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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楠：20世纪美国非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往期回顾
20世纪
美国非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内容提要 美国的非洲研究在20世纪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巨大发展，也成为美国区域国别研究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非洲研究在20世纪的发展史既是美国国内种族现实的动态映射，也是冷战期间美国国家战略的产物，同时还是美国非洲研究学者群体不断自我反思革新的历程。虽然美国的非洲研究最早在20世纪上半叶兴起于传统黑人大学并由非洲裔学者主导，但在冷战开始后，日益成为显学的非洲研究却逐渐被得到美国政府和私人基金会支持的传统白人大学和白人学者所控制。面对美国非洲研究协会高度封闭和向白人学者倾斜的权力结构，非洲裔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末民权运动的背景下向其发起挑战，最终使得该协会让步和分裂。此后，美国非洲研究协会和主流非洲研究学者开始反思，并在正视国内种族矛盾和非洲现实需要的前提下进行改革。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非洲研究逐渐走向开放多元。
关键词 美国非洲研究 传统黑人高校 种族矛盾 美国非洲研究协会 国防教育法
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伴随着美国南北战争的结束和黑人奴隶制的废除，一批旨在服务非洲裔美国人的传统黑人大学（Historically Black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BCUs）在美国各地建立。由于当时非洲仍处在欧洲列强的殖民统治之下，非洲研究本身也仅仅是欧洲史或殖民研究的附庸而被认为缺少教学和研究价值，因此在美国的传统白人大学（Traditionally White Institutions， TWIs）中有关非洲的课程或对非洲的研究都处于十分边缘的地位，甚少有人问津。传统黑人大学和非洲裔学者因为其独特的服务对象而顺势成为美国非洲领域课程的最早开设者和非洲研究的先驱。 例如，在教学领域，著名泛非主义运动领袖和学者杜波依斯就曾于1936年在其任教的亚特兰大大学（Atlanta University）开设了一门与古代非洲相关的课程，把非洲古代历史与奴隶贸易、奴隶解放、殖民主义和世界民主的未来等当代议题结合起来。他以此课程为基础在1939年出版《黑人的过去和现在》（Black Folk：Then and Now）一书作为教材，旨在扭转当时流行的黑人没有历史的错误观念。此外，以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菲斯克大学（Fisk University）、林肯大学（Lincoln University）和斯贝尔曼学院（Spelman College）等为代表的其他黑人文理学院和公私立大学也都开设了诸如美国（美洲）黑人历史、包含非洲元素的世界史、古代非洲文明史、黑人历史与非洲大陆等课程。从这些课程所涉及的具体话题来看，传统黑人大学的非洲课程都有着比较明显的泛非主义倾向，较少单独论述非洲历史，而是更侧重非洲大陆与美洲的联系以及海外非洲裔的共同命运，尤其是奴隶贸易、奴隶制、内战重建、殖民掠夺和当代美洲黑人处境等能够唤起非洲裔共鸣的热点议题。 除了开设非洲-非洲裔有关的课程之外，非洲裔学者和传统黑人大学还在美国早期的非洲研究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把与非洲相关的研究议题、学术杂志、学术机构乃至政治运动都纳入其影响范围。作为第一位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非洲裔美国人和美国泛非主义运动的创始人，杜波依斯一生中出版了包括《黑人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美国黑人的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和《黑人的过去和现在》等在内的二十余部著作，为重塑黑人历史、宣扬种族平等、增强黑人种族自信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黑人历史之父”的杰出非洲裔史学家卡特·伍德森（Carter G. Woodson） 是非洲裔美国人史这一领域的重要先驱，他是继杜波依斯之后第二位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非洲裔美国人，长期在霍华德大学历史系任教。伍德森在1918年出版的《黑人百年移民史》（A Century of Negro Migration）和1922年出版的《我们历史中的黑人》（The Negro in Our History）都是该领域的经典之作。他在1915年创立了美国黑人生活与历史研究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Negro Life and History， ASNLH），并于1916年创立《黑人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现在的The Journal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为此后全球非洲裔相关的研究建立了重要的学术组织和发表平台。除了杜波依斯和伍德森，历史学家威廉·汉斯伯里（William Leo Hansberry）、社会学家富兰克林·弗雷泽、政治学家和历史上首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有色人种拉尔夫·邦奇（Ralph Bunche）等一批聚集于霍华德大学等传统黑人大学的杰出非洲裔学者，也都是当时美国非洲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这些学者的著作与其教学内容相仿，都高度关注大西洋两岸非洲人的共同命运联系和现当代非洲裔美国人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有着强烈的泛非主义倾向。 