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迈靡靡 中心如噎——民营企业最需要的是什么？

文 风灵

名气和才华兼备的民营企业家陈天庸先生，日前在离开中国前往马耳他的飞机上，写下了一篇长文，其中，谈到民营企业面临的困境，他说：

陈总念过法学硕士，从商以前，曾任法官多年，后来离职办起了律师事务所，在改革大潮中，又抓住机会，投资实业，颇有成就。丰富的阅历，尤其是长期的法律职业背景，让他看问题独具慧眼，往往一针见血。

无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民企，民企兴则经济兴，反之亦然。去年最后几个月，针对民企的座谈、喊话和政策令人目不暇给。但要见到明显成效，就要弄清楚民营企业最需要的是什么？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看企业是怎么赚钱的？在“企业家到底凭什么赚钱”一文中，分析了企业家靠的是发现并把握利润机会赚钱，从最简单的当期套利到最困难的开辟新产业皆是如此。办企业无非是要赚钱，要赚钱最重要的莫过于给企业家以自由，包括获取信息的自由、准入的自由和资本流动的自由等等。

市场中的自由，意味着破除特权，消除壁垒，意味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民企应该与国企平等竞争。实际上，将企业分为民企和国企，本身就意味着区别对待。我常给学生说，法律上如果要对什么进行分类，一定是因为不同的类别法律规定不同。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区分消费者和经营者，《未成年人保护法》区分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等等，而当法律规定相同时，比如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就不会按性别、民族或地域进行分类。

民营企业或私有企业，其法律地位是基于投资人的身份，这其实并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在道德伦理上也站不住脚。一方面，任何个人要想创业做点生意，都可能成为民企的投资者或经营者。民企的老板就是你我他的普通人。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就算自己没做生意，谁又没几个当民企老板的亲朋好友呢？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国家，有什么理由不平等对待人民投资创办的企业呢？另一方面，民企虽然资本归私人所有，但却是服务于消费者。最终是消费者，也就是你我他的普通人，来决定某个民企的兴衰命运，资本家并不能为所欲为。而在竞争性的市场中，资本家剥削劳工的神话也早已不攻自破，相信凡是雇人干过活的都能体会，哪怕是雇请最无劳工制度保障的保姆、钟点工或者装修工。此外，民企的经营能力也毋庸置疑，从家门口的便民蔬菜店，到发射运载火箭登陆火星，人员资金都不是问题，只要允许每个人去发现和把握机会。

英美等国的法律，不但不会将私企打入另册，甚至对外企都没有什么特殊规定。除了极为个别的情况外，外国人在这些国家投资经营，大体上和本国人的待遇是一样的。《公司法》不会按照投资人的身份分出三六九等。因此，英国美国虽然有工会，有严格的劳工保护及环境保护等让人头痛的问题，李嘉诚、曹德旺仍然愿意舍近求远去投资。

梅因的这句传世名言值得一引再引：“迄今为止，一切社会进步的运动，都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从最早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之间壁垒森严，到后来公司法完成统一，也是不断地从身份向契约的进步。然而，近年来，民企和国企之间的区别又在多方面重新凸显，实在令人唏嘘。在特别强调民企的“民”，国企的“国”的背景下，讨论振兴民企，本身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不过，陈总倒没有多谈权利的不平等，他指出的是权力具体运作方式的问题，尤其是行使权力的不确定性和执法的任意性。这或许是因为，民营企业家们在进入商场之时，已经将权利视为给定，在既有的制度框架规划商业活动。也就是说，他们将行为局限于法律上民企有权进入的领域，利用民企有权获得的资源，在此前提下从商赚钱。

如果权利不平等，那么我们可以退而求其次，希望权利是明确的、稳定的。企业家要进行盈亏计算，要求相关的信息尽量明确。当然，对未来的判断肯定存在不确定性，这也正是发挥企业家精神之处。然而，官场的逻辑迥异于商场，商业的核心是自愿的交易，而官场恰恰与之相反。自愿，意味着除非获得利益，否则人们不会进行相关交易，也就是说每个人至少可以保有其底线；但非自愿的行为则没有这种底线。没有这种底线，计算盈亏就分外困难。商业问题，大体是能不能获得利润，而政治问题，不但可能丧失利润，还可能丧失本钱，丧失前程，乃至其他各种人身权利。现在的民企老板，不少就遇到了这样的困难。

要解决这个困境，不能靠一时一事的优惠，也不能靠屈法申恩。据传为了保护民营企业家，法院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不保全了，轻微的违法行为不追究了，抓进去的要放出来了，地方也在纷纷出台优惠政策。这些举措其实并不那么重要，还有可能释放相反的信号。因为这意味着，某些权力是在法律之外、法律之上的，既可予之，也就可取之，翻手为云，覆手便可为雨。虽然有些企业家会因优惠政策而心动或行动，但缺乏制度保障权利，终究只是短期博弈。

明确稳定的权利靠的是法大于权，法大于人，也就是在法律的约束下，任何人不得肆意妄为。在权利不平等的前提下，这是可能的吗？历史上出现过一些例子，比如殖民时期的香港，或者美国占领下的日本。有些市场派的经济学家甚至认为这是最好的情况，既避免了人人平等带来的大政府，大福利，又有法治保护下的权利和自由。

综上所述，民营企业最需要的是什么？首先是平等的权利，其次是权利的明确和稳定。二者兼得最好，至少也要做到后者，即权利明确稳定。然而，这仍然绕不开对权力的约束，对政府“看得见的手”的约束。

早在2016年，加图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詹姆斯·多恩（James A. Dorn）就写了一篇文章“中国的挑战：扩展市场，限制政府”。总结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他认为，中国自1978年以来，在扩展市场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这一进步却因未能有效地约束政府而受到了威胁。确实，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不但是振兴民企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国经济问题的重中之重，过去，现在，以及看得见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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