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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功山寺,侠胆转乾坤

2017-01-29 龙马 风灵




大雪功山寺,侠胆转乾坤


文  龙马


“明治维新”的事迹在中国几乎众所周知,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一历史巨潮,其实是在万马齐喑、天地不彰的悲凉形势下,在绝境中以惊人之势迸发的。


一 凛冬已至


自清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割地赔款,日本遭遇美国“黑船来航”以后,实际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已经自知不能维持以往的锁国体制了。


在指示沿海地方政府加强海防的同时,顶着“征夷大将军”名号的幕府,不得不满足西方列强的开国、治外法权等要求,并试图从以往只有虚名而无实权的的天皇、朝廷那里获取对“对外妥协”政策的授权,从而一方面继续总揽国政大权、另一方面又将外交政策的风险和舆论压力转嫁给朝廷。


于是,对此不满的朝野人士,乃至权力核心圈内的竞争者,以“尊王攘夷”的名分,纷纷斥责或者质疑江户(现在的东京)权力中心。大佬井伊直弼则以“安政大狱”的高压弹压,但在江户樱田门附近被暗杀。此后,求新求变的思潮和国内外异动迭起,幕府的传统体制受到冲击。


但是,在一系列幕政改革之后,幕府渐渐又站稳了脚跟。


以武力为后盾,德川家族的一桥庆喜(德川庆喜)、会津藩和桑名藩在京都掌控了实权,被称为“一会桑政权”。“一会桑政权”以铁腕手段维护曾被动摇的江户幕府体制,强硬打压“尊攘派”的朝廷公卿、大名、普通武士以至浪人与平民。哪怕将几百年前旧朝代的幕府将军木像,树为反贼批判一番,也是死罪。那些在京都叫喊着“天诛”的过激浪人们,在会津和桑名藩的驱逐下,或死或逃,销声匿迹。


各地涌现的“土佐勤王党”“水户天狗党”“天诛组”“生野之变”之类的起事,纷纷失败,遭到肃清。尊攘派先锋长州的志士们,继8.18之变在京都失势后,又在禁门之变中遭受重创,死伤累累。


(日本西部的长州藩,地理上大致是现在的山口县)


自安政大狱以来还从未有这么多的志士落难牺牲过。所谓“公武合体”“雄藩联合”之类的改良愿景,也随之黯然消逝了。持续两百多年的江户幕府,似乎依然稳固如初。


与此同时,一方面,多难的长州在下关独自向西方列强挑战,在多国联合舰队猛轰之下败北。而另一方面,幕府操控朝廷,指控长州为悖逆天皇的逆贼,发起十五万大军,从各路进攻长州。内外交困的长州,叩首投降。保守恭顺派(俗论派)取得了州内的权力。只要能维护长州藩和藩主大名毛利家族的存续,哪怕大名父子切腹,俗论派也决心认罪低头。长州的改革派(正义派)重臣,有的被迫自杀谢罪,有的被处以极刑;大名父子处以软禁。流落于长州避难的朝廷公卿们被驱赶,其中参与过天诛组起事的更是被杀害。奇兵队等等队伍被勒令驱散,藩内的志士被追杀,四处飘零。


全国上下噤若寒蝉,曾如燎原之势的尊王攘夷的烈火,已经黯然只剩下星点之光了。


此时,1865年1月(元治元年12月)的日本,凛冬已至。


二 “回天义举”


就在这时,一位名叫高杉晋作的二十多岁年轻人站了出来。高杉是长州青年“奇兵队”的创始人、前任队长,曾广泛游历日本和海外。他躲避搜捕潜回家乡,对同志们号召:现在就应该举旗反抗,打倒俗论派,转变藩政,唯此才能救长州、救日本。


然而,如今长州内有俗论派控制的几千军队,外有幕府能调动的十五万大军的威胁,再加上连连的挫折,牺牲累累,多数人在这时是知难而退。就连高杉的同窗好友,“奇兵队”当时的领袖之一山县有朋,都以时机和条件不成熟而谢绝参与起兵。


但高杉晋作仍然以文天祥和“赤穂四十七死士”的精神激励大家。“如今可前行一里,便尽一里之忠,可前行二里,便尽二里之义。”更回顾同志们的老师,被幕府处刑、壮烈牺牲的吉田松阴先生的教诲——“当卧薪尝胆则忍辱也应偷生,当破釜沉舟则生死置之度外。”


这是事关生死的抉择。


伊藤博文、前原一诚、河瀬真孝等极少数英勇之士响应了号召。


1865年1月12日深夜,扭转历史的时刻,大雪纷飞。八十四名志士来到功山寺,举兵起事!