杜波依斯和伍德森等人同时还都是坚定的黑人民权运动活动家和泛非主义者。他们不仅通过自己的学术著作来表达种族平等和黑人权利的观点，还积极参与甚至主导如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AACP）和20世纪上半叶的历届泛非大会，并在《危机》（The Crisis）和《黑人世界》（Negro World）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抨击种族主义，倡导黑人民权。 20世纪上半叶美国非洲研究领域的泛非主义研究倾向并不仅仅局限于传统黑人高校和非洲裔学者，以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为代表的少数白人学者同样关注大西洋两岸黑人的文化传承。作为二战后美国非洲研究的主要开创者和美国非洲研究协会首任会长，赫斯科维茨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时就把非洲作为自己研究的主要区域，并在此后几十年多次到加勒比海地区和非洲多国进行田野调查，探索非洲大陆文化与美国的非洲裔文化之间的传承关系。在1941年出版的代表作《黑人过去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Negro Past）中，赫斯科维茨积极肯定非洲文明与文化的价值，反驳当时有关非洲落后、野蛮、低劣的种族偏见。他还提出，来到美洲的非洲人并未因为奴隶制而丢失祖传的非洲文化，而是较好地保存了自身的音乐、艺术、社会结构、家庭生活、宗教乃至语言模式，并把源于西非的文化成功传递到了大西洋另一侧的美国。 虽然赫斯科维茨和西北大学是二战结束前美国传统白人大学中少见且值得称道的非洲研究领军人物与研究机构，但整体而言，非洲裔学者和传统黑人大学才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非洲研究的真正起源与中心，研究内容也偏向非洲裔所关心的泛非主义议题。正如马拉维历史学家、美国非洲研究协会前任会长保罗·泽勒扎（Paul T. Zeleza）所言，“非洲研究这一学术领域最早是由霍华德大学开拓的，而非西北大学；是由杜波依斯开拓的，而非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以霍华德大学为首的传统黑人大学不仅汇聚了上文提到的杰出非洲裔学者，甚至连赫斯科维茨也曾在霍华德大学工作三年，而此后在20世纪50年代创立了波士顿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威廉·布朗（William Brown）也曾于1937-1943年在霍华德大学担任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如前所述，美国的非洲研究在二战前基本局限于传统黑人大学和非洲裔学术圈中，而在传统白人大学为代表的主流学术界则处于边缘位置。但是，二战的爆发和之后冷战对峙局面的形成极大地促进了美国非洲研究的崛起。在美国私人基金会和联邦政府的大力资助之下，美国的非洲研究在战后的二十余年中迅猛发展，与非洲相关的高校地区研究中心、学术协会和学术期刊纷纷成立，非洲研究也就此成为美国地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刺激了美国对海外世界的知识需求，这使得二战后美国非洲研究的人才有了初步的发展。在二战爆发前，美国有关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十分匮乏，不仅高校中从事国际事务研究的教师屈指可数，甚至连美国外交官都较少深入学习外国历史文化和语言。面对这一巨大的海外知识空白，美国军方在20世纪40年代初开展了海外行动知识培训项目，聘任对海外特定地区有研究专长的专家进入学术顾问名单，并征召他们参与制订培养计划和课程大纲。194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得到授权成立非洲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African Studies， CAS），由该校政治学、经济学、语言学、地理学、地球科学和植物学的学者组成，关注非洲地缘政治相关的现实问题，提倡最实用的非洲语言的研究和学习。1942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正式成立，当时担任战略情报局英帝国分部研究分析室主任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科尼尔斯·里德（Conyers Read）很快意识到美国对非洲的了解过于匮乏。随后，他招募了霍华德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拉尔夫·邦奇进入战略情报局担任非洲方面的高级社会科学成员，而后者也随即成为战略情报局非洲分支的负责人。邦奇到任后负责收集非洲殖民政策、非洲殖民地重大事件、非洲民族主义动态和非洲对战争的态度等方面情报，并帮助建议如何处理美军内部的种族关系，他也因为出色工作获得了战略情报局内部的杰出评价。事实上，二战后美国成立的各大非洲研究机构的创始人都有一定的军方和情报机构背景，这受益于他们在二战中有关非洲方面的训练。例如，波士顿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威廉·布朗是美国国务院的非洲问题专家，他也曾在二战中为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负责收集和分析非洲方面的情报。密歇根州立大学首位非洲史学者詹姆斯·胡克（James Hooker）教授曾在美国陆军部（Department of the Army）担任历史分析师，并在当时逐渐发展出了对非洲的浓厚兴趣。 尽管二战后初期已培养了一批非洲研究方面的人才，但是美国的非洲研究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仍然比较落后。