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中正對淞滬會戰之戰略再探

Original 蘇聖雄原作國語社 2021-11-02

編按本文內容節錄自《國史館館刊》第四十六期（2015年12月）蘇聖雄 <蔣中正對淞滬會戰之戰略再探>（頁61-101），原文較長，本文以「結論」部分為基礎，將「結論」之前部分內容摘要插入進行改編，並省略注釋部分，因此與原文有所差異。請諸位點擊文末原文網址進行完整閱讀。

國軍第88師於上海閘北，在環形工事內與日軍進行攻防戰。

蔣中正在中日全面開戰前，已策定持久戰略，此一戰略，隨著時間不斷完善。該戰略最遲於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便有考慮，待四川等西部根據地收歸中央，蔣中正獲得供給人力、資源的大後方後，持久戰略遂獲確定，國軍圍繞於此戰略，積極進行整備。最晚在1936年10月，持久戰略衍伸出更為具體的軸線移轉說，規劃在上海發動主動攻勢，以轉變日軍由北往南直取武漢之進攻軸線，而為自東向西之仰攻，國軍藉此獲得節節向西撤退之廣大空間，以撐持持久戰之進行。然而，此戰略僅在高層將領間討論，並未成文為戰爭計畫或命令。

1935年，隨著國民政府中央軍為追擊共軍進入四川，中央漸漸對四川有實質掌控，也因此獲得對日戰爭時的一大根據地。3月4日，蔣在重慶的黨務辦事處擴大紀念週演講，明確提出「四川應作復興民族之根據地」，指明四川人口眾多、物產豐富、文化普及，一切條件完備，應作中華民族立國之根據地。7月9日蔣在日記中寫到：「對倭以長江以南與平漢線以西地區為主要線，以洛陽、襄樊、荊宜、常德為最後線，而以川、黔、陝三省為核心。」8月1日記云：「肅清基地方能對倭。」8月20日，德籍軍事顧問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呈送關於應付時局對策之建議，提及：「對海正面有重大意義者，首推長江。敵苟能控制中國最重要之中心點至武漢一帶，則中國之防力已失一最重要之根據，即範圍廣大是也，於是直至內地，中國截分為二。」「四川為最後防地，富庶而因地理關係特形安全之省份，宜設法籌備使作最後預備隊，自有重大意義。」

蔣中正最晚於一二八事變時便已思考持久戰略，但當時尚缺乏足以撐持持久戰的後方根據地。及至1935年中央軍入川剿共，方獲得此一人力、物資充裕的大後方，因此而對日持久戰略大定，蔣更加致力於持久戰的戰爭準備。「空間持久」與「陣地持久」皆為持久戰的一環，只是著重點不同。前者重視有生力量之保存，在廣大的空間與敵軍周旋；後者重視陣地、城池之爭奪，在既有戰線上與日軍持久。

據陳誠回憶，持久戰、消耗戰、以空間換取時間等基本決策，均於1935年10月策定：「即敵軍入寇，利於由北向南打，而我方為保持西北、西南基地，利在上海作戰，誘敵自東而西仰攻。關於戰鬥序列，應依戰事發展不斷調整部署，以期適合機宜；關於最後國防線，應北自秦嶺經豫西、鄂西、湘西以達黔、滇，以為退無可退之界限，亦均於此時作大體之決定。總之，我們作戰的最高原則，是要以犧牲爭取空間，以空間爭取時間，以時間爭取最後勝利。」此一史料，相當關鍵，顯示在上海開戰移轉日軍進攻軸線的戰略，最晚在1936年10月已然形成。

堅守上海市區的國軍部隊

究竟中日雙方誰先發動淞滬會戰？以雙方劍拔弩張之情勢，前線衝突難以斷定孰先開第一槍，但可以確定，在8月13日當天，蔣中正並未下令攻擊，反而要前線力避衝突。戰前，國軍有主動發動淞滬攻勢的準備與打算，其戰略目的為先發制敵，保衛政治、經濟中心，非有移轉戰爭軸線之全局目標；是時戰局之重心，仍為華北戰場。

平、津失陷後，蔣持續將注意力集中於華北戰局，親自指揮作戰，並指示加強工事構築，運用民力等事宜。另持續調遣大量兵力增援華北戰場，這些軍隊，包括中央精銳部隊、戰車部隊、砲兵部隊等。

