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钦斯基：论工业社会及其未来（一）|一个数学天才、连环杀手、自给自足实践者的文明预言
之所以将一位对社会不满的连环杀手--一颗不稳定的炸弹（卡钦斯基Ted Kaczynski亦是通过自制邮包炸弹寄送杀人），再次放到我们面前。是因就连这样一个危险因素，避而不谈，至今终身监禁的罪犯，在他的思想中依然有对我们今天及未来有所启发的信息。我们该如何扬长而避短，透过他的茫然与执着反观我们的茫然与执着。
读完全文，让我想到了德国当代教育家卢安克(EckartLoewe)提出的17条社区共识：
卢安克等人提出的社区共识:
1、共同追求人生意义和真实生活的乐趣，不追求任何利益，也不代表公共利益。
2、寻找我们能归属的东西，寻找能成为新生活方式的和能解放我们的东西。
3、没有要达到的目标或结果，没有可宣传或推广的，只有对过程的欣赏、乐趣、体会和承担。
4、不存在任何必须的事情，丢掉所有不必的期待。不求人，不做申请。
5、没有做事的标准，也没有对任何人或事情的要求。
6、通过放弃没有来自于自己感受的知识来解放每个人自己的感受和潜能。
7、每一个人都作为真实的自己。不追求规范。
8、每个人的做法基于自己的观察和感受。通过承受、自己的行为和人生来实现。每一个人自己负责自己的做法。
9、没有高尚的理想，没有高低之分，没有里外之分。成人没有权威或领袖。只有喜欢什么及兴趣不同。
10、不塑造形象，不塑造偶像，只追求行为，感受和内容。
11、不建立组织，不追求完美。
12、不建立属于自己的王国，不建立任何体系或主义。接受各种组织的安排，但不参与组织建设工作。
13、允许人与人之间的发生来推动变化，让这些发生替代规范、管理和模式。
14、长期保持连续性；先行动、后感受、最后才反思并做如何继续的计划。
15、每一个参与者所带来的东西都成为属于集体的内容，而集体的内容由每一个参与者实现。
16、所有的事情都需要在物质中的表现，也需要用上精神的愿望。
17、不管做多大的事情，都一样只接受自己的生活保证。
-- 唐冠华
图为：卡钦斯基 画像
1942年5月22日，在美国芝加哥市，一位天才横空出世，他就是西奥多·卡钦斯基。原本应该在数学界扬名立功的他，最终却成为一名“美国制造”的恐怖分子。
1978年5月26日，美国西北大学发生一起邮包炸弹事件，校方马上向美国烟酒枪械药品管理局（简称ATF）报了案。后者经过一番鉴定，认为这枚炸弹出自“家庭手工作坊”。警方经过一番明查暗访，并没有得到结果。此案随后也就不了了之。
1979年5月9日，第二枚炸弹炸响了，地点还是在西北大学。被害人是一个名叫约翰·哈里斯的土木工程系研究生。这枚袖珍炸弹的威力也不是很大，哈里斯本人除了双手被烧伤，脸部被熏黑之外，没有什么大碍。
开篇先让大家听两声响，下面就要介绍本案的男一号了。
西奥多·卡钦斯基属于第二代波兰移民后裔，从小天资聪颖。在小学五年级时，他参加了智商测试，拿到了全校最高分：167分。随后，他被允许跳级。
面对着班上年龄略长于自己的新同学，卡钦斯基感到很不自在，似乎和他们之间存在代沟。从此，卡钦斯基抑郁了，整天沉默寡言，远离同学，校内校外，独来独往……
高中时代，卡钦斯基崭露锋芒，提前两年结束了高中学业。1958年秋，年仅16岁的卡钦斯基被哈佛大学数学系录取。4年后，他以全优的成绩毕业，并顺利进入密歇根州立大学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卡钦斯基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他的导师名叫乔治·皮拉尼安，这位老师被一道数学难题困扰了10多年。后来，他发现了卡钦斯基的数学天赋，于是把那道难题交到了卡钦斯基的手中。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卡钦斯基仅用去几个月的时间，就把那道难题给解决了！很快，入学没多久的卡钦斯基就开始着手写毕业论文了。
校方的答辩委员会在收到卡钦斯基的毕业论文后，当中的一些内容，那些老教授们竟然完全看不懂！委员会当中有一位老教授曾对卡钦斯基的论文有过如下感叹：举国上下，能理解甚至欣赏此文者，不过10到12人吧。
获得博士学位后，卡钦斯基应导师的邀请，留校做了一段时间的研究工作。此时的他，在学术上可谓光芒万丈，前途不可限量；但在生活中，他却依然保持着那种孤僻的性格。
1967年秋，25岁的卡钦斯基被赫赫有名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聘为助理教授。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应该是一个梦寐以求的职位，然而，卡钦斯基仅在那里不到2年就辞职了，没有任何理由。
失业后的卡钦斯基回到家乡，和父母住在一起。1971年，在家人的资助下，他在蒙大拿州一个偏僻的山区盖了一间小房，过上了与世无争的“幸福生活”。
由于手头比较拮据，卡钦斯基的一切生活用度也只能靠山吃山了——也许，这正是他想要的生活吧。后来，由于“发动运动”需要经费，他便开始外出找点零活儿干，赚点小钱；此外，他的父母也经常会在经济上对他给予资助。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钱，他才得以实施自己所谓的“炸弹运动”。
1979年5月9日，一架从芝加哥飞往华盛顿特区的波音727客机，在起飞15分钟后紧急迫降。据机组人员回忆：当飞机爬升到3万5500英尺的高空时，突然从行李舱里传来一声闷响，紧接着，浓烟四起。
在美国，威胁航空安全属于联邦重罪，联邦调查局（简称FBI）对此类案子具有调查司法权。飞机迫降后不久，FBI特工就进入了飞机的行李舱。在那里，他们找到了浓烟的源头，一个航空邮包。在FBI的实验室，拆弹专家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邮包，果真是一枚邮包炸弹！这枚炸弹的击发装置设计巧妙，但炸弹本身做得很不合格。由于密封不严，盛装炸药的钢管内部根本没有产生足够的压力，所以，才会有那一声闷响；否则的话，就应该是一声震耳欲聋的轰响了。
此案引起了联邦调查局的高度关注。联邦特工们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结果一无所获。为了便于继续跟进此案，联邦调查局专门成立了一个专案组；美国政府更是悬赏100万美金缉拿真凶。
图为：卡钦斯基制作的邮包炸弹之一
或许已经有朋友产生疑惑了：这个卡钦斯基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没事儿他总鼓捣炸弹干什么呢？
在卡钦斯基眼中，工业革命以后的人类社会进入了一种倒退；人们的生活随之变得机器化、程序化，生活的意义尽失。他之所以要发动这场“炸弹运动”，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借此唤醒沉睡中的人们，大家携起手来摧毁现代社会的工业体系，共同回归到原始状态……
您听听，这不是痴人说梦吗？况且，他一直都是默默地往外寄炸弹，人们除了把他当成恐怖分子外，谁会想到这么多啊？
1982年5月初，一件从美国中西部杨百翰大学寄出的邮包，被送到了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但邮包上注明的收件人菲舍尔教授，已于2年前离开，现在在范德比尔特大学任教。菲舍尔教授的一位前同事，非常热心地把这个邮包转送到了他在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办公室。菲舍尔教授当时恰巧到波多黎各讲学去了，他的私人秘书珍妮特就替他打开了那个邮包。伴随着一声巨响，数十颗小钢珠飞射出来，无情地打在了珍妮特的脸上、手臂上。
联邦调查局专案组成员在这枚邮包炸弹里找到了新的线索。在盛装炸药的钢管内，凶手写下了两个英文大写字母“FC”。“FC”是什么意思呢？它是“Freedom Club”的简写，意为“自由社团”。卡钦斯基故意留下这个线索的目的，就是为了迷惑警方，以此向世人表明：我，也是有组织的人！
1985年5月15日，时隔3年之后，卡钦斯基再战江湖。这次袭击的是他的原单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案发当天上午，美国空军上尉，伯克利分校在读研究生约翰·豪瑟尔，在微机室里发现了一个厚厚的活页记事簿。在他翻开那个记事簿的刹那间，爆炸发生了。豪瑟尔的4根手指被炸断，左眼被炸伤，中枢神经严重受损。在炸弹爆炸的那一瞬间，大量“填充物”飞射而出，包括铁钉、平头钉和铅弹。豪瑟尔腕部动脉被割破，顿时鲜血迸溅。
在随后的10年中，卡钦斯基一共寄出了8枚邮包炸弹，共造成3人死亡，5人重伤。
从1995年5月份开始，卡钦斯基停止了持续了17年的“炸弹运动”，转而搞起了文字工作，写出了一篇题为《工业社会及其未来》的论文，洋洋洒洒3万5000言。这就是后来为人们熟知的“炸弹客宣言”。
在把自己的得意之作寄给报社之前，卡钦斯基还没忘了随信附上一句威胁：此论文必须在规定期限内，逐字逐句不加删改地在报纸上登载；你要是听话，我就停止恐怖袭击，你要是不听话，后果自负！
《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都收到了卡钦斯基寄来的论文，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听话”照发吧，这可是司法部牵头追查的案子，万一引起社会恐慌，那罪过可就大了；可要是“不听话”，他真的再弄出几声响儿，你说这事儿算谁的？几家新闻单位一合计：这事儿啊，还是让司法部来定吧！
美国司法部对这个问题的反应倒是挺干脆的：照发。
1995年9月19日，这是卡钦斯基规定期限的最后一天，经过美国司法部的点头同意，《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原文刊登了卡钦斯基的《工业社会及其未来》。
在论文的开头部分，卡钦斯基直抒胸臆：工业革命及其带来的后果，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一场灾难。在论文的结束部分，他以预言的形式再次重申观点：工业技术体系在未来的变革，将最终剥夺人类的自由。最后，他呼吁广大民众：革命吧！一起来抵制科学技术的进步。
图为：卡钦斯基被捕的形象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
说通俗点：卡钦斯基号召大家伙儿把各自家里的汽车、电话、洗衣机、电冰箱、热水器……统统砸个稀巴烂，然后和他携手并肩，共同回到男耕女织的美好年代。
文章被媒体刊登以后，引起了一位关键人物的关注：她就是卡钦斯基的嫂子，琳达。尽管琳达从来没有和这个小叔子见过面，但凭借丈夫以前的描述和女人的直觉，她在看完论文后立刻就怀疑上了他。
卡钦斯基的哥哥戴维在听完妻子的怀疑后不以为然，在他眼中，弟弟或许是个性情古怪的家伙，但也不至于成为恐怖分子。在琳达的一再催促下，戴维翻箱倒柜，找出了弟弟在多年以前写给他的家书。
后来，这些家书为他换回100万美金。
戴维把“炸弹客宣言”和自己弟弟的书信反复对照，感觉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相似。虽不敢完全肯定，但至少有50%的把握：那个宣言是出自弟弟之手。
戴维雇佣了一位私家侦探，开始对自己的亲弟弟进行暗访。此后，他又把收集来的情报交给一位华盛顿律师，由后者负责分析整理。待一切准备就绪后，这对夫妻又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挣扎”，才把材料上交美国联邦调查局。
起初，戴维的告发材料并没有引起联邦调查局的关注。直到次年元月，戴维的委托律师私下里找到一名专案组成员，双方在进行了一个中午的面谈后，那份材料才正式进入警方的视线。
半个月后，整个专案组的调查重心全部转移到了卡钦斯基的头上。2个月后，卡钦斯基在自己的小木屋里被联邦特工逮捕，从而结束了将近18年的“猫鼠游戏”。
由于卡钦斯基主动认罪，最后只被轻判一个终身监禁，但终身不得保释。
论工业社会及其未来
Industrial Society and Its Future
发表于1995年
By Ted Kaczynski
原著：泰德•卡钦斯基
译者：王小东、象胥
INTRODUCTION 引言
1
工业革命及其结果 对人类而言已然是一场灾难。虽然这两者 极大地增加了 我们这些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的平均寿命，但这 两者也令社会失稳，令生活没有满足感，令人类失去尊严，令心 理疾病广泛扩散(在第三世界里也令生理疾病扩散)，并且令自然 界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技术的继续发展将令上述情况进一步恶化。 技术的继续发展必将令人类尊严遭到进一步剥夺、以及令自然界 遭到进一步破坏，技术的继续发展很可能导致进一步的社会分裂 和更大的心理痛苦，甚至即使在“发达”国家，技术的继续发展也会 导致生理痛苦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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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技术体系 可能幸存也可能崩溃。假如该体系幸存下来， 它可能或许最终会达至 生理与心理的低痛苦水平，但在此之前必 须经历一段漫长而非常痛苦的调整期，而且人类与众多其他生命 体也必将付出这样的代价:永远沦为被设计的产物、并永远沦为 社会机器上的齿轮。甚而至于，假如这个体系幸存下来，将会导 致不可避免的后果:没有任何方法能够改革或改进这一体系、以 阻止其剥夺人的尊严与自主性。
3