根据美国非洲研究协会前会长菲利普·柯廷（Phillip Curtin）的回忆，美国在1950年仅有约20名非洲研究学者从事相关研究。到1957年美国非洲研究协会成立时，与会的美国非洲研究学者依然对自身缺乏信心，甚至在会上讨论他们是否有资格成立自己的研究协会，或者干脆让美国非洲研究协会作为英国国际非洲学会（The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的附属机构。1957年夏，柯廷前往英国参加由罗兰·奥利弗（Roland Oliver）和约翰·费奇（John Fage）组织的非洲史国际会议，与会人数超过100人且多来自欧洲和非洲，而美国仅有丹尼尔·麦考尔（Daniel McCall）和柯廷两位学者以及三名研究生参加，所占人数不到5％，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美国当时的非洲史研究水平较低。美国非洲研究协会的另一位前任会长布朗在1953年对美国、欧洲和非洲的非洲研究进行调研后，在他向福特基金会提交的报告中指出，相比于欧洲尤其是英国，美国是非洲研究领域的落后国家。但是，他同时也敏锐地提出，世界整体的非洲研究仍处在初级阶段，而且欧洲和非洲都会在将来面临财政困难等不确定性因素，因此非洲研究是美国可以迅速获得领导地位的一个学术研究领域。 面对二战中暴露出的海外知识不足和美国海外利益在冷战格局下的继续扩大，布朗当时对美国非洲研究现状和发展前景的判断得到了美国私人基金会的肯定，以卡内基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为代表的私人基金会加大了对非洲研究的支持力度。1948年，西北大学和赫斯科维茨得到卡内基基金会13万美元的资助（相当于2009年的120万美元），成立了美国主流高校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非洲研究项目，由赫斯科维茨担任主任。西北大学的非洲研究项目由赫斯科维茨为首的跨学科委员会来领导管理，参与项目的各院系具体执行并在各自学科内授予学位；项目开设与非洲相关的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和其他跨学科研究生研讨课程，同时鼓励师生到非洲进行实地田野调研。到20世纪60年代，西北大学在进一步获得私人基金会的长期大额资助后又建立了非洲语言和语言学系，同时非洲研究也向心理学、法学、商学和教育学等专业拓展。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福特基金会进入美国地区研究领域尤其是非洲研究领域，私人基金会开始对美国高校非洲研究进行全方位支持。1952年，福特基金会创立外国区域（研究）奖学金项目（Foreign Area Fellowship Program， FAFP），并从1954年开始正式对非洲研究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1953-1954年，福特基金会选择西北大学、波士顿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霍华德大学四所高校作为资助对象，分别建立或增强非洲研究项目。例如，西北大学在1954年从福特基金会得到一笔23.5万美元（相当于2009年的190万美元）的资助，随后又在1961年得到该基金会十年期130万美元的长期资助。同为传统白人大学的波士顿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也得到了较多资助（其中波士顿大学获得五年期20万美元），但属于传统黑人大学的霍华德大学却只得到了福特基金会三年期2.9万美元的资助，其非洲研究项目规模也相对较小且层级较低。1957-1958年，除了最早的四所高校之外，全美各地又陆续有10个类似的非洲研究项目在各高校建立。从二战后到1974年，仅福特基金会一家就在非洲研究领域给予了高达约2000万美元的资助。 如果说私人基金会的资助促进了二战后初期到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美国非洲研究的初步发展，那么美国联邦政府从1958年开始的正式全方位介入则为美国非洲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在美国国内引发巨大不安，进而促使美国在1958年通过了《国防教育法》（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NDEA），以加强美国的科技实力并培训与美国国家安全有关的各学科人才。《国防教育法》的第四条规定，联邦政府将对研究生层面的学习提供一般性资助，对从事包括非洲研究在内的外国地区研究的硕、博士提供奖学金，这可以被看作是对那些未获得或较少获得私人基金会支持的高校的重要资助。《国防教育法》第六条则规定，联邦政府将对那些在美国尚未得到充分普及或现实中亟需使用的非洲语言的相关教学科研活动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通过支持非洲语言教学培训、支持非洲语言文化的科学研究、建立非洲语言和地区研究中心这种三位一体的方式来帮助高校重新重视起包括非洲在内的外国语言学习和地区研究。虽然语言训练是《国防教育法》第六条的核心，但是非洲语言和地区研究中心这类综合性研究中心的建立，则意味着立法者力图对目标地区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而此后依据法案第六条建立的各个高校的非洲研究中心也都以语言培训为基础，同时在历史学、政治学、语言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和人类学等学科领域开设课程。整体来看，联邦政府对非洲研究领域的投入比私人基金会更加庞大。据统计，1949-1964年，联邦政府向非洲研究有关的项目投资了共计约7600万美元。 在联邦政府和私人基金会的全力支持下，全美高校的非洲研究项目/中心从1948年的1个增加到1958年的10个，从事非洲研究的学者数量也从1950年约20人增加到20世纪50年代末的200人左右。更重要的是，从私人基金会在冷战开始后率先出资支持非洲研究到1958年联邦政府《国防教育法》通过，涵盖学生学习（奖助学金）、学者科研（田野调查）、学校教学（语言教学）和实体中心（非洲研究项目）的一整套支持非洲研究发展的体系逐步建立并成熟，为此后十余年美国非洲研究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三、种族阴影下的黄金年代：美国非洲研究的高速发展和内部动荡（1958-1971）