華北戰局緊迫之時，蔣亦注意沿海防禦，認為日軍將在海州附近登陸，乃電負責該地防務的山東省主席韓復榘、青島市長沈鴻烈、第八軍軍長黃杰及第一軍軍長胡宗南等特別警戒，防範襲擊，並電航空委員會主任委員周至柔派空軍偵查海面。

至少在8月初以前，蔣中正對日戰爭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華北，將大量資源投注於華北戰場，另及海州沿海防禦，及全國防空、動員等事宜，尚未看到其有在淞滬發動全面攻勢、移轉戰爭軸線之舉動。蔣在抗戰前雖曾策劃轉移日軍之作戰方向，但此時應未執行。蓋蔣若此時已確定於上海大打出手，那麼在平、津失陷最後關頭已到之時，按理應及早調動主力集中於淞滬一帶，而非將大批軍事武裝、物資北運華北。推論出蔣在8月初尚未施行戰爭軸線移轉之戰略，當不失實。

蔣雖關注淞滬情勢，卻一度以為日軍不會在長江發動攻勢。淞滬會戰爆發的導火線，是為虹橋機場事件。8月9日下午5時許，日本海軍陸戰隊軍官大山勇夫率兵1名，乘車衝入虹橋機場，為中國航空委員會特務團第八連衛兵阻止，大山即開槍射擊，擊斃中方衛兵，其他衛兵因之還擊，擊斃大山及其隨帶士兵。事件發生後，日本以武力威脅中國撤退上海保安隊，並要求中國拆除所有保安隊的防禦工事，日本第三艦隊並駛集黃浦江及長江下游瀏河以下各港口。

此時前後，蔣要參謀本部擬辦「掃蕩上海日軍據點計畫」，該計畫由羅澤闓起稿，計劃出敵不意，夜間奇襲，迅速占領虹口等地區各日軍據點及沿江要點，阻止日軍登陸增援，目的是先聲奪人，取得初戰勝利。

前往上海前線支援的國軍部隊

淞滬會戰開戰前，受制於「淞滬停戰協定」，上海市區內僅駐淞滬警備司令楊虎所指揮之上海市保安總團、上海市警察總隊及上海市保衛團等部隊。8月11日晚間，蔣中正「決心圍攻上海」，但仍顧慮外交，以為若主動開釁，難以對國際交代，故尚未確定上海開戰日期。8月12日清晨，張治中的部隊占領上海，上海居民清早醒來，看見遍地國軍，驚喜交集。12日正午，張治中部署就緒後，即電蔣希望於13日發動攻擊，並與空軍同時行動。蔣傍晚急復電：「希等候命令，並須避免小部隊之衝突為要。」是日蔣自記：「對倭再作一次之討論。」

國軍抱持「敵來攻就還擊，敵不來攻就做工事」。8月13日，在八字橋附近，雙方衝突擴大，日軍射擊在八字橋做工之國軍，繼用小砲射擊，中方乃以迫擊砲還擊。依據中方張治中呈蔣中正之檔案，顯示為日本啟釁，但日方說法相反。不論中日誰先開第一槍，蔣中正在8月13日並未下達開戰命令，反而顧慮中國承擔開釁之責，欲避免衝突，即「等敵人先動手打我們，我們才能回擊，否則國際輿論對我不利」。13日夜間，軍事委員會始下達命令，於明日拂曉發動攻擊：「令第九集團軍（淞滬警備軍隊改編者）於明十四日拂曉開始攻擊虹口、楊樹浦。」「令空軍於明（十四）日出動，協同陸軍作戰。」「令海軍部封鎖江陰江面。」張治中日後在回憶錄中明確指出：「大家都說這一次淞滬抗戰為『八一三』戰役，實際上八月十三日並未開戰，不過是兩軍對壘，步哨上有些接觸，正式的開戰是在八月十四日」。

蔣中正當時顧慮列強態度，尚未下達攻擊命令，8月13日中日前線的衝突，才促使蔣下令14日發動攻擊。因此，戰役初期，國軍尚屬「倉促應戰，臨時調度」，非為移轉戰爭軸線而執行深謀遠慮之全面攻勢。蔣中正仍寄望尋外交途徑解決滬戰，並未一意投入大批兵力吸引日軍於上海。