(影视作品中功山寺起义时的高杉晋作)


这支小小的队伍迅速接管了下关的军政据点和海军局,拿到了武器弹药和三艘小军舰。


功山寺举兵的消息传出后,原先犹豫不决或者不知情的、路远赶不上的、养伤中的山县有朋,井上馨,山田显义,河上彦斋等众多志士以及附近的志愿者纷纷响应,队伍迅速扩大到数百人。


(影视 山县有朋与奇兵队追随高杉晋作)


俗论派连忙派遣军队进剿讨伐。然而在大田绘堂战斗中,起事的游击队几百人,打得两千讨伐军晕头转向,全面崩溃。正义派终于掌握了长州,长州成为维新势力的大本营。


德川幕府当然不会坐视不理,经过筹备,15万大军兵分四路,向长州汹涌攻来。小小的长州,只有4千兵力,没有纵深可以周旋,任何一线都不能放弃防守,如何是好!这就是“四境战争”。



战端既起,长州将四千军队兵分四路,每一路都迎击对方的几万大军。


在海上,长州的小船小舰屡屡击败数量和吨位占优的幕府海军。在陆上,长州由武士和平民混合而来的队伍,经过大村益次郎以短期的西式军事训练之后,连连击溃有部分西洋火器武装的幕府军。


战争的结果是,长州军海陆全胜,四面告捷,打得幕府军只有招架之功,各处丢城失地,众军抱头鼠窜,如鸟兽散!长州主动出击,幕府军各方面的根据地城堡,接连陷落。在长州所占领的境外军政要点,“长州支配”的木牌一直保留到明治维新之后。


十五万军队的供养和军需大大损害了幕府财政,物价高涨,民怨沸腾。各处的战败消息传来,从江户赶到大阪督战的幕府将军,身体羸弱,经不起这样的重负,一命呜呼。


经次一役,德川幕府的衰亡已是势所必然,武力讨幕和明治维新之路终于打开!


所以,在幕末维新运动最低潮的时候,“功山寺举兵”奇迹般地一举扭转了局势,足以被称为“回天义举”。伊藤博文于日后回忆时说,他这一生中所唯一值得骄傲的事,就是当年的功山寺举兵时,他与高杉晋作并肩在那区区八十四人之中。



(当时在英国留学的“长州五杰”。伊藤博文和井上馨中途回国赶上了高杉晋作起兵)


三 为何而战


德川幕府因为被迫开国而丧失威信,在军事失利后垮台。但明治新政府却同样施行开国政策。那么,有人会问,是否有必要武力倒幕?毕竟幕府一样也在组建新式陆海军,研究铁路炼钢等等新产业,考虑近代化的新国策。


还有人振振有词地说,威权独断才是领导国家的好办法。更进一步说来,两百六十年的幕府“维持了日本的安定”,直到功山寺起义前,幕府所做的“对外妥协、赔款、开国、引进技术”“对内威权”等都是考虑“大局”之举,而倒幕方的“攘夷”“暗杀”“起兵”等倒是不断带来骚动。


所以维新志士们的英雄壮举,到底是否是有意义的呢?


