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雪功山寺，侠胆转乾坤

文  龙马

“明治维新”的事迹在中国几乎众所周知，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一历史巨潮，其实是在万马齐喑、天地不彰的悲凉形势下，在绝境中以惊人之势迸发的。

一 凛冬已至

自清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割地赔款，日本遭遇美国“黑船来航”以后，实际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已经自知不能维持以往的锁国体制了。

在指示沿海地方政府加强海防的同时，顶着“征夷大将军”名号的幕府，不得不满足西方列强的开国、治外法权等要求，并试图从以往只有虚名而无实权的的天皇、朝廷那里获取对“对外妥协”政策的授权，从而一方面继续总揽国政大权、另一方面又将外交政策的风险和舆论压力转嫁给朝廷。

于是，对此不满的朝野人士，乃至权力核心圈内的竞争者，以“尊王攘夷”的名分，纷纷斥责或者质疑江户（现在的东京）权力中心。大佬井伊直弼则以“安政大狱”的高压弹压，但在江户樱田门附近被暗杀。此后，求新求变的思潮和国内外异动迭起，幕府的传统体制受到冲击。

但是，在一系列幕政改革之后，幕府渐渐又站稳了脚跟。

以武力为后盾，德川家族的一桥庆喜（德川庆喜）、会津藩和桑名藩在京都掌控了实权，被称为“一会桑政权”。“一会桑政权”以铁腕手段维护曾被动摇的江户幕府体制，强硬打压“尊攘派”的朝廷公卿、大名、普通武士以至浪人与平民。哪怕将几百年前旧朝代的幕府将军木像，树为反贼批判一番，也是死罪。那些在京都叫喊着“天诛”的过激浪人们，在会津和桑名藩的驱逐下，或死或逃，销声匿迹。

各地涌现的“土佐勤王党”“水户天狗党”“天诛组”“生野之变”之类的起事，纷纷失败，遭到肃清。尊攘派先锋长州的志士们，继8.18之变在京都失势后，又在禁门之变中遭受重创，死伤累累。

（日本西部的长州藩，地理上大致是现在的山口县）

自安政大狱以来还从未有这么多的志士落难牺牲过。所谓“公武合体”“雄藩联合”之类的改良愿景，也随之黯然消逝了。持续两百多年的江户幕府，似乎依然稳固如初。

与此同时，一方面，多难的长州在下关独自向西方列强挑战，在多国联合舰队猛轰之下败北。而另一方面，幕府操控朝廷，指控长州为悖逆天皇的逆贼，发起十五万大军，从各路进攻长州。内外交困的长州，叩首投降。保守恭顺派（俗论派）取得了州内的权力。只要能维护长州藩和藩主大名毛利家族的存续，哪怕大名父子切腹，俗论派也决心认罪低头。长州的改革派（正义派）重臣，有的被迫自杀谢罪，有的被处以极刑；大名父子处以软禁。流落于长州避难的朝廷公卿们被驱赶，其中参与过天诛组起事的更是被杀害。奇兵队等等队伍被勒令驱散，藩内的志士被追杀，四处飘零。

全国上下噤若寒蝉，曾如燎原之势的尊王攘夷的烈火，已经黯然只剩下星点之光了。

此时，1865年1月（元治元年12月）的日本，凛冬已至。

二 “回天义举”

就在这时，一位名叫高杉晋作的二十多岁年轻人站了出来。高杉是长州青年“奇兵队”的创始人、前任队长，曾广泛游历日本和海外。他躲避搜捕潜回家乡，对同志们号召：现在就应该举旗反抗，打倒俗论派，转变藩政，唯此才能救长州、救日本。

然而，如今长州内有俗论派控制的几千军队，外有幕府能调动的十五万大军的威胁，再加上连连的挫折，牺牲累累，多数人在这时是知难而退。就连高杉的同窗好友，“奇兵队”当时的领袖之一山县有朋，都以时机和条件不成熟而谢绝参与起兵。