从1958年开始，美国非洲研究在私人基金会和联邦政府的系统性支持下迎来了十余年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在1958年《国防教育法》通过后的十余年中，美国非洲研究实现了高速跨越式发展。 首先，在研究机构方面，全美设有非洲研究项目/中心的高校从1958年的10个飞速增加到1968年的38个。这些新成立的非洲研究项目/中心绝大多数得益于《国防教育法》所拨付的经费。例如，从1959年到1964年，美国政府陆续批准霍华德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密歇根州立大学、杜肯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这五所高校建立《国防教育法》第六条授权和资助下的非洲语言和地区研究中心，对每个学校给予平均每年15万美元的联邦资金支持。1964-1965年，美国高校已经可以开设包括阿拉伯语、斯瓦西里语、豪萨语、约鲁巴语、茨瓦纳语、南非语、班巴拉语、特维语、科萨语、伊博语、本巴语、切瓦语、修纳语、索托语等在内的约二十种非洲语言的课程，在春秋季学期中提供常规非洲语言培训并在夏季开展高强度非洲语言项目。 其次，在研究人员方面，投身非洲研究的学者和学生人数迅速增加。1959年底，在美国非洲研究协会登记注册的学者、学生不过200人左右，而到了1968年就已经增长为1577人。此外，仅在1969-1970年度就有超过3000名高校学生攻读非洲研究相关学位或学习非洲有关课程。这些学生可以申请各类奖、助学金来支持自己在非洲研究领域的学习深造，如联邦政府层级的《国防教育法》外国语言奖学金、《国防教育法》非洲地区研究奖学金、教育部的富布莱特奖学金，私人基金会层级的福特基金会外国地区研究奖学金和卡内基基金会有关奖学金，以及学校层级的助研助教奖学金等。 再次，在研究领域方面，美国非洲研究学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借鉴了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传统，积极发展非洲口述资料作为新的研究方法并结合人类学、历史语言学和考古学来探究前殖民时期的非洲国家，同时也开始探索大西洋奴隶贸易和奴隶制，产出了诸多扎实的研究成果和经典作品。例如，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范西纳的经典著作《口述史学方法论》奠定了口述资料在非洲史研究中不可动摇的地位，第一次以专著的形式系统性地阐述了口述资料的史料价值、理论架构和实际运用原则。该书自1961年第一次以法语出版后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并多次再版，成为非洲史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基石。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另一位教授柯廷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一份统计》作为大西洋奴隶贸易领域的经典著作，开启了此后数十年有关奴隶贸易规模、奴隶贸易影响、非洲奴隶制和大西洋经济的研究和学术争论。 此外，在研究刊物、对外交流和人才储备等方面，美国非洲研究学界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例如，美国非洲研究协会在1958年创立《非洲研究简报》（African Studies Bulletin），该刊物到1970年更名为《非洲研究评论》（African Studies Review），成为美国乃至全世界的顶级非洲研究刊物；波士顿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则在1968年创立《非洲历史研究》（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此后更名为《非洲历史研究国际期刊》（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同时，美国非洲研究学界高度重视与非洲高校的联系交流，建立了定期交流制度，一方面邀请非洲学者来美访学，另一方面派遣学者、学生前往非洲进行实地田野调研，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美国非洲研究学界通过在中学和高校开展非洲研究课程建设与教学，鼓励学生通过“和平队”等志愿组织赴非体验，为未来非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储备了相当数量的后备人才。 虽然美国的非洲研究在二战后迎来了飞速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本身却是高度不平衡的，存在着种族上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的问题。私人基金会和联邦政府手中大量的研究资源和资金不成比例地向白人高校及其学者倾斜，却将众多传统黑人大学的学者拒之门外。在私人基金会方面，福特基金会在1953-1954年资助西北大学、波士顿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霍华德大学四所高校建立或扩展非洲研究项目，其中唯一的传统黑人大学霍华德大学仅获得三年2.9万美元的资助，金额为西北大学或波士顿大学的七分之一甚至更少。福特基金会非洲研究奖学金在1954-1960年期间总共有94个名额，但传统黑人大学竟然没有任何一位学者或学生获得。虽然此后陆续有传统黑人大学的学者或其他高校的非洲裔学者获得该奖学金，但福特基金会却在多年后的回顾中发现，获得该基金会外国地区研究奖学金的非洲裔学者数量呈现长期下降的趋势，让非洲裔学者始终无法获得充足的田野调查资金。 联邦政府对于非洲研究的经费分配也难言公平。