答案是当然的。


德川幕府的世袭统治属于僭主政治,无论对天皇或者国民,都只是一个虚假的委托-代理关系,不能保证委托人的利益,而只能最大化代理人的利益。该集团的统治,高度依赖于相对固定的少数武士阶层的支持,为此必然要对多数人设租,成为不平等无效率的制度。


在真实的委托-代理机制下,这种委托关系的总体效率,是来自于委托方对代理方的筛选,以及因为筛选而带来的对代理方的威慑。比如大型跨国企业聘请的职业经理人,总体上,得经过能者上、劣者下的考验;企业聘请的外部律师,会计,得满足企业的职业期待。被聘请的经理人、律师、会计,未必一定有效率,但“经过委托人筛选的”代理人会体现出效率。这正如“私营企业”本身未必有效率,但“经过市场筛选的”私营企业会体现出效率。


但是,在虚假的委托-代理机制下,伪代理者是不可解任的,所以并不存在这样的筛选机制。伪代理者为了保证其 “受委托”行使大权的固化权力,通常都会尽力使委托人无力行使“更换代理”的权力,从而使那种在真实的委托关系、真实的市场经济中“要让委托人满意”“要使顾客总体上满意”的威慑力也不存在。因此,这时并不存在能保护名义上的委托人之利益的有效机制。


然后,还有人说,固化的权力属于一种“私有化”,是一种“确定产权”的形式,使权力“有其主人”,“去公有化”,因此是非常好的安排。这同样也是低能蠢话。财物、人身权益的合乎法理的“私有化”,意思是权益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一定可以归属到具体的自然人(而不仅仅是法人或者其他虚拟实体),所以会有高等智能生物对此承担利益攸关的责任:如果发生了财产损失,自然人所有者会遭到实实在在的损失,从生活便利减少到挨饿受冻。如果运用权益时发生了侵权行为,则自然人所有者必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甚至遭到惩罚,等等。总之,权益所有者与权益的利害关系有“真实”的统一性,因此,所有者很可能会维护运用这些权益的效率,使其自身所拥有的权益增加。如果所有者运用其权益的效率很差,那么这些权益就会随着自身的财产消耗而越来越少,或者难以增加。最后,在社会中,经过这个过程筛选的个人之间的私有权益的安排,就会体现出效率。


但是,固化的统治权力,比如轮流世袭的德川幕府,其行使“私有权力”的效果却是由其他人来承担的。无论是经济效率,自卫能力,或者是司法公正,归属到拥有权力的自然人的利益,与受到影响的自然人的利益,并不真实地一致。比如,即使司法上出现冤杀误判,也不能使幕府将军、最高的权力者,受到相应的损失或者惩罚。经济政策的错误,会使日本臣民的利益受损,但将军并不负责赔偿。前面说过,如果有真实的“筛选机制”,或许可以结束不良的代理人,但固化的“私有”权力却并没有这种机制。总之,真实的私有化机制,实际上是因为自然人与对应的私有权益,有第一层的“利益直接绑定”的反馈-控制关系,和第二层的效率-筛选机制,从而呈现出效率。但是固化权力的“私有”却没有这样的机制,空有“私有化”的名头,而实际上只是类似于某种肆意侵犯其他自然人的奴隶制。


总而言之,如同满清皇室或者近代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统治者,从非立宪制的皇帝到那些酋长,苏丹们一样,德川幕府的统治同样不可能胜任近代化和现代化的挑战。


这其中最为显然的例证当然就是倒幕战争了。良好的政体,其首要的任务恐怕是自身的生存能力。在四境战争中,幕府的十五万大军在众志成城的四千长州兵面前土崩瓦解。此后,并不服气的所谓德川嫡系的 “精锐”部队,带着相当数量的西式武器,以三倍以上的兵力,向长州藩与其盟友萨摩等藩的数千军队挑战,结果又在鸟羽伏见之战中大败而逃。


很明显,如果说环境因素使大小国之间的优劣对比不能直接以战争而论的话,那么这种动辄以众击寡、以强对弱的战争的失败,无疑说明,权力所有者与其臣民的真实利益的极大脱离,虚假的委托-代理关系也好,固化的权力也好,其后果就是不仅臣民的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就连其政体的生存也成为问题。


可以说,以长州和萨摩为班底的日本“新政府军”,将以“善战”自诩的德川传统武士阶层打得一败涂地,这个事实早已预示了甲午战争的结局。大权独揽、世袭罔替的幕府政治之终结,正是日本崛起的先决原因。


