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格尔的政治立场是矛盾的吗？

文 风灵

众所周知，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传统上被等同为“自由放任的坚定捍卫者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公开辩护者”，我们在前面曾经谈到，在现代，甚至还有不少人认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更多的是指自由意志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不是独特的方法论或经济理论。门格尔作为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他的自由放任立场似乎应该没有异议，但事情却并非如此。

柯兹纳在本章中列举了几种看上去相互矛盾的对门格尔的立场的描述，而这些描述通常都有门格尔自己写下的白纸黑字为证。

首先，斯蒂芬·伯姆反对将门格尔和奥地利学派等同于捍卫自由放任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传统观点。他的证据来自于门格尔自己的著作。门格尔认为政府应当被赋予五项合法任务，分别是‘改善工人阶级状况、收入的公平分配、鼓励个人发挥才能、节俭以及企业家创新’。此外，门格尔还明确无误地主张“没有什么比他的学派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更与事实相反的了”。

然而，认为门格尔倡导自由放任的传统观念也绝不是空穴来风。门格尔曾担任奥地利皇储鲁道夫王子的私人教师好几年。鲁道夫被要求写文章来阐述他从门格尔那里听来的课程。这些讲课笔记，附有门格尔的更正。施特赖斯勒研究了这些文献，认为门格尔向鲁道夫传授的是“一种可能比亚当·斯密更加坚定的自由主义。在‘通常’情况下，国家的经济行为总是有害的：它只能在‘不正常’情况下才能允许”。另外，米塞斯也认为，门格尔“坚决反对奥地利政府所采取的……干预主义政策”。

还有第三种说法，冈纳·缪尔达尔将奥地利人描述为19世纪罕见的经济学家，因为他们没有将政治动机注入他们的经济学中。“在奥地利，经济学从来没有直接的政治目标。”也就是说，缪尔达尔认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既没有倾向干预主义，也不寻求促进自由放任。

最后，马克思主义者，比如说布哈林，认为奥地利学派是马克思主义最强大的对手，为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强大的思想辩护。

柯兹纳总结道，显然存在证据支持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是自由放任倡导者的观点，也有证据支持他们赞同干预主义的观点，以及支持他们不关心其学说政治含义的观点。一些人说杯子不满；一些人说杯子不空；一些人甚至说杯子半满半空。柯兹纳并没有直接给出结论，哪种说法是正确的，他在本章打算解释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有些人会认为杯子很满，另一些人认为杯子很空。

回顾上一章，我们曾反复强调，门格尔最重要的革命性贡献不仅仅是边际效用理论，而是将经济体系视为一个完全受消费者偏好、评价和选择所控制的体系。从这个观点出发，在规范性的意义上，就会形成消费者主权的概念。

我以前翻译过米塞斯的系列讲座《经济政策：反思与展望》，其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米塞斯反复强调消费者主权的重要性。米塞斯认为，所谓资本主义下的市场经济，就是生产手段归私人所有，但是，虽然归私人所有，所有者却只能根据大众消费者的需求来决定生产什么，以及生产的数量和质量。也就是说，以私有制来服务于社会。而计划经济、干预主义等经济政策最大的问题就是违背了消费者主权的原则，从而生产就失去了正确的方向，陷入了混乱。如柯兹纳本章中引用米塞斯本人的话：“生产者就其本人而言，完全不能命令生产的方向。这对企业家和对工人都是一样的，他们最终都需要向消费者意愿臣服。不可能发生相反的情况。人们不是为了生产而生产，而是为了生产可能被消费的产品。”

米塞斯的这种消费者主权的观念根植于奥地利学派的传统之中。与之相对的是古典自由主义者支持自由市场，是因为自由市场经济在看不见的手所提供的激励下，能产生最大可能数量的物质财富，也就是总福利的最大化。但是，消费者主权指向的是一种由消费者偏好决定的经济治理模式，与新古典的福利经济学理论有微妙的不同。

柯兹纳说道：“在主流的福利理论中，重要的是通过市场实现的配置模式（以消费者偏好结果作为标尺来衡量）。但是从门格尔的经济观念中所出现的见解是，实际上仅有消费者采取的系列选择行为创造市场价值，并决定了企业家的评价，而企业家评价控制实际资源配置。”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也就是说，新古典重视的是市场产生的结果，只要能够产生满足消费者偏好的结果，是不是通过市场实现的都不重要。而奥地利学派重视的是市场的运作模式本身，这与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观是一致的。如果不是消费者的选择行为激发企业家行为，启动市场过程，就无所谓资源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奥地利学派对自由市场的支持是最彻底的，它不是单纯地支持自由市场的结果，而是认为没有自由市场，就没有可值得追求的结果。

但是，与米塞斯非常明确地强调消费者主权不同，门格尔本人并没有对此进行清楚的阐述，不过，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门格尔在教导鲁道夫王储时，对自由市场经济成就的赞赏，正是基于他关于消费者主权的新颖见解。另一方面，我们也都知道，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人剥削人的社会，这与消费者偏好命令一切的思想存在深刻的冲突，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布哈林对奥地利学派的看法。

