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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超：从并肩到对立：公元前5世纪雅典政体光谱中的民主制与寡头制
从并肩到对立：
公元前5世纪雅典政体光谱中的
民主制与寡头制
内容提要 一般认为，贯穿古典时代雅典政治史的主要矛盾是民主制和寡头制的对立。然而，对雅典人政体思想的考察却表明，民主制和寡头制对立的政体光谱是古典时代后期的产物。古典时代早期，雅典人沿用了古风时代的僭主制和平等政治对立的政体光谱，不但不将民主制和寡头制视为对立的政体，反而将二者都视作平等政治的不同形态，认为它们都是僭主制的对立面。公元前5世纪后期，由于国内阶级矛盾激化，以及对外与斯巴达的战争，雅典开始出现将民主制和寡头制对立的论述，但以僭主为敌的政体思想仍占据主流。直到公元前5世纪末，三十寡头的残暴统治才彻底重塑了雅典人的政体思想，使寡头制在雅典人的政治观念中迅速僭主化。公元前4世纪，寡头政体在雅典人的政治话语中进一步僭主化，最终超过僭主制，成为民主制最主要的对立面。至此，民主制和寡头制的对立结构成为雅典人中最普遍流行的政体光谱。
关键词 古典时代 雅典 政体光谱 伯罗奔尼撒战争 民主制 寡头制
僭主一词在希腊语中出现的时间很早。公元前7世纪的古风诗人阿基罗库斯(Archilochus)最早使用该词。当时它并无贬义，仅用以指称夺取吕底亚王位的巨吉斯。但之后，在密提林的阿尔凯乌斯(Alcaeus of Mytilene)、雅典的梭伦(Solon of Athens)和麦加拉的特奥尼格斯(Theognis of Megara)等古风贵族诗人的诗歌中，僭主一词便被逐渐赋予了贬义，用以指称在希腊城邦内部斗争中僭夺了巨大权力的个人统治者。这些古风贵族诗人之所以厌恶僭主，是因为僭主过于强大的权力带来暴力和暴虐，破坏贵族间的平等关系，带来奴役、压迫甚至毁灭。因此，在古风时代后期的政体光谱中，僭主制遭到普遍的憎恨，成为希腊贵族政治思想中的极端负面政体。为了防范僭主制，古风时代的政治家设立了各种反僭主的法律。据《雅典政制》记载，在梭伦之前，雅典便存在一项法律：“雅典人的律法(thesmia)与祖制(patria)，任何人谋逆，实行僭主统治，或任何人帮助建立僭主统治，他和他的家族都要被剥夺公民身份。”《雅典政制》评价它是同时代比较温和的反僭主法律，但其处罚力度仍具有震慑力。 古典时代的雅典人继承了古风时代的反僭主传统。例如，雅典公民大会的开场誓言便要求民众以僭主及其仆从为敌。根据阿里斯多芬在《地母节妇女》中戏拟的一份公民大会的开场誓言，倘若任何人犯下对妇女大众图谋不轨、试图同欧里庇得斯与波斯人和解、意图成为僭主或合谋迎回僭主、作为奴隶向男主人泄露女主人私情等罪状，便要诅咒此人和他的家族灭亡。作为喜剧的台词，这份誓言自然有戏谑的成分，但是其中诅咒僭主的语句，应该是从真实的公民大会誓言中直接摘引的。同样的，雅典议事会的开场誓言，也极有可能包含对图谋成为僭主的人及其帮凶的诅咒。此外，公元前410年，在民主制刚恢复的第一个执政月，公民大会就要求每一位公民发誓用言辞与行动、选票与双手，杀死任何推翻雅典民主制的人、任何僭政自为或者帮助建立僭政的人。尽管问世于公元前5世纪末，但这份誓言的内容与精神，和古风时代雅典的反僭主法律极为雷同，对待僭主的态度甚至更为严酷。 古典时期的雅典人还继承了发端于古风末期的对刺杀僭主者的崇拜。所谓刺杀僭主者，是指雅典贵族哈默迪乌斯和阿里斯托格同。他们曾试图刺杀二代僭主希庇阿斯(Hippias)，因此被称为刺杀僭主者；虽然行动最终失败，但他们仍被雅典贵族视为英雄；在庇希特拉图(Pisistratus)家族被推翻后的同一年，雅典人就在市政广场中心树立起了哈默迪乌斯(Harmodius)和阿里斯托格同(Aristogiton)的雕像；在希波战争中，这组雕像被波斯军队劫走，但在公元前477/6年，战争胜利后的雅典人立马在市政广场再度树立起二人的雕像。自树立之日起到公元前4世纪初期，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刺杀僭主者的雕像是市政广场内唯一的凡人雕像。并且，自公元前5世纪中叶，雅典人每年都会在烈士纪念日祭祀刺杀僭主者。 