假如工业-技术体系崩溃，结果依旧会十分痛苦。但是该体系 的规模越大，其崩溃造成的结果就越悲惨;因此假如该体系真要 崩溃的话，最好赶早不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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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主张 革工业体系的命。这场革命可能使用或不使用暴力，可能突然完成、也可能在几十年时间里相对循序渐进地进 行。对此我们无法预测。但是我们的确总括性地概述了一套方法， 那些憎恨工业体系的人们应当采用此方法，来为 反对[工业-技术 体系]这一特定社会形式的革命 铺平道路。这不是一场政治革命。 革命目标并非推翻政府，而是颠覆现存社会的经济与技术基础。
THE PSYCHOLOGY OF MODERN LEFTISM
现代左派主义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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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我们仅仅关注 工业-技术体系 所产生的所有负面发展结果中的一部分。其他此类发展结果我们则仅仅略略一提、或者 干脆完全忽略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此类负面发展结果不重 要。出于务实的考量，我们必须将讨论范围局限于 未曾获得足够 公众注意的领域 或者我们有新观点要说的领域。例如，鉴于目前 已经有了进展得力的环保与原生态运动，我们对于环境恶化或野 生自然破坏的话题并未多费笔墨，尽管我们认为这些问题极为重 要。
6
几乎所有人都会同意我们生活在一个深度烦恼的社会。我们 这个社会的疯狂 有许多广泛分布的表现，左派主义就是其中之一。 因此讨论左派主义心理，可以作为总体讨论现代社会的诸问题的 引子。
7
但是左派主义是什么呢?在二十世纪前半段左派主义就等同 于社会主义。今天这一运动已经分崩离析了，也很难说怎样的人 才算是左派主义者。本文中所谓的左派主义者包括社会主义者、 集体主义者、“政治正确”人士、女权主义者、同性恋与残疾人活动 者，动物权益保护者以及其他类似群体。但并非所有与此类活动 有所牵扯的人都一定是左派主义者。我们这里打算讨论的并非左 派主义运动或者意识形态，而是左派运动的心理类型或者相关心 理类型的集合。我们笔下“左派主义”的含义将会随着我们对于左派 主义心理的讨论而越发清晰。(见 227-230 段)
反对意见。真实的情况是复杂的，即使提供必要的数据，进行完 整描述也需要好几卷的篇幅。我们只打算非常粗略地概述两个最重要的现代左派主义者心理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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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我们对于左派主义的概念依然赶不上我们的希望那样清晰，但是看来在这方面完全无计可施。我们在这里只想以粗略的方式指出我们眼中驱动现代左派主义的两大心理趋势。我们不敢声称已经穷尽了左派心理的所有事实。我们的讨论也仅局限于现代左派主义。至于我们的讨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应用于十九世纪以及二十世纪初期的左派主义者，在此姑且存而不论。
9
我们将奠定现代左派主义基础的两股心理趋势称为“自卑感”与“过度社会化。自卑感是现代左派主义的整体特征，而过度社会化则仅仅是现代左派主义某些派别的特征，但是这一派别极有影响力。
FEELINGS OF INFERIORITY
自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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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口中的“自卑感”不仅意味着最严格意义上的自卑感，还包括一系列十分广泛的相关特征：自尊低下、无力感、抑郁、失败主义、负罪感以及自我憎恨等等。我们认为现代左派主义者倾向于有上述感受（可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抑），这些感受对于决定现代左派主义的方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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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某人将几乎一切针对他（或者他所认同的群体）所说的话均理解为贬损时，我们就认为此人有自卑感或低自尊。少数群体权益拥护者就体现了这一趋向，无论他们自身是否从属于该群体。他们对于指代少数群体的名词极为敏感。指代黑人、亚洲人、残疾人与女性的“黑鬼（negro）”、“东方人（oriental）”、“残废（handicapped）”与“妞（chick）”就原意来说并不包含贬低意味。“娘们（broad）”与“妞”只是“爷们（guy）”“哥们（dude，fellow）”的女性对应称谓。正是活动家们自己为这些名词附加了负面含义。有些动物权益活动家们甚至拒绝使用“宠物”一词，而以“动物伴侣”取而代之。左派人类学家们十分费力地避免使用任何可能被理解为负面含义的言辞来形容原始民族，他们还想把“原始（primitive）”替换成“不文（nonliterate）”任何可能暗示原始文化比他们的文化更为低劣的言辞都令他们几乎要疑神疑鬼。（我们在此不打算暗示原始文化比我们的文化更为低劣。我们仅仅想要指出左派人类学家极为敏感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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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政治正确”术语最为敏感的人并非一般的贫民区黑人居民、亚洲移民，遭受虐待的女性或者残疾人，而是一小部分活动家，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甚至都不属于任何“受压迫”群体，而是出身于地位更高的社会阶层。政治正确的据点是大学教授，他们有稳定的工作与丰厚的薪金，以中产阶级出身异性恋白人男性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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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左派主义者对于那些在形象上软弱（女性）、失败（印第安原住民）、令人反感（同性恋）等等的群体所遭遇的问题有着十分强烈的认同感。他们绝不会自认拥有此类感情，但正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群体低人一等才会认同他们遭遇的问题。（我们并未暗示女性与印第安人等群体低人一等，我们仅仅在解释左派主义者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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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者极为急切地想要证明女性与男性一样强壮有力。很明显女性可能不像男性一样强壮有力的恐惧令她们十分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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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主义者倾向于憎恨一切给人留下强大、优秀与成功印象的事物。他们憎恨美国，他们憎恨西方文明，他们憎恨白人男性，他们憎恨理性。左派主义者们之所以憎恨西方等事物的原因显然与他们的真正动机不符。他们说他们之所以憎恨西方是因为西方喜好战争、推行帝国主义、性别歧视以及种族中心论等等，但当这些问题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原始文化当中时，左派主义者们总会为其寻找借口，至多也仅仅是勉强承认其存在，同时则十分积极地（并经常夸大其词地）指出西方文明中出现的同样问题。因此很显然这些问题并非左派主义者憎恨美国与西方的真正原因。他们憎恨美国与西方是因为它们强大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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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自立”、“自主”、“进取”以及“乐观”之类的词汇在自由派与左派主义者的用语当中起不到多少作用。左派主义者反对个人主义，支持集体主义。他们希望社会解决每个人的需求并照料他们。他内心深处对于依靠自己的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并满足自己的需求毫无信心。左派主义者是竞争这一概念的天敌，因为他在内心深处感觉像是个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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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现代左派主义知识分子的艺术形式倾向于关注污秽、失败与绝望，或者采取狂欢基调，放弃理性控制，似乎已经无望通过理性计算实现任何目的，只得将自己彻底沉浸于当下的感官刺激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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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左派主义哲学家倾向于蔑视理性、科学与客观现实，并坚持一切都在文化上都是相对的。诚然，人们可以就科学知识的基础以及如何（假如可以的话）在概念上定义客观事实提出严肃的问题。但是显然现代左派主义哲学家们并不仅仅是头脑冷静的逻辑学家，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不是对于知识基础进行系统性分析。他们在攻击真理与事实时投入了大量的感情。他们攻击这些概念是因为自己的心理需求。他们的攻击行为是对自身敌意的发泄，假如这种攻击取得成功，还能满足他们的权欲。更重要的是，左派主义者们憎恨科学与理性是因为它们将特定信仰归类为真（成功、高等）而将其他信仰归类为假（失败、低等）。左派主义者的自卑感如此深厚以至于他无法容忍对于事物进行任何成功/高等与失败/低等的分类。还有许多左派主义者以此为基础反对精神疾病的概念与智商测试的实用性。左派主义者尤为反对从基因角度解释人类能力或表现，因为此类解释会使一部分人显得比另一部分人更为高等或低等。左派主义者更喜欢将个人能力或能力缺乏归功或归罪于社会。因此假如某人较为“低等”，这并非本人的错误，而是社会的错误，因为他没有得到适当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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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主义者并非那种会因为自卑感而夸夸其谈、自高自大、欺凌他人、自我吹捧以致无情竞争的典型人物。此类人物并未完全丧失对自己的信心。他在权力与自我价值的认知方面有缺陷，他他依然可以想象自己强大有力的样子，正是他令自己强大的努力才导致了这种种令人不快的行为。[1] 然而左派主义者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一阶段。他的自卑感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她无法想象自己可以成为一名强大且有价值的个人。因此左派主义者信奉集体主义。他仅仅在身为大型组织或大规模运动的一员时才能感到强大。