但高杉晋作仍然以文天祥和“赤穂四十七死士”的精神激励大家。“如今可前行一里，便尽一里之忠，可前行二里，便尽二里之义。”更回顾同志们的老师，被幕府处刑、壮烈牺牲的吉田松阴先生的教诲——“当卧薪尝胆则忍辱也应偷生，当破釜沉舟则生死置之度外。”

这是事关生死的抉择。

伊藤博文、前原一诚、河瀬真孝等极少数英勇之士响应了号召。

1865年1月12日深夜，扭转历史的时刻，大雪纷飞。八十四名志士来到功山寺，举兵起事！

（影视作品中功山寺起义时的高杉晋作）

这支小小的队伍迅速接管了下关的军政据点和海军局，拿到了武器弹药和三艘小军舰。

功山寺举兵的消息传出后，原先犹豫不决或者不知情的、路远赶不上的、养伤中的山县有朋，井上馨，山田显义，河上彦斋等众多志士以及附近的志愿者纷纷响应，队伍迅速扩大到数百人。

（影视 山县有朋与奇兵队追随高杉晋作）

俗论派连忙派遣军队进剿讨伐。然而在大田绘堂战斗中，起事的游击队几百人，打得两千讨伐军晕头转向，全面崩溃。正义派终于掌握了长州，长州成为维新势力的大本营。

德川幕府当然不会坐视不理，经过筹备，15万大军兵分四路，向长州汹涌攻来。小小的长州，只有4千兵力，没有纵深可以周旋，任何一线都不能放弃防守，如何是好！这就是“四境战争”。

战端既起，长州将四千军队兵分四路，每一路都迎击对方的几万大军。

在海上，长州的小船小舰屡屡击败数量和吨位占优的幕府海军。在陆上，长州由武士和平民混合而来的队伍，经过大村益次郎以短期的西式军事训练之后，连连击溃有部分西洋火器武装的幕府军。

战争的结果是，长州军海陆全胜，四面告捷，打得幕府军只有招架之功，各处丢城失地，众军抱头鼠窜，如鸟兽散！长州主动出击，幕府军各方面的根据地城堡，接连陷落。在长州所占领的境外军政要点，“长州支配”的木牌一直保留到明治维新之后。

十五万军队的供养和军需大大损害了幕府财政，物价高涨，民怨沸腾。各处的战败消息传来，从江户赶到大阪督战的幕府将军，身体羸弱，经不起这样的重负，一命呜呼。

经次一役，德川幕府的衰亡已是势所必然，武力讨幕和明治维新之路终于打开！

所以，在幕末维新运动最低潮的时候，“功山寺举兵”奇迹般地一举扭转了局势，足以被称为“回天义举”。伊藤博文于日后回忆时说，他这一生中所唯一值得骄傲的事，就是当年的功山寺举兵时，他与高杉晋作并肩在那区区八十四人之中。

（当时在英国留学的“长州五杰”。伊藤博文和井上馨中途回国赶上了高杉晋作起兵）

三 为何而战

德川幕府因为被迫开国而丧失威信，在军事失利后垮台。但明治新政府却同样施行开国政策。那么，有人会问，是否有必要武力倒幕？毕竟幕府一样也在组建新式陆海军，研究铁路炼钢等等新产业，考虑近代化的新国策。

还有人振振有词地说，威权独断才是领导国家的好办法。更进一步说来，两百六十年的幕府“维持了日本的安定”，直到功山寺起义前，幕府所做的“对外妥协、赔款、开国、引进技术”“对内威权”等都是考虑“大局”之举，而倒幕方的“攘夷”“暗杀”“起兵”等倒是不断带来骚动。

所以维新志士们的英雄壮举，到底是否是有意义的呢？

答案是当然的。

德川幕府的世袭统治属于僭主政治，无论对天皇或者国民，都只是一个虚假的委托-代理关系，不能保证委托人的利益，而只能最大化代理人的利益。该集团的统治，高度依赖于相对固定的少数武士阶层的支持，为此必然要对多数人设租，成为不平等无效率的制度。

