三郎、庆松胜左卫门、赵燏黄、鲍鉴清、吴祥凤、加来天民、永井潜。 委员会中的日方委员全部有汉药研究的背景，而所谓“中方委员”中只有赵燏黄有相应的背景。其中，加来天民早在1939年4月已离开京城帝国大学，被聘为伪北京大学医学院药理学教授。此后委员会在北京与东京分别会谈数次，“承认有在北京创设中药研究所”，“俾中日两国学者研究中药”之必要。1940年9月2日至4日，该委员会在“协议会”第四次评议员会议上提出“关于设置中药研究所”之建议案，最后获得通过。中药研究所于是在傀儡政府与日本外务省的合作中出炉。值得注意的是，双方认为：“以前之建议案、委员会名及其他本会文书每用汉药、汉医字样，中国似以用中药、中医字为妥。”显示出日伪有意凸显华北沦陷区的特殊性，在表面上承认中医的语言习惯。 1940年10月25日，伪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鲍鉴清向伪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呈请建立中药研究所。1941年1月16日，鲍鉴清将《中药研究所暂行组织规程草案》呈请伪北京大学总监督鉴核，并转送伪教育总署备案。该规程规定中药研究所的宗旨有三：(一)调查及鉴别中国生药之原植物等及其产地；(二)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生药之成分及效用；(三)研究所得之有效成分为临床上之运用。 1941年2月28日，中药研究所正式成立，所长由鲍鉴清兼任，实际事务由主任加来天民负责。3月，伪教育总署核定中药研究所开办费19500元，每月经费3546元。此后一年间所内职员陆续聘定：主任加来天民(1941年2月)、研究员赵燏黄(1941年3月)、副研究员石户谷勉(1941年7月)、副研究员北川清治(1941年8月)、副研究员中川公海(1942年2月)和助教关克俭(1941年6月)。其中加来天民、石户谷勉和北川清治在京城帝国大学医学部任教时，分别是助教授、讲师和助手，来到伪北大中药研究所之后全部晋升了职务。此外，中川公海毕业于台北帝大理农学部化学科，然后留校担任副手。关克俭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助教、静生生物调查所研究员。1942年12月中药研究所人员共计24名(除去兼任所长鲍鉴清)。 与之相对，京城帝国大学生药研究所人员大为缩减，只剩下所长杉原德行一人，另聘兼任助教授九谷昇一人，其规模无法与伪北京大学中药研究所相比。这表明日本决策层认为朝鲜的汉药研究与政策制定已经告一段落，下一阶段任务的重点是中国大陆。应该说，这不仅是决策层的要求，也是石户谷勉等人的意愿。石户谷勉还在1939年发表了《北亚细亚的植物资源》一文，提醒日人应该注意研究利用中国西北部以及蒙古地区的药用植物资源。可见他的研究视野已经不再局限于朝鲜甚至中国华北，而是扩展至中国内陆的广大地区。 然而，直到战争结束，伪北大中药研究所的中药研究似乎都未对华北沦陷区或者汪伪政权的中医药政策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汪伪政权没有将中医提高到官方战略的层面加以考虑，而基本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放任态度。编纂中药典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伪政府也没有予以相关支持。纵观整个中国沦陷区，伪满洲国是主要推动汉药典编纂的地区。五、伪《满洲国汉药典》的出台
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之后，伪政府对于如何管控中医药一直游移不定。起初，伪满政府是希望禁绝中医，所以一度暂停向中医发放行医执照。1934年，伪满政府又强令中医改称“汉医”。但在1935年对全境中西医进行调查之后发现，西医总计2497人，中医总计10317人，医生总量严重不足。其实，中医数量远多于西医这件事，基本上是当时整个中国的现状，不用特别调查也能够知道。之所以此时做这些调查，背后很可能是因为伪满的中医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决定改为承认中医，只是需要以此为所谓的科学依据。