由于对古风时期反僭主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最主要的政体思考框架仍是“以僭主为敌”的政体光谱。在雅典悲剧家的作品中，形形色色的个人统治者，无论是底比斯的国王克吕翁(Creon)、埃及的国王埃古普托斯(Aegyptus)，抑或是波斯的国王薛西斯(Xerxes)，都被描绘成利用强权施行暴力、暴虐无度的僭主。其中，欧里庇得斯(Euripides)《乞援女》中雅典国王特修斯对求见雅典僭主的底比斯使节称，在雅典寻找僭主必定徒劳无功，因为僭主对城邦政治是最有害的，只会带来暴力和暴虐，破坏法律、平等与正义，像砍掉春天的谷穗那样杀死年轻人，霸占公民的财产与子女，摧毁城邦生活。欧里庇得斯对僭主的批评很有可能有着深远的传统和广泛的影响。在希罗多德笔下的“政体辩论”中，奥塔内斯声称，即便是最优秀的人成为僭主，也会因过度的权力变得暴虐、嫉妒，进而颠覆法律、强奸妇女、滥杀无辜，沦落为城邦政治生活最大的敌人。希罗多德说“政体辩论”发生在公元前522年的波斯帝国，但多数学者认为，它实际上所反映的更多是希罗多德所生活于其中的公元前5世纪中期左右的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对政体的看法与态度。这些证据充分说明，自古风时代中晚期到公元前5世纪中晚期，雅典人最主要的政体认知框架始终是“以僭主为敌”。 “以僭主为敌”的政体光谱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雅典的僭主政治被推翻的时间相对较晚，并且在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战争中，僭主制一度有复辟的风险，因此雅典人对僭主制的反感与恐惧相对更强烈。另一方面，正如晏绍祥指出的，“就古代民主政治的起源来说，政治实践先于表达它的话语产生。”因此，即便古典时期的雅典人已经生活在民主制度中，但意识形态并未立即脱离古风时期政体思想的影响，依旧沿着古风时代中晚期“以僭主为敌”的政体光谱去认知和分析新时代的政治。这些原因都使得“以僭主为敌”的政体光谱在古典时代的头一个世纪仍具有强大影响力。
“以僭主为敌”的政体光谱的一端是僭主制，另一端是平等政治(isonomia)。虽然平等政治概念现在远不如僭主制、民主制和寡头制等政体概念那样广为人知，但它却是希腊政体思想发展史中绕不开的重要概念，发挥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所谓承上，是指它与僭主制共同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政体分析框架，这个框架在古典时代的第一个世纪仍有巨大的影响力。所谓启下，是指民主制和寡头制两个日后水火不容的政体概念，曾经在一段时间内都被视作平等政治的某种表现形式。作为不同形式的平等政治，它们起初并非彼此间对立的敌人，而是同一战壕并肩对抗僭主制的战友。
平等政治的概念诞生于古风时代中晚期。现存史料中，平等政治的理念最早出现在纪念雅典的刺杀僭主者的酒歌中。酒歌称，两位英雄杀死僭主，将雅典变得isonomos。学术界普遍认为，酒歌问世的时间最早不早于公元前514年，最晚在雅典民主制建立前后。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平等政治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公元前6世纪末的雅典。因为，公元前5世纪初年，克罗同(Croton)医学家阿尔克麦翁(Alcmaeon)在讨论医学问题时，也用到了isonomia一词。他声称，干燥与湿润、冷与热、苦与甜等诸种力量的isonomia，即调和与平衡，是健康的保证，而某一种力量的monarchia，即一头独大，是疾病的根源。“isonomia”被用作比喻，辅助人们理解复杂的医学问题，至少说明作为政治概念的isonomia在阿尔克麦翁写作的时代已经广为人知，以至于可以脱离具体的政治内涵，作为抽象的概念单独使用。因此，平等政治的概念很可能在古风时代中晚期便已广为传播。平等政治的概念内涵非常简单和清晰。