在真实的委托-代理机制下，这种委托关系的总体效率，是来自于委托方对代理方的筛选，以及因为筛选而带来的对代理方的威慑。比如大型跨国企业聘请的职业经理人，总体上，得经过能者上、劣者下的考验；企业聘请的外部律师，会计，得满足企业的职业期待。被聘请的经理人、律师、会计，未必一定有效率，但“经过委托人筛选的”代理人会体现出效率。这正如“私营企业”本身未必有效率，但“经过市场筛选的”私营企业会体现出效率。

但是，在虚假的委托-代理机制下，伪代理者是不可解任的，所以并不存在这样的筛选机制。伪代理者为了保证其 “受委托”行使大权的固化权力，通常都会尽力使委托人无力行使“更换代理”的权力，从而使那种在真实的委托关系、真实的市场经济中“要让委托人满意”“要使顾客总体上满意”的威慑力也不存在。因此，这时并不存在能保护名义上的委托人之利益的有效机制。

然后，还有人说，固化的权力属于一种“私有化”，是一种“确定产权”的形式，使权力“有其主人”，“去公有化”，因此是非常好的安排。这同样也是低能蠢话。财物、人身权益的合乎法理的“私有化”，意思是权益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一定可以归属到具体的自然人（而不仅仅是法人或者其他虚拟实体），所以会有高等智能生物对此承担利益攸关的责任：如果发生了财产损失，自然人所有者会遭到实实在在的损失，从生活便利减少到挨饿受冻。如果运用权益时发生了侵权行为，则自然人所有者必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甚至遭到惩罚，等等。总之，权益所有者与权益的利害关系有“真实”的统一性，因此，所有者很可能会维护运用这些权益的效率，使其自身所拥有的权益增加。如果所有者运用其权益的效率很差，那么这些权益就会随着自身的财产消耗而越来越少，或者难以增加。最后，在社会中，经过这个过程筛选的个人之间的私有权益的安排，就会体现出效率。

但是，固化的统治权力，比如轮流世袭的德川幕府，其行使“私有权力”的效果却是由其他人来承担的。无论是经济效率，自卫能力，或者是司法公正，归属到拥有权力的自然人的利益，与受到影响的自然人的利益，并不真实地一致。比如，即使司法上出现冤杀误判，也不能使幕府将军、最高的权力者，受到相应的损失或者惩罚。经济政策的错误，会使日本臣民的利益受损，但将军并不负责赔偿。前面说过，如果有真实的“筛选机制”，或许可以结束不良的代理人，但固化的“私有”权力却并没有这种机制。总之，真实的私有化机制，实际上是因为自然人与对应的私有权益，有第一层的“利益直接绑定”的反馈-控制关系，和第二层的效率-筛选机制，从而呈现出效率。但是固化权力的“私有”却没有这样的机制，空有“私有化”的名头，而实际上只是类似于某种肆意侵犯其他自然人的奴隶制。

总而言之，如同满清皇室或者近代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统治者，从非立宪制的皇帝到那些酋长，苏丹们一样，德川幕府的统治同样不可能胜任近代化和现代化的挑战。

这其中最为显然的例证当然就是倒幕战争了。良好的政体，其首要的任务恐怕是自身的生存能力。在四境战争中，幕府的十五万大军在众志成城的四千长州兵面前土崩瓦解。此后，并不服气的所谓德川嫡系的 “精锐”部队，带着相当数量的西式武器，以三倍以上的兵力，向长州藩与其盟友萨摩等藩的数千军队挑战，结果又在鸟羽伏见之战中大败而逃。

很明显，如果说环境因素使大小国之间的优劣对比不能直接以战争而论的话，那么这种动辄以众击寡、以强对弱的战争的失败，无疑说明，权力所有者与其臣民的真实利益的极大脱离，虚假的委托-代理关系也好，固化的权力也好，其后果就是不仅臣民的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就连其政体的生存也成为问题。

可以说，以长州和萨摩为班底的日本“新政府军”，将以“善战”自诩的德川传统武士阶层打得一败涂地，这个事实早已预示了甲午战争的结局。大权独揽、世袭罔替的幕府政治之终结，正是日本崛起的先决原因。