[1]（第19段）我们断言，所有或者至少大多数欺辱他人或者无情竞争的人都有自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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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左派主义者们行动策略中的自虐倾向。左派主义者经常躺在车轮前进行抗议，有意识挑逗警察或种族主义者对自身施暴。这些策略往往有效。但是许多左派主义者使用此类策略并非单纯当做手段，而是因为他们更偏好自虐性的策略。自我憎恨是左派主义者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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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主义者可能声称他们的活动动机是同情或者道德原则，道德原则对于过度社会化的左派主义者也的确有作用。但是同情或者道德原则不会是左派主义活动的主要动机。左派主义者的活动当中有着太过突出的敌意，因此其最要动机是权欲。更有甚者，许多左派主义者在进行活动时并没有为了维护他们声称想要帮助的群体的权益而进行理性计算。例如，如果一个人认为黑人平权行动对黑人有益，那么采取敌对化或教条化的平权行动有意义吗？很明显，与那些认为平权行动对他们造成歧视的白人们打交道时，采取灵活怀柔的手段并至少作出一些口头和象征性的让步将更富有成效。但左派主义活动家们不采取这种做法，因为它无法满足他们的情感需要。帮助黑人不是他们真正的目标。相反，他们将种族问题作为借口借以表达自己的敌意与追求权力而不可得的沮丧。他们的作法实际上伤害了黑人，因为这些活动家对待白人多数的敌对态度倾向于加强种族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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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的社会并没有上述所有的问题，左派将不得不发明新的问题，从而为自己提供无病呻吟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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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强调，上述论述未必对于每一个可能被视为左派主义者的人都十分准确，这只是对于左派主义总趋势的粗略概括。
OVERSOCIALIZATION
过度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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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使用“社会化”这个术语表示训练儿童使之按照社会的要求去思考和行动的过程。一个得到良好社会化的人相信并服从他所属社会的道德准则，并且很适应作为社会正常运作一部分的身份。说许多左派主义者过度社会化可能看起来毫无意义，因为左派主义者一般被视为反叛者。然而这一主张可以得到辩护。许多左派都不像看上去那样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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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社会的道德准则如此严苛，以至于没有人能以完全道德的方式进行思考、感受与行动。例如，我们不应该去恨任何人，但几乎每个人都曾经一度痛恨过其他什么人，不论他是否向自己承认。有些人的社会化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完全道德地思考、感受与行动的企图为他们带来了严重的负担。为了避免罪恶感，他们不断地就自己的动机欺骗自己，为那些在现实当中有着非道德起源的感受和行动寻找道德解释。我们使用“过度社会化”这一术语来形容这样的人。[2]
[2]（第25段）在维多利亚时期许多过度社会化的人们都因为试图压抑性欲而遭受了严重的心理问题。显然弗洛伊德以这些人为基础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今天社会化的重点已经从性欲转向了攻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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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社会化可导致低自尊、无力感、失败主义以及内疚等，我们对儿童进行社会化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是使他们对于与社会期望相反行为或言语感到羞愧。如果做过了头，或者如果某个孩子特别容易受到这种感情的影响，他就会为自己感到羞愧。此外过度社会化的人与轻度社会化的人相比更容易在思想与行为上受到社会期待的限制。大多数人都会做出不道德的行为。他们撒谎，他们小偷小摸，他们违反交通法规，他们在工作中偷懒，他们讨厌别人，他们说别人的坏话或者使用卑劣的花招来出人头地。过度社会化的人不能做这些事情，如果他做了就会为自己感到羞耻，还会自我仇恨。他不能想“不干净”的念头。而且社会化不只是一个道德问题，我们遭到社会化之后遵守的许多规范或表现都不属于道德的认定范围。因此，过度社会化的人在心理上被狗链拴着，一辈子都在社会铺设的轨道上运行。对于许多过度社会化的人来说这都会导致约束感和无力感，令其十分难熬。我们认为过度社会化是人类对彼此造成最严重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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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当代左派当中一个非常重要且有影响力的派系就是过度社会化份子，他们的过度社会化对于确定现代左派主义的前进方向十分重要。过度社会化类型的左派主义者往往是知识分子和上层中产阶层的成员。请注意，大学知识分子 [3] 构成了我们的社会中社会化程度最高的部分，也是最左派的部分。
[3]（第27段）未必一定包括研究“硬”科学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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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社会化类型的左派主义者试图挣脱自己的心理狗链，通过反叛来维护他的自主权。但通常他不够强大，无法反抗社会最基本的价值。一般而言，今天的左派主义者的目标与公认的道德并不冲突。恰恰相反，左派主义者接受公认的道德原则，当做自己的原则，然后指责主流社会违反该原则。例如：种族平等，男女平等，帮助穷人，和平或反战，一般的非暴力行为，言论自由，善待动物，等等。从根本上说就是个人服务社会的责任与社会照顾个人的责任。所有这些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已经深深植根于我们的社会价值当中，或至少是社会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 [4] 主流传播媒体与教育体系呈现给我们的大多数都材料或明或暗地明示或暗示了这些价值。左派主义者，尤其是那些过度社会化类型的左派主义者，通常不会反叛这些原则，而是通过声称社会辜负了这些原则（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如此）来为自己对社会的敌意进行辩护。
[4]（第28段）很多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个人反对这些价值当中的一部分，但通常他们的反对或多或少都是隐蔽的。这种反对仅仅在出现在大众媒体当中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我们社会的宣传主旨是支持上述指明的价值。
可以这么说，这些价值观成为官方价值观的原因是因为它们对于工业体系有用。暴力遭到阻碍，因为它会破坏体系的功能。种族主义遭到阻碍，因为种族冲突会扰乱体系运行，歧视可能对体系有用的少数群体成员则会造成人才浪费。贫困必须被“治愈”，因为下层阶级会给体系造成问题，其他阶级在接触下层阶级时士气也会下降。鼓励妇女创立自己的事业是因为她们的才能对体系有利，更重要的是因为经常性工作的女性更容易整合到体系当中，并直接与体系而不是家庭相联系，这有助于削弱家庭凝聚力。 （体系的领导人说，他们希望加强家庭，但他们真正的意思是他们希望家庭根据体系的需求成为儿童社会化的有效工具。我们在第51、52段认为体系不敢让家庭或其他小规模社会群体真正强大自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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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来表现一下过度社会化左派主义者如何显示他对于社会传统观念的真实依赖，同时还假装反抗。许多左派主义者都支持平权运动，支持黑人获得地位更高的工作，提高黑人学校教学质量并向此类学校追加投资，他们认为黑人“下层阶级”的存在是社会的耻辱。他们希望将黑人整合到体系中，使他成为企业主管，律师，科学家，就像上层中产阶级的白人一样。左派主义者会回答说他们最不想做的就是使黑人男子成为白人的翻版，相反，他们要保留美国黑人文化。但是保存美国黑人文化是什么意思呢？几乎无非就是吃黑人风格的食物，听着黑人风格的音乐，穿着黑人风格的服装，修建黑人风格的教堂或清真寺。换句话说，黑人只可以在表面问题上表达自己。而在所有根本方面，过度社会化的左派主义者都希望黑人符合白人中产阶层的理想。他们希望让他学习技术学科，成为行政人员或科学家，耗费人生向上爬从而证明自己并不比白人更差。他们希望黑人父亲 “负责”。他们希望黑人帮派放弃暴力。但这些正是工业技术体系的价值观。该体系不在乎一个人听什么样的音乐，穿什么样的衣服，信什么宗教，只要他在学校上学，拥有体面的工作，攀登等级阶梯，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不使用暴力等等。实际上，无论过度社会化的左派主义者如何否认这一点，他实际上是要将黑人整合到体系中并让他接受体系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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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并不声称左派主义者，甚至是过度社会化的左派主义者，从不反抗我们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显然他们有时会这么做。一些过度社会化的左派主义者甚至还反抗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原则之一，采用了肢体暴力。他们认为暴力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解放”。换句话说，他们通过暴力冲破了习得的心理制约。因为他们过度社会化，这些制约对他们的限制效果更强；因此他们需要打破这些制约。但是，他们通常用主流价值观为自己的反叛辩护。如果他们从事暴力活动，他们就声称自己是在打击种族主义。
31
我们认识到，对于上述左派主义者的心理素描可以提出许多反对意见。真实的情况是复杂的，即使提供必要的数据，进行完整描述也需要好几卷的篇幅。我们只打算非常粗略地概述两个最重要的现代左派主义者心理倾向。
32
左派主义者的问题表明了我们的社会作为整体的问题。低自尊，抑郁倾向和失败不仅限于左派，这些问题广泛存在于我们的社会，虽然在左派尤其明显。今天的社会与以往任何社会相比都试图在更大程度上将我们社会化。甚至还有专家告诉我们怎么吃，如何运动，如何做爱，如何教育子女等等。
THE POWER PROCESS
权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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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有一种需求（可能有生物学基础），我们称之为“权力过程”。这与对权力的需要紧密相关（这一点得到了广泛承认）但并不完全一样。“权力过程”有四大要素。其中最明确的三个我们称之为目标、努力与目标实现。（每个人都需要目标，目标的实现需要努力，他至少需要成功实现一部分目标）第四个元素很难定义，未必对所有人都有必要。我们叫它自主并将在下文中加以讨论（第42-4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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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一个假设的个人，他只要心念一动就能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这个人有权力，但他将会遭受严重的心理问题。起初他将有很多的乐趣，但渐渐地他将极度无聊并且情绪低落。最终他有可能患上抑郁症。历史表明悠闲的贵族们往往会变得颓废。为了保持权力而征战不休的贵族并不会如此。但悠闲而安全、没有必要发挥自己能力的贵族通常会变得无聊，沉湎于享乐主义并意气消沉，即使他们掌握着权力。这表明权力本身是远远不够的。一个人必须有行使权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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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目标，首先是获得生活必需品：食物，水和与生活在特定气候区域所必须的衣服和住所。但有闲的贵族毫不费力就能获得这些东西。因此，他会感到无聊和意气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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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目标是生存必需品，未能获得重要目标就会导致死亡；如果目标对生存有益，未能获得目标就会使人感到受挫。在整个生活当中一直没能获得目标将会导致失败主义，自卑或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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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了避免严重的心理问题，一个人需要一个耗费一定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还必须有合理的目标实现成功率。
