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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伦海：从“生长之家”到“日本会议”：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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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长之家”到“日本会议”：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演变
内容提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生长之家”为首的宗教保守势力在信教自由的战后民主环境下迅速抬头，率先提出了反战后体制的运动理念。步入20世纪60年代，以“生长之家”信徒为组织核心的新右翼以“民族派”自居，成为右翼界的主流。但由于新右翼倡导的“反体制、反安保、国家革新，且肯定暴力”的理念本质上是向战前右翼理念的回归，并延续了战前右翼的组织分散等历史弊端，因而也很快陷入了内部分裂。步入20世纪70年代，以“生长之家”信徒为主的新右翼分支引领右翼势力实现了从暴力特质向行动合法化的运动路线转变，适应了战后日本民主体制。日本青年协议会、日本守护会、日本守护国民会议是推动这一路线转变的核心组织。
1997年，以这三个组织为核心的综合性右派组织“日本会议”宣告成立，标志着战后日本保守运动全国大联合的形成。“日本会议”以“国民运动”团体自居，对日本社会各界有较强大的影响力，是推动日本社会整体右倾保守化的重要民间力量。“日本会议”的崛起代表着战后日本右翼主流的新方向，其国民运动的表象下潜藏着近代“国民右翼化”现象在战后重现的危机。关键词 日本右翼 生长之家 日本会议 国民运动（一）“生长之家”——战后右翼崛起的组织原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天皇《人间宣言》与占领当局《神道指令》等的发布，让右翼界丧失了精神支柱及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优势地位。其后，战后民主改革中的右翼团体解散与“公职追放”直接导致核心右翼组织被强制解散，主要领袖相继受到审判或被开除公职。但这些并未能根除右翼或对其复活进行“有效抑制”，天皇制与官僚体系的延续分别为右翼复活提供了精神动力与制度保障。尤其是冷战爆发后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转向，进一步加速了日本右翼复活的步伐。战前右翼领袖主导的新的右翼组织的成立及旧右翼组织的变相复活，是50年代前半期右翼势力发展的主要形式。而步入20世纪50年代后期，岸信介政权的登场推动了右翼“如鱼得水般开始跃动”，右翼内部出现了联合以增强影响力的新动向。“全日本爱国者团体会议”（1959年）、“日本学生会议”（1960年）、“大日本爱国团体联合时局对策协议会”（1960年）、“关东会”（1963年）等是这一新动向中形成的代表性右翼组织。然而，整体上看，传统右翼模式在战后民主体制下遭到了国民大众的排斥。尤其是传统右翼未能有效阻遏左翼发动的安保运动，其行动能力饱受右翼界内部的抨击。且从反安保运动中右翼受岸信介政府重视，到运动后迅速被抛弃的过程可知，战后传统右翼已然从战前的反体制、反政府力量沦落为了权力阶层的附庸。 传统右翼不断衰落的同时，以“生长之家”为首的宗教保守势力在信教自由的战后民主环境下迅速壮大，并率先提出了反战后体制的运动理念，代表着战后日本右翼崛起的新方向。“生长之家”创始人谷口雅春原本是近代代表性新宗教大本教的信徒。1930年，谷口创立了阐述宗教人生论的杂志《生长之家》，“生长之家”正是以此为基础成立的神道系宗教团体。与创价学会等其他新宗教不同，“天皇信仰”是“生长之家”的核心理念，故而与超国家主义的右翼势力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因此，战前“生长之家”积极发动教众声援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为规避战争责任，战后“生长之家”迅速淡化战时的“圣战”赞美，转向在宗教事务上标榜纯宗教精神教化并热心于社会救济、出版事业。但战后的谷口内心是拒绝承认战败并依然拥护近代天皇制的。谷口称“国体并未泯灭”，认为战后日本的国体应当是“一君万民式民主主义”下“天皇亲政”与“民主主义”的并立。1947年9月，谷口遭到公职追放，“生长之家”陷入近乎瘫痪的停滞状态。但很快“生长之家”便于1949年7月实现重建。