四 “囚徒困境”

然而，波澜壮阔的历史还是需要仔细解释的。

如前述分析，倒幕维新是公众受益的伟业，但最早起事的八十四人、以及其后加入的数百位志士，那可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强敌环伺之下，如果后继乏人，举兵失败，后果可想而知。他们的成败依赖于其他人的援手。

如果各人全都明哲保身，那么民众也就只能继续过着被幕府威压的生活；日本也没有明治维新，而只有类似洋务运动之类的举措，国运堪比清朝。

这种情形就是典型的“公共品博弈”。

表面上，倒幕的人越多，倒幕就越容易。但是，选择恭顺策略的人，既不会冒个人风险，又可以享受维新的成果，甚至可能靠出卖别人而求财取禄。看来恭顺策略的回报高于反幕策略的回报，恭顺是占优策略。所以在“倒幕维新”公共品博弈中，每个人都恭顺幕府是不出意外的“纳什均衡”，人们陷于“囚徒困境”中，并不会有什么回天奇迹。

（教科书公共品博弈节选，读者可以忽略下图）

以上所有的图文内容，用日常语言的话说，就是“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等等，“一盘散沙”其实原本是常态。

这正是不少第三世界国家近现代转型时期的共同问题：社会弊端丛生，改革不能成事，社会困境被锁死。

本文将简单的道理用基础的博弈分析表示的目的，是因为不仅数学表达完全可以用日常语言叙述，日常语言讲的道理也可以转化为数学表达。比如政治、经济、历史中所谓不宜定量，只宜定性的分析，其实也就是不等式方程的推算。但是，如果仅靠日常语言进行推理，稍长就不能保证无误。很多偷换概念、浑水摸鱼式的语言推理，若表达清晰就易于被发现其谬误。因此有必要两种表述并举，方能粉碎文人中常见的那种阴阳五行式的“怎么说都有理”的空论。

那么总之，既然本次公共品博弈的纳什均衡，是人人都如俗论派那样恭顺幕府，何以历史却迥然不同？

五 “智猪博弈”

原因是，该博弈的模型从“囚徒困境模式”切换到了“智猪博弈模式”。

（以下绿色部分可以跳过）

下面是囚徒困境的通用模型：

参与者	倒  幕	恭  顺
倒  幕	R，R	S，T
恭  顺	T，S	P，P

 这里从大到小的收益依次排序为：

T 是自己不参与反幕，坐收他人反幕带来的无风险收益。譬如正义派单独起事，成功则咸与维新，不成则自己被幕府当成顺民安抚。

R 是联合倒幕的收益，有较小的个人风险，和较高的因为维新带来的预期收益。

P 是恭顺策略的个人收益，其价值为倒数第二。和以前一样当顺民。

S 是自己反幕，但其他人坐等，个人承担高度风险和失败机会。 

T>R>P>S 

只要存在这种不等式形式的利益排序，T>R>P>S，那么无论对方采取哪种策略，选择恭顺幕府都是占优策略。结果博弈陷入囚徒困境，各人得不到R的较优收益，只能得到P的较次收益。

       聪明的读者可能已经想到，摆脱僵局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如果T、R、P、S的利益排序不等式改变了，原有的均衡就可以改变。典型的例子如下：

现有一大一小两宠物猪。如果某只猪花费精力（需成本-2）去向主人觅食，则主人会添加10个食物。当添加食物时，如果大猪先占住食槽则可吃到9个，小猪吃到1个；如果同时到食槽，则大猪吃7个，小猪吃3个；如果小猪先占住食槽，则大猪将吃到6个，小猪吃到4个。如果都不去觅食，则没有食物。扣除成本后的收益表为：