一般认为，isonomia的nomia可能最初源自动词nemein(分配)，之后与名词nomos(法律)联系更为密切，因此其基本内涵是参政者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力和法律地位的政治秩序。然而，由于该概念并未对平等的范围和方式，以及政治权利的使用者和使用方法做出规定和限制，因此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政治语境中，平等政治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 在雅典人发明民主制之前，平等政治更多指的是贵族精英之间的平等，而非全体公民之间的平等。在希罗多德的笔下，当萨摩斯的统治者、“除叙拉古的僭主之外希腊人中无可匹敌的大僭主”波吕克拉特斯被害，他的继任者迈安德里乌斯试图废除僭主制，“将权力放在中间(es meson)，向你们宣扬平等政治”。同样的，当米利都的僭主阿利斯塔格拉斯试图反抗波斯人的统治，他首先做的就是宣称放弃僭主制，在米利都实行平等政治。甚至，即便在公元前5世纪中后叶，贵族之间权力平等的寡头制依然可以被视作平等政治。例如，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公元前427年底比斯人称自己不应该为希波战争期间的底比斯投敌行为负责，因为底比斯当时的政体，既不是“政治平等的寡头制(oligarchia isonomos)也不是民主制(demokratia)”，而是少数人组成的权贵这种与法治和善政最为对立、“与僭主统治最为接近的统治形式”。奥斯瓦尔德指出，“政治平等的寡头制”既可能指的是希波战争时斯巴达的政体，也可能指的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时的底比斯政体；虽然斯巴达的政体现在被视为典型的寡头制，但它仍体现了一些平等的原则，如青少年接受平等的教育，成年男子在共餐制中的平等，所有公民都有权参选元老和检察官；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的底比斯政体更堪称“政治平等的寡头制”，只有财富达到一定数量的人——通常认为是重装步兵阶层——才有权参与政治，但符合标准的人都有权平等地参与政治，他们共同组成的四个议会轮流处理政务，政策方针都需要经过四个议会的一致同意。无论底比斯人所谓的“政治平等的寡头制”指的是上述哪一种政体，都表明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心目中，寡头制可以被视为平等政治。 在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后的雅典，平等政治获得了新的意义，被雅典人用来指称新兴的民主政治实践。古风时代贵族政治创制的概念被用来指称古典时代的民主政治，根本原因是雅典民主制的“政治实践先于表达它的话语产生”。根据现有史料，作为政治术语的demokratia的诞生时间很可能是在公元前5世纪60年代。这意味着，在雅典人创制民主制之后的半个世纪，他们可能完全不知道demokratia这个概念。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极有可能使用某个古风时代的词汇指称他们的新政体。事实上，雅典民主政治也确实有将原本属于贵族政治的话语和词汇，转化成民主政治的话语和词汇，用来标榜和宣扬民主政治的能力。在这段时间内，雅典人用来标榜自身政体的概念，很可能就是isonomia。侧面的证据是雅典人对刺杀僭主者的歌颂。公元前477/6年，雅典人在市政广场重新树立刺杀僭主者雕像，以歌颂他们杀死残暴的僭主、为雅典带来平等政治的伟大功绩。与此同时，雅典人始终都在传唱歌颂刺杀僭主者、赞扬平等政治的酒歌。因此，平等政治很可能就是古典时代早期雅典人用来标榜自己新政体的口号。更直接的证据是希罗多德的“政体辩论”。在这段对话中，他借奥塔内斯之口，称大众统治有两个优点：一是有最美丽的名字——平等政治，二是不为僭主所为之事；而在另一处，他明确将奥塔内斯称为提倡民主制的人。换言之，奥塔内斯提倡的大众统治就是民主制，而民主制的另一个名字就是平等政治。 虽然平等政治的表现形式多样，但它与僭主制的两极对立的概念结构却始终不变。