1958年《国防教育法》通过后的两年内就有近30万美元的联邦经费投入高校非洲语言项目的建设，划拨给密歇根州立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杜肯大学和霍华德大学，而霍华德大学作为唯一的传统黑人大学所得到的资金依然少于其他三所学校，仅为密歇根州立大学所得经费的一半；同时，《国防教育法》的涉非研究经费在1960-1961年度总共资助了12个项目，共计19.5万美元，其中只有一位来自霍华德大学的学者，而他仅获得3842美元的资助，还不到总金额的2％。即便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研究资金分配不均的问题也并未改善。例如，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mmittee）在1968-1969年度总共资助了14个非洲相关的研究项目，其中13个流向了传统白人大学，只有1个授予了霍华德大学。 在机构建设方面，霍华德大学作为传统黑人大学的代表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成为最早建立非洲研究项目的四所高校之一，但当全美高校的非洲研究中心总数到1969年前后飞速增加到38家时，仍然只有霍华德大学这唯一一所传统黑人大学在列。作为美国非洲研究学界最早创办同时也是当时唯一一份记录非洲研究动态的全国性定期出版物，《非洲研究简报》在其1958年第1卷第1期（创刊期）中对已有的非洲研究项目进行了罗列梳理，总共记录了10所美国高校，均为传统白人高校。然而，作为传统黑人大学的代表，霍华德大学事实上早在1953年就已经创立了非洲研究项目，但不知为何并未被纳入《非洲研究简报》中。笔者认为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由于《非洲研究简报》刚刚创立，可能是无意遗漏；第二，由于霍华德大学非洲研究项目到1958年时已经存在了5年之久并广为学界所知，所以《非洲研究简报》的主导者可能带有某种偏见，认为霍华德大学在某些方面不符合标准，不应被纳入。 笔者认为，美国非洲研究在其发展黄金期产生的种族资源分配高度失衡的问题源于美国非洲研究学界封闭式的权力结构，使其发展始终处于白人学者、政府和基金会的牢固把控之下。这一封闭式权力结构的最典型体现就是1957年成立的美国非洲研究协会以及该协会的组织和决策制度。1957年3月，美国非洲研究协会在纽约举行成立大会，共有来自全美高校和研究机构的35位非洲研究学者作为创始会员参会，当时6500美元的会务费用由卡内基基金会全额资助。此外，卡内基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还出资赞助了非洲研究协会创立和早年运作的几乎全部开支。在参会的35位学者中，除了霍华德大学的富兰克林·弗雷泽和亚特兰大大学的罗伯特·阿姆斯特朗（Robert Gelston Armstrong）这两位非洲裔学者来自传统黑人大学，其余全部是来自传统白人大学的学者，而这与二战前非洲研究的族裔分布并不相符。 更为关键的是，非洲研究协会在成立伊始就否决了完全开放平等的自由会员制度，而是采纳了金字塔式封闭的权力机构：最下层是普通会员，面向所有对非洲感兴趣的个人开放，但是他们在协会内部没有投票权，也没有进入协会理事会的权利；中层是以创会会员为基础的高级会员团（College of Fellows），他们必须是在非洲研究领域已受到广泛认可的成名学者，拥有提名和选举协会理事会官员的权利和对普通会员申请成为正式会员的核准权；上层则是从正式会员中选举出的理事会，是协会的领导机构，负责协会的日常运作和年会。在1957年非洲研究协会首届理事会中，只有霍华德大学的富兰克林·弗雷泽来自传统黑人高校，其余理事全部来自传统白人大学。 从非洲研究协会早期的权力结构可以看出，高级会员是协会的中坚决策力量，对上有提名选举理事会成员的权力，对下则有核准普通成员进入高级会员团的权力。因此，协会成立时对成为高级会员制订了严格的标准，候选者必须满足以下四条标准中的至少两条才有资格进入高级会员团。1.有关于非洲的学术类出版物；2.在非洲研究的某一领域获得博士学位并完成了非洲相关的博士论文；3.在高校中开设非洲研究相关的课程；4.以其他方式对人们理解非洲作出重要学术贡献。 这四条标准既有硬性的学历、科研和教学要求，又有相对灵活的学术贡献规定，看似公平，实际上却十分不利于非洲裔学者进入。这四条标准中，第二条和第三条属于硬性明确的规定。针对第二条，博士学位对很多已经在传统黑人大学任教多年乃至成名的非洲裔学者其实都是难以跨越的门槛，因为他们多数人由于经济条件限制或难以申请到资助无法获得博士学位，其中的典型就是霍华德大学历史系教授汉斯伯里。针对第三条，非洲裔学者在二战前已经在传统黑人大学开设很多非洲相关课程，因此较容易达到。第一条和第四条标准则有着很大的灵活性，它们共同强调在非洲研究领域的“学术性”著作或“学术”贡献，但究竟学术的标准如何界定则完全由理事会来进行具体判定。这种高度灵活的关于“学术性”标准的自由裁量权，加上理事会和高级会员团对新会员能否加入的最终决定权，一起将非洲研究协会的大门向诸多非洲裔学者关闭。 非洲研究协会的“学术性”标准实际上有两层含义。第一，有关非洲的著作或文章应当基于长期深入的非洲田野调查、一手可靠的材料和各学科严谨科学的方法理论，而这些都需要规范的学术训练和充足的资金支持。例如，赫斯科维茨虽然未能在二战前独力扭转非洲研究在传统白人大学的边缘化状态，但是他凭借高度严谨科学的人类学方法和长期深入的田野调查所做出的对美洲黑人的研究得到了美国主流学界的认可，跻身于美国顶尖人类学家的行列，也就此奠定了非洲研究的科学方法标杆。相比之下，在美国种族社会高度不平等的状态下，非洲裔学者在当时往往缺乏完整严密的学术训练履历，缺少资金而无法到非洲进行实地田野调查，因此不得不依靠二手资料、解释性分析和个人主观概括来撰写作品。霍华德大学历史系教授汉斯伯里是非洲裔学者中由于资金缺乏而无法进行非洲实地田野调研进而成果难以获得承认的典型案例。他早年从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但是由于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一直未能获得博士学位。因此，虽然他在霍华德大学的非洲课程很受学生欢迎，但其教学内容却缺少实质性的研究来支撑，更难以获得研究经费。汉斯伯里1932年曾经申请加入英国埃及考古探险队并借此获得一手田野调研经验，但他的申请因为种族因素遭到拒绝。