SURROGATE ACTIVITIES
替代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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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并非所有有闲贵族都会变得厌倦而意气消沉。例如裕仁天皇就没有沉湎于颓废的享乐主义，而是投身于海洋生物学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当人们不必为了满足物质需求而发挥能力时，他们经常为自己设定人为目标。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为了追求这些目标而投入的精力与感情就像其他人为了获取物质必需品所进行的投入一样。因此罗马贵族会用文学修饰自己；几个世纪以前的许多欧洲贵族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来打猎，尽管他们肯定不缺肉食；其他贵族则通过展示财富来进行社会地位的比拼；还有少数贵族转向了科学领域，例如裕仁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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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使用 “替代活动”这个名词来表示追求自行设立的人为目标的行为，人们之所以树立这些目标只是为了能够为之努力，或者说仅仅是为了追逐目标过程中的“满足感”。这是识别替代活动的关键。假设某人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去追求目标x，你不妨问自己：如果他要投入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来满足自己的生理需求，而且他需要以多种不同且有趣的方式发挥自己的体力与脑力，他是否会因为没能达到目标x而感到非常失落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此人对于目标X的追求就是替代活动。裕仁的海洋生物研究显然是替代活动，因为很肯定，如果裕仁要将他的时间花在有趣的非科学性任务上从而获取生活必需品，他不会因为自己不知道海洋动物的解剖结构和生命周期而感到失落。另一方面，性与爱的追求（打个比方）不是替代活动，因为大多数人即使在其他方面享受着令人满意的生活，如果终其一生没有与一名异性建立关系，依旧会感到失落。（但追求超出需要的过度性生活就是替代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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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只需付出很少的努力就足以满足自己的生理需求。只需要参加技能培训计划并学一点手艺，按时上下班，为了完成工作而投入最少的努力，这就足够了。唯一的要求是一般水平的智力以及单纯的服从，后者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有这些特质，社会就会从摇篮到坟墓一直照顾你（的确，对于下层社会来说生存必需品的获得并不这么理所当然，但我们这里说的是主流社会）因此毫不奇怪的是，现代社会充满了替代活动。这些活动包括科研工作，运动成绩，人道主义工作，艺术和文学创作，企业升职，获取远远超出需要的金钱和物质财富直到它们无法带来任何额外的生理满足，还有参与社会活动，尽管活动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活动家个人来说并不重要，例如为了非白人少数族裔的权利而工作的白人活动家。这些行为并不总是单纯的替代活动，因为对很多人来说，他们的动机并不只是需要用来追求的目标。科学工作的动机可能是追求声望，艺术创作是为了表达感情，激进社会活动主义则受到了敌意的驱使。但对于大多数追求这些目标的人来说，这些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替代活动。例如，大多数的科学家们可能会同意他们从工作获得的“满足感”比他们所赚取的金钱和声望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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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人（如果不是大多数人）来说，替代活动都不如追求真正的目标（也就是即使权力过程的需求已经满足之后依然希望获得的目标）那样令人满意。这一点的表现之一是，在许多或者大多数情况下，深入参与替代活动的人永远不会满足，从来没法休息。因此，商人不断致力于获取越来越多的财富。科学家刚解决了一个问题就又着手解决下一个。长跑运动员总是驱使自己跑得更远更快。很多追求替代活动的人会说他们从这些活动中得到的满足感远远多从“平凡”的工作或生理需求的满足，但是这是因为在我们的社会满足生理需求所需要的努力已经降低到了不值一提的程度。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满足生理需求的方式并非自主，而是充当巨大社会机器零件。相反，在追求自己的替代活动时人们普遍有很大的自主性。
AUTONOMY
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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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性作为权力过程的一部分，可能并非对所有人都有必要。但是大多数人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时都需要或多或少的自主。他们的努力必须由自己主动进行，并且必须遵从自己的方向，受自己的控制。然而，大多数人都不必非得作为单一个体发挥主动性、遵从方向并进行控制。通常只要作为一个小团体的一员就够了。因此，如果有五六个人彼此讨论共同的目标并且成功地联合努力来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对于权力过程的需求就会得到满足。但是如果他们在上级下发的死板命令下工作，毫无自主主动的空间，他们对于权力过程的需求就得不到满足。同样，当进行集体决策时，假如集体人数过多，每个个人的作用都微不足道 [5]，那么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5]（第42段）有人认为多数人都不想自己进行决策，而是更希望有领导者替他们思考。这话也有一定的道理。人们喜欢在小事上自行决策但是在困难而根本性的问题上进行决策必须面对激烈的心理冲突，而大多数人都讨厌心理冲突。因此他们更希望他人替他们进行困难决策。大多数人都是天然的跟随者而不是领导者，但是他们喜欢与自己的领导者保持直接联系并且部分参与困难决策的制定。至少在这种程度上他们还是需要自主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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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有些人似乎并不需要自主。可能他们的权欲并不强，或者他们通过从属于强大的组织来获得了满足感。还有一类不假思索的、动物般的人，似乎单纯的肉体权力感就能使其感到满足（优秀的士兵通过战斗技能来获得权利感，他对于盲从上级感到相当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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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多数人还是要通过权力过程——确立目标，自主努力，实现目标——来获得自尊，自信和权力感。当一个人没有足够的机会来经历整个权力过程的时候，将会导致（取决于个人条件和权力过程遭到中断的方式）无聊，士气低落，低自尊，自卑感，失败主义，抑郁，焦虑，内疚，沮丧，敌意，虐待配偶或子女，永不满足的享乐主义，不正常的性行为，睡眠障碍，进食障碍等 [6]。
[6]（第44段）这里列出的一些症状类似于长期囚禁在笼中的动物所显示的症状。
这里解释一下权力过程的剥夺如何导致这些症状的出现：根据对于人性的常识理解，缺乏需要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会导致无聊，而长期无聊最终往往会导致抑郁症。未能达成目标会导致挫折并降低自尊。挫折导致愤怒，愤怒导致攻击性，往往以虐待配偶或子女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已经证明了长期持续的挫折通常会导致抑郁症，抑郁症往往会造成内疚，睡眠障碍，进食障碍和不良情绪。倾向患抑郁症的人寻求快感作为解药，因此导致了无法满足的享乐主义和过度性生活，变态行为也成为了获取新刺激的手段。无聊之所以容易造成过度享乐，还因为在没有其他目标的情况下人们经常将快感当做目标（请参阅附图）。前述是简化表述，现实更为复杂。当然权力过程的缺失并不是这里描述症状的唯一原因。顺便说一下，当我们提到抑郁症时，并不一定意味着严重到必须由精神科医生进行治疗的抑郁症。通常情况下只会出现轻微的抑郁症。我们所谓的目标也不必然意味着深思熟虑之后的长期目标。因为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或大多数人都仅仅将糊口作为目标（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获取日常的食物）。
SOURCES OF SOCIAL PROBLEMS
社会问题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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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任何症状都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社会，但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它们的存在规模尤其大。我们并非首先提出当今世界似乎正在发疯的人。这样的事情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不正常的。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与现代人相比，原始人所遭受的压力和挫折更少并更满足于自己的生活方式。的确，原始社会的生活也并非充满轻松与甜蜜。澳洲原住民经常虐待妇女，性变装在美国的一些印第安部落当中也相当常见。但总体来说，我们在上文各段当中列举的各种问题对于原始民族来说远不如在现代社会中那样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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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现代社会的社会与心理问题归咎于以下事实：现代社会要求人们在一套截然不同的条件下生活，在这套条件下，人类种族的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与早先条件下所养成的行为模式发生了冲突。我们在上文中明确认为缺乏恰当体验权力过程的机会是现代社会加诸于人们头上的最主要非正常条件。但这不是唯一的问题。在讨论作为社会问题来源之一的权力过程打断之前，我们将讨论其他几个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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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工业社会所造成的异常情况是人口密度过大，人与自然相隔离，社会变革过快的和突破以及自然小规模社区——如大家庭、村庄或部落——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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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人群聚集会增加压力与攻击性。