1951年8月，谷口被解除公职追放后，其拥护近代天皇制及反占领改革的思想迅速公开化。1952年下半年，谷口连续发文抨击战后日本的民主主义是“被强加的”，公开倡导恢复日本精神、“家”制度，要求废除占领宪法及恢复明治宪法，宣称“天皇政治才是民主主义的理想”。相比于传统右翼战后功利性地宣扬“亲美反共”，谷口则是在反共的同时，提出了更激进的“复活明治宪法”“打破占领体制”的反战后体制口号。正因为如此，“生长之家”被称为推动逆转战后民主化改革的所谓“逆向道路”的“先锋”。 1951年占领结束后，“生长之家”在思想上延续“政教一体”理念的同时，在行动方式上为适应战后民主体制开创性地提出了“国民总自觉运动”模式。“生长之家”的理想并非纯粹地传播宗教教义，而是有着强烈的政治权力诉求。早在1945年年底，谷口雅春就提出要创立政治结社“全国精神主义联盟”。谷口清晰地意识到了民主体制下国民舆论的重要性，主张“吸纳民心，获得社会舆论制高点”。1956年3月，谷口推动成立了“日本宗教政治联盟”以“发动政治运动”，声称要在宗教基础上组建政党以掌握“主导权”（casting vote）。但该联盟于同年7月解散。在直接成立政党的行动受挫后，谷口转向了发动国民大众的运动方式。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日本社会进入了所谓“国民总自觉运动”时代，“生长之家”接连推动了“（赞成）安保修改国民联合”“日章旗拥护会”“生长之家高校生连盟”等新组织的成立及其活动。丸山真男曾指出，日本法西斯运动的“实际承担者一直到最后都没有大众组织的身影，更是没有对于组织大众展现出什么热情，而是始终都是少数‘志士’的运动。”“生长之家”的“国民总自觉运动”意味着“大众组织”模式作为战后右翼运动的新形式开始萌芽，而这正是“日本会议”“国民运动”形式的历史源头。 作为神道系极端宗教保守主义的“生长之家”，其教义以驳杂著称，因而有利于笼合战后日本宗教保守势力。天皇信仰是近代日本新宗教的一个普遍特征，进而言之，近代形成的新宗教“无一例外都受到国家神道的规制”。“生长之家”的天皇信仰尤甚，自称其天皇中心观为“中心归一”。这种教义在战后“信教自由”的民主环境下得以延续，是“生长之家”与战后日本神道体系的中枢组织神社本厅之间关系密切的思想根源。中野毅指出，战后日本主要宗教团体构成的“宗教世界明显是一个向战前回归的世界”，天皇是其“神圣中心的象征”。20世纪80年代“生长之家”分裂后，贯彻“生长之家”原教旨主义的“日本青年协议会”（“日本会议”前身组织的中枢）迅速向神社本厅靠拢并日渐合流。另外，“生长之家”的教义“以佛教、基督教、神道各流派为主，融合了霍姆斯的宗教论以及康德、黑格尔、艾默生的观念论哲学、弗洛伊德主义等，是典型的大杂烩。”评论家大宅壮一称“生长之家”是“鸡尾酒宗教”“宗教百货店”。驳杂的教义体系让“生长之家”在战后日本宗教保守界有着强大的笼合力，有利于以其为中心形成日本宗教保守势力的大联合。因此，教义的创立者谷口雅春也被誉为“是战后保守理论支柱的思想家”。 （二）民族主义——战后右翼崛起的思想原点 “生长之家”战后推动的“国民总自觉运动”，其思想本质是战后日本民族主义借助宗教势力的复活。如丸山真男所说，“向强大的军事帝国象征汇集的民族主义情感”在战后因“失去了目标”而“分散回流至社会构造底层的家族、村落、地方小集团之中”，而占领结束后，回流的“旧民族主义情感再次被动员，并现身于政治的表层，朝着旧帝国象征的方向发展。”“生长之家”宣扬的“国民总自觉运动”的对象正是日本民族主义回流的“底层”民众。事实上，战后右翼运动“地方化、分散化”是与战后的民族主义“碎片化且零星分布”的特征相伴随的。“生长之家”的“国民总自觉运动”正是试图通过推动战后初期“回流”至社会底层的民族主义“再回流”的方式，形成强大的舆论影响力。安东严、椛岛有三、黛敏郎、卫藤晟一等后来“日本会议”及其前身组织的核心成员，以及新右翼的代表性人物铃木邦男等，皆是出身于日本社会底层，且正是深受“生长之家”教义影响成长为后来右翼势力领袖的。事实上，以“生长之家”源头的大本教为代表，多数新宗教的教祖及领导者都出身于“庶民阶层”。换言之，“生长之家”等新宗教创立人皆是以非科学、非理性的前近代式宗教观教化民众，大多以神灵附体式蒙昧的原始神道模式传教。“生长之家”教祖谷口雅春便是出身于神户的农民家庭。因此，战后“生长之家”教义影响下的日本右翼势力的精神动力，是战前日本支撑军部法西斯的底层民众极端民族主义的延续，折射出了战后日本民众思想启蒙的缺失。 宗教性与世俗性并存的日本民族主义的独特性，是其能够借助宗教组织“生长之家”复活并再次成为推动日本右翼复兴的思想根基的根源。日本并不具备源于“政教分离”并成为现代国民国家基石的世俗民族主义理念，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以“万世一系”的天皇制为象征，延续着“政教一致”的传统。