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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惠娜：本尼·莫里斯与以色列“新历史学家”的发展
往期回顾
本尼·莫里斯
与以色列“新历史学家”的发展
内容提要 “新历史学家”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色列兴起的历史学新流派，本尼·莫里斯是其领军人物。“新历史学家”主要采用实证主义的方法，利用解密档案研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以色列历史上的关键事件，反思与解构主流历史叙事。“新历史学家”的部分观点，特别是莫里斯关于巴勒斯坦难民起源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论述，促进了后犹太复国主义思潮的兴起，推动了以色列人更加平衡地看待巴以冲突，为巴以间历史性和解开辟了话语空间。奥斯陆和平进程中断后，巴以局势恶化，莫里斯的政治立场右转，“新历史学家”之间的分歧也逐渐扩大。随着国家政治和社会整体右转，以色列史学出现了新趋势，对文化和社会史的研究不断增多。
关键词 本尼·莫里斯 以色列史学 新历史学家 巴勒斯坦 巴以关系
以犹太复国主义史学为代表的以色列官方历史叙述，尽力抹除非犹太人特别是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存在，以胜利者的视角书写阿以冲突和以色列建国的历史。随着社会变迁和地区局势演变，新一代犹太知识分子突破犹太复国主义史学范式，以更加客观的态度审视这段历史。本尼·莫里斯及时对新出现的史学现象进行总结，提出“新历史学家”的概念，促进了该学派的发展。 (一)“新历史学家”兴起的原因 以色列“新历史学家”的兴起，深受政治形势和社会思潮影响。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占领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整个巴勒斯坦。占领巴勒斯坦全境使巴以冲突成为以色列无法回避的内部问题。以色列对被占领土的统治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兴起，使巴以冲突和领土问题成为影响以色列政治和引起社会分歧的主要因素。特别是1987年12月爆发的巴勒斯坦第一次大起义，让以色列人意识到，他们的未来与巴勒斯坦人的命运紧密相连，以色列不可能单方面取得最终胜利。知识分子和学者开始重视巴以冲突在以色列历史及社会形成中的关键性作用。由于巴以冲突与以色列建国史密不可分，传统的犹太复国主义史学并没有对其进行客观充分的论述。对历史和社会问题的思考促使知识分子投入对真相的挖掘，以更加客观的态度审视相关历史。 以色列主流的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日益受到多重挑战。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进入相对平静时期。全球化发展及后现代主义在世界流行，强烈冲击着犹太复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观，以色列人开始更加推崇个人自由与权利。以色列新兴阶层的“和平意愿”增强，希望尽快结束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与邻国和平相处，为国家的世俗化和民主化发展提供正常的社会环境。与此同时，以色列的社会差距扩大，多元文化和多族群社会结构与“大熔炉”理想之间的紧张关系凸显，抗议运动兴起，社会冲突增多。在后殖民主义思潮影响下，巴勒斯坦人、来自中东的犹太移民等原本在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叙事中处于边缘地位的群体逐渐受到人们关注。进入20世纪80年代，地区形势一度紧张。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特别是贝鲁特大屠杀事件，在以色列公众中引起极大争议，知识分子开始质疑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表征。巴勒斯坦第一次大起义也对强调依靠常规军事实力保障安全的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话语构成重大挑战。国内形势和地区局势的发展促使以色列人深入反思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历史和未来。这种更加开放、更具有怀疑精神和自我批判意识的社会环境推动“新历史学家”走向成熟，并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从传统史学中脱颖而出的空间。 “新历史学家”们大都是在以色列建国后出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成长为成熟的研究者。他们对以色列建国时面临的生死存亡局面没有直接感受，却对1967年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的深远影响体会深刻，因而积极反思以色列建国的历史。而受到“新历史学家”批判的主流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者和作家大部分参加过以色列的独立战争，也就是第一次中东战争，很多人甚至是现役人员。他们对这次战争的意义与伤痛有着切身体验，有意识地塑造关于独立战争的英雄主义景象，回避驱逐巴勒斯坦人等敏感问题。以色列、英国和美国的相关档案文件陆续解密，为知识分子反思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历史提供了材料支持。