此后，他就进一步陷入了非洲裔学者常常遭遇的窘境：身为非洲裔学者，他们能够申请的研究经费非常有限，同时也常因为种族因素被禁止进入尚处在白人殖民统治下的非洲进行调研；缺乏资金和田野调研经历的他们很难获得一手资料，因此只能被迫使用二手资料或者在写作中添加许多个人的主观臆断；这进一步使得他们的著作在当时和二战后非洲研究大发展的时期难以得到白人主导的非洲研究学界的认可。杜波依斯在其1939年出版的《黑人的过去和现在》的序言中也承认：“这（本书）并非严谨的学术著作……我相信本书的核心要点是由相当确凿的事实构成的，但书中仍有部分内容是以推测和猜想为基础的。……尽管如此，在我个人的时间和资金能够允许的范围内，我已经尽量做到了最好的学术表达。” 第二，有关非洲的“学术性”研究应当秉持客观中立的立场，或者说是完全不涉及美国当下的种族政治。赫斯科维茨长期以来都主张非洲研究脱离美国种族政治现实以遵守客观中立的准则，而他也因此常常和研究中富含感情并带有强烈泛非主义导向的非洲裔学者发生矛盾。例如，赫斯科维茨与当时的知名非洲裔学者杜波依斯和伍德森等人关系紧张，他认为后者对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让他们未能恪守客观中立的学术准则。早在20世纪30年代，当杜波依斯试图为其主编的《黑人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the Negro）寻找资助时，赫斯科维茨认为杜波依斯的写作充满了意识形态化的宣传和不科学的方法，因此通过自己的游说让卡内基基金会拒绝了杜波依斯的项目申请。到20世纪50年代，杜波依斯和伍德森等学者同样因为其个人政治倾向与学术著作中的种族议题而未被非洲研究协会吸纳进入。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在以客观中立的学术准则将非洲裔学者拒之门外的同时，非洲研究协会和众多传统白人大学却或自觉或不自觉地为美国在非洲的冷战国家利益服务。在1957年纽约的非洲研究协会成立大会上，除了35位学者参会之外，另外还有十几位来自美国国务院、新闻署、国会图书馆、联合国秘书处和卡内基基金会的代表与会，而这些人对非洲研究协会的希冀必然不仅限于学术研究。梁志在其关于美国地区研究的文章中也指出，“非洲研究协会就是典型的服务于政治的组织，历届年会都要邀请政府官员和基金会代表商谈资助事宜，会员的研究成果则为美国对非洲的外交决策提供了背景资料。”赫斯科维茨曾在1958年写信给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Allen W. Dulles），表示非洲研究协会愿意以任何方式对中情局的工作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1958年《国防教育法》更是明确指出，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培养美国教育领域或公共服务领域的紧缺人才，并保证学术或其他任务的顺利开展与完成，这实质上就是服务于美国冷战期间国家战略的需求。 以赫斯科维茨为代表的美国白人非洲研究学者，以非洲研究协会为主要平台建立起了一套严密的、以客观中立为准则的、去种族政治化的组织制度，这深刻影响着美国非洲研究学界。一方面，在私人基金会和联邦政府全力支持的大背景下，美国非洲研究在协会成立的前十年蓬勃发展；另一方面，该协会所代表的美国非洲研究学界种族资源分配严重失衡的问题愈发严重，酝酿着20世纪60年代末矛盾的集中爆发。 1968年11月，在美国非洲研究协会第11届年会上，近80名非洲裔学者组成的黑人核心小组（The Black Caucus）公开批评协会的权力结构，希望协会可以“更实际地服务于黑人世界的利益”，要求彻底改革封闭式的种族权力结构，提高非洲裔和非洲人在学界决策层中所占的比例，就此开启了非洲研究学界此次重大变革的序幕。面对黑人核心小组在年会大会上发起的凌厉攻势，加上1968年诸多历史事件在非洲裔学者中催生的强烈不满以及在部分进步白人学者中所酝酿出的同情情绪，协会理事会不得不与黑人核心小组谈判并着手改革。但是，由于协会内部白人保守派的势力同样强大，双方在黑白绝对平权、会员组织制度、资源分配方式和反对殖民主义等方面的分歧无法弥合，使得此后两年多的反复谈判拉锯最后无果而终，导致美国非洲研究学界的一次重大分裂。1969年6月，黑人核心小组成员成立了新的全部由非洲裔学者组成的非洲研究组织——非洲遗产研究协会（The African Heritage Studies Association， AHSA），并于次年与非洲研究协会决裂。这次分裂使非洲研究协会在1970-1971年度损失了438名个人会员，相当于1968年总数的近30％，是对协会的一次沉重打击。尽管脱离非洲研究协会的非洲裔学者并未离开非洲研究领域，但这一变故仍然极大震撼了美国主流非洲研究学界，加速了后者的反思和改革。
四、反思、回归、突破：开放多元的美国非洲研究（1971-1999）
面对这一重大分裂和挫折，美国主流非洲研究学界从1971年开始启动改革进程。非洲研究协会的组织制度改革拉开了美国非洲研究学界整体变革的序幕，此后各大高校、私人基金会、联邦政府机构和学者个人都加入了变革进程，积极促进政治参与，纠正资源分配不公，主动调整族裔结构，吸纳新的研究范式，逐步实现美国非洲研究在20世纪最后三十年走向包容、开放和多元。
第一，非洲研究协会在自身的组织制度层面实现了一次比较彻底的制度改革，废除了此前把持协会决策的高级会员团，抹平了会员之间的等级差距并向所有感兴趣的研究者开放会员资格，同时持续邀请非洲遗产研究协会的非洲裔学者回归。这意味着之前由赫斯科维茨所创立的、更多向白人学者倾斜并由白人学者主导的“看门人”机制已经不复存在，而这从非洲研究协会20世纪不同历史时期会长的种族肤色比例就能看出。根据笔者的统计，在1957-1970年，14任会长均是白人学者（非洲裔学者弗雷泽曾当选会长，但在就任前因病去世）；1971-1980年的十年间，10任会长中有4位是非洲裔学者，占40％；1981-2000年，20任会长中有6位是非洲裔学者，占30％。 第二，美国非洲研究学界和主流非洲研究学者开始走出学术象牙塔，突破此前绝对客观中立的藩篱，更广泛地参与到美国国内政治、国际政治和非洲热点议题的讨论中。例如，非洲研究协会在1971年创立了《议题：意见之杂志》（Issue：A Journal of Opinion）作为非洲研究者表达政治观点的平台，同时在1978年与非洲遗产研究协会一起成立了关切非洲学者联合会（The Association of Concerned Africa Scholars， ACAS），公开谴责中情局在安哥拉内战等非洲内部冲突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以及美国对南非和罗德西亚白人种族隔离政权的政策。 