这是因为，平等政治本质是古风希腊贵族为了反抗僭主统治而发明的政治概念，反僭主与僭主制在政体光谱中处于对立的两端是平等政治的基本特征。这一特点不仅存在于古风时代，而且延续到古典时代，是平等政治最坚韧的概念底色，为寡头制和民主制所共有。因而，无论是将雅典变得isonomos的刺杀僭主者或是试图建立isonomia的迈安德里乌斯和阿利斯塔格拉斯，抑或拥有isonomia之名的民主制还是底比斯使节口中政治平等的寡头制(oligarchia isonomos)，都在各自的语境中与个人统治——tyrannis或者monarchia——两极对立。这意味着，民主制和寡头制两个政体概念，并非在诞生之初就像南风和北风那样针锋相对、黑白分明，而是同为平等政治的不同形态，在僭主制与平等政治两极对立的政体光谱中，并肩站在僭主制的对立面。 总之，在僭主制与平等政治极端对立的概念框架中，所有成年男性公民分享政治权利的民主制是平等政治，符合一定资格限制的男性公民平等享有政治权利的温和寡头制，同样也是平等政治。虽然二者实现平等的方式和享受平等权力的主体不尽相同，但对“平等”异调同声地强调和坚定地反对个人统治的立场，使它们都将僭主视为自身政体的对立面，都并肩站在“以僭主为敌”的政体光谱的同一端。三、寡头制和民主制的两极对立
具有寡头性质的政治实践、寡头制的概念术语，以及民主制和寡头制两极对立的政体光谱，是三个完全不同概念，总的来说，仍是“政治实践先于表达它的话语产生”。研究指出，寡头制的意识形态基础在公元前5世纪初便已经形成，但作为政体概念的oligarchia要到希罗多德笔下的“政体辩论”才问世。而且即便形成概念，oligarchia也没有如奥斯瓦尔德所认为的那样，成为demokratia唯一的对立面和反义词。相反，直到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僭主制仍是雅典人心目中民主制最大的威胁。寡头制代替僭主制，成为民主制主要的对立面，是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寡头革命的结果。暴力的寡头革命使得寡头制的形象在雅典人的观念中僭主化，使得雅典人将僭主制的各种观念特征和概念结构移植到寡头制身上，促成了民主制与僭主化的寡头制两极对立的政体光谱的普及与流行。 民主制和寡头制对立的思想在雅典登上历史舞台是公元前5世纪30-20年代。此时，雅典对外同斯巴达开战，国内则贫富矛盾不断累积，内外交困的局面迫使雅典人深入反思不同的政治体制的优缺点，将民主制和寡头制加以对比。伯里克利在国丧礼演讲中批评斯巴达的政体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称“我们的制度叫民主制，因其统治权在大多数人手中，而非少数人手中”，并讨论和对比了雅典和斯巴达的许多方面。欧里庇得斯《乞援女》中，站在雅典对立面的底比斯使节则称，大众愚昧而缺乏见识，只有贵族精英才能正确引导城邦。一份被归到色诺芬名下的短篇政论作品——作者因坚定的寡头立场被称为“老寡头”——更是将民主制和寡头制两种意识形态彻底对立：穷人和富人之间存在根本的阶级利益冲突，如果穷人掌握权力，便会促进民主制的发展，而如果富人掌握权力，便会建立与民主制相对立的制度；世上所有最好的因素都与民主制相对立，但是穷人宁愿要自己建立的“恶政”(kakonomia)，也不要富人建立的“善政”(eunomia)，因为并不存在超越阶级利益的政体；卓越之人建立的寡头制会奴役民众，而充满无知、卑劣和不义的民主制却能保护民众的自由与权力。 然而，此时将民主制和寡头制加以对比或对立的思想，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此时寡头制普遍地、或多或少地被视为一种善政。哪怕坚定的民主派伯里克利也承认，生活在另一种政体中的斯巴达人作战勇猛、遵纪守法，雅典人的优势在于，轻松自由的政体使人不必依靠外在的法律强制力，而只需依靠内心的勇气，便可获得同样的美德。“老寡头”则赤裸裸称民主制是“恶政”，寡头制才是“善政”。这与公元前4世纪雅典人眼中完全僭主化的寡头政体大相径庭。其次，“老寡头”式的民主制“恶政”与寡头制“善政”两极对立的政体光谱，不是雅典人分析政治的主流认知框架。因为在政治实践中，只要民主制还能在雅典成功地运转并有效地维护自身合法性，反民主制的寡头派的力量和影响在雅典便很微弱。