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色列根据《档案法》解密了1947至1956年间的档案，学者们获得前所未有地接触犹太军事组织哈加纳(Haganah)、以色列国防军(IDF)和以色列外交部等机构文件的机会。 (二)“新历史学家”的诞生 西姆哈·弗拉潘(Simha Flapan)的《以色列的诞生：神话与现实》拉开了挑战主流史学、反思犹太复国主义的序幕，他指出以色列主流历史叙事的一些核心错误，将其称为“神话”。弗拉潘称，他的主要目的不是写一本翔实的史学著作，而是要摧毁长期以来阻碍以色列和平力量发展的宣传结构。同时期出版的本尼·莫里斯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产生》、阿维·施莱姆(Avi Shlaim)的《跨越约旦河的共谋：阿卜杜拉国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巴勒斯坦分治》和艾兰·佩普(Ilan Pappé)的《英国与阿以冲突》等著作，都利用解密档案深入研究阿以冲突早期的历史。他们提出与传统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叙事大不相同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 莫里斯及时对这种新出现的史学现象进行总结，首次正式提出“新历史学家”的概念。1988年年底，莫里斯在美国犹太杂志《修复》(Tikkun)发表文章《新史学：以色列直面过去》，记述代表以色列史学新旧两种趋势的学者之间的对话。在文章中，莫里斯把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的主流历史叙事称为“旧历史”(Old History)，把那些挖掘档案材料，对“旧历史”进行修正、解构并重建主流历史的叙事称为“新历史”(New History)。莫里斯认为，“旧史学”(Old Historiography)是以色列传统的官方史学，在第一次中东战争和以色列建国等关键问题上，有意以简单化且有利于以色列的解释粉饰历史；而“新史学”(New Historiography)就是要呈现一种更平衡、更真实的国家历史观，并从长远上促进两个冲突民族的和平与和解。莫里斯的这篇文章宣告“新史学”的诞生，被认为是“新史学”“旧史学”“新历史学家”“旧历史学家”(Old Historians)等概念的来源。 莫里斯等人围绕第一次中东战争率先与传统学者展开争论后，汤姆·塞格夫(Tom Segev)、希勒·科亨(Hillel Cohen)、艾迪特·泽塔尔(Idit Zertal)和施罗默·桑德(Shlomo Sand)等犹太知识分子陆续加入重新书写或解构历史的队伍，成为以色列史学研究中的“新历史学家”。2007年，在“新历史学家”的首部著作出版二十年之际，莫里斯主编的论文集《创造以色列》宣告以色列经历了“史学革命”。“新历史学家”和传统历史学家都撰写论文，梳理双方在阿犹冲突、以色列与大屠杀之间的关系、塞法迪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等问题上的争论，这成为对“新历史学家”研究工作的总结。
本尼·莫里斯从事“新史学”研究，与他的背景和经历密切相关。莫里斯1948年出生在以色列的艾因·哈豪瑞斯(Ein HaHoresh)基布兹，父母是来自英国的犹太移民，深受左翼思想影响。他1967年参加以色列军队，1969年负伤后退伍。他曾在《耶路撒冷邮报》任记者十二年，是报道1982年黎巴嫩战争的战地记者，还作为预备役人员参加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围攻。在黎巴嫩期间，莫里斯走访了提尔郊外的巴勒斯坦难民营。1988年，他因拒绝前往约旦河西岸执行预备役任务而入狱三周。莫里斯受过严格的史学训练，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获得历史学本科学位，在剑桥大学获得现代欧洲史博士学位。20世纪80年代，莫里斯开始阅读以色列的解密档案，主要关注第一次中东战争前后巴勒斯坦人逃亡的原因。莫里斯对巴勒斯坦难民起源的开创性研究，奠定了他作为“新历史学家”领军人物的地位。
(一)本尼·莫里斯对巴勒斯坦难民起源的研究 第一次中东战争前后，从1947年12月至1949年9月，大约有六七十万巴勒斯坦人逃离家园，沦为难民。在巴勒斯坦难民产生过程中以色列应承担的责任，是阿以冲突历史书写中最具争议性的一个问题。巴勒斯坦难民问题既涉及对犹太复国主义本质的认识，又关系到巴勒斯坦人回归家园的权利、对难民的赔偿和归还难民财产等问题。自从以色列建国以来，巴勒斯坦难民一直是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激烈争论的重要问题，也是巴以和平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巨大分歧，是导致中东和平进程难以为继的重要原因。 约瑟·谢克特曼(Joseph Schectman)、利奥·科恩(Leo Kohn)、乔恩·金奇(Jon Kimche)和玛丽亚·瑟尔金(Maria Syrkin)等传统犹太学者和犹太复国主义主流历史叙事都认为，在逃离家乡的巴勒斯坦人中，有自愿离开的人，更多的人则是遵从阿拉伯领导人的命令撤离；犹太人并没有强迫巴勒斯坦人离开，相反还要求他们留下来，成为犹太国家的公民；巴勒斯坦人选择离开，就丧失返回家园的权利。 阿拉伯学者普遍认为，巴勒斯坦难民是以色列有预谋的种族清洗和蓄意转移的受害者。以色列为减少新成立国家的阿拉伯人口，为犹太移民腾出生存空间，有计划、有目的地强行驱逐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难民不是自愿逃离家园，应当拥有返回家园的权利。巴勒斯坦著名学者瓦立德·哈立迪(Walid Khalidi)认为，巴勒斯坦人外逃和流散的责任在犹太人。