正如罗兰·罗伯特森的研究所说，日本社会并不存在“宗教是个体的非政治性存在”与“国家是公共的世俗性存在”之间的区别，“政教分离”的原则只存在于西方宗教文化传统中。相应地，近代以来的日本民族主义在世俗性的表象下也有着浓郁的“宗教民族主义”色彩。兼具宗教性与世俗性的日本民族主义意味着其有着追求宗教理想与世俗权力的二重志向，故而既能借助国民运动等世俗形式发展，也能通过宗教传教活动的方式繁衍。而事实上，在日本往往是以二者混合的方式展开的。作为宗教组织的“生长之家”与自称市民组织的“日本会议”的一脉相承，正是这一特征的集中体现。同时，日本民族主义的这种混合特征既非宗教与世俗的绝对平衡，亦不存在持久的优劣格局，而是有着顺应时事不断调适的高度灵活性。丸山真男指出，日本民族主义“本来就存在对环境依赖的内在特征”，呈现“对于世界政治主流局势变动机会主义式附随的特性”。因此，日本民族主义既能够推动形似欧美的近代自由民权运动，也能反向成为军部法西斯独裁的精神动力。无论是“生长之家”的“国民总自觉运动”，还是后来“日本会议”的“国民运动”，都是战后民主体制这一基本历史环境下日本民族主义“不断调适”特性在战后的重演。伊万·莫里斯在1960年就指出，战后日本“极右民族主义将以大众运动（整体类似于欧洲的法西斯或纳粹）的形式发展，逐渐赢得大部分民众的支持，并在危机时期内，或多或少地以合法手段获取有效的大众力量去夺取权力。”如果“生长之家”的“国民总自觉运动”是右翼“以合法手段获取有效的大众力量”的萌芽，且有着浓郁的宗教色彩，那么“日本会议”的“国民运动”形式，则是其在不断发展过程中进一步适应民主体制时代环境而逐渐隐去其宗教性一面的体现。
（一）新右翼——从暴力反体制转向合法化的体制内渗透步入20世纪60年代，受到安保运动过程中及其后左翼势力持续高涨的刺激，在反思战后传统右翼的思想及其行动方式基础上，以“生长之家”信徒为核心的所谓“民族派”新右翼势力迅速崛起。“民族派”的称呼起源于1960年反安保运动前后，是以“生长之家”信徒为核心，倡导“日本民族精神”复兴的早期学生团体。出于对战后传统右翼的反感，“民族派”新右翼从反共亲美转向了民族主义、反政府及反战后体制，尤其是抨击对美屈从的日本政府。1966年5月，“生长之家”信徒铃木邦男成立了由约二百余校的“生长之家”学生信徒组成的“生长之家学生会全国总连合”（简称“生学连”）。在生学连的指导下，新右翼进一步形成了“日本学生同盟”（简称“日学同”）与“全国学生自治体连络协议会”（简称“全国学协”）两大支柱性学生右翼组织。日学同成立于1966年11月，并最先提出了“反雅尔塔-波茨坦体制”的理念，被誉为“新右翼的始祖”。初创期的日学同与生学连之间存在着“政治日学同，宗教生长之家”的默契，深受“生长之家”教义影响。全国学协成立于1969年5月，“生长之家”下属组织“精神科学研究会”成员安东严、椛岛有三是其开创者，“生长之家”系的卫藤晟一、百地章、伊藤哲夫等是核心成员，其后皆成长为了“日本会议”的骨干。日学同和全国学协被誉为“如火如荼的全共斗运动中数量众多的右派学生运动组织的双璧”，标志着右翼民族派学生运动走向了“全盛期”。
然而，新右翼在理念上抨击传统右翼的同时，在行动方式上则是延续了传统右翼的做法。“民族派”新右翼整体上表现为“反体制、反安保、国家革新，且肯定暴力”，因而“其根基与战前‘真正右翼’并无二致”。新右翼领袖人物之一的野村秋介曾指出：“新右翼与传统右翼没有本质的变化。”暴力作风让新右翼受到日本社会的整体反感。同时，以1968年至1969年“日大斗争”失败与1969年1月的“东大安田讲堂事件”为标志，作为斗争目标的左翼势力的急剧衰败让为“对抗新左翼而生”的新右翼失去了目标，并由此开始在内部围绕领导权之争陷入了无尽的分裂重组。 在新右翼势力组织重整的过程中，以“生长之家”信徒为核心的“日本青年协议会”逐渐崭露头角，引领了摸索克服战前右翼弊端的新方向。早在全国学协成立后不足一个月，在安东严的主导下，以“武斗”著称的生学连书记长兼初代委员长铃木邦男便被逐出了全国学协。内斗激化导致全国学协于1970年7月脱离了生学连。此外，11月3日，椛岛有三主导设立了作为全国学协领导机构的社会人组织“日本青年协议会”（日青协），与全国学协内部的去“生长之家”势力进行对抗。此外，日学同与全国学协之间围绕领导权问题的斗争也日渐白热化。11月25日，被誉为右翼“民族派教祖”的三岛由纪夫的自杀（三岛事件）给新右翼界以极大震撼，重视行动的倾向在右翼界迅速高涨。但三岛事件的激励只是短暂的，依然未能阻止新右翼衰败的趋势。1973年，全国学协再次将“生长之家”系的日青协除名，但全国学协自身则因失去了生学连的支持而日渐有名无实化。同时，日学同也在与全国学协对立后陷入了无休止的内斗与分裂，作为其主流的日学同自由派在1973年解体。而在新右翼势力整体急剧衰败过程中，“生长之家”系的日青协率先实现了实质性路线转变，即放弃暴力路线，转向和平的大众运动方向。