第三，美国主要私人基金会和联邦政府机构也开始正视资源分配严重不公的现实，并作出相应调整。例如，在发现获得外国地区研究奖学金的非洲裔数量长期逐渐减少的趋势后，福特基金会在20世纪70年代专门为非洲裔学者成立了中东非洲田野调查项目（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Field Research Program， MEAFP），限定获奖者只能是非洲裔美国人，鼓励后者积极从事非洲研究。这个以种族肤色为基础定向发放的奖学金持续了八年时间，成为当时激励非洲裔进入非洲研究领域最有效的工具之一，也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非洲裔非洲研究学者和领军人物，其中三位曾担任非洲研究协会会长。在联邦政府方面，非洲裔美国人学者理事会（The African-American Scholars Council）1971年成立后成功说服美国国际开发署设立专门面向非洲和美国非洲裔学者、学生的研究经费，并在前五年获得108.47万美元拨款用来资助后者进行与非洲发展相关的学习和课题研究。该理事会在经费分配的宗旨中明确将自身区隔于此前仅仅以非洲为他者的研究方式，要求获奖者“为服务非洲进行研究，而非仅仅研究非洲”。 第四，非洲裔美国学者和非洲本土学者（尤其是后者）开始越来越多地到美国高校任职，使得非洲裔学者在非洲研究领域的比例开始增加。随着美国国内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和非洲裔美国学生对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愈加重视，再加上非洲研究学界有利于非洲裔学者的改革措施，美国非洲裔学生逐渐能够进入到主流高校学习，非洲裔学者也有更多渠道在高校获得教职。更重要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非洲许多国家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让非洲高校的研究条件和生活待遇急转直下，这就使得大量优秀的非洲本土学者不得不离开故土到海外，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工作。根据泽勒扎的估计，到20世纪90年代末，有10万非洲学者离开非洲大陆去海外工作。出于对非洲现实的关切和人道主义考量，包括非洲研究协会在内的美国有关学术团体一直高度关注非洲高等教育的政治化危机、学术自由的萎缩和资金的急剧减少，邀请非洲学者成为非洲研究联合委员会的成员，并在非洲各地建立美国社会科学理事会下属的培训机构。这些机构在帮助非洲本土学者的同时，也更方便地使其可以与美国高校建立联系，并最终到美国任教。 最后，与美国非洲研究人员族裔结构的变化相联系，冷战以来奠定的美国非洲研究的基本范式与内容也出现了重大变化。一是，由于冷战对峙局面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终结，作为冷战产物的美国非洲研究乃至整个地区研究的存在必要性都开始受到质疑。有学者认为，地区研究的知识主要是描述性的，缺少理论建构和基本概念，不具有一般社会科学的核心价值，甚至有批评者直言地区研究不过是有趣的奇闻逸事汇编，亦或是数据、信息、资料的集合，没有令人信服的核心理论，只能成为其他学科领域理论的素材而已。以罗伯特·贝茨为代表的非洲研究者认为，虽然非洲研究所依赖的扎实的田野调查能够获得相当精准的关于当地语言、历史、社会和政治系统的知识，但依旧缺乏正式的理论，难以跳出具体语境的束缚而上升为具有一般性指导意义的研究结论。而来自非洲大陆尤其是法语非洲国家的非洲学者恰恰就带来了当时美国非洲研究学界迫切需要的理论范式，逐渐把福柯知识-权力话语分析体系、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理论框架引入到非洲研究中。二是，同样因为非洲裔和非洲大陆学者的比例日益增加，冷战初期被冷落的泛非主义和全球非洲裔研究再次回到主流研究舞台，并开始在美国主流高校占据一席之地。例如，1984年露丝·汉密尔顿（Ruth Simms Hamilton）和莱斯利·劳特（Leslie Rout）两位非洲裔学者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创立非洲裔研究项目（African Diaspora Research Program），重点关注非洲裔的本土与海外联系、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文化生产和延续以及全球流动等，积极设置有关研究生课程并培养硕、博士生。由于密歇根州立大学还拥有1958年《国防教育法》第六条授权下的非洲研究中心，本身就是美国主流高校中的非洲研究重镇，因此这也标志着非洲研究与非洲裔研究在机构设置上的彼此合作融合趋势。三是，除了理论范式的创新和回归非洲裔研究，非洲研究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一步突破冷战限定的撒哈拉以南非洲这一狭隘区域，因为这种冷战时期的地区研究范式忽略了资本、人口、技术、文化和信息的跨国流动，以及这种流动基础上所产生的新知识和新知识生产方式。跨越民族国家界限乃至跨越大洲界限的移民流动、国际贸易、经济交流、文化互动等话题日益成为美国非洲研究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新研究方向。结语