对小猪来说，先假设大猪等待，这时，自己觅食的话收益将为-1；而如果自己也等待，则收益为0。那么此时小猪的最优选择是等待。

再假设大猪觅食，那如果小猪也觅食，则收益为1；而如果小猪选择等待，则收益为4。此时小猪的最优选择还是等待。所以，“等待”是小猪的占优战略。 

而给定小猪的行动是等待，那么大猪的最优选择只能是觅食，觅食的收益4＞不觅食的收益0。这个例子的纳什均衡就是：大猪觅食，小猪等待。

请注意，尽管在这个例子里，同样是一方付出成本、收益各方共享，但因为有一方在觅食行动时，获取的收益大于被动等待，所以均衡被打破，出现了大猪觅食的局面，各方免于陷入“囚徒困境”模式。这种利益组合下的博弈模式就叫“智猪博弈”，是一类经典案例。

回到历史，在功山寺转动历史的时刻，八十四志士的抉择志愿表明，举兵是对他们而言效用最高的行动。如其所述，高杉晋作豪言“今天即使只有我一人，也要举兵”的来源，在于成为“赤穂四十七死士”是莫大的荣誉。文天祥的“正气歌”在日本也是名篇，不畏强敌可以流芳百世。

不甘心象俗人庸人一样碌碌无为，宁愿为“万古流芳”而破釜沉舟，这是一种利益激励，改变了博弈的收益表，从而使得对于风险偏好高的人而言，采取行动成为更优的选择。“倒幕维新”博弈从“囚徒困境”模式切换为“智猪博弈”模式，有胆识者举旗，一旦得手，后继者需要的气魄可以稍小，更后的加入者需要的胆识又可以稍小。最后追随者就象滚雪球一样壮大，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日本。

但这需要的条件是，对英勇无畏反抗强敌的英雄的高度尊敬。勇敢者得到相应的荣誉，是催生合作、摆脱囚徒困境，实现各方更优收益的方法。

有人以为所有人都尽量以自身安全为优先考虑才是“以人为本”，但其实人们的个性偏好有多样性，高杉晋作别号“西海一狂生”，带着酒壶，拨着三味线乐器，携相好艺伎招摇过市才是他的日常。连好友井上馨的留学费都曾被高杉拿去喝酒。不是所有的人都希望平淡终老，从功山寺到北美爆发独立第一枪的莱克星顿，到冒着生命危险开拓未知新航线的近代航海家，参与者的冒险偏好往往高于俗人。但正因为世界也需要他们，因此他们的雕像才流传至今，事迹载于史册。

总之，平凡大众应该敬佩那些勇士，不然，“囚徒困境”的僵局无法转为“智猪博弈”，特殊时期的社会合作就难以达成。

（四境战争后不久，年轻的高杉晋作就因为肺结核而病逝。流星一般的人生没有虚度，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第二点同样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日本存在多种社会结构，有多种分立的权威。在江户权力中心外，还有京都的天皇和朝廷系统，在地方上还有大名和从属于大名的武士团，还有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商人。这些组织资源可以影响人们的合作预期和合作能力。高杉晋作选择在功山寺起事，正是因为被幕府打压、从京都流亡的公卿朝臣就是在这里落脚，在这里可以借由与天皇亲近的公卿的默许，获得大义的名分，使举兵行为得到一定的合法性。

天皇和朝臣都没有实权，但公认的、合法的、有传统的、“名义上”更高的权威也是一种资源。而朝臣又正因为长州的大名和武士团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从而流落到此。幕府对长州的打压，引起了萨摩藩的警惕，通过坂本龙马的牵线，萨摩和长州达成同盟，长州借助同盟之力、借同情其事业亦或意在牟利的商人之力，引进了足够的西洋武器。

日本以传统农业国的状态，从第三世界中脱颖而出跻身强国之列，与其历史上自然形成的这种“分封建国”“虚君政治”，在转型期起了作用有很大关联。这是符合演化秩序的理论的。

第三点必须强调的是，外部环境的冲击也起了重要作用。鸦片战争和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同样影响了日本的内外大政。19世纪的世界具有达尔文式竞争的特点。墨西哥政府债务违约导致其政体被法国推翻改朝换代，意大利和德国都是在战争中诞生的，欧洲核心区域的国界线也不时被战后条约改动。日本德川幕府不得不尽力应对“富国强兵”的要求，容许沿海藩国提升武备，在政治上做出听取进谏的样子——正是同样的外部压力，使满清不得不武装、训练汉族军队，最后清朝亡于新军起义。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过剩的军火向海外输出，武器弹药流入日本。西式武器在历史的这个瞬间暂时打消了幕府的兵力优势。历史上，维新方面得到了英国的同情，而以长州萨摩为主导的新政府军又趁优势在手，一鼓作气追击到了东北和北海道，消灭了幕府残余武装。