在日青协的领导下，日本守护会、日本守护国民会议等“日本会议”前身组织日渐成型，代表了战后右翼主流发展的新方向。正如山平重树指出，“居于‘日本会议’中枢的正是曾经的‘生长之家’系的民族派学生，他们领导了全国学协、日本青年协议会之类组织的青年运动。” 日本守护会是战后日本宗教保守势力的大联合。为对抗“强大的日教组及旺盛的共产主义运动”，朝比奈宗源开始推动宗教保守势力联合。在“生长之家”与神道界的积极支持下，1974年4月2日，冀图实现宗教界右派大联合的“日本守护会”成立。“重构战后体制”，“维护日本国土、国民、文化传统以抵御外敌侵略”，“摆脱经济繁荣中的精神颓废，构建质实刚健的原有国民性”，是日本守护会的三大目标。日本守护会得以成立的基础在于提出了放弃传统宗派差异与对立、在爱国民族主义的理念下实现联合的理念，是在反思传统右翼组织分裂、对立基础上形成的“宗教右派组织”。该会有着极强的政治权力诉求。丸山照雄就批判其创立者朝比奈宗源是“沉溺于政治的道化禅师”。但日本守护会自身缺乏组织实践活动的经验，因此，日青协从其成立之初便成为了它的运营中枢，并于1977年正式成为日本守护会的事务局。 日青协领导的路线方针转型的核心是从暴力反体制向合法的体制内渗透理念的转变。战后右翼的理论领袖苇津珍彦的思想深刻影响了日青协的理念转型。“破弃占领宪法、恢复明治宪法”的反体制理念，使右翼界走向了整个日本民主社会的对立面。因此，日青协开始意识到，若无法推动新的修宪运动，则修宪势力会如苇津珍彦所言“逐步消沉”。而关于苇津的思想对日青协的路线转变的影响，日青协的行动领袖椛岛有三曾言道，应“学习苇津先生渐进推进修宪的理论，推动‘反宪的解释修宪路线’。”即从传统的否定宪法转向接纳战后宪法，在此基础上逐步推动宪法的实质性修改。修宪方针的转变标志着新右翼实现“反体制”目标的战术性转向，即从否定体制向着从体制内部“合法地”变革的方向转变。至此，战后右翼经历了从战后亲美反共向反美反共反体制，再到渗透到体制内部反美反共反体制的发展历程。 “元号法制化运动”是这种解释修宪路线的最初实践尝试。元号法制化一直是战后包括右翼在内的整个日本保守界的夙愿。1977年前后，推动元号法制化的“元号法制化国民运动”正式宣告启动。翌年，负责领导该运动的专门组织“元号法制化实现国民会议”成立。1979年6月，该组织仅两年时间便推动实现了元号法的成功立法。日青协为首的“生长之家”是推动该运动成功的“原动力”，其运动特色在于不使用“过去右翼的暴力”手段，亦非“干部与当事者间的交涉”，而是“动员自己的组织，通过旗下的地方议员，从地方向中央发动进攻”。而这种新模式“和革新力量曾通过控制地方自治体来包围中央的手法如出一辙”。元号法制化的成功给日本右翼保守界以巨大震动，以神社本厅为首的各类保守右派组织开始以日本守护会为中心靠拢，幕后的“生长之家”由此“作为右翼阵营的新主角登上舞台”。元号法制化的成功对后来的“日本会议”意义巨大。西泽和明回忆说：“元号法制化运动是吾等初次与诸多团体一同推动的大规模国民运动，它成为了‘日本守护国民会议’‘日本会议’国民运动团体的基础。”1981年10月，“日本守护国民会议”成立。在其成立宣言中明确了“开展广泛的国民运动”的行动路线。“日本守护国民会议”是以保守派的财界人士及文化界人士为主的国民性右翼势力，它在宗教保守势力联合的日本守护会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右翼在日本社会的影响力。 （二）战后右翼主流的定型及“国民运动”形式的确立 步入20世纪80年代初，“生长之家”的组织分裂推动了“日本会议”前身组织向神社本厅的进一步靠拢。尽管如前所述，“生长之家”有强烈的政治诉求，但其在发动政治运动的初期曾存在主张积极参与政治的“飞田给派”与反对过度政治化的“教团派（本部派）”之间的路线之争。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教团派日渐掌权后的“生长之家”相继宣布停止了“生长之家政治连合”及“生长之家政治连合地方议员联盟”等政治组织的活动。教团派领袖谷口清超成为了“生长之家”第二代总裁，为彻底脱离宗教右翼色彩，宣告终止了组织的一切政治活动，并将当时活跃在政界及国民运动中的“生长之家”信徒（包括了多数后来“日本会议”的核心成员）几乎全部除名。对此，以日青协干部为首遭到除名的“生长之家”信徒，成立了以“忠实地学习、继承并广泛普及尊师谷口雅春先生的伟大教义”为核心理念的“谷口雅春先生学习会”，以此为中心推动“生长之家原理主义运动”。安东严是该组织的核心理论指导者。此外，失去“生长之家”组织依靠的“日本会议”前身组织为寻求新的组织力量支援，迅速向早已有密切联系的神社本厅靠拢。村上正邦评价指出，“日本守护会是宗教人士、文化人士的聚合，而日本守护国民会议是政界、财界、学界等各界代表的聚合，而无论是哪个组织，都是外山胜志、椛岛有三等主导其事务局。”