作为以色列建国计划的一部分，犹太人早就考虑把巴勒斯坦人“转移”(transfer)到其他阿拉伯国家。哈加纳在1948年执行的军事行动“D计划”，目的就是破坏阿拉伯社区，驱逐巴勒斯坦人。哈立迪以大英博物馆的档案为依据，证明阿拉伯电台和报纸不仅没有命令巴勒斯坦人撤离，还要求他们坚守家园，而犹太人的广播电台则不断对阿拉伯平民发起心理战。 莫里斯是首位全面深入探讨巴勒斯坦难民起源的学者，其观点主要体现在《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产生》及其修订版《重新审视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产生》。莫里斯把第一次中东战争前后，从1947年11月底联合国分治决议通过到1949年9月洛桑会议失败这一时期划分为四个阶段，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了各个阶段巴勒斯坦难民产生的不同原因，研究犹太人处置阿拉伯村庄、土地和城市社区的政策，分析国际社会遣返或重新安置难民的斗争，探讨以色列禁止巴勒斯坦难民遣返的具体动机。 莫里斯认为，战争期间犹太领导人和以色列最高决策机构没有下达驱逐巴勒斯坦人的命令，但他们普遍决定尽可能减少留在犹太国家境内的巴勒斯坦人数量。以色列不存在驱逐巴勒斯坦人的总体规划，驱逐只是战争的必然结果。巴勒斯坦人逃离家园的原因各异。最早离开的巴勒斯坦人主要来自城镇，特别是沿海城市海法和雅法的富裕上层和中产阶级家庭，经济动机是他们离开的主要原因。战争爆发前后，以色列的军事进攻、破坏行动、直接驱逐、心理战，以及这些行动造成的恐惧，成为刺激巴勒斯坦人逃离家园的主要原因。他详细记录哈加纳和以色列军队采取的驱逐巴勒斯坦人措施，包括军事威胁、炮击村庄、屠杀、强奸、直接驱逐、摧毁农作物，以及1948年6月以后推出的禁止难民返回家园政策。 在巴勒斯坦难民产生原因的争论中，“D计划”的性质是一个核心问题。莫里斯认为，“D计划”不是驱逐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政治蓝图，而是出于军事目的的军事考虑。他承认，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把阿拉伯社区驱逐出巴勒斯坦的“转移”思想在犹太复国主义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与“D计划”没有联系。莫里斯认为，虽然哈加纳指挥官没有把“D计划”视为驱逐阿拉伯居民的一揽子命令，但这是他们“进行驱逐的战略理论基础和全权授权”，“事后为指挥官的行动提供令人信服的正式掩护”。 莫里斯指出，巴勒斯坦内部分裂、缺乏组织和领导，对阿拉伯军事力量没有信心，也是导致巴勒斯坦人逃亡的重要原因。他表示，没有找到任何材料能够证明，巴勒斯坦领导机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AHC)或阿拉伯国家通过电台或其他方式向巴勒斯坦人下达过全面的逃离指令。然而，某些地区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分支机构和巴勒斯坦领导人侯赛尼的支持者可能出于各种考虑下令或鼓励逃离。 对阿犹双方的行动进行细致梳理分析后，莫里斯得出结论，“巴勒斯坦难民源于战争，而不是犹太人或阿拉伯人有意为之”。难民逃离由多重原因造成，在很大程度上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恐惧的副产品，也是第一次中东战争旷日持久激烈战斗的副产品，“这个问题基本无法避免”。在修订版《重新审视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产生》中，莫里斯利用以色列政府新解密的档案，支持第一版关于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观点，强化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在难民问题上的责任，对以色列驱逐巴勒斯坦人的政策及暴行揭露更多，也列出更多证据表明基层阿拉伯官员向巴勒斯坦人下达过撤离村庄的命令，或者至少让妇女和儿童撤离。莫里斯强调，他的结论不太可能取悦以色列或巴勒斯坦的宣传者，或“非黑即白的历史学家”。 (二)本尼·莫里斯对阿以冲突其他问题的研究 在阿以冲突其他问题上，莫里斯同样提出有别于犹太复国主义主流叙事的观点。在主流叙事中，以色列成立后一直遭受阿拉伯人的恐怖袭击，不得不进行自卫反击，使阿以之间的暴力螺旋上升，最终导致战争再次爆发。莫里斯1993年出版的《以色列的边界战争》，根据以色列档案和西方外交报告，研究穿越1949年停火线的阿拉伯“渗透”及以色列的报复政策。他认为，早期穿越停火线的阿拉伯人绝大多数是出于经济原因，他们没有受过训练，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恐怖分子。以色列的枪杀政策和报复性袭击迫使越境者拿起武器。为阻止阿拉伯人返回，以色列采取强硬政策，从杀死越境者发展为袭击阿拉伯村庄和军队，成为引发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苏伊士运河战争)的重要原因。 对于阿以冲突长期存在的原因，以色列主流叙事认为，阿拉伯人坚持不妥协的强硬政策，以至于以色列独立后的几年都没有谈判对象。莫里斯在《正义的受害者》中指出，阿以冲突长期存在，不仅在于阿拉伯人的不妥协政策，还在于以色列不愿意在难民返回和领土等关键问题上做出必要的让步。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后，继续推行领土扩张政策，扩建犹太人定居点，且试图在政治经济上采取高压政策迫使巴勒斯坦人离开。以色列不愿意为和平付出领土代价，并没有与叙利亚、约旦和埃及进行认真的谈判。 