这一点，“老寡头”也有清醒认识，即便他强烈反对雅典民主制，也承认民众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确能有效地保卫民主政体。因此，古典学家福瑞斯特指出，“老寡头”的思想在当时影响可能并不是很大，至多代表着思想的潜流或支流，而非主流的认知。这种情况下，民主制和寡头制对立的政体光谱自然不会是主流的政体认知模式。 这种将寡头制视为一种或多或少的善政，而非民主制水火不容的对立面的政体思想，在公元前411年的雅典寡头革命中得到集中展现。在这一年中，雅典人先后建立了四百人政体和五千人政体。以往的研究往往聚焦四百人政体，并将其倒台视为雅典民众(特别是穷人占多数的海军大众)支持民主制、反对寡头制的证据。然而，仔细研读史料就会发现，改变现行民主政体、建立寡头政府的建议是得到了包括雅典的海军大众、重装步兵、激进青年、公民大会等大部分雅典人的认同。因为他们大部分都相信裴珊德为代表的海军高层的说法，即战争的失利已经使雅典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雅典人不能再“关心政体胜过存亡”，除了将权力集中到相对少数的人手中来尽力争取外援之外，别无他法。并且，海军和四百人寡头政府之间的分歧，是建立五千人政体还是四百人政体的问题，而不是民主制和寡头制之间的分歧。因为即便是五千人政体，也只有能够装备重装步兵的五千人才有政治权力，政体的寡头性质依然鲜明。然而，它仍受了广泛的支持和认同，并且从公元前411年9月四百人政权被推翻到下一个执政年的开头(即次年6月)，存在了8个多月，即便在公元前410年年初，在战争的压力已经大为减轻的情况下，也没有被立即废弃。这说明，此时的雅典民众并不将寡头制视为民主制的极端对立面，而是可以有条件地接受寡头色彩鲜明的政体，民主制和寡头制两极对立的政体光谱并未在雅典人中间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认同。 大约同时，“以僭主为敌”的政体光谱仍旧主导着雅典的大众意识形态。例如，修昔底德称公元前415年雅典的“渎神案”是“寡头制和僭主制的阴谋”，但民众心中真正畏惧的是“僭主制的阴谋”，而不是寡头制，真正让民众对渎神案无比紧张的原因，是他们因流传广远的僭主故事而产生的对潜在僭主的深深恐惧，以及亚西比得在生活中处处表现出僭主般的作风，和他“渴望僭主制”的恶名。更出人意料的是，雅典公民大会公元前410年重建民主制后的第一个月颁布的德莫梵图斯法令，号召民众发誓向刺杀僭主者学习，杀死一切胆敢推翻民主制、建立僭主制的人。这说明，即便经历了一次寡头革命的冲击，雅典民众仍旧将僭主制视为民主城邦最大的威胁和对立面。 然而，短短几年之后，这种将僭主制视为民主制最大的对立面，可以有条件地接受寡头制的政体观念，便因为三十寡头的残暴统治而在雅典民众的脑袋中一扫而空。三十寡头是在公元前404年雅典战败之后被斯巴达扶植上位的寡头集团。他们对雅典的统治非常血腥，经历过其统治的雅典人，无论政治立场为何，都将他们视为僭主的同类。色诺芬以欣赏寡头制闻名，但在他笔下，三十寡头的首脑克里提亚斯十分露骨地宣称，如果统治者仅因为自己人数是三十人(triakonta)便不像僭主制(tyrannis)那样将权力攥在手中，是愚蠢的。而民主派波吕克拉特斯在一篇赞扬雅典将军特拉叙布鲁斯的演说词中，更是直呼他们为“三十僭主”(triakonta tyrannoi)。 三十寡头除了为自己招政僭主的恶名，还冲击了雅典人的政体观念，改变了雅典人对寡头制的看法。正如“三十僭主”这个名词所暗示的，在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政治话语中，寡头制逐渐与僭主制合二为一，从原本的僭主之敌逐渐蜕化成了类似僭主制的存在，继承了僭主政体的各种负面特征，以及政体光谱中与民主制极端对立的位置。在公元前4世纪的演说词中，寡头制不再是民主制的并肩战友，也不再是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接受的选项，而是完全沦为民主制的对立面，沦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接受的邪恶政体。