如果没有高杉的义举，日本继续拖延，幕府在法国支持下训练出更多的西式军队，倒幕的代价会更大。更严重的是，拖下去会不会变成中国那种旧王朝长期一家独大、“洋务运动”难以实质成功、到最终垮台后又因为旧军已经壮大，引起军阀混战的局面，也未可知。这个与世界史关联的时间窗口可谓转瞬即逝。

土耳其的凯末尔为了维持土耳其的生存，有充分的动力推进世俗化和现代化，但在今天，世界格局已经迥然不同。以西方国家实力为后盾所维持的联合国、以及西方的孤立主义，一方面保护着各个弱国以国家为名号的主权，不管这个国家是如何行事。另一方面，以真实的、实际的个人为出发点的权利保护，却流于形式、空文，或者更准确地说基本没有保护。

19世纪的火枪和大炮是当时最有力的军火，相当于现在的飞机坦克等重武器；考虑到19世纪很多传统国家可能还在用冷兵器，其实际效果甚至相当于先进无人机和隐形战机。现在这些重武器只有被承认的各国政府——德川幕府也曾是其中一员——才能买卖。所以，二战后，进入联合国时代，社会变迁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归根结底，西方国家刻意营造的这种以主权国家为出发点的全球温室，与19世纪的达尔文环境今非昔比。在保护了珍贵的和平之外，“外部环境因素”对第三世界政体的影响也在减弱。

最后，还有个常识上不言自明的因素，就是理论上“公共品”如果想得到良好供应，往往会以“俱乐部产品”的形式出现，即开放给一定范围的人，从而更容易达成合作。在维新中浴血奋战的长州萨摩同盟，与紧随其后的土佐，肥前，被称为“萨长土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日本地位显赫。以明治宪法为中心，日本转型为“四民平等”的有社会开放性的近代君主立宪国家；不过长州和萨摩“轮流坐庄”出任东京要害职位的惯例，也曾被指责为派阀政治。这个局面到20世纪以后才消退。而独立战争后，美国的原保皇党亦多有迁居加拿大的现象，可以说异曲同工。公允地说，在向开放社会转轨、破除旧时代身份桎梏和殖民地统治的基础上，“派阀政治”这类“俱乐部产品”的产生也是有历史积极意义的，因为“公地悲剧”“囚徒困境”是历史和现实更大的危机。

结语 潮起潮落，山海无言

通过幕末的历史，我们可知，尊崇勇敢志士的文化因素；分封建国、天皇虚立的历史形成的分立政治的因素；外部环境造成近代化现代化传播的因素；“俱乐部产品”造成除了稀少的英雄、圣人外，普通功利者亦有用武之地，能施展抱负的因素，这四个因素使得人人自保为先，甚至以投靠落后的幕府为荣的社会“囚徒困境”被打破。

不过，“敢于奋起”和“忠君报国”等文化亦有其弊端，长州的山口县，萨摩的鹿儿岛县，也是被后世批评为出愤青的地方，这也是值得日本人反思的。 

但是，高杉晋作在尊王攘夷运动的最谷底，日本人心已经冰封雪冻的绝境之下，振臂一呼，掀起了倒幕维新的浪潮，可谓气盖山海的英杰，实现了自己的壮志。

（图 山口县下关市•功山寺的高杉晋作像。所持的是乐器三味线）

今天游客们在和平盛世，看到下关宁静而充满活力的海峡，值得抚今追昔：这就是长州志士向西方列强挑战并败北的地方，是后来举义兵、击破幕府大军的地方，也就是日本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地方。

（下关 关门海峡）

（下关一年一度的花火大会。山海犹在，繁花如锦）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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