不过，与门格尔的经济理论存在局限性相对应，门格尔也绝非毫无疑义地赞同纯粹的自由放任政策，他支持特定情况下的国家干预措施。柯兹纳分析了三方面的理由。

第一个方面，门格尔可能并不满意他当时的财产权和财产法结构。这是经济学理论之外的问题。他赞赏施穆勒对穷人的热情关心，他认为政府的合法任务包括改善工人阶级状况和收入的公平分配。

第二个方面，虽然门格尔强调消费者偏好的重要性，但他也认为消费者可能会犯错。他注意到人们身上显露的弱点，“高估那些能带来一时的强烈愉悦但只能短暂地增加幸福的满足感的重要性”。这样的话，他就可能赞成推行国家政策来纠正消费者的评价错误，比如说，国家需要采取行动鼓励节俭。

第三个方面，我们在上一讲中谈到过，门格尔严格地区分了理论上的“经济价格”和真实世界的价格。经济价格是指在没有错误的情况下胜出的价格。而在真实世界中，因为错误和其他复杂情况，价格就会出现偏差。柯兹纳认为，门格尔提出政府需要鼓励企业家创业行为是因为他担忧，即除非国家采取行动，激励正确的企业家创业行为，否则将会出现因企业家错误或其他缺乏主动性的情况导致病态的非经济价格和资源配置。

现在我们理清开篇所谓的门格尔政治立场的矛盾之处了。门格尔的经济理论认为消费者评价决定整个生产结构，并严格地决定资源配置以及对稀缺资源服务的相应市场回报，从而可以得出消费者主权的概念。如果我们希望尊重消费者的愿望，而且认为财产权结构是给定的无需改变，那么我们就会支持自由市场，支持资本主义制度。这正是米塞斯一生的努力奋斗。然而，门格尔本人并不认为消费者所表达的一切愿望都必须得到尊重，也未必满意当时的财产权结构，而且即使消费者正确地表达了其愿望，企业家也可能犯错误，导致市场结果不能正确地反映消费者的愿望。在这些情况下，门格尔认为政府可以合理的介入。所以，我们既可以说门格尔支持自由市场，也可以说他支持干预政策，对于他来说，这并不矛盾，我们也不应该感到奇怪。

奥地利学派后来的发展，在经济理论方面，对市场过程的理解更加深入，证明了自由市场是实现消费者主权的必要条件。市场不是由资本家或企业家控制，而是由消费者主导。市场不但没有混乱失调，反而是消费者是大众高效的仆人。这些观念追根溯源，可以说都来自于门格尔开创性地提出消费者决定所有生产活动的革命性贡献。因此，人们广泛认为，以门格尔为首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都是自由市场制度的坚定拥护者，门格尔本人与国家干预经济相关的主张往往就被忽视了。

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门格尔阐述他对市场的核心观念时，并没有试图要表达某种有倾向性的政策含义。我们读过《国民经济学原理》，确实是这样。缪尔达尔称赞奥地利学派进行没有政治动机的科学研究，这也是正确的。

柯兹纳还谈到了一些历史背景。一方面，根据施特赖斯勒的研究，德国和奥地利大学的传统是“在每个大学有两个经济学教席：一个经济理论教席和一个经济政策教席”。门格尔和早期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占据的是理论教席；他们不负责教授经济政策课程，几乎完全只涉及实证理论。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做身体检查和开处方之间的关系。做检查的医生只需要说明身体情况是怎样的就行了，然后开处方的医生根据检查的结果告诉病人该怎么做。也就是说，门格尔的主要任务是告诉人们经济理论是什么，而其他人，包括奥地利学派的追随者和思想史学家可以根据这种理论，自行得出关于经济政策的结论。门格尔的理论中，消费者主导经济的核心观念是重中之重，政府干预的合理性只是补充或者是“小号字体”，这样，人们也就更倾向于认为门格尔是坚定的市场派了。

另一方面，在门格尔的年代，即19世纪晚期，奥地利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的主要矛盾是封建特权与开明专制的矛盾，而不是纯粹自由放任与积极政府干预之间的冲突，因此门格尔自身也并没有特别强调这种区别。几十年过去后，随着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进入第二代和第三代，公共政策研究的焦点转向了社会主义可行性问题。米塞斯利用庞巴维克和门格尔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传统，以全新的视角重申了自由市场的价值。于是，思想史学家们认为奥地利学派的传统就是一贯支持自由市场经济，也就不足为怪了。

最后，我们可以再强调一下本章的结论，早期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特别是门格尔的政策观点有一定的复杂性，有一些看似矛盾的立场，但结合门格尔的理论思想和时代背景，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奥派经济学家自己的观点，还是别人对他们的评价，都并不一定是不一致的。

这一讲我们讨论了门格尔看似矛盾的政治立场，下一讲我们将转向著名的经济计算大辩论。谢谢大家，再见。

（这是我领读《市场过程的含义》的第十讲，点击下面海报二维码即可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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