伊索克拉底的《战神山议事会演说词》生动体现了这一点。伊索克拉底的真实意图是希望雅典人接受一种战神山议事会掌握至高权力的保守甚至偏寡头的政体，但他不敢如实直说，而是公开谴责寡头制，赞扬民主制，以洗清自己身上的寡头嫌疑：他声称自己向来谴责寡头制和特权，赞扬平等与民主制；他批判寡头制与平等相对立，与奴役相伴生，只想统治公民，充当敌人的奴隶，民主制则相反，想的是奴役他人，给公民以平等；他赞扬民主制，称即便是糟糕的民主制，也比寡头制更少不幸，而运行良好的民主制，则更是公正和幸福；他在演说中谴责寡头制，赞扬民主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三十寡头的统治过于糟糕，与民主制形成了鲜明对比——民主制下雅典人守卫别人的卫城，而三十寡头统治时期雅典的卫城却让敌人占领，民主制为雅典修建宏伟的庙宇和公共建筑，三十寡头却将之洗劫一空——不说旧日巅峰时期的民主制，哪怕当下的充满问题的民主制，也远比三十寡头的统治值得称赞。由此可见，由于三十寡头的残暴统治，寡头制在雅典人心目中的形象已经完全破产，民主制“善政”和寡头制“恶政”鲜明对立的政体光谱已经根深蒂固，不可动摇。 到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在雅典人的政治话语中，寡头制不但完全僭主化，甚至还替代了僭主制，成为民主政体最极端的对立面。演说家埃斯奇尼斯称，世间存在三种政体，僭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前两者处在政体光谱的同一端，掌权者随心所欲地利用猜忌和武力进行统治，政体光谱另一端的民主制则按照法律进行统治；不仅如此，他还将寡头制视为“不平等政治”中更具代表性的政体，将寡头制和僭主制的统治者统称为“寡头们和管理不平等政治的人们”。民主斗士德摩斯梯尼不仅将寡头制视作象征奴役、怯懦的政体，视之为代表自由、法治的民主制的对立面，更将寡头制视作所有政体(politeia)的对立面。他宣称，哪怕全希腊都与雅典人为敌，只要他们的政体是民主制，也要好于全希腊与雅典人为友，但政体都是寡头制，因为民主制和寡头制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二者势如水火，无法共通共存。至此，寡头制代替了僭主制，扮演起了政体光谱中非政体(non-politeia)的角色。至此，民主制和寡头制极端对立的政体光谱取代了以僭主为敌的政体光谱，成了雅典人普遍接受的政体分析框架。
结语
根据上述分析，民主制和寡头制两极对立的政体框架并非先验地存在于雅典人脑海中。公元前5世纪的早期和中期，雅典人并不将寡头制视为民主制的极端对立面，而是沿袭古风时代的政治传统，将僭主视为城邦政治最大的威胁，用僭主制和平等政治对立的政体光谱认识和分析政体。在该政体光谱中，民主制与温和寡头制都被视为平等政治的一种形态，并肩站在僭主政治的对立面。虽然到了公元前5世纪30年代，将民主制和寡头制进行对比和对立的思想开始在雅典崭露头角，民主制的支持者开始将寡头制视作比较与竞争的对象，寡头思想家也开始将民主制视作“善政”的极端对立面。但寡头制和民主制极端对立的政体分析框架并未立即成为广为接受的思想观念，雅典民众对寡头制的态度仍旧模糊而暧昧，甚至可以在公元前411年有条件地接受寡头政体。直到公元前404/3年，经历了三十寡头的残暴统治，雅典人对寡头制的态度才彻底扭转，寡头制在雅典人的政体光谱中才蜕变为和僭主制一样的拥有各种恶劣特质的负面政体，才彻底沦为民主制的对立面。最终，在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政治话语中，僭主化的寡头政体取代了僭主制，成了民主制最大的对立面。至此，民主制和寡头制如“北风和南风”般两极对立的政体思考框架才最终在雅典人中间成为普遍接受的政体光谱。
本文作者陈超，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原文载《世界历史》2022年第5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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