与椛岛有三并称的外山胜志正是作为神社本厅代表的明治神宫宫司。“生长之家”的分裂反向推动了“日本会议”前身组织与神道系的神社本厅的合流。在神社本厅的支持下，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社会整体趋向保守化背景下，“日本会议”前身组织的活动得到进一步推进。 修宪理念的转变及其带来的元号法制化运动的成功，使“日本会议”前身组织为代表的右翼势力日渐发展成为了右翼界的主流，同时其组织性质也由零星分散的小规模民间组织转变为了一股不容忽视的积极攫取政治权力的政治力量。日青协在思想理念上虽源于新右翼，但在上述路线转变过程中逐渐放弃了暴力，并在“元号法制化运动”中摸索出了新的合法且更有效的国民运动模式。肯尼思·陆奥夫指出，这种“自下而上”的运动已然和来自执政党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力紧密结合。正因如此，以日青协为核心的“日本会议”前身组织也日渐成为了右翼界的主流。被誉为战后日本右翼研究第一人的堀幸雄称，20世纪70年代之后战后右翼势力的“主力”已然不再是“暴力团”，而是“随处可见的职员般‘身着西装的右翼’，他们在大众之中，以组织大众运动的方式成为了当今右倾化、反动化的尖兵。”作为日青协思想源头的“生长之家”早在1964年便创立了进军政界的组织“生长之家政治联盟”。在政界有较大影响力的村上正邦正是“生长之家”积极参与政治的典型代表，村上本人更被称为“日本会议之父”。而日青协主导下的国民运动模式及其积极谋求扩大政治影响力正是继承“生长之家”攫取政治权力志向的体现。丸山真男将近代法西斯主义分为“以民间大众组织形式的法西斯政党为主体（战前德国）”和“以现存统治机构内部的法西斯主义为主流（战前日本）”两种形式。援用这一说法，战后“日本会议”前身组织的国民运动形式，本质上是近代日式法西斯向近代德式法西斯的转型。事实上，丸山在进一步论述近代德国纳粹崛起的路径时指出，其进行了“巧妙的民主主义式伪装”，认为法西斯组织“尽管是为了欺瞒，也不得不维持‘从下至上的’要素”。战后日本相比于战前最大的区别在于确立起了民主体制，日青协主导下的“日本会议”前身组织正是战后右翼势力最终适应民主体制的结果。 日青协主导下的国民运动模式的成功，更深层次的因素在于其迎合了特定历史背景下日本国民大众思想观念的转变。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中叶，在稳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稳步追赶美国的背景下，日本人的民族优越意识日渐达到了战后的顶峰。被岛薗进誉为“填补”战后国家神道消失导致的身份认同“空白”的“日本人论”在这一时期走向了高潮。日本人不仅坚信战后的成功是源自“内部”的高度自律、自发的“日本独特性”，更幻想“日本模式”在未来取代“欧美模式”。在日本优越意识推动下民族主义急剧高昂的同时，沉浸于极大物质繁荣的国民大众的精神状态则是步入了迷茫而急于寻求思想寄托的时代。见田宗介将其称之为“‘虚构’的时代”。因此，继战后初期“生长之家”为代表的新宗教热之后，为国民大众提供精神寄托的“新新宗教”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迅速发展。在此背景下，倡导传统回归与反战后体制的“日本会议”前身组织，正是在迎合这一时期国民精神需求的基础上确立起了新的“合法化”的国民运动模式。这标志着战后右翼在指导理念与行动模式层面战术性转向的完成。国民运动模式的实践让“日本会议”前身组织迅速取得了前述一系列显著“成果”，并由此日渐奠定了其在战后日本右翼界的主流地位，为战后日本保守界大联合基础上全国性右派组织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三、“日本会议”的成立及其组织形式、运作模式
（一）“日本会议”的成立及其组织体系化 20世纪90年代，在一系列国际国内局势剧变背景下，日本右翼势力迎来了大联合的时代。国际层面，苏联的解体让高扬“反共大旗”的右翼失去了重要的斗争目标。此外，文明的冲突时代背景带来的“基于人种、宗教忠诚心的个体身份认同的复活”刺激了以“‘国体’意识强化”为标志的日本民族主义的高涨。国内层面，“五五年体制”的崩溃给保守势力以巨大冲击。尤其是日本右翼界内部，标志性右翼人物在20世纪90年代初相继离世，这被松本健一描述为“宣告右翼终结的系列之死”。在上述背景下，日青协为首的右翼界感受到了巨大的现实危机。最终，在“日本会议”前身组织核心人物椛岛有三和神社本厅的外山胜志合作推动下，以日青协为主导，在合并日本守护会与日本守护国民会议基础上，1997年5月30日，“日本会议”正式成立。