目前的拥挤程度以及人与自然的隔离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所有前工业社会都以农村为主。工业革命极大增加了城市规模和城市人口比例，现代农业技术使人们有可能供养远比之前任何时代更为密集的人口。 （此外，技术也加剧了人群聚集的影响，因为它将更强大的破坏力交给了人群。例如，现在存在着各种发出噪声的设备：电动剪草机，收音机，摩托车等。假如这些设备的使用不受限制，希望享受和平与安宁的人们就会因为噪音而感到沮丧。如果其应用受到限制，使用这些设备的人就会感到沮丧，但如果这些机器从来不曾问世，就不会造成冲突与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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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原始社会来说，自然世界（通常只会进行缓慢的改变）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框架，因此他们有安全感。现代世界当中人类社会主导了自然而不是相反，而且由于技术变革现代社会的变化十分迅速。因此不存在稳定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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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是傻瓜：他们抱怨传统价值观的衰败，但同时又积极支持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显然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技术与经济快速而剧烈的变化必然导致所有其他社会方面的快速变化，这种快速变化又将不可避免地打破传统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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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念的崩溃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维系传统小规模社会群体的纽带的崩溃。现代社会环境往往要求或诱使个人脱离自己的社区移动到新的地点，这一事实对于小规模社会群体的解体也有促进作用。除此之外，科技社会如果要有效地发挥作用，就必须削弱家庭关系和地方社区。在现代社会中个人首先必须忠于体系，其次才能忠于小规模社区，因为如果小规模社区的内部忠诚强于对体系的忠诚，这样的社区会牺牲体系来为自己追求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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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公职人员或公司的执行总裁任命他的表兄弟、他的朋友或者教友担任某职位而不是任命最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人。他将个人忠诚放在了体系忠诚之前，这就是“裙带关系”或“歧视”，这两项在现代社会中都是可怕的罪行。未能成功地将个人或地区忠诚置于体系忠诚之下的准工业社会通常是非常低效的（例如拉丁美洲）。因此，一个先进的工业社会只能容忍那些遭到阉割与驯服并被体系当做工具的小规模社区。 [7]
[7]（第52段）少数被动内向的群体，例如阿米什人，可能会部分例外于这一原则，这些群体对于更广泛的社会影响不大。除此之外，在美国确实存在一些真正的小规模社区，例如青少年团伙和“邪教”。所有人都认为他们很危险，他们也的确如此，因为这些群体的成员主要忠于彼此而不是体系，因此体系无法控制他们。拿吉普赛人举例。吉普赛人往往不会因为盗窃和欺诈行为遭受惩处，因为他们忠于彼此，其他吉普赛人总是可以 “证明”自己的清白。显然，如果这类群体成员太多，该体系将面临很大的麻烦。二十世纪初期一些关心中国现代化的中国思想家认识到有必要打破小规模社会群体，如家庭：“（孙中山认为）中国人民需要接受新一轮的爱国主义影响，这将使得忠诚从家庭向国家转移……（李璜认为）如果中国的国家主义想要得到发展，就不得不放弃传统的牵绊，特别是家庭的牵绊。”（Chester C. Tan,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第125页，第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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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广泛认为人群聚集与社区的快速变化瓦解是社会问题的根源。但是我们不认为仅凭这些就足以造成今天我们所见的如此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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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座工业社会之前的城市也十分庞大而拥挤，但是其中的居民似乎并没有遭受像现代社会成员那样严重的心理问题。今天的美国依然存在着人口稀少的农村地区，在那里也出现了与城市地区类似的问题，尽管程度上没有这么剧烈。因此人群聚集似乎并不是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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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纪不断推进的美国边疆，人口流动性对于大家庭与小社区的破坏作用至少与今天一样强。实际上许多核心家庭都是自愿选择隔离生活的，几里以内没有邻居，不属于任何社区，但他们似乎也没有出问题。
[8] 的确，我们清楚十九世纪的美国也存在着自己的问题，而且还十分严重。但是为了方便讨论起见我们在这里姑且简化一下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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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这其中的区别在于现代人（基本有理地）感到变化是强加在他身上的，而十九世纪的边疆开拓者则（也同样基本有理地）感到他自己造成了变化。开拓者定居在自己选择的地点，并用自己的努力将其改造成农田。当时一个郡县里往往只有几百户居民，这个郡县的孤立性与自主性也远远超过今天的郡县。因此，开拓边疆的农夫参与了一个相对较小的团体并创建了一个新的有秩序社区。这种社区的创立算不算进步尽管可以讨论，但无论如何开拓者的权力过程得到了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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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迅速且/或缺乏密切社区纽带但却没有像今日工业化社会那样发生大规模行为异常的社会可能还有其他例证。我们意图说明现代社会当中社会与心理问题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人们没有足够的机会来正常地完成权力过程。我们并不认为现代社会是唯一一个打断权力过程的社会。很可能绝大多数文明社会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干涉权力过程。但是在现代社会这个问题尤为尖锐。左派主义，或者起码说最近形式（二十世纪中后期）的左派主义，正是权力过程剥夺所导致的症状的一部分。
DISRUPTION OF THE POWER PROCESS IN MODERN SOCIETY
现代社会对于权力过程的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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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人类的欲望分为三类，（1）可以通过最少努力得到满足的欲望；（2）需要付出大量努力才能满足的欲望；（3）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充分满足的欲望。权力过程满足的是第二种欲望。第三类欲望越多，人们就越发沮丧愤怒，最后则会发展成失败主义与抑郁症。
60
现代工业社会倾向于将人类的自然欲望推向第一类与第三类，第二类欲望则越发人为化。
61
在原始社会，物质需求一般属于第二类，必须付出大量努力才能获取。现代社会在倾向于保证令所有人 [9] 都能用最小努力换取物质必需品，因此物质需求就被推到了第一类。（有人可能并不认为保住工作只需要“最小化”的努力；但是一般来说，中低层工作所要求的只是服从而已。只需要在规定地点站着或坐下，根据指定的方式完成指定的任务。在工作中基本上没有自主，因此对于权力过程的需求也就没有得到满足。）
[9]（第61段）我们这里忽略了下层阶级，只讨论社会主流。
62
社会需求，例如性、爱与社会地位，在现代社会中往往属于第二类，当然这还要取决于每个个人的具体情况。[10] 但是，除非某人对于社会地位有着特别强大的欲望，满足社会欲望所需的努力依然不足以充分满足权力过程的需要。
[10]（第62段）有些社会科学家、教育者、“精神健康”专业人士以及其他类似人物正在竭力将社会欲望推入第一类，从而使所有人都能拥有满意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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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属于第二类的特定人为需求就被创造了出来，借以满足权力过程的需要。广告与营销的发展使人们觉得他们需要他们的祖父母们做梦也没有想过的东西。他们需要花大力气挣钱来满足这些人为需求，因此这些需求就归于了第二类。（见80-82段）现代人想要满足权力过程的需要就必须主要依靠追求由广告与营销工业创造出来的人为需求 [11] 以及替代行为。
[11]（第63段）对于获取物质的无尽欲望是否真是广告和营销行业的人为创造呢？当然，人并没有与生俱来的获取物质欲望。在许多文化中，人们对于物质必需品之外的物质财富并没有多大兴趣，以满足他们的基本生理需求（澳大利亚原住民，传统墨西哥农民文化，一些非洲文化）。另一方面，在工业革命前，获取物质行为作用重大的文化也有许多。因此，我们不能说当今以获取物质为导向的文化完全就是广告和营销行业的创造。但很显然，广告和营销行业对于这种文化的创造有着重大的作用。如果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如此大手笔的开支一定能增加销量，大公司是不会花费数百万美元做广告的。一名FC（？）成员几年前遇到了一个销售经理，此人坦率地告诉他，“我们的工作是让人购买他们不想要且不需要的东西。”然后他描述了一个未经训练的新手如何向人们介绍关于产品的事实却卖不出去，而一个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专业销售员却可以面向同一批人打开销路。这表明人们在操纵之下购买了他们并不真正想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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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对于很多人甚或大多数人来说，人为形式的权力过程是不够的。二十世纪后半期社会批评家的著作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是困扰很多现代社会成员的无目的性。 （这种无目的性通常有其他名称，如“失范”或“中产阶级空虚”）。我们认为，所谓的“身份危机”其实是对于目的性的寻找，往往是为了投入一项合适的替代活动。存在主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是现代生活对于无目的性的回应。[12] 对于“满足感”的搜寻在现代社会中非常普遍。但我们认为，大多数以获得满足感为主要目标的活动（即替代活动）并不能带来完全令人满意的满足感。换句话说，它并不能完全满足对于权力过程的需要。（见第41段），这一需要只有通过拥有外部目标的活动才可以得到完全满足，如物质必需品，性，爱情，地位，复仇等