莫里斯的《通向耶路撒冷之路》反驳了主流叙事中阿拉伯人要摧毁新生以色列的说法。他认为，外约旦参战的目的是控制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区域，这是阿卜杜拉与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预先约定。早在1946年之前，阿卜杜拉就以外约旦永久控制巴勒斯坦非犹太人地区为条件，接受联合国分治决议。通过研究外约旦阿拉伯军团指挥官约翰·格鲁布(John Glubb)的角色演变，莫里斯证明阿拉伯军团进入巴勒斯坦是得到了英国当局的同意和犹太领导人的默许；阿卜杜拉在战争开始之前就会见了犹太领导人，双方达成避免发生直接冲突的协议。 以色列主流历史宣扬，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结果是力量弱小的以色列打败了占有压倒性优势的阿拉伯人。莫里斯在《1948年：第一次阿以战争的历史》中用大量档案文献证明，阿拉伯人内部矛盾尖锐，军事组织混乱，没有做好与犹太人进行战争的准备。在阿犹双方军事力量对比中，阿拉伯人处于劣势地位，由英国人训练和装备的阿拉伯军团是他们唯一组织得当的军事力量。哈加纳和其后的以色列国防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在编队规模上超过阿拉伯人。当组织涣散的阿拉伯军队遇到准备充分的以色列武装力量时，战争很快分出胜负。真正的输家是把希望寄托在阿拉伯邻国的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从来没有机会打败组织良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既没有政治意愿也没有军事实力来帮助巴勒斯坦人。 莫里斯的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体现了“新历史学家”关于阿以冲突早期历史的主要观点。阿以冲突的起源，第一次中东战争时犹太人与阿拉伯军队之间的实力对比，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产生，阿以和平难以实现的责任等问题，都是“新史学”与“旧史学”争论的主要内容和差异之处。莫里斯的研究广泛运用各种解密档案，不仅有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以色列政府、主要政党和市政当局的档案，甚至还有基布兹联合会的文献。从士兵到高层官员等不同层级人员的文件和日记也是他着力发掘的资料，如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的日记。来自伦敦公共记录办公室、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和美国国家档案馆的资料，以及联合国的官方记录都在莫里斯的书中得到体现。在坚实的文献基础上，莫里斯的研究详细再现了发生在不同村庄的各个事件，公布了犹太人屠杀阿拉伯人等历史的细节，颠覆了以色列传统主流叙事的主要观点，成为“新历史学家”的代表性成果。三、本尼·莫里斯与“新历史学家”内部的分歧
“新历史学家”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在90年代达到高潮。2000年9月阿克萨起义爆发后，巴以局势急剧恶化，以色列政治和社会整体右转，重新上台的利库德集团试图清除“新历史学家”的影响。莫里斯对待巴以冲突的立场也发生变化，“新历史学家”间的分歧加剧，他们的影响力受到不同程度削弱。 (一)本尼·莫里斯政治立场的转变 虽然《奥斯陆协议》给出了时间表，但直到1999年9月巴以双方才正式启动最终地位谈判。最终地位谈判主要涉及巴勒斯坦难民回归、耶路撒冷地位、犹太人定居点、边界划分和水资源分配等核心问题，关系到巴以的主权和安全等核心利益。双方分歧很大，谈判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再加上巴以双方极端势力的阻挠和政局多次变化，和平进程一再受挫。2000年7月，以色列总理巴拉克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在美国戴维营进行的和平谈判失败。同年9月底，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强行访问阿克萨清真寺，巴以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巴勒斯坦人发动阿克萨起义，奥斯陆和平进程中断。 巴以局势急剧恶化导致以色列政治和社会整体右转。阿克萨起义后，包括左翼的工党、现在就和平运动(Peace Now)和梅雷兹党(Meretz)在内，以色列大多数人在政治上转向右翼。他们普遍把巴以和谈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巴勒斯坦人。2001年2月，主张和谈的巴拉克在大选中失败，主张对巴勒斯坦实行强硬政策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当选总理。沙龙上台后，官方对“新历史学家”的立场发生变化。保守派普遍认为，“新历史学家”破坏爱国主义价值观，打击年轻人对以色列事业正义性的信心。为消除“新历史学家”的影响，以色列在教育系统重申传统价值观，来自利库德集团的新任教育部长利莫尔·利夫纳特(Limor Livnat)下令，改写学校使用的历史教科书，清除“新历史学家”的影响。 1999年5月巴拉克当选总理时，莫里斯还乐观地对重启中东和平进程寄予希望。阿克萨起义爆发后，莫里斯对巴以冲突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政治立场和观点急剧右转。他放弃依靠档案文献的实证主义做法，指责巴勒斯坦人应该为中东和平失败负责。