“日本会议”的成立将分散的保守运动进行统合，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更强大的组织影响力，成为了“全国极右组织的中心”，发展至今，更是成为了日本“唯一一个综合性的极右组织”。以“日本会议”成立为标志的右翼大联合并非孤立现象，而是该时期整个日本社会集体右倾保守转向的一个缩影。中野晃一将1997年称为标志日本社会保守右倾转向的“反冲（backlash）元年”，是年日本社会整体出现了“组织性的历史修正主义动向”，此后，“政治精英主导下的复古主义式国家主义”开启了“组织化”，且在“悄无声息中”为成为“政治体系内的主流”做好了“铺垫”。 “生长之家”原教旨主义派与神社本厅是主导、支撑“日本会议”组织运营的两大支柱。“日本会议”自我定位为“全国范围内的草根阶层国民运动团体”，其组织构成有着广泛性特征，设立之初的成员包含宗教界、知识界、司法界、经济界、政界、教育界、言论界等社会各界代表及地方代表。“日本会议”成立时的主要干部“笼合了新旧日本右派人士”，是“学界、财界及宗教界、政界右派的大联合”。具体运营层面，以“生长之家”原教旨主义派为核心的日青协和神社本厅成为了“日本会议”运营的组织支撑，主导“日本会议”的活动。“日本会议”的国民运动形式体现了民主体制下舆论的强大政治影响力，而这正是以恢复国家神道为目标的神社本厅所看重的，因此二者迅速实现了合流。岛薗进评价称：“推动日本向神权国体论回归的双璧正是‘日本会议’和神社本厅。”尤其是为上述日青协路线方针转变提供思想动力的苇津珍彦同时也是战后神社本厅的“思想支柱”。因此，“日本会议”与神社本厅不仅有组织运营层面的合作，更是在思想理念层面高度一致。“日本会议”与神社本厅的合流标志着世俗政治影响力（权力）与宗教思想影响力（权威）的再次结合。与近代权力与权威集于政治建筑上层顶端的天皇制不同，战后的再次结合是在社会底层的国民大众层面上实现的。而这正是其适应战后民主体制的体现。 以国民运动形式实现政治目标是“日本会议”的核心活动方式。以作为事务局的日青协为中心，“日本会议”在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皆设立了县级本部，在其下又逐级设立了市町村支部，刻意标榜“草根”国民运动形象。在组织内部，“日本会议”针对重要群体、领域会单独设立次级机构。比如，“日本女性会”（2001年）、“日本会议经济人同志会”（2004年）等。在组织活动层面，由代表性人物出面，为实现特定目标设立众多“分科会性质的别动队团体”是“日本会议”的典型手法，“日本会议”自身则在幕后指导这些“友好、合作团体”。这些代表性的团体有：“新历史教科书制定会”（1997年）、“21世纪的日本与宪法有识者恳谈会”（通称“民间宪法临调”，2001年）、“大家参拜靖国神社国民会”（2001年）、“小泉首相靖国神社参拜支持国民会”（2001年）、“明治日推进协议会”（2008年）、“反夫妇别姓维护家族纽带国民委员会”（2010年）、“皇室传统守护国民会”（2012年）、“美丽日本宪法创造国民会”（2014年）、“推动和平安全法制早日成立国民论坛”（2015年）等。这种机构的层级性、分散性，不仅能够实现组织内部精细、专业的分工，更能最大限度地防止“日本会议”核心组织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二）“日本会议”利用民主反民主的运作模式 通过制造强大的舆论影响力来实现政治主张是“日本会议”国民运动形式的基本手法。在中央层面，“日本会议”与整体上右倾保守的政界有着高度共鸣，故而对国会、执政党、内阁皆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日本会议”成立的前一日（1997年5月29日），国会内便成立了支持“日本会议”的常设超党派议员联盟“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简称“日本会议议连”）。日本会议议连及其关联组织神道政治连盟囊括了绝大部分日本国会议员。山崎雅弘称日本会议议连好似国家政治机构中实现“日本会议”政治目标的“行动部队”。国会之下，“日本会议”对执政党自民党的渗透更甚。自民党内众多重量级成员与“生长之家”系的“日本会议”渊源颇深，占据内阁诸多要职。尤其是安倍内阁，其周围的“首相辅佐官”“秘书”“有识者会议成员”等关键职位中，日青协成员占据了多数。2016年8月，安倍内阁的阁僚超过八成都是日本会议议联的成员，安倍本人及前首相麻生太郎亲自出任特别顾问。甚至有学者称安倍内阁是“日本会议的伙伴内阁”，是“日本会议内阁”。在地方层面，通过地方议会向中央施压的“从下至上”模式是“日本会议”的运作特色。“日本会议”在地方议会设立有“日本会议地方议员联盟”。以修宪为例，该组织的功能在于，“通过重复的地方会议决议提升修宪舆论影响，藉此向国会议员发出动议，以施加压力。”村上正邦将其称之为“从地方向中央进攻的手法”。