[12]（第64段）在过去的15年里，无目的性的问题似乎已经变得不那么严重了，因为人们现在感觉自己在身体与经济方面都没那么安全了，对于安全的需要为他们提供了目标。但无目的性已经被实现安全的难度所带来的挫败感所取代了。我们强调无目的性的问题，因为自由派和左派主义者希望通过使社会保障所有人的安全来解决我们的社会问题，但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只能令无目的性卷土重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社会为其成员提供的安全是否足够，而是在于人们依赖体系为他们提供安全而不是将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顺便说一句，之所以有些人对于携带武器的权利如此热衷，这也是部分原因；手里有枪意味着他们把某一方面的安全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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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果通过赚钱、攀爬等级阶梯、充当体系一部分或其他方式来追求目标，大多数人都不会自主追求自己的目标。大多数工人是别人的雇员，正如我们在第61段中指出的那样，他们每天都必须按照指定的方式做指定的事情。甚至独立经营的人也只有有限的自主。小企业经营者和创业者一直都在抱怨政府过度监管束缚住了他们的双手。有些规定无疑是不必要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规定对于我们这个极其复杂的社会来说是必要且不可避免的。今天很大一部分小企业以特许经营制度为基础。几年前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许多大公司在授予专营权时都需要申请者接受性格测试，目的是为了排除那些有创造性和主动性的人，因为这样的人不够顺从，无法乖乖地沿袭特许经营体系。这就将许多最需要自主的人排除在了小企业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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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人们更多依靠体系为他们或对他们所作的事情生活，而不是依靠自己为自己所作的事情生活。而他们为自己所作的事情也越来越依靠体系安排的渠道。机会大都是体系提供的，对于机会的利用也要符合规则与规定[13] 且如果想要有机会成功就必须遵从专家指定的方法。
[13]（第66段）保守派减少政府监管的努力对于普通人没有多少好处。首先，真正能够消除的监管措施只有一小部分，绝大多数监管措施都是必需的。其次，绝大多数去监管措施都是对行业而不是普通人起作用。因此这些举措的主要作用是将权力从政府手中转移到私人企业手中。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意味着之前干涉他生活的是大政府，现在则是大企业，而这些企业可能会允许对他不利的行为，例如向水源倾倒化学物质使他患上癌症。保守派将普通人当成了冤大头，利用他对大政府的怨气来加强大企业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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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我们的社会里权力过程经常因为缺乏真正目标与缺乏追求目标的自主权而遭到打断。不过打断权力过程的因素还有第三类欲望：无论付出多么大的努力都不能充分满足的欲望。其中一项欲望就是对安全的需要。我们的生活依赖于其他人的决定，我们无法控制这些决定，通常我们甚至不知道作出这些决定的是什么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相对不多的人——也许500或100人——做出重要决定的世界里。” 菲利普.B.海曼，哈佛大学法学院，《纽约时报》，1995年4月21日，安东尼.刘易斯）我们的生命取决于核电厂是否得到了恰当维护，食品中许可的农药残留量或者空气中许可的污染物含量有多高，我们的医生有多么高明（或不称职），我们是否有工作取决于政府经济学家或企业管理者的决策，大多数人都只能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内确保自己免受威胁，个人对于安全的追寻因此而受挫，这也导致了无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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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人提出反对，认为原始人与现代人相比更欠缺身体安全，因为原始人的寿命更短，因此现代人承受的不安全感与人类能够承受的正常值相比要更少而不是更多。但心理安全与身体安全的关系并不密切。我们之所以感到安全与其说是因为客观安全的现实，倒不如说是对我们有能力保障自身安全的信心。原始人在面对猛兽袭击或饥饿威胁时可以奋力自卫或长途跋涉寻找食物。他的这些努力未必总能成功，但他面对那些威胁他的事物绝非束手无策。另一方面现代个人对于自己所受到的威胁往往十分无奈：核事故，食品里的致癌物质，环境污染，战争，税收上调，大型企业对于隐私的侵犯以及全国性的社会或经济问题都会打乱他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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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原始人面对某些威胁时同样无能为力，例如疾病。但是他坚忍地接受了疾病带来的风险。疾病是自然的一部分，不是任何人的错，除非是某个想象出来的、毫无感情的魔鬼。但是现代人面对的威胁都是人为的，并不是运气不好的结果，而是他人的决策强加于他的结果，而他又无力影响这些决策。因此他自然会感到沮丧，羞辱与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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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原始人的安全大体而言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无论作为个体还是小群体的成员）。而现代人的安全则掌握在那些距离他太远或规模太大，以致他无法施加个人影响的机构组织手里。因此现代人追求安全的欲望大致可归于第一类与第三类；在某些领域（例如食物与住所）他的安全只需要一丁点努力就能得到保证，而在其他方面他则完全无法自行获得安全。（这段论述极大地简化了实际情况，但是的确十分粗略地概括了现代人与原始人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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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活中人们有很多暂时性的欲望或冲动也会遭到抑制，因此也会落入第三类。一个人可能会生气，但现代社会不允许斗殴，很多情况下甚至不允许言语攻击。某人前往某地是可能急着赶路，也可能希望慢慢走，但一般来说都只能跟随车流行动并遵守交通信号。在许多其他方面，现代人都被一张规则之网所笼罩（或明或暗），使他的冲动无法释放并因此打断他的权力过程。大部分此类规则都不能废除，因为这些规则对于工业社会的运作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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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在某些方面是极为放纵的。在不影响体系运作的方面我们基本上想做什么都可以。我们可以任意信仰任何宗教（只要该宗教不鼓励威胁体系的行为）。我们可以和任何人上床（只要注意“安全性交”）。我们想做什么都可以，只要所作的事情无关紧要。但是在所有重要方面体系都倾向于越发规范我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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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束人们行为的因素不止限于明确的规则以及政府。控制往往是政府以外的其他机构或者作为整体的体系通过间接胁迫、心理压力或操纵来进行的。大多数大型组织都会使用某种形式的宣传 [14] 操纵公众的态度和行为。宣传不限于“广告”，有时制作人甚至没有自觉意识到自己正在进行宣传。例如，娱乐节目的内容就是一种功能强大的宣传形式。举一个间接胁迫一个例子：没有法律规定我们必须去工作，每天必须遵守雇主的命令。在法律上没有什么条纹能阻止我们像原始人那样生活在野外或自行创业。但在现实当中野外环境已经极为有限，经济生活当中所能容纳的小企业主数量也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大多数人只有成为别人的雇员才可以生存。
[14]（第73段）如果某人同意某个特例当中使用宣传的目的，他一般称之为“教育”或使用其他委婉用语。但是宣传就是宣传，无论出于什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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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现代人对于长寿的痴迷以及在老年阶段维持身体活力与性吸引力的执着是一种不满足的症状，原因则在于权力过程遭到了剥夺。所谓“中年危机”也是此类症状之一。缺乏养育子女的兴趣对于现代社会来说也十分常见，但是在原始社会这种事可谓闻所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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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始社会，生活是一连串的阶段。一个阶段的需要和目的已经达成之后，原始人就会自然进入下一阶段而并不感到特别勉强。一名年轻男子通过成为一个猎人来完成权力过程，他的狩猎活动不是为了取乐或满足感，而是为了得到必要的肉食。 （年轻女性的权力过程更加复杂，更加注重社会权力，我们在此姑且不加讨论）。顺利通过这一阶段后，年轻人就会毫不勉强地承担起养家的责任。（相比之下，一些现代人无限期推迟生育子女，因为他们太忙于寻求某种“圆满”。我们认为，他们所需要的是权力过程的充分经验——这里的权力过程要有真正的目标，而不是替代活动的人为目标。）同样，在成功地养育了他的孩子，通过为他们提供物质必需品而完成权力过程之后，原始人会认为他的工作已经完成并坦然接受老年（如果他能活这么久）与死亡。另一方面，许多现代人对于死亡的前景感到不安，他们付出了大量努力试图维持自己的身体状况、外观和健康。我们认为这是由于他们从来没有以任何方式使用自己的身体，从来没有通过认真地使用自己的身体来完成权力过程，因此感到不满足。原始人每天为了实际目的而使用自己的身体，而现代人对于身体的实际应用无非是每天下车走回家，真正担心年岁增长却是后者。在人生当中满足了权力过程需要的人最能接受人生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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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对本段论述的反应是“社会必须设法为人们提供经历权力过程的机会。”但是对于这些人来说，由社会向他们提供机会这一事实就已经摧毁了这些机会的价值。他们必须自己寻找或创造自己的机会。只要这些机会是体系提供的，体系就依然制约着他们。为了获得自主他们必须摆脱这种制约。
HOW SOME PEOPLE ADJUST
一部分人的调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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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生活在工业技术社会的人们都会遭受心理问题。有些人甚至对于社会现状十分满意。我们现在就来讨论一下为什么人们对于现代社会的反应如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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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无疑人与人之间的权力欲望强弱有所不同。权力欲望较弱的个人相对而言或许没有多少体验权力过程的需要，或者至少说相对而言对于权力过程中的自主性没有多少需要。这些人属于温顺的类型，例如当年美国南方各州种植园里的黑奴。（我们无意嘲笑当年美国南方各州种植园里的黑奴。平心而论，大多数黑奴都不甘忍受奴役。但我们的确嘲笑那些满足于奴役的人。）
79
有些人在满足权力过程需求的追寻中或许有超过常人的欲望。例如有人对于社会地位的欲望特别强烈，他可能会耗费终生向上爬而丝毫不感到厌倦。
80
不同的人对于广告营销手段的易感度有所不同。有些人极易受到影响，以至于尽管他们赚了很多钱，依旧无法抗拒营销工业在他们眼前招摇的闪亮新玩具。因此尽管他们收入优渥却总感到财政吃紧，他们的欲求总得不到伸张。
81
有些人对于广告与营销策略的易感度很低。这些人对金钱没有兴趣。获取物质无法满足他们对于权力过程的需要.