8月18日，蔣提到「倭寇要求速戰速決，我們就要持久戰消耗戰」，「以堅毅持久的抗戰，來消滅它的力量」，「我們要固守陣地，堅忍不退。這是我們抗倭勝利唯一要訣」。蔣對淞滬會戰之戰局規劃，漸漸由「急勝」轉為「持久」，與全局的規劃一致。8月28日，蔣記道：「此戰不能避免，惟能持久而已。」

陣地持久戰略，與消耗戰略並行，故當時常將持久戰、消耗戰併稱。消耗戰之重點，在藉持久不退，以消耗敵力，蔣中正認為：「這樣鏖戰愈久，敵人的兵力愈弱，敵人的膽量愈寒，然後我們纔能夠乘機出擊，得到最後勝利」。陳誠指出，消耗本來是雙方的，差別在消耗程度，認為在同一時間內，必然是我輕而敵重。對此，徐永昌的見解與陳誠不同。考慮到工業化國家生產力高，日本徵兵、動員能力也較中國為強，消耗戰究竟對中日兩國孰為有利，仍有待探討。

在淞滬會戰中遭受攻擊的四行倉庫

隨著淞滬會戰初期戰事不利，國軍戰略由先發制敵轉為持久戰略，不斷投入大量援軍，戰爭規模也隨之擴大。持久戰略並與政略配合，藉上海戰事引起國際注意，並拖長時間，以待國際局勢轉變及日本內部變化。至9月下旬，上海已取代華北，成為國軍的主戰場，淞滬會戰之另一戰略遂以萌現——引敵南下。引敵南下戰略是持久戰略的延伸，目的為造成日軍之被動，使國軍得貫注一點，並藉以牽動外交，支持政略。引敵南下之戰略，並非淞滬開戰之初便有的規劃，而是至9月下旬戰略演進的結果。及至戰爭末期，蔣中正之淞滬戰略受制於政略，在「陣地持久」與「空間持久」間擺盪，會戰中的國軍遂失去有序撤退良機，遭致全軍潰退、一敗塗地之下場。

淞滬會戰末期，蔣中正過於重視政略而牽動戰略，這點早有人提出檢討。陳誠便指出，戰爭既啟，應以戰略為主，不能因政略而掣肘戰略，因為戰略失敗，最初有利之政略，將隨之受到影響。以後見之明觀之，蔣中正對九國公約會議制裁日本或蘇聯等國出手援助，是不切實際的期待，因此，蔣為政略犧牲戰略為其過失之見，似甚合理。然而，戰爭本是政治的延伸，軍事戰略應配合政策而運行，並非戰爭一啟，便置政略於一旁，按戰略自身之邏輯行事。「戰爭不過是政治關係的一種混合其他手段的延續」，為西方軍事學家克勞塞維茨的名言，其理論明確指出，戰爭是由政策所宣布，政策為主體，戰爭只是它的工具，因此，政治觀點屈服於軍事觀點，是本末倒置。蔣策定之抗戰方針，欲藉持久戰以待國際形勢之改變，而是時所預想之戰爭時間約1年左右，其以為國際形勢改變在即，故決定於淞滬陣地持久，以待九國公約會議之實質結果。就此而論，淞滬會戰可說是蔣抗戰政略之貫徹；會戰戰敗，非敗在蔣中正以戰略屈從政略，而誤於政略無法施展。

上海著名景點豫園，上為會戰期間逃難民眾、下為如今景象。

依本文論證，國軍高層在戰前或戰時，雖有移轉戰爭軸線之討論，淞滬開戰初期，卻未實施。其後實施的引敵南下戰略，較接近軸線移轉說。該戰略意圖吸引日軍將主戰場由華北轉至上海，卻仍與軸線移轉說不盡相同。蓋當時並未規劃誘致日軍由東向西進，國軍也未充分準備步步西撤，創造戰場縱深，反而為達政略而「陣地持久」。

