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鸭语像:《“牛记”不上新闻系》萧乾（组图）

1996年，萧乾先生给《新闻记者》杂志文章——《老记者断想录》。萧乾先生是作家、翻译家，著名记者，他自称是“未带地图的旅人”，就是希望在全中国全世界的采访中体验多种多样的人生。虽是旧文，今天看来却让我们感慨。因为当时萧乾先生批评的许多问题，直到今天仍未解决，甚至更加严重。

以下是正文：

倘若我是一个大学的新闻系主任，我就让本系必读课程最多只占四分之一。其余时间把学生“撒”到各系——政治、经济、外贸，甚至体育系去。因为学生毕业后，走进报社，哪一行都不难派上用场，唯独一脑子的“新闻学”原理或概论最无用武之地。

各行各业都讲求素质，新闻工作也不例外——有时似乎更为严格。例如它要求从业人员不但能写，而且还要写得快，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写。如果从事采访，就得不耻下问，尽量掌握细节。外勤记者得注意衣着整洁，态度安详愉快。得有本事在片刻之间就能同陌生人熟稔起来，并赢得信任。必要时，他还能拿得出超常的精力。

新闻记者应尽力眼睛朝下。例如报道灾难性新闻，首先应着重报道受灾情况而不是把重点放在哪些中央或地方领导同志（名字一个不漏）立即前往慰问，然后才笼统地加上一句“已做了妥善安置”。

总觉得咱们这社会主义报纸有时缺乏点唯物主义，以致有些国外媒体都在大事报道的东西，我们可以只字不提。从长远看，这很不利，因为必然会增加国外媒体的信誉和吸引力。

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红包这一毒虫钻入了我们的社会，报纸也是它的主要目标之一。不同于凶杀或盗窃，双方都是受益者，所以谁也不会揭发。事后都心照不宣，所以最难杜绝。受损失的是读者，但他们是无声的，只不过偶尔感觉读的不是新闻，而似乎是广告而已。

以前的报社常与当地大学合作，请专家教授编写学术副刊，以加重报纸的分量。30年代我初进《大公报》，就曾经管过11种这类学术副刊，如张其昀编的《地理》和司徒乔编的《美术》。另外，还有由教授们执笔的《星期论文》，在知识界十分叫座。如今，报社与大学已截然成为两家，我总觉得十分遗憾。

中国报纸的文艺副刊，一向是作家们的摇篮。许多青年都是始而在报纸副刊上出现，继而杂志，然后出单行本，成为作家的。如今，副刊编者大多一心追星，只要名家。自然，发名家文章时，文责自负；省手多了，而发无名作者的文章时，有时难免还得加工，费事多了。可这么一来，报纸副刊就失去了文艺摇篮的作用，当然它也就失去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原文见《新闻记者》1996年第10期，原标题：《老记者断想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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