20世纪美国非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本质上是美国国内种族社会现实的一种映射。虽然20世纪上半叶非洲研究在传统黑人大学萌芽初兴，但有关非洲的教学科研活动却很难跨越种族界限进入传统白人大学，即便是赫斯科维茨在西北大学所做出的杰出研究依然改变不了非洲研究在美国学术界极度边缘化的处境。冷战开始后，美国非洲研究日益得到重视而迅速崛起，但原本默默耕耘的传统黑人大学和非洲裔学者却基本被排除出主流的非洲研究学术圈，进而完全失去有关资源分配、范式确立和内容方向等议题的话语权，而这也直接反映了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民权运动大爆发前种族权力的对比。1968年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既点燃了美国国内的种族矛盾，同时这种矛盾也迅速传递到非洲研究协会内部，极大地冲击了其自成立以来固化的组织制度，造成了该协会的重大分裂。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非洲研究呈现出日益开放多元的趋势，它与美国整体种族矛盾相对缓和以及多元文化主义兴起不无关联。 20世纪美国非洲研究的崛起历程也是国家意志和国家战略的产物，实现了美国对非洲研究这一知识生产领域的“再殖民”。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暴露了美国在非洲研究领域的巨大短板，刺激了美国对非洲研究的巨大知识需求。在冷战初期，由联邦政府和私人基金会支持、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非洲研究协会主导、传统白人大学的非洲研究中心执行以及白人学者具体实践的非洲研究迅速实现了数量上的飞速增长和质量上的长足进步，也为其此后几十年在非洲研究领域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虽然1958年《国防教育法》第四条和第六条中资助研究生从事海外研究和建立区域研究中心都是冷战时期的产物，但直至今日美国高校的非洲研究依然从中受益匪浅。美国教育部在2018年评出了2018-2022财政年度共96个国家（区域研究）资源中心（National Resource Center）和105个外国语言和区域研究奖学金中心，其中非洲研究分别有10个和12个，均约占总数的10.5％。 20世纪美国非洲研究的发展历程还是学术与政治碰撞互动的历史，这实际上也与美国的国内种族现实密切相关。以赫斯科维茨为代表的白人学者试图树立非洲研究学界客观中立的姿态，通过排斥非洲裔学者及其泛非主义研究来逃避对美国国内种族政治的讨论，但是却积极为美国在非洲的扩张提供基础研究乃至第一手情报。以杜波依斯和伍德森为代表的非洲裔学者毫不讳言自身对种族平等的追求以及对种族现实的抨击，并批评白人学者在涉非国际议题上与政府为伍而忽视非洲人民的利益。尽管受到国内外政治的巨大影响，但并不意味着美国非洲研究学者仅仅是政治的附庸。事实上，作为一个整体，美国非洲研究学者有着极强的自我批判、自我反省和自我更新的决心与能力，这一点在1968-1971年的内部争论和1971年之后的反思与改革中都有很好的体现。作为一个种族构成多元的学术群体，美国主流非洲研究学者能够意识到其在冷战初期对国内种族问题和非洲现实问题的忽略以及对美国冷战需求的过度逢迎，并随后做出修正，让自身能够在获得充足资金与研究支持的前提下追求学术独立自由并表达自身对非洲有关现实议题的鲜明态度。进一步来说，由于美国的国内外政治本身就与种族问题密不可分，学者对国内种族问题的态度与反应事实上构成了学术与政治互动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进入21世纪后，美国依然面临着国内种族问题的纷扰，非洲研究学界也持续就该问题进行反思，既表达学者的政治态度，也力图通过学术普及扭转种族偏见。一方面，美国非洲研究协会和各大高校的非洲研究中心在国内发生特定种族事件（如2020年的弗洛伊德事件）时，会立场鲜明地表达自身对种族歧视的反对态度；另一方面，除了在已有的研究方向中继续大力提倡非洲视角、摆脱欧洲中心论外，学者还大力推动非洲研究的数字化和公众化，将非洲的历史和现状通过数字技术更加直接地向公众进行展示，借此改变公众对非洲的负面印象和种族偏见。虽然冷战中传统战略安全导向的非洲研究在“9·11”事件后重新凸显其研究价值，但是冷战初期那种一个协会、一种范式、一个中心、一个区域（国别）的情况早已不复存在。以地缘政治为导向的传统非洲地区国别研究、以泛非主义为圭臬的全球非洲裔研究和以全球化为背景的跨国跨洲际的非洲研究彼此融合促进，共同呈现21世纪初以来美国日益开放多元的非洲研究态势。 美国的非洲研究在20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仍处在初步发展阶段的中国非洲研究学界借鉴，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其成功源于对非洲研究的长期持续性投入。以1958年《国防教育法》第四条和第六条为核心，美国建立起了多层次立体式的非洲研究奖学金体系，并以法律形式将其制度化和长期化，为研究生培养、非洲语言培训、非洲田野调查以及高校非洲研究中心的扎实推进提供了稳定可靠的资金支持。 第二，其成功源于对非洲研究的长远全面性投入。虽然美国非洲研究的崛起受益于冷战时期美国在非洲的战略需求并部分程度上为其服务，但其资金并未仅流向短期战略利益相关的学科领域（如美非关系）。恰恰相反的是，在早期非洲研究学者的努力下，流入各大高校非洲研究中心的资金大量向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地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基础学科的基础领域倾斜，让美国的非洲研究得以全面健康发展，也让美国逐渐从非洲研究领域的落后国家变为20世纪后期以来非洲知识生产领域的主导者。 第三，对赫斯科维茨式的“本族（国）例外论”保持警惕，时刻保持中国非洲研究的开放性和中国非洲研究学者的谦虚态度。正如美国著名非洲裔人类学家艾略特·斯金纳（Elliott Skinner）所指出的，赫斯科维茨等创会白人学者认为自己可以超然于美国国内外的战略利益，并且不同于欧洲殖民宗主国和非洲独立国家的学者而具有天然的客观中立属性。这实际上是美国白人学者例外论的体现，部分导致非洲研究协会内部的封闭式权力结构并导致其内部种族矛盾的不断加深和最终爆发。对中国非洲学界来说，目前我国并不存在美国那样长期内化的种族矛盾，但仍应警惕“本族（国）例外论”在学界发酵的可能。我们应该正视自身在国际权力关系中的位置，正视中国在非洲的利益，并在这一基础上用扎实的学术作品与欧、美、非等各大洲学者对话交流，积极吸收国际非洲学界各方的优秀成果，以真正的开放姿态推进自身非洲研究的进步。
本文作者刘少楠，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原文载《世界历史》2022年第4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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