与此同时，伪满政府依托“满洲医科大学”东亚医学研究所开始大规模的汉药调查研究，为编纂针对汉医所使用的伪《满洲国汉药典》做准备。由于伪满洲国在各县均设置了由日本人负责的参事官，日本人对东北县级政权的控制大大加强。在顺应伪满政策的同时，“满洲医科大学”原来只能依靠研究者个人力量进行的调查，现在可以借助日伪的行政网络加以贯彻实施。再加上从1936年到1937年，伪满洲国的重心由“治安”转向“满洲开发”。于是，东亚医学研究所不再满足于过去的文献考订与标本采集，转而企图将整个伪满洲国境内的汉药情况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从1934年开始，“满洲医科大学”启动为期五年的伪满洲国汉药调查计划。第一方面的工作持续一年时间，乃是利用伪满洲国58个县(不包括伪兴安省)的日本人参事官协助填报两大类数据：(一)该县出产汉药的相关信息，如品种、产地、野生与栽培的区别、采集方法、数量、效用、价格和调制法等；(二)输入汉药的相关信息，如品种、数量、购入地、价格和主要效用等。第二方面工作是调查伪满各关税口岸“进出口”汉药的数量和价值，为期半年。第三是“各地药铺的实情调查”，为期四年。第四是整理七十多种方志中的汉药史料。“满洲医科大学”的做法也得到了关东军方面的支持，原因是日军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在积极地寻找能够替代西药的本土药物。“满洲”第一一部队矢野队在他们所编写的《东满的食用和药用植物集录》中说，药用植物是上天赐给的资源，日军应该灵活利用。 当然，冈西为人也注意到汉药的经济价值。1937年，据“满铁中央试验所”的调查，吉林、铁岭、奉天、辽阳府附近生产汉药，年产约50万斤，价值40万元，营口则是主要的药材集散地。甘草近来除药用之外，也作为酱油和烟草的调味剂使用，年产200万斤，20万元。而据冈西为人的调查，伪满平均每年的汉药出口量为250万元，以人参、甘草、杏仁、鹿茸等为主；进口量约为300万元。他认为未来伪满应该着力提高出口额，满足日本和朝鲜的需求，同时提倡伪满内部应进行药草的栽培并寻找代用品，降低对进口的需求。与此同时，伪满设立多家汉药经营公司，如极东生药株式会社(设在通辽)、株式会社鸟井商店(设在抚顺)、大同制药株式会社(设在长春)等。此外，更在1943年设立了药用植物试验场，宣称是“以图‘国内’增产、品质改善，并与汉方医学共同研究，以得临床上确证，而铲除其恶劣、改进其良善。” 1937年3月1日，伪满洲国正式出台法令合法化汉医，并将其提升到与西医大致相当的地位。结果，此举引发日本国内药学权威的反弹。1937年6月30日，东京帝大名誉教授林春雄向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提出赴伪满洲国视察的要求：“最近，满洲国承认了汉方医的资格，这是违背医学进步的措施。若放任不管，而期待将来满洲国医学的进步，实际上只会阻碍医术的普及，进而有对一般民众的医疗造成诸多遗憾的危险。”附议他的还有京都帝国大学名誉教授森岛库太、大阪府立医科大学校长佐多爱彦和名古屋帝国大学教授久野宁。森岛库太前文已述及，对汉医学的态度较为负面。林春雄在日本药学界占有重要地位，与森岛库太为师兄弟关系，虽曾研究过巴豆、麝香、茴香等汉药，但是他也不支持合法化汉医。佐多爱彦1890年毕业于东京帝大，其在德国留学时期的导师是现代医学奠基人之一的细胞病理学家菲尔绍(Rudolf Virchow)。久野宁是“满洲医科大学”生理学教室的创始人，在研究人体发汗生理学方面负有盛名，1936年曾被提名诺贝尔奖候选人。他们对汉医的负面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部分日本医药学界的观点。然而，由于“七七事变”的爆发，林春雄等人未能如期赴伪满调查，而将注意力转向了中国其他地区。