四 “囚徒困境”


然而,波澜壮阔的历史还是需要仔细解释的。


如前述分析,倒幕维新是公众受益的伟业,但最早起事的八十四人、以及其后加入的数百位志士,那可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强敌环伺之下,如果后继乏人,举兵失败,后果可想而知。他们的成败依赖于其他人的援手。


如果各人全都明哲保身,那么民众也就只能继续过着被幕府威压的生活;日本也没有明治维新,而只有类似洋务运动之类的举措,国运堪比清朝。


这种情形就是典型的“公共品博弈”。


表面上,倒幕的人越多,倒幕就越容易。但是,选择恭顺策略的人,既不会冒个人风险,又可以享受维新的成果,甚至可能靠出卖别人而求财取禄。看来恭顺策略的回报高于反幕策略的回报,恭顺是占优策略。所以在“倒幕维新”公共品博弈中,每个人都恭顺幕府是不出意外的“纳什均衡”,人们陷于“囚徒困境”中,并不会有什么回天奇迹。


(教科书公共品博弈节选,读者可以忽略下图)


以上所有的图文内容,用日常语言的话说,就是“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等等,“一盘散沙”其实原本是常态。


这正是不少第三世界国家近现代转型时期的共同问题:社会弊端丛生,改革不能成事,社会困境被锁死。


本文将简单的道理用基础的博弈分析表示的目的,是因为不仅数学表达完全可以用日常语言叙述,日常语言讲的道理也可以转化为数学表达。比如政治、经济、历史中所谓不宜定量,只宜定性的分析,其实也就是不等式方程的推算。但是,如果仅靠日常语言进行推理,稍长就不能保证无误。很多偷换概念、浑水摸鱼式的语言推理,若表达清晰就易于被发现其谬误。因此有必要两种表述并举,方能粉碎文人中常见的那种阴阳五行式的“怎么说都有理”的空论。


那么总之,既然本次公共品博弈的纳什均衡,是人人都如俗论派那样恭顺幕府,何以历史却迥然不同?


五 “智猪博弈”


原因是,该博弈的模型从“囚徒困境模式”切换到了“智猪博弈模式”。


(以下绿色部分可以跳过)


下面是囚徒困境的通用模型:

 

参与者

倒  幕

恭  顺

倒  幕

R,R

S,T

恭  顺

T,S

P,P

 这里从大到小的收益依次排序为:

T 是自己不参与反幕,坐收他人反幕带来的无风险收益。譬如正义派单独起事,成功则咸与维新,不成则自己被幕府当成顺民安抚。

R 是联合倒幕的收益,有较小的个人风险,和较高的因为维新带来的预期收益。

P 是恭顺策略的个人收益,其价值为倒数第二。和以前一样当顺民。

S 是自己反幕,但其他人坐等,个人承担高度风险和失败机会。 

T>R>P>S 

只要存在这种不等式形式的利益排序,T>R>P>S,那么无论对方采取哪种策略,选择恭顺幕府都是占优策略。结果博弈陷入囚徒困境,各人得不到R的较优收益,只能得到P的较次收益。

       聪明的读者可能已经想到,摆脱僵局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如果T、R、P、S的利益排序不等式改变了,原有的均衡就可以改变。典型的例子如下:

现有一大一小两宠物猪。如果某只猪花费精力(需成本-2)去向主人觅食,则主人会添加10个食物。当添加食物时,如果大猪先占住食槽则可吃到9个,小猪吃到1个;如果同时到食槽,则大猪吃7个,小猪吃3个;如果小猪先占住食槽,则大猪将吃到6个,小猪吃到4个。如果都不去觅食,则没有食物。扣除成本后的收益表为:

对小猪来说,先假设大猪等待,这时,自己觅食的话收益将为-1;而如果自己也等待,则收益为0。那么此时小猪的最优选择是等待。

再假设大猪觅食,那如果小猪也觅食,则收益为1;而如果小猪选择等待,则收益为4。此时小猪的最优选择还是等待。所以,“等待”是小猪的占优战略。 

而给定小猪的行动是等待,那么大猪的最优选择只能是觅食,觅食的收益4>不觅食的收益0。这个例子的纳什均衡就是:大猪觅食,小猪等待。

请注意,尽管在这个例子里,同样是一方付出成本、收益各方共享,但因为有一方在觅食行动时,获取的收益大于被动等待,所以均衡被打破,出现了大猪觅食的局面,各方免于陷入“囚徒困境”模式。这种利益组合下的博弈模式就叫“智猪博弈”,是一类经典案例。


回到历史,在功山寺转动历史的时刻,八十四志士的抉择志愿表明,举兵是对他们而言效用最高的行动。如其所述,高杉晋作豪言“今天即使只有我一人,也要举兵”的来源,在于成为“赤穂四十七死士”是莫大的荣誉。文天祥的“正气歌”在日本也是名篇,不畏强敌可以流芳百世。


不甘心象俗人庸人一样碌碌无为,宁愿为“万古流芳”而破釜沉舟,这是一种利益激励,改变了博弈的收益表,从而使得对于风险偏好高的人而言,采取行动成为更优的选择。“倒幕维新”博弈从“囚徒困境”模式切换为“智猪博弈”模式,有胆识者举旗,一旦得手,后继者需要的气魄可以稍小,更后的加入者需要的胆识又可以稍小。最后追随者就象滚雪球一样壮大,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日本。


但这需要的条件是,对英勇无畏反抗强敌的英雄的高度尊敬。勇敢者得到相应的荣誉,是催生合作、摆脱囚徒困境,实现各方更优收益的方法。


有人以为所有人都尽量以自身安全为优先考虑才是“以人为本”,但其实人们的个性偏好有多样性,高杉晋作别号“西海一狂生”,带着酒壶,拨着三味线乐器,携相好艺伎招摇过市才是他的日常。连好友井上馨的留学费都曾被高杉拿去喝酒。不是所有的人都希望平淡终老,从功山寺到北美爆发独立第一枪的莱克星顿,到冒着生命危险开拓未知新航线的近代航海家,参与者的冒险偏好往往高于俗人。但正因为世界也需要他们,因此他们的雕像才流传至今,事迹载于史册。


总之,平凡大众应该敬佩那些勇士,不然,“囚徒困境”的僵局无法转为“智猪博弈”,特殊时期的社会合作就难以达成。


(四境战争后不久,年轻的高杉晋作就因为肺结核而病逝。流星一般的人生没有虚度,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第二点同样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日本存在多种社会结构,有多种分立的权威。在江户权力中心外,还有京都的天皇和朝廷系统,在地方上还有大名和从属于大名的武士团,还有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商人。这些组织资源可以影响人们的合作预期和合作能力。高杉晋作选择在功山寺起事,正是因为被幕府打压、从京都流亡的公卿朝臣就是在这里落脚,在这里可以借由与天皇亲近的公卿的默许,获得大义的名分,使举兵行为得到一定的合法性。


天皇和朝臣都没有实权,但公认的、合法的、有传统的、“名义上”更高的权威也是一种资源。而朝臣又正因为长州的大名和武士团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从而流落到此。幕府对长州的打压,引起了萨摩藩的警惕,通过坂本龙马的牵线,萨摩和长州达成同盟,长州借助同盟之力、借同情其事业亦或意在牟利的商人之力,引进了足够的西洋武器。


日本以传统农业国的状态,从第三世界中脱颖而出跻身强国之列,与其历史上自然形成的这种“分封建国”“虚君政治”,在转型期起了作用有很大关联。这是符合演化秩序的理论的。


第三点必须强调的是,外部环境的冲击也起了重要作用。鸦片战争和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同样影响了日本的内外大政。19世纪的世界具有达尔文式竞争的特点。墨西哥政府债务违约导致其政体被法国推翻改朝换代,意大利和德国都是在战争中诞生的,欧洲核心区域的国界线也不时被战后条约改动。日本德川幕府不得不尽力应对“富国强兵”的要求,容许沿海藩国提升武备,在政治上做出听取进谏的样子——正是同样的外部压力,使满清不得不武装、训练汉族军队,最后清朝亡于新军起义。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过剩的军火向海外输出,武器弹药流入日本。西式武器在历史的这个瞬间暂时打消了幕府的兵力优势。历史上,维新方面得到了英国的同情,而以长州萨摩为主导的新政府军又趁优势在手,一鼓作气追击到了东北和北海道,消灭了幕府残余武装。