截至2017年，宪法修改国民运动在全国47个都道府县设立了“县民会”，在全国36个都府县通过了地方议会决议，由此获得了415名超党派国会议员署名。“日本会议”的各项目标追求都强调“从地方到中央”的国民舆论战略，而这也是“日本会议”在民主体制下化身所谓“国民运动”团体的体现。正如首任会长塚本幸一在成立大会上致辞称，“修宪是日本重新崛起的根本……当日本会议成员超过5000万之时，也就是吾等实现修宪之日。” “日本会议”通过其独特的“国民运动”形式取得了诸多重大“成果”。“日本会议”的“国民运动”范畴涵盖了皇室、宪法、历史、教育、靖国、人权、女性、安全保障、外交、国会等各个领域，其核心目标在于“延续美好的传统国体”，“制定符合新时代的新宪法”，“创造维护国家荣誉与国民生命的政治”，“创造培育日本感性的教育”。概言之，维系天皇为中心的日本国体是核心宗旨，而修改宪法、影响日本政治、推行增进日本民族自豪感的教育是最重要的途径与近期目标。修宪运动之外，国旗国歌法制定运动、外国人地方参政权反对运动、教育基本法修改运动等，“几乎都如‘日本会议’所愿得以推进，实质性地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右倾化’。”公开的“日本会议”成果只是其社会影响力的冰山一角，它更多的是在幕后发挥影响力。2013年年初，“日本会议”在其机关杂志《日本气息》上公开声称，2012年年底安倍政权的诞生是其“运动的巨大成果之一”，“以安倍内阁的阁僚为首，副大臣、政务官及官邸主要职位，更进一步而言自民党的主要干部，多数皆是与吾等同道并加入了‘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者。”虽然“日本会议”自身正式成员数量并不多，但是它通过广设下级分支及横向笼络众多右倾保守组织，有着极为广泛的影响力。正如战前少数的右翼点燃了整个日本社会的法西斯化类似，“日本会议”同样也是以少数右翼构成的右翼团体撬动了整个日本社会的舆论走向。“日本会议”成功的关键在于其利用战后民主体制下国民舆论，推动以合法的“国民运动”形式影响乃至左右政治。正如安田浩一指出：“现在右翼已然不再是‘异端’，而是直接传递政府声音的扩音器。” “日本会议”“国民运动”的本质是借“民权”之名追求“国权”之实。“日本会议”的核心成员与 普通国民之间在精神理念上是一种根本性割裂的扭曲状态。“日本会议”“国民运动”的手法与近代自由民权运动中借民权外衣反政府的做法极为相似。丸山在谈到近代日本自由民权运动时曾指出，“干部与一般党员之间的游离”导致“辛辛苦苦发动的自由民权运动因上层干部的叛变而不断遭遇挫折”。“日本会议”核心成员与国民之间的割裂同样也是其所谓“国民运动”的基本构造。此外，信奉“生长之家”原教旨主义的“日本会议”领导层有着浓郁的神秘色彩，是以“谷口雅春先生学习会”为核心的小团体，安东严是其核心人物。菅野完称安东严是“足以与谷口雅春匹敌的精神领袖式人物”。“生长之家”宗教狂热支配下核心成员追求的“国家主义”理想与以强调国民个体意识觉醒、人权为核心的现代国民运动原理是背道而驰的。尤其是随着与神社本厅关系的日益密切，“日本会议”的宗教狂热色彩也在逐步增强。可以预见，与近代自由民权运动部分干部的变节类似，“日本会议”核心成员同样会在特定的宗教狂热、政治利益面前撕下所谓的国民大众代表的面纱。 美国日本问题专家肯尼斯·派尔称，后冷战时代是“日本右翼民族主义组织发展的时代”。“日本会议”的“国民运动”得以迅猛发展的背后，正是后冷战时代日本国民大众思想观念的进一步整体保守右倾化。步入后冷战时代，政治腐败以及政局动荡，尤其是泡沫经济的崩溃，极大打击了日本国民膨胀的民族自豪感。同时，进一步加剧了国民大众的思想从“虚构”的时代向“虚幻”的时代发展。曾经引以为傲的“一亿中流”，经过“失去的二十年”之后，演变成了“一亿总跌落”的“新阶级社会”。丸山真男曾指出，在国家危急时刻，日本人“往往都是委之于‘上’，缺乏作为公民的能动性责任意识与自主独立精神”，因此“将来万一日本社会阶级对立与斗争超乎寻常地大规模激化”，则“极右翼团体将迎来全面发挥其力量的契机”。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大萧条导致国民“精神虚脱”从而仇视政党、财阀并被军部利用而走上军部法西斯独裁的历史相似，“日本会议”“国民运动”形式的巨大影响力也正是源于工具性地利用后冷战时代日本国民大众“能动性责任意识与自主独立精神”的极度匮乏的时代产物。这种弥漫后冷战时代的日本国民的精神状态，整体上表现为对国家、社会充满了极大的悲观情绪，相应地，就极容易受到右倾保守势力的鼓动。正如美国日本问题专家安德鲁·戈登指出，步入后冷战时代，日本“最大的失败是对未来的改善及进步充满悲观情绪”。
结语