伪满政府因而得以不受日本学界的直接干预继续推行汉医政策。 1938年，伪满民生部保健司同时启动了编纂伪《满洲国药局方》和伪《满洲国汉药局方》的计划。其主管官员为张继有，毕业于“满洲医科大学”，是冈西为人的学生辈。伪满洲国合法化汉医药的一系列举措，得到了来自日本内地和殖民地朝鲜的汉医研究者的支持。在1938年11月，当时著名的日本汉医家大塚敬节、矢数道明、清水藤太郎等人，成立了所谓的“东亚医学”协会，鼓吹通过提倡汉方医学实现“日华满文化提携”。他们将伪满洲国编纂汉药局方的做法看作是实现汉方医学“复兴”的重要途径。朝鲜京城帝国大学的汉药研究者杉原德行则连续发表多篇文章，支持伪满合法化汉医，建立专门研究汉医药的“东洋医学研究所”。尤其是他发表的名为《关于汉方医学的想法》的演讲，公开批评了十年前建立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在他看来，日本药学家在那里所做的汉药成分的提取工作不过是套用西方药理学的方法来研究药用植物，与欧美无异，未能体现出日本学者的特色。他鼓励日本西医界重视汉方医学，为建立不同于西方医学的“新东洋医学”而努力。杉原德行对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批评虽然并不符合事实，但说明了原有的日本汉方医学观念可能已经跟不上日本战时意识形态的发展，因而产生了变化。 伪满洲国也受到了朝鲜和华北沦陷区的影响。1937年，朝鲜总督府召集包括杉原德行在内的多名日本汉药研究专家组成汉药调查委员会，经过三年的编纂，在1939年推出了《朝鲜汉药局方·植物篇》，并计划在1940推出动物性汉药局方，在1941年推出矿物性汉药局方。虽然《朝鲜汉药局方·植物篇》只收录了九十多种汉药，但此举打破了日本帝国内部对于汉药的轻视态度，第一次将汉药全面纳入统治当局的官方管理范围内。1940年，伪满洲国对伪北京大学中药研究所的成立情况也专门派人进行了调查，认为是可资借鉴的示范。 1938年后，张继有陆续召集到冈西为人(“满洲医科大学”)、香山满寿雄(伪民生部保健司医务科技佐)、辛元凯(中国人，吉林省中医)、木村康一(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清水藤太郎(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嘱托)、山下泰藏(奉天医科大学)、竹内乕夫(卫生技术厂)等人组成“汉药典调查委员会”开始了为期五年的汉药典编纂工作。其中，像木村康一、清水藤太郎都是当时支持汉方医学的主要人物，与张继有过从甚密。木村康一较一般日本学者更为大胆，他直言研究汉药不能割裂对汉医学的认识，而汉医学是值得研究的：“汉药自身、汉药之制造品、汉药之处方等，大可以供为近代医疗上之利用，而且更可以为中国医学上研究之基础，是则研究汉药之必要，不亦大乎。” 1939年，伪民生部保健司医务科《“满洲国”药局方调查委员会委员报告》完成。其中包含八份报告，分别是“汉药学名与出典的调查”(冈西为人)、“汉药品名和基源植物调查”(山下泰藏)、“汉药性状的调查”(东丈夫)、“水分和炭分的定量调查”(古馆善次郎)、“汉药主成分的调查”(森井)、“汉药的实性反应调查”(竹内乕夫)、“北满药草调查”(东丈夫)和“药草试作的栽培成绩报告”(竹内乕夫)。与《朝鲜汉药局方》类似，共收录汉药九十多种。 这份现收藏于长春市图书馆的报告书可能只是他们初期的工作。虽然受史料所限，本文对伪《满洲国汉药典》具体的编纂过程尚不能进行十分细致的刻画，但是目前可以知道的是，1939年，伪民生部次长神吉正一代担任“满洲国药局方调查委员会”委员长，同时召开第二次药局方调查委员会会议，选定汉医和汉药商常用的汉药四百余种进行调查。1940年，土肥颛担任“满洲国药局方调查委员会”委员长，召开第三次委员会会议，一方面修订之前的调查结果，另一方面在调查汉药时与朝鲜的“汉药调查委员会”进行密切联络。1941年，清水藤太郎、木村康一等人开始起草《汉药局方稿本》，并向外界宣称是“世界最初之《汉药局方》”。值得注意的是，主要针对西医的、中日双语对照的伪《满洲国药局方》出版，早于伪《满洲国汉药局方》。