2002年6月，莫里斯在《纽约书评》发表对卸任总理巴拉克的访谈，把戴维营和谈失败的责任归于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认为是阿拉法特发动阿克萨起义。莫里斯认为，签署《奥斯陆协议》是一个错误，以色列不可能与巴勒斯坦人和平共处。他提出不应该允许巴勒斯坦人留在以色列境内，鼓吹把巴勒斯坦人“转移”或驱逐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莫里斯2009年出版的《一国、两国：解决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重新评估各种巴以冲突的解决方案，认为日益激进的巴勒斯坦人从内心拒绝两国方案，因而提出解决巴以冲突的第三种方案，即巴勒斯坦领土和约旦合并，在约旦安置巴勒斯坦难民。莫里斯立场和观点的转变，导致其他“新历史学家”也遭到严厉批评。耶路撒冷公共事务中心等具有官方色彩的以色列机构，利用莫里斯承认某些失误来证明，“新历史学家”的研究都是骗局。 巴以双方重新陷入大规模冲突后，莫里斯一方面作为以色列公民，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指责巴勒斯坦人应该为和平谈判的失败负责，另一方面作为历史学家继续致力于“新史学”研究。他把《正义的受害者》翻译为希伯来文，完成对难民问题的补充研究，出版了《重新审视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产生》。“公民莫里斯和历史学家莫里斯的工作就好像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就好像一个人试图挽救对方坚持要根除的东西。”莫里斯两种身份之间的撕裂表明，在巴以矛盾日益尖锐的局势下，以色列逐渐丧失相对多元包容的社会环境，这更加不利于具有反思和自我批判精神的“新历史学家”的发展。 (二)“新历史学家”之间的分歧 “新历史学家”并非联系紧密或单一的学术团体，各学者在学术观点和政治立场上都存在显著差异。即使对于“新历史”这个名称，他们的意见也不一致。艾兰·佩普和阿维·施莱姆更愿意用“修正主义历史”一词。艾兰·佩普认为莫里斯的命名是从欧洲“新史学”借鉴而来，具有误导性。因为“新历史学家”还是采用实证主义方法，从精英视角分析政治，本质上仍属于欧洲“新史学”语境下的传统史学范畴，与欧洲“新史学”的社会和非精英视角不同。在政治立场上，西姆哈·弗拉潘和汤姆·塞格夫是左翼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莫里斯、阿维·施莱姆和艾兰·佩普则分别代表三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右翼犹太复国主义者、自由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后犹太复国主义者。政治立场的差异影响了他们的学术研究。西姆哈·弗拉潘和艾兰·佩普的观点都与莫里斯相反，他们认为，“D计划”就是要大规模驱逐联合国分治决议中犹太国所属区域内的巴勒斯坦人，摧毁沿海平原以及从特拉维夫到耶路撒冷一带的大部分巴勒斯坦村庄。 对档案文献和口述史等史料的取舍，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新历史学家”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的差异。莫里斯称：“虽然当代文件可能会误导、歪曲、遗漏或撒谎，但根据我的经验，与受访者回忆四十多年前备受争议的事件相比，文件中出现类似问题的次数要少得多。”为确保信息的准确性，莫里斯根据以色列、英国和美国最新解密的档案以及私人文件进行研究，尽量避免使用采访犹太人或巴勒斯坦人而获得的材料。由于没有国家机构，巴勒斯坦人缺乏完备档案，因此他们极为重视口述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把个人记忆整合到集体记忆。然而，巴勒斯坦人的口述史在很大程度上遭到莫里斯的忽视。巴勒斯坦学者努尔·马萨勒哈(Nur Masalha)就指责莫里斯忽视阿拉伯文献，蔑视巴勒斯坦人的声音和口述史，蔑视巴勒斯坦人的苦难。相比之下，艾兰·佩普在政治上支持巴勒斯坦人，非常重视他们的口述史资料。他把以色列驱逐巴勒斯坦人的政策称为“种族清洗”，认为“进行种族清洗的政权，不会在档案中显示出清晰的历史证据，因为该政权从一开始就在掩盖其意图，这可以从命令的措辞和事后报告中看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受害者和加害者的证据，即使事后看来，也是如此重要。” 阿克萨起义加剧了“新历史学家”之间的政治立场分化。莫里斯一直强调自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莫里斯称，他对巴勒斯坦难民起源的研究，以及对以色列国防军暴行的揭露，使人们认为他属于后犹太复国主义阵营，这是对他的误解。艾兰·佩普则从自由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转变为后犹太复国主义者，更加重视巴勒斯坦人的口述史和记忆叙事。学术观点和政治立场的分歧，导致莫里斯和佩普使用尖锐的言辞公开互相指责，都认为对方篡改历史，捏造事实。阿维·施莱姆则认为，莫里斯“是一流的档案历史学家，对理解以色列和阿拉伯冲突贡献巨大；也是一个三流的政治分析家，对现代冲突的驱动因素知之甚少”。立场和观点的差异导致的互相攻击，进一步削弱了“新历史学家”的凝聚力和可信度。
四、本尼·莫里斯及“新历史学家”的影响
“新历史学家”挑战以色列主流历史叙事和集体记忆，不仅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还引起以色列社会的大辩论。他们对阿以冲突早期历史的研究，特别是莫里斯对巴勒斯坦难民起源等问题的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和学术影响。