如果没有高杉的义举,日本继续拖延,幕府在法国支持下训练出更多的西式军队,倒幕的代价会更大。更严重的是,拖下去会不会变成中国那种旧王朝长期一家独大、“洋务运动”难以实质成功、到最终垮台后又因为旧军已经壮大,引起军阀混战的局面,也未可知。这个与世界史关联的时间窗口可谓转瞬即逝。


土耳其的凯末尔为了维持土耳其的生存,有充分的动力推进世俗化和现代化,但在今天,世界格局已经迥然不同。以西方国家实力为后盾所维持的联合国、以及西方的孤立主义,一方面保护着各个弱国以国家为名号的主权,不管这个国家是如何行事。另一方面,以真实的、实际的个人为出发点的权利保护,却流于形式、空文,或者更准确地说基本没有保护。


19世纪的火枪和大炮是当时最有力的军火,相当于现在的飞机坦克等重武器;考虑到19世纪很多传统国家可能还在用冷兵器,其实际效果甚至相当于先进无人机和隐形战机。现在这些重武器只有被承认的各国政府——德川幕府也曾是其中一员——才能买卖。所以,二战后,进入联合国时代,社会变迁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归根结底,西方国家刻意营造的这种以主权国家为出发点的全球温室,与19世纪的达尔文环境今非昔比。在保护了珍贵的和平之外,“外部环境因素”对第三世界政体的影响也在减弱。


最后,还有个常识上不言自明的因素,就是理论上“公共品”如果想得到良好供应,往往会以“俱乐部产品”的形式出现,即开放给一定范围的人,从而更容易达成合作。在维新中浴血奋战的长州萨摩同盟,与紧随其后的土佐,肥前,被称为“萨长土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日本地位显赫。以明治宪法为中心,日本转型为“四民平等”的有社会开放性的近代君主立宪国家;不过长州和萨摩“轮流坐庄”出任东京要害职位的惯例,也曾被指责为派阀政治。这个局面到20世纪以后才消退。而独立战争后,美国的原保皇党亦多有迁居加拿大的现象,可以说异曲同工。公允地说,在向开放社会转轨、破除旧时代身份桎梏和殖民地统治的基础上,“派阀政治”这类“俱乐部产品”的产生也是有历史积极意义的,因为“公地悲剧”“囚徒困境”是历史和现实更大的危机。


结语 潮起潮落,山海无言


通过幕末的历史,我们可知,尊崇勇敢志士的文化因素;分封建国、天皇虚立的历史形成的分立政治的因素;外部环境造成近代化现代化传播的因素;“俱乐部产品”造成除了稀少的英雄、圣人外,普通功利者亦有用武之地,能施展抱负的因素,这四个因素使得人人自保为先,甚至以投靠落后的幕府为荣的社会“囚徒困境”被打破。


不过,“敢于奋起”和“忠君报国”等文化亦有其弊端,长州的山口县,萨摩的鹿儿岛县,也是被后世批评为出愤青的地方,这也是值得日本人反思的。 


但是,高杉晋作在尊王攘夷运动的最谷底,日本人心已经冰封雪冻的绝境之下,振臂一呼,掀起了倒幕维新的浪潮,可谓气盖山海的英杰,实现了自己的壮志。


(图 山口县下关市•功山寺的高杉晋作像。所持的是乐器三味线)


今天游客们在和平盛世,看到下关宁静而充满活力的海峡,值得抚今追昔:这就是长州志士向西方列强挑战并败北的地方,是后来举义兵、击破幕府大军的地方,也就是日本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地方。


(下关 关门海峡)


(下关一年一度的花火大会。山海犹在,繁花如锦)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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