82
对于广告与营销策略有着中等易感度的人可以赚到足够的钱来满足自己对于商品与服务的欲望，但是必须为此付出相当的努力（加班，兼职，争取升职等）。因此获取物质可以满足他们对于权力过程的需要。但他们的需要未必一定就能得到完全的满足。他们在权力过程中未必拥有完全自主（他们的工作就是执行命令）而他们的一部分预防也可能遭到压制（安全或攻击性）。（我们在80-82段的论述过于简略，因为我们假设获取物质的欲望完全是广告与营销行业创造出来的。当然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83
有些人通过认同某个强大组织或群体运动来部分满足自己的权力需求。缺乏目标或权力的个人会加入一个组织或运动，接受其目标作为自己的目标，然后努力实现这些目标。当这些目标中的一部分达成之后，即使个人的努力在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只起到了不太重要的作用，个人依然会（通过对于运动或组织的认同）感到自己已经完成了权力过程。法西斯，纳粹和共产主义者都利用过这种现象。我们的社会也会利用这种现象，尽管不那么粗暴。例如：诺列加刺激了美国（目标：惩罚诺列加）。美国入侵巴拿马（努力）并惩罚了诺列加（达到目标）。美国完成了权力过程，许多认同美国的美国人也共鸣班底感到了权力过程的完成。因此公众广泛支持入侵巴拿马，因为这一事件给人们带来了权力感。 [15]在军队，企业，政党，人道主义组织，宗教或意识形态运动当中也能看到同样的现象。左派主义运动尤其会吸引试图满足权力过程需要的人。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认同一个庞大的组织或群众运动并不能完全满足对权力的需求。
[15] 我们并不打算对入侵巴拿马事件表示赞同或反对。我们只想说明自己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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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满足权力过程的另一种方法是替代活动。正如我们在第38-40段所解释的那样，替代活动指向人为的目标，个人追求此类目标是为了获得“满足感”而不是达到目标本身。举例来说，锻炼出巨大的肌肉，将小球打入一个洞里或获得一套完整的系列邮票等行为并没有什么实用动机。然而在我们的社会里有很多人都在充满激情地进行着健身、高尔夫或集邮活动。有些人与其他人相比要更加 “以他人为导向”，因此更容易仅仅因为他们周围的人认为这些替代活动十分重要或者因为社会告诉他们这些活动很重要就重视这些替代活动。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非常严肃地对待基本上无关紧要的活动，如运动、桥牌、象棋或晦涩的学术研究，而其他看得更清楚的人从来只将这些活动视为替代活动，因此在满足权力过程的需要时从来没有重视过这些活动。接下来只需要指出在许多情况下一个人的谋生方式也是替代活动。不是单纯的替代活动，因为活动的动机是为了获得物理必需品以及（对于某些人来说）社会地位和因为广告宣传而想要拥有的奢侈品。但很多人投入工作的努力远远超过了赚取任何金钱或地位所必需的额度，而这种额外的努力就构成了替代活动。这种额外努力加上随之而来的感情投资是促进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最强大力量，并会为个人自由带来消极的后果（见第131段）。特别是对于最有创意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来说，工作往往主要是替代活动。这一点非常重要，因此值得拿出来单独讨论（第87-92段）。
85
在本节当中我们讨论了许多现代人是如何或多或少地满足了自己对于权力过程的需要。但是我们认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对于权力过程的需要并未得到完全满足。首先，那些对于社会地位的欲望极强，或者极其投入替代行为，或者十分认同某个组织或运动，从而满足了自己对于权力过程的需求的人都是特例。其他人是无法通过这些方法来得到满足的（见41、64段）。其次，体系通过明文规定与社会化施加了太多限制，导致了自主性不足，无法达成某些目标以及对于过量冲动进行限制的必要性也会使人感到挫败。
86
但是即使大多数人在工业技术社会都得到了完全满足，我们（FC）依旧要反对这种社会形式，因为（原因之一是）我们认为通过投入替代行为或者认同某个组织而不是追寻真正的目标来满足对于权力过程的需求是对人的贬低。
THE MOTIVES OF SCIENTISTS
科学家的动机
87
科学和技术为替代活动提供了最重要的例子。一些科学家宣称，他们的动机是“出于好奇”，这个概念十分荒谬。大多数科学家研究的都是高度专业化的问题，并非任何正常好奇心的对象。例如，一个天文学家、数学家或一个昆虫学家会对三甲基丁烷的特性感到好奇吗？当然不会。只有化学家才会对此感到好奇，因为化学是他的替代活动。化学家会对一种新发现甲虫的适当分类感到好奇吗？这个问题只有昆虫学家有兴趣，他对此有兴趣也仅仅是因为昆虫学是他的替代活动。如果化学家和昆虫学家不得不认真努力从而获得物质必需品，而且如果这种努力需要他们以非科学研究的有趣方式发挥自己的能力，那么他们根本不会关心三甲基丁烷或甲虫分类。假设研究生教育的资金缺乏导致原本可能成为化学家的人成为了保险经纪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对保险事宜很感兴趣，但不会再关心什么三甲基丁烷了。科学家们单纯以好奇心为理由将如此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自己的工作是难以服人的。
88
“造福人类”,这个解释也同样靠不住。一其他科学领域则显然有着造成危险的可能性。然而，在这些领域的科学家们对他们的工作就像开发疫苗或研究空气污染的同行们一样热情。考虑爱德华.泰勒博士（Edward Teller）的例子，他对于参与促进核电厂建设十分热情。这种感情投入是否源于造福人类的愿望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泰勒博士没有对其他 “人道主义”事业进行同样的感情投入呢？如果他是人道主义者，那么他为什么要帮助发展氢弹呢？与许多其他的科学成就一样，核电厂是否真正能够造福人类是非常值得商榷的。廉价电力的好处能够超过核废料累积和危险事故带来的危害吗？泰勒博士看到的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显然他对于核电的情感投入并非源于“造福人类”的愿望，而是源于他的工作以及将核电投入实用所带来的个人价值的实现。
89
一般来说科学家都是这样。可能其中也有少数例外，但总体而言他们的动机既不是好奇也不是造福人类，而是完成权力过程的需要。
90
当然实际情况并没有如此简单。其他动机对于许多科学家来说也有作用，例如金钱与地位。有些科学家或许对地位有着无法满足的欲求（见79段），这一点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了最主要的动机。无疑，大多数科学家也像大多数公众一样多少易于受到广告与营销手段的影响，也需要金钱来满足他们对于商品和服务的需要。因此科学研究并不完全是替代行为，但在相当程度上是这样。
91
此外，科学技术也构成了群体权力运动，许多科学家都通过认同这一运动来满足自己的权力需求（见83段）
92
因此科学盲目地前进，不考虑人类种族的真正福祉或任何其他标准，仅仅服从科学家以及提供研究资金的政府官员与企业高管的心理需求。
THE NATURE OF FREEDOM
自由的本质
93
我们认为工业技术社会无法加以改革，使之不至于蚕食人类自由的空间。但是由于“自由”这个词可以从许多不同方面加以解释，我们必须首先阐明我们这里所谓的自由究竟是什么。
94
我们这里的“自由”指的是经历权力过程的机会，该权力过程要有真正的目标，而不是替代行为的人为目标，不受任何人尤其是大型组织的干涉、操纵或监督。自由意味着（以个人或小群体成员的身份）控制关乎本人生死的问题：食物，衣物，住所以及抵御环境当中任何可能的威胁。自由意味着拥有权力，不是控制他人的权力，而是控制自身周边环境的权力。如果任何其他人（尤其是大型组织）对某人有权力，那么这个人就不自由，无论这种权力的实施有多么宽容放纵。绝不能将自由与放纵混为一谈。
95
人们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因为我们拥有若干宪法保护的权利。但是这些权利并没有看上去那么重要。一个社会当中个人自由的限度并不是由法律或者政府形式决定的，而是由这个社会的经济与技术结构决定的 [16] 新英格兰的大多数印度国家都是君主制国家，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也多由独裁者掌控。但是研究一下这些社会，人们会感到这些社会远比我们的社会更加允许个人自由的存在。部分原因在于这些社会缺乏执行统治者意志的有效机制。这些社会里没有组织良好的现代警察，没有远距离快速通信，没有监视摄像头，没有针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信息卷宗。因此在此类社会里逃避控制相对较容易。
[16]（第95段）当北美殖民地依旧处于英国统治之下时，对于自由的法律保障与美国宪法生效之后相比要更少且效力更弱。但是与工业革命在美国扎根之后相比，在独立战争前后的前工业化美国有着更多的个人自由。我们引用Violence in Americ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一书，Hugh Davis Graham与Ted Robert Gurr编辑，第12章，作者Roger Lane，第476-478页，“（十九世纪美国）财产标准的渐进式升高与人们对于官方执法力量的越发依赖……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十分常见……这对于社会行为的改变历时如此之长，范围如此之广，以至关乎当代最基本的社会进程：工业化与城市化……1835年的马萨诸塞人口约为660940人，81%是农村人口，前工业化社会与本地出生人口占绝对主流。无论是牛马车夫、农夫还是手艺匠人都习惯于自行设定日程，他们工作的性质也使得他们在物质层面上相互依赖……个人问题，罪过甚至犯罪一般都不会导致大范围的关注……”但是1835年时刚刚起步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这对双生子运动在整个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期间对于人的行为一直有着渐进性的影响。工厂要求行为规律化，要求人们顺从钟表与日历的节律以及工头与监管人员的命令。而在城镇当中，紧密居住的需要禁止了许多之前无人反对的行为。