同年11月，新任委员长源田松三代召集第四次委员会会议，对稿本进行增删。1942年8月，委员会连续七昼夜进行审查，基本完成《汉药局方》的修改，并继续对未决事项进行调查。1943年1月，汉药局方稿本最终完成。关于命名问题，为了避免与已经颁布的主要是西药的伪《满洲国药局方》相混淆，委员会决定将新的稿本命名为伪《满洲国汉药典》。然而，该书未能在1945年之前正式出版。1963年，清水藤太郎将伪《满洲国汉药典》重新以《汉药典》的名字在日本出版，终于使一般公众得以看到此书的大致面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该药典虽然号称是“满洲国”的“汉药典”，但日本人主导了整个编纂过程，根本体现不出中国人的主体性。结语
近代日本在中国的汉药研究与其侵略扩张相始终，构成一种裹挟了传统医学的殖民医学(colonial medicine)。起初，“满铁中央试验所”的日本研究者承袭明治以来推崇西方医学的做法，无意肯定中国的本土医学，只是希望从中找到经过科学验证的新药良方，以便服务于帝国的资源战略。但是随着日本对华侵略范围的扩大，如何应对占领地医疗成为一个现实问题。面对数量庞大的占领地区本土医药，不可能全面禁止，那么如何监管和利用，也在日本国内引发不少争论。最终，在华的日本科学家与殖民当局相互配合，共同推动承认汉医汉药的有效性。汉药研究所取得的知识，也因此成为维持日本殖民统治的手段之一。可以看出，尽管日本汉药研究在不同政治时期的侧重点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主要有两个功能：资源掠夺(寻找西药的代用品、从汉药中开发新药)和殖民地统制(“监管”殖民地内的汉药市场、“规范”殖民地内汉医的用药)。这便与过去学界所探讨的基于西方医学的日本殖民医学有所不同。如果说传统的殖民医学更多的是驱逐在地医疗传统、规训殖民地人民的话，那么借由汉药研究，日本反而被迫逐渐走上承认中国本土医学的道路。这恐怕是早期的日本汉药研究者始料未及的。 在这一过程中，“汉药”一词的意涵也不断发生变化。在“满铁中央试验所”时期，“汉药”带有贬损色彩，意指一种粗糙的未经科学验证的原始药物；经过“满洲医科大学”和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重新阐释，“汉药”在20世纪30年代俨然成为他们口中连接整个东亚历史的载体之一，与日本的大亚洲主义暗相呼应——通过将整个东亚地区的本土药物统称为“汉药”，日本部分相关研究者试图抹杀各个地区之间的历史和文化差异，营造出虚假的东亚统一体；到全面侵华战争时期，日本药学家在中国华北和东北分别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在华北为显示所谓的“中日亲善”，没有使用“汉药”来指称中药，在东北则全面改称汉药，并且试图通过立法和出台药典的方式提升汉药的地位，维护伪满洲国的统治。 从汉药研究到伪《满洲国汉药典》，反映了日本近代医学调查所具有的殖民性。近代日本的学术机构多与帝国政府存在紧密的联系，各项研究都需要得到官方的资助，这自然容易导致学术与国策的挂钩，也是“国策大学”一词最初的由来。进一步说，则反映了近代帝国构建中普遍存在的不平等关系。由于“文明等级论”和“文明化使命”的盛行，帝国“中心-边缘”的划分方式作为一种政治预设广泛渗透在学术的各个领域。这一方面为日本帝国的压迫和剥削进行辩护，另一方面在知识生产上也不断地复述着一个神话——“边缘”与“中心”是何等的不同。通过汉药研究，日本的研究者塑造了一个与现代文明迥异的汉药文化客体，只有他们在其中拥有“最终解释权”，被侵略地区人民则处于被动失语的状态，汉药研究因而也沦为一种殖民医学。
本文作者张蒙，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助理教授、研究员。原文载《世界历史》2022年第3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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