因“日本会议”自身的神秘主义特征，在现有资料十分有限的条件下，学界尚难以全面揭示其历史轨迹及现实影响力。日本右翼研究学者樋口直人感叹称：“日本极右研究依然处在胚胎阶段，其准确的活动大都不为学界所知。”正是因此，作为当下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右翼组织，对“日本会议”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刻认知战后日本右翼主流崛起的历史轨迹与新动向，同时亦能从中管窥其对日本社会潜在的影响。具体而言，以和平非暴力方式从体制内部合法地获取政治权力的“日本会议”的“国民运动”路线，是日本右翼界适应战后民主体制基础上战术性转向的典型，代表了战后日本右翼主流的新动向，同时也凸显出了战后日本民主体制中潜藏的危机。 “日本会议”体现的战后右翼新动向可概括为如下三点：第一，和平非暴力方式取代了传统右翼的暴力模式。以暴力手段正面反体制的模式，不仅会遭到政府严厉打压，也会引发民主体制下国民大众的排斥。事实上，日本警界认为，右翼的行为只要遵循民主主义规则，不行使暴力，不扰民，其行为就是无可厚非的。因此，放弃了暴力的右翼获得了一定的民众支持，实现了向保守政党自民党的渗透，极大地提升了影响力。第二，“国民运动”路线适应了战后日本民主体制。“日本会议”国民运动的影响力之源正是民主体制下的国民舆论。陆奥夫指出，“获得国民共鸣的战后日本国家主义形态吸纳了民主主义因素。”尤其是战后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推动形成了号称“一亿中流”的均质化，“组织性国民基础”成为获取政治权力不可或缺的前提。“国民运动”路线的本质就是为利用“组织性国民基础”而制定的战术。第三，组织层面积极反思、改善传统右翼组织的弊端。传统右翼往往呈现组织分散性而缺乏凝聚力，甚至相互敌对，且强调实际行动而欠缺行动理论指导。“日本会议”历史性地实现了日本社会的保守大联合，其对宗教保守势力的笼合最具代表性。“日本会议”以“生长之家”原教旨主义为核心，在吸纳苇津珍彦等战后右翼理论家思想的基础上，创设了自身的政策委员会，构建起了一套相对系统完整的组织理论体系。 应当看到，“国民运动”只是“日本会议”实现目标的战术性手段，重建天皇为中心的日本国体才是终极目标。田久保忠卫称，“日本会议”的使命是构建“天皇为中心的独立的道义国家日本”。“日本会议”的理念及其终极目标并不是尊重、拥护战后民主体制，而是在复辟近代天皇制基础上，实现“生长之家”原教旨中的政教合一。 相比于忧虑战前右翼暴力夺权路线的重演，当下日本更应当警惕民主体制下右翼以合法形式夺取政权的“纳粹化”路线。丸山真男曾告诫称：“战败带来绝对主义国家体制崩溃的同时，为正式的从下至上法西斯运动的诞生提供了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推动德国纳粹主义勃兴的各项社会条件在战后的日本一项都不缺。”战后日本社会的民主改革并未完全深入国民思想深处，政治体制变动的背后一以贯之的是前进代性色彩浓郁的日本国民性。在经济低迷或国际局势激烈波动的时期，日本国民大众中的“‘意识过剩’乃至‘过敏症’”极有可能再次似战前那样被煽动起来，并进而推动“日本会议”之类的右翼保守组织实质性左右甚至主导国家政权。 “日本会议”为代表的右翼势力的崛起折射出了战后日本民主体制中潜藏的危机。美国占领当局以强权在日本构建反强权的民主体制本身就存在一定悖论。“日本会议”“国民运动”和平的表象与右翼本质的精神属性的扭曲现象正是战后日本制度民主化与国民精神层面前进代性延续扭曲构造的缩影，本质是近代日本“制度化、组织化进展与人性精神主体能动性之间不匹配”带来的“病理现象”在战后的重演。这种“病理现象”的根源并非右翼势力的绝对强大，而是缺乏作为牵制或对抗力量的健康的左翼力量。即日本社会“并非是真正的‘右倾化’，而是‘左的缺失所导致的分极化’。”尤其是1990年之后出生的日本年轻层，呈现一种“无意识形态的保守化”，即虽没有极端右倾化，但呈现对权威的顺从倾向，是加速右倾的自民党支持率高的重要原因。这一现象与战前日本国民漠视、容忍甚至同情右翼国家主义理念颇为相似，其根源正是战后日本国民思想启蒙的不充分性所致。近代日本社会“病理现象”在战后的重演表明，“日本会议”赖以生存的根基并非右翼势力的绝对强大，而是战后日本国民大众思想层面并没有培养起来与之对抗的主体精神，而这也正是战后日本民主体制危机的根源。
本文作者牟伦海，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武汉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原文载《世界历史》2022年第5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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