(一)挑战以色列的集体记忆 “新历史学家”把以色列独立战争给巴勒斯坦人造成的苦难引入主流历史叙事，并逆转以色列以弱胜强战胜阿拉伯人等论断。他们挑战的不仅是犹太复国主义传统历史学家或其史学著作，更是植根于公众意识的关于独立战争的图景和神话，而这早已经成为以色列的集体记忆。因此，“新历史学家”对阿以冲突相关问题的颠覆性研究，在以色列引起巨大震动，招致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和传统派学者的批评。他们从史料、观点、学术水平和政治立场等方面批评“新历史学家”，对莫里斯的指责尤甚。著名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安妮塔·夏皮拉(Anita Shapira)认为，“新历史学家”脱离犹太人的经历和苦难，孤立地对待巴以冲突历史，忽视国际和地区的紧张局势，没有考虑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做选择时的生存动机。部分传统派学者不认可“新历史学家”的自称，认为其暗示着客观性和开放性，意味着“老历史学家”并不具备这些特性，因而自带派系色彩。他们认为，无论是在开拓新领域还是在方法独创性方面，这一学派都没有在学术上取得突破，只是片面地利用新材料，对公认的表述原则进行可疑的修订。因此，部分传统派学者称“新历史学家”是“修正主义历史学家”。本-古里安的传记作者沙布泰·特维斯(Shabtai Teveth)对“新历史学家”的批评特别尖锐。特维斯指责“新历史学家”“歪曲、遗漏、进行倾向性地解读和彻头彻尾地伪造历史”，不仅在学术上存在严重缺陷，还在政治上支持巴勒斯坦人，“指控以色列负有原罪”，目的是消解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国家的合法性。 西方的犹太裔学者也加入关于“新历史学家”的讨论。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犹太裔教授埃弗莱姆·卡什(Efraim Karsh)专门著书批评“新历史学家”“伪造历史”。但也有犹太学者批评莫里斯对以色列应承担的责任认定过轻，且很少使用阿拉伯方面的资料。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犹太裔历史学者乔尔·贝宁(Joel Beinin)认为，莫里斯对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研究与以兰克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一脉相承，但他忽视阿拉伯方面的资料，客观上加深巴勒斯坦人历史和政治的边缘化。美国犹太裔学者诺曼·芬克尔斯坦(Norman G. Finkelstein)批评莫里斯不加批判地使用以色列文件，扭曲结论，为犹太复国主义辩护，是用新神话代替旧神话。他认为莫里斯的分析至少在三个关键方面存在缺陷：简化第一次中东战争的起源和驱动力量，低估驱逐阿拉伯人、扩大犹太国家边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动机，颠倒政治与安全的关系。 由于《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产生》引发的巨大争议，莫里斯遭到以色列学术界的排斥，失业数年。直到1997年，在时任总统埃泽尔·魏茨曼(Ezer Weismann)亲自干预下，莫里斯才在本-古里安大学获得教职。艾兰·佩普原本在海法大学任教，不得不离职去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担任欧洲巴勒斯坦研究中心主任。 (二)促进后犹太复国主义思潮的兴起 以莫里斯为代表的“新历史学家”的影响扩大到社会学等领域，产生了“批判社会学家”(critical sociologists)。他们从后殖民主义视角研究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又被称为“新历史社会学家”。其中，代表性学者巴鲁赫·基默林(Baruch Kimmerling)是“第一位用学术来重新审视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国家信条的学者”。他提出用殖民主义范式解释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和以色列的建立，从而代替主流叙事中的“犹太人独特性”范式。基默林认为，阿以冲突是以色列国家构建的主要因素，是伊休夫(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社区)和以色列国家历史中的核心问题。他和乔尔·米格代尔(Joel S. Migdal)合著的《巴勒斯坦人：一个民族的构建》，探讨巴勒斯坦人作为一个民族的形成过程，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否认巴勒斯坦人存在的立场针锋相对。“新历史学家”和“批判社会学家”与传统学者之间的辩论通过主流媒体反复进行，影响逐渐超越学术圈，形成“后犹太复国主义”思潮。莫里斯等人的实证主义研究和著述，为后犹太复国主义洞察历史，了解和分析当代以色列的社会状况提供客观依据。以此为基础，后犹太复国主义学者运用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批判、反思犹太复国主义与以色列的历史和政策，揭露阿拉伯公民和东方犹太人在以色列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抨击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武力征服和占领。