蔣中正重視政略，以致在陣地持久與空間持久之間擺盪不已。其以為陣地持久的犧牲，將促成政略的進展，國軍若非以壯烈犧牲，予日本巨大打擊，制止日軍侵犯，則羅斯福的正義演說不會發表，國際聯盟也不會通過譴責日本暴行之議案。因此，蔣要求前線「繼續的犧牲、死守陣地、繼續過去的精神，陣地絕不輕易失去」。但戰局進展十分不利，隨著戰況不佳，蔣不得不考慮逐步後退，實行空間持久。26日，蔣考慮「滬戰不利之影響」，因顧慮後撤對政略之影響，乃草擬後撤之對內、對外宣言大綱，該大綱提到：「滬戰未列入整個抗戰計畫之內，一時與局地之得失無關全域之勝敗。」同日夜間，淞滬前線國軍移轉陣地，並在閘北留一團死守，以「感動中外」，「以精神打擊敵軍」，此即所謂「八百壯士」。「八百壯士」的死守閘北，守備市區堅固建築物及郊區大小村落，寸土必爭，乃為「盡量爭取時間，喚起友邦同情」，實亦類陣地持久之所為。

1937年11月5日，日軍登陸杭州灣，包抄國軍側背，國軍側面陣地陷入大包圍圈中，戰況危急。蔣中正在松江會議時，已延後國軍之後撤，此時仍以九國公約國家正在比利時首都開會，為爭取國際聲譽，令再支持3日。7日，蔣考慮「保持戰鬥力，持久抗戰與消失戰鬥力維持一時體面相較，當以前者為重也。」顯示蔣從陣地持久，又擺盪到空間持久。次日（8日），蔣在內心矛盾之中，下令撤退，但此時部隊已亂，命令無法下達，全軍潰退。淞滬會戰也隨之結束。淞滬會戰結束次年，1938年2月2日，蔣中正回顧道：「去年最大之失著，為美總統發表芝嘉谷〔芝加哥〕宣言，召集九國會議時，不即退兵於蘇嘉陣地，而於筋疲力盡時，反再增兵堅持，竟使以後一敗塗地，無可收拾。若於此時自動撤退，則敵必至原有駐兵區域嘉崑為止，且可在九國會議上言和也。」承認淞滬前線過晚撤退之事實與錯誤，並顯現其為達政略目的，於陣地持久與空間持久產生拉鋸，無法及時實行空間持久戰略。

綜上可知，蔣中正未實施軸線移轉戰略，而由戰爭全局觀之，淞滬會戰是否達到轉變日軍進攻方向之作用呢？事實上，早有研究指出，民國建立以來，日軍雖有攻占漢口之戰略，但規劃從華東上海開始，沿長江逐次躍進，亦即，溯長江西進，為日軍既定的戰略主攻方向。日軍擁有制海權，沿水路進攻，能充分發揮其軍事優勢，盧溝橋事變後日軍在華北作戰，便十分仰賴當地河運。並且，中日全面戰爭爆發之後，日軍重在速戰速決，企圖與國軍主力決戰，一舉摧毀中國抗戰意志與力量，乃無沿平漢路逕下武漢之戰略。因此，淞滬會戰時，蔣中正既未實施軸線移轉戰略，後雖有移轉軸線之態勢，但那是戰事擴大時日軍之既定計畫，淞滬會戰只能說是迫使日軍作戰重心加速南移。

手持中華民國國旗的女童軍楊惠敏

那麼，淞滬會戰之戰略得失為何？以初期的戰略來說，在日軍極可能大舉登陸、威脅京滬的形勢下，先發制敵、爭取主動，本是妥善的戰略；然而，國軍部署不當，未能澈底集中兵力，形成重點，加以步砲協同不良等因素，該戰略未獲成功。引敵南下戰略，有支持政略之考慮，亦有使日軍被動、國軍集中一點以抗敵之目的。該戰略對政略之效果並不顯著，日軍南下後，國軍擊其一點，也無扭轉戰局之功，雖多少牽制華北日軍力量，惟效果有限。持久戰、消耗戰略，成功打破日軍速戰速決之企圖，使戰爭走向長期化發展。然而，蔣過於重視陣地持久，導致國軍大量傷亡，亦未能獲致政略上的效用，反而因此未能掌握後撤時機，全軍潰退。要之，蔣中正的淞滬會戰戰略，有其得，亦有所失。

許多關於蔣中正在中日戰爭的戰略論述，常以實際上打8年的格局作分析。但若深入蔣中正的脈絡，可以發現蔣固然對持久戰早有規劃，但這個持久的時間可以是1年，可以是3、5年，也可以是實際上的8年。蔣中正所估計持久的時間，是隨戰局與國際局勢而變動的。明瞭這一點，或許就可以跳脫軸線移轉說這種大的論述，實際且深入地去看蔣中正的戰略構想與布局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