他们认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先天弊病是导致以色列面临内外困境的主要原因，要求减少宗教对社会生活的干预，促进世俗民主，保障公民权利，通过和平谈判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后犹太复国主义不仅在大学和教育界获得一定认同，还对以色列社会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受其影响，拉宾政府时期的教育部副部长米莎·戈德曼(Micha Goldman)甚至提出，更换代表犹太复国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歌和国旗。 (三)推动以色列人更加平衡地看待巴以冲突 莫里斯等“新历史学家”通过挖掘解密档案，比以往更完整翔实地恢复了第一次中东战争时期的历史图景，成功揭穿以色列主流叙事在这个问题上塑造的“神话”。英文版《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产生》出版后，希伯来文版在以色列出版。莫里斯明确指出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上应该承担的责任，这是公众在此问题上首次接触到与主流叙事相反的学术研究。虽然莫里斯的结论有争议，但他的研究促进了公众对巴以冲突的理解，提高了他们对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灾难的认识，改变了许多以色列人处理巴勒斯坦难民等棘手问题的方式，为他们更加平衡地看待巴以冲突铺平道路。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态度和政策逐渐发生变化。拉宾任总理时期，以色列开始与巴解组织进行和平谈判，双方在1993年9月签署《奥斯陆协议》。以色列政府政策转变及奥斯陆和平进程启动，与“新历史学家”的兴起几乎同时发生。他们的研究对以色列领导层和公众的政治观念与立场产生一定影响。奥斯陆和平进程的一位缔造者曾告诉莫里斯，1992年年底至1993年年初，巴以双方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进行秘密会谈时，他就阅读过《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产生》，还要求与巴解组织谈判难民问题的下属阅读这本书。中东和平进程及《奥斯陆协议》也使公众的社会心态发生转变，开始逐渐接受“新历史学家”的观点。教科书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信仰和价值体系的反映，官方审定的教科书反映了以色列对阿以关系的看法。受“新历史学家”影响，以及国际社会的压力，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出版的教科书与之前相比，对阿以冲突和阿拉伯“他者”的叙述相对客观。特别是2000年后新出版的教科书，以相对平衡的方式叙述巴以冲突相关事件，并开始承认巴勒斯坦民族运动的合法性，提到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难民等问题上的部分责任，不再回避巴勒斯坦人用来描述1948年战争的术语“大灾难”(Nakba)。 (四)为巴以间历史性和解开辟话语空间 以色列主流史学把第一次中东战争视为对英国的“解放战争”，突出犹太人救赎和复兴运动的胜利，只关注当时除巴勒斯坦以外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和军事，忽视巴勒斯坦人的存在和民族权利。“新历史学家”首次把巴勒斯坦人作为战争的另一方进行研究，开启了与巴勒斯坦同行的学术对话。他们的研究成果得到巴勒斯坦学者的部分肯定。美籍巴勒斯坦裔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认为，“新历史学家”代表了以色列“人民和社会的良知”。努尔·马萨勒哈是首位指出“新历史学家”的重要意义并对其进行批判性研究的阿拉伯历史学家。他认为，莫里斯的作品对以色列修正主义学术来说，是一种“里程碑式的贡献”。 然而，“新历史学家”与巴勒斯坦民族叙事之间仍存在差距。犹太复国主义传统历史学家不承认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蒙受的灾难负有责任，而“新历史学家”特别是莫里斯、阿维·施莱姆和汤姆·塞格夫都主张，巴勒斯坦人对自己的灾难应承担“共同责任”。努尔·马萨勒哈则认为，“共同责任”的观点，是把造成巴勒斯坦人灾难的严重责任从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身上转移开来。莫里斯不承认以色列有驱逐巴勒斯坦人的总体规划，招致巴勒斯坦学者的批评。莫里斯的研究结论同样受到巴勒斯坦学者质疑。爱德华·萨义德就指出，“新历史学家”经常无法质疑犹太复国主义，不能直接从他们自己的研究中得出合理结论。对于莫里斯关于巴勒斯坦难民产生原因的结论，萨义德表示，莫里斯好像仍然相信犹太复国主义的传统叙事，即巴勒斯坦人在没有被以色列驱逐的情况下自行离开，而不是完全接受他自己的证据，即犹太复国主义政策迫使巴勒斯坦人逃离。努尔·马萨勒哈从权力与历史书写的关系这一更广阔的视角评估“新历史学家”。他认为，莫里斯的史学研究是胜利者叙事的典型例子，其叙述仍然立足于犹太复国主义。莫里斯拘泥于文本主义(literalism)，强调官方文件、国家档案、国家历史和高级政治的记述，以自上而下的视角叙述国家、国际政治和战争的历史，但没有对其中的权力关系进行批判性研究。努尔·马萨勒哈认为，莫里斯等人利用新殖民主义话语和“文明冲突论”重新构建以色列的历史叙事，是为犹太复国主义辩护，强化了以色列相对于巴勒斯坦人的优势地位。他们在总体上怀有偏见，没有充分关注巴勒斯坦口述史，导致巴勒斯坦人的历史处于无声状态。 (五)改变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论述 “新历史学家”诞生二十多年后，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阿萨夫·利霍夫斯基(Assaf Likhovski)评价到，“新历史学家”彻底改变了对以色列历史的研究。他们的许多论点已经被以色列学术界接纳和吸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以色列的流行文化接纳和吸收。“新历史学家”的部分观点，特别是莫里斯关于以色列在第一次中东战争时期驱逐巴勒斯坦人的说法，改变了学术界对巴勒斯坦难民、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等问题的表述方式。以色列国防部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摩西·吉夫阿蒂(Moshe Giv‘ati)上校所著《沙漠与战火之路：第九装甲营的历史》，除了对战争的叙述外，还记述1948年5月第九装甲营在被征服的阿拉伯村庄屠杀平民等事件。国防部被视为以色列传统史学的堡垒，这样的记述能够出现在国防部出版社出版的以色列军事史中，无疑是受到莫里斯等“新历史学家”的影响。莫里斯关于以色列驱逐巴勒斯坦人的观点，甚至被写入中学历史教科书。 《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产生》《英国与阿以冲突》和《跨越约旦河的共谋：阿卜杜拉国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巴勒斯坦分治》这三本书，得到了西方学术期刊普遍的正面评价。特别是莫里斯关于巴勒斯坦难民起源的研究，获得西方学术界认可，改变了西方学者对相关问题的论述。以色列主流历史叙事声称，阿拉伯电台向社区居民广播，命令他们离开家园。“新历史学家”出现之前，以色列的观点在西方影响深远，仅受到两次挑战。1959年瓦立德·哈立迪发表文章反驳这种说法，称在以色列的资料中没有发现有此类广播的记录。1961年，爱尔兰记者厄尔斯金·柴尔德斯(Erskine Childers)提出，以色列从未拿出主要证据证明阿拉伯电台广播下令巴勒斯坦居民撤离；是犹太复国主义势力故意制造恐慌，驱逐阿拉伯人。柴尔德斯的观点在1961年5至8月的《旁观者》专栏中引发激烈讨论。莫里斯依靠解密档案，还原以色列在几乎每个巴勒斯坦村庄和社区的行动，得到西方学者的肯定，被视为相关研究的权威。莫里斯的《以色列的边界战争》同样得到美国著名中东问题专家威廉·匡特(William B. Quandt)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研究相关问题的必备参考书。莫里斯的另一本书《1948年：第一次阿以战争的历史》还获得美国国家犹太图书奖(National Jewish Book Award)。结语
以本尼·莫里斯为代表的“新历史学家”，利用解密档案解构犹太复国主义与以色列的主流历史叙事，破除以色列在国家构建过程中塑造的“神话”，挑战犹太复国主义的“话语霸权”，挑战以色列的集体记忆和国家认同，遭到传统学者的激烈反对。“新历史学家”引发的争论从学术界扩展到公共领域，推动以色列社会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反思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犹太复国主义，反思巴勒斯坦人的处境和以色列的发展方向，成为后犹太复国主义思潮兴起的先声。 “新历史学家”的最终目的是构建一个包容、多元的世俗民主国家认同，完全不同于传统犹太复国主义叙事的排他、单一的以色列国家认同。然而，“新历史学家”在解构主流历史叙事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起新的历史叙事模式，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自身因素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导致“新历史学家”和后犹太复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学术现象，实际上在以色列学术界处于边缘状态。 巴以关系从紧张走向缓和，为“新历史学家”分析巴以冲突的根源与责任，反思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的政策，寻求巴以冲突的根本解决之道，提供了社会空间。但奥斯陆和平进程积累的矛盾最终引发阿克萨起义，特别是2001年9·11事件之后，以色列把巴以冲突与美国的反恐战略挂钩，使双方矛盾更加不可调和。巴以局势再度恶化，导致以色列政治和社会普遍右转，对“新历史学家”的接纳和包容程度减弱。在巴以冲突问题上，莫里斯政治观点和立场的变化，反映出以色列社会和政治发生的结构性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加上西方史学发展等多种因素影响，进入21世纪后，以色列出现了“后修正主义史学”(Postrevisionist Historiography)或“后后犹太复国主义史学”(Post-Post-Zionist Historiography)。与“新历史学家”更多关注政治和军事历史不同，新的史学趋势更加关注文化和社会史问题，对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的批判性降低。
本文作者姚惠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原文载《世界历史》2022年第5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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