大型机构里的蓝领与白领工人全都相互依赖，他们的工作相互契合，因此他们再也没有私事了。“新式生活与工作组织形式的结果到了1900年已经很明显了，马萨诸塞州2805346名居民中有76%成为了城市人口。在一个随意独立的社会当中往往能得到容忍的大量暴力或不端行为在后来更加正规化合作化的氛围当中都成了不可接受的表现……简而言之，迁入城市的运动造成了比之前世代更加驯良，更加社会化，更加‘文明’的一代人。”
（假如出于版权原因无法出版上文中的长篇引言，请将第16号注释替换为下文：）
（[16]（第95段）当北美殖民地处于英国统治之下时，与美国宪法生效之后相比，自由的法律保障较少且效力较弱。但是与工业革命在美国扎根之后相比，在独立战争前后的前工业化美国有着更多的个人自由。Hugh Davis Graham与Ted Robert Gurr编辑的《美国的暴力：历史与比较视角》（Violence in Americ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一书中由Roger Lane撰写的第12章专门解释了前工业化时期美国的普通人如何拥有超过今天的独立自主以及工业化进程如何必然导致了对个人自由的限制。）
96
至于宪法权利，不妨以出版自由举例。我们绝对无意抨击这一权利：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具，可以用来限制政治权力集中化以及通过暴露掌权者的不轨之举来约束他们的行为。但是出版自由对于作为个体的普通人用处很小。大众媒体主要受与体系同化的大型机构的控制。任何人只要有一点钱就可以出版印刷品，或在互联网上传播，或借助其他此类手段；但他想说的话将会被媒体的巨量材料所淹没，无法起到任何实际作用。因此对于大多数个人或小团体来说几乎无法用语言为社会留下印象。以我们（FC）为例。如果我们此前从未进行任何暴力活动，那么将这份文稿交给出版社之后很可能不会得到接受。如果其得到接受与出版，恐怕也不会吸引太多读者。即使能够吸引到大量读者，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也会因为暴露在媒体提供的巨量材料当中而很快将其遗忘。为了将我们的信息传递到公众面前并有机会产生持久影响，我们不得不杀人。
97
宪法权利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用的，但只能保证所谓资产阶级的自由观。根据资产阶级的概念，一个“自由”的人本质上是社会机器的一个组件，只享有一套特定的自由，这套自由与其说是服务于个人，倒不如说是服务于社会机器的需要。因此资产阶级的“自由人”有经济自由，因为这能促进经济成长和进步；他有新闻自由，因为公开批评能抑制政治领袖的不当行为，他有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因为出于当权者心血来潮的监禁将会破坏体系。这显然是西蒙.玻利瓦尔的态度。在他看来只有利用自由来推动进步（小资产阶级心目中的进步）的人们才有资格得到自由。其他资产阶级思想家也采取了类似的观点，认为自由仅仅是达到集体目的的手段。Chester C. Tan在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第202页解释了国民党领袖胡汉民的理念：“一个人被授予权利，因为他是社会的一员，他的社会生活需要这样的权利。胡在这里指的是整个国家的社会。”Tan还在第259页指出，根据张君劢（中国国家社会党领袖）的观点，认为自由必须为了国家与人民的整体利益而得到使用。但是假如某人的自由只能按照别人规定的方式使用，那还算是什么自由呢？FC的自由观不同于玻利瓦尔，胡，张或其他资产阶级理论家。这些理论家的问题在于他们将社会理论的研发和应用当成了替代活动。因此这些理论的设计是为理论家而服务的，而不是那些不幸生在被人强加了这些理论的社会当中的人们。
98
本节还要再说明一点：人们不应因为某人声称自己足够自由就认为他足够自由。自由部分受到了心理控制的约束，而人们无法感知这种心理活动。此外人们对于自由的感念也不是由他们的真正需要决定的，而是取决于社会常规。例如，许多过度社会化左派主义者都声称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大多数人的社会化程度不是太深，而是太浅。但是过度社会化左派主义者为了自己的高度社会化付出了惨重的心理代价。
SOME PRINCIPLES OF HISTORY
几条历史原则
99
在此请将历史想象为两个组成部分的总和：一个是不规则组成部分，由无法预知也不遵循任何明显模式的事件组成；另一个是规则组成部分，由长期历史趋势组成。我们在这里考虑的是长期趋势。
100
第一条原则。假如一个小改变影响了长期历史趋势，这种影响只能是暂时性的，趋势很快就能逆转回到原来的状态。（举例：政治反腐改革几乎总是只能取得短期效果，改革者终将懈怠，腐败也总会卷土重来。任何一个给定社会的腐败程度都是恒定的，或者只会随着社会的演变发生缓慢的变化。正常情况下，反腐改革只有在伴随着广泛社会变革的情况下才能取得长期效果，小规模改变是没有用的。）如果某个小改变看似在长期历史趋势当中取得了长期影响，这只是因为这个改变的方向与大趋势相一致，因此趋势没有得到改变，只是向前推进了一步。
101
第一原则基本上就是同义反复。假如某个趋势相对小改变而言不够稳定，这一趋势就会随机发展而非追寻特定方向，换句话说就是根本无法成为长期趋势。
102
第二条原则。假如一项改变足够大，可以永久改变长期历史趋势，那这项改变必然影响整个社会。换言之，社会体系中的各个部分都是相关的，不可能永久性改变任何重要部分而不改变所有其他部分。
103
第三条原则。假如一项改变足够大，可以永久改变长期历史趋势，那么任何人都无法预测社会整体将如何改变。（除非许多其他社会也经历了相同的变化与同样的结果，这样才可以在经验基础上预测下一个经历了此类改变的社会可能会遭受类似的结果。）
104
第四条原则。新型社会无法从纸面上创造出来。换句话说，你无法提前设计新型社会，并期待该社会在得到建立之后会按照设计来运行。
105
第三条与第四条原则是人类社会复杂性的结果。人类行为的改变将会影响社会经济与物质环境，经济与环境互为影响，而社会与经济的改变又将以无法预测的方式作用于人类行为。因果律的网络过于复杂，任何人都无法理清并理解。
106
第五条原则。人们并不有意识地并理性地选择他们所属社会的形态。舍同通过社会演化而形成，不受人的理性控制。
107
第五条原则是前四条的结果。
108
在此说明一下：根据第一条原则，一般说来进行社会改革的尝试要么遵从社会发展的方向（因此仅仅加速了无论如何都要发生的改变）要么就只有暂时性的效果，而社会很快就会恢复原状。如果要在任何重要的社会方面遵循发展方向进行持续性的改变，改革是不够的，必须诉诸于革命。（革命并不必然意味着武装暴动或推翻政府）根据第二条原则，革命绝不会仅仅改变某一个单独社会方面；根据第三条原则将会发生革命者们未曾期望或不想看到的改变。根据第四条原则，革命者或乌托邦主义者们建立的新型社会永远无法按照计划运作起来。
109
美国独立运动并不是反例。所谓的美国“革命”并不是我们所谓的革命，而是一场独立战争加上一场用力过猛的政治改革。开国元勋们没有改变美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也没有这么做的打算。他们仅仅将美国从英国的拘束性统治之下解放了出来。他们的政治改革没有改变任何基本趋势，仅仅将美国政治文化在自然发展方向上推了一把。美国社会是从英国社会分生出来的，而英国社会早已在代议制民主的方向上发展很久了。独立战争之前美国已经在各殖民地代表大会内部实行了相当程度的代议制民主。美国宪法确立的政治体系是根据英国政体与殖民地代表大会为模版构建出来的。开国元勋们的确进行了重大修改，他们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这一步仅仅是踏在了英语国家早已走了很久的道路上。证据就是英国本土以及所有英国人永久居留的殖民地最终都发展出了与美国类似的代议制民主。就算当年开国元勋们一时手软没有签署《独立宣言》，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也不会有显著差异。我们与英国的联系或许会更紧密，或许会有议会与首相而不是国会与总统，但这都不是什么大事。美国独立运动并未对我们的原则构成反例，而是对其进行了很好的诠释。
INDUSTRIAL-TECHNOLOGICAL SOCIETY CANNOT BE REFORMED
工业技术社会无法得到改良
111
上述原则也表现了为什么很难对工业体系进行改革从而防止其渐进性侵蚀我们的自由。技术至少早在工业革命时就就已经有了以个体自由与地方自主非为代价来加强体系的持续趋势。因此任何保护自由不受技术损害的改变都与我们社会的基本发展趋势相悖。这样的改变要么是暂时性的——很快就会被历史的潮水所淹没——要么就会因为足够产生永久性效果而改变我们这个社会的本质。这是根据第一与第二条原则得出的结果。此外，由于社会的变化无法事先得到预知（第三原则），这种变化将会伴随极大的风险。如果改变足以产生对自由长期有利的变化，那么就不会被风险吓倒，因为这些风险将极大地打乱体系。因此任何改革努力都过于软弱，无法生效。就算改革者们发动了足以带来持久不同的改革，他们也会在这些改革的破坏性效果表露出来后收手。因此只有那些愿意接受极端、危险且无法预测的体系变动的人才能对于自由永久有利的改变，换句话说就是革命者而不是改革者。
112
有些人急于拯救自由却不愿牺牲技术带来的所谓好处，他们会提出天真的新式社会构想来调和自由与技术。姑且不论这些人很少提出任何建立此类社会的具体方法这一事实，就算这些社会真能得到建立也得遵循第四条原则，要么崩溃要么产生与预期十分不同的结果。
113
因此即便是泛泛而言，想要通过改革协调自由与现代科技也很不现实。在接下来几节当中我们将会给出更详细的理由来总结为什么自由与技术进步不相容。
RESTRICTION OF FREEDOM IS UNAVOIDABLE IN INDUSTRIAL SOCIETY
在工业社会里对自由的限制是不可避免的
114
正如在65-67段以及70-73段所解释的那样，现代人受到了一整套规则与规章的约束，他的命运取决于他人，这些人离他很远以致他无法对他们的决策施加影响。这并非偶然发生的事故，也不是傲慢的官僚独断专行的结果。在任何一个技术发达的社会这都是不可避免的。体系必须紧密监管人类行为，唯此才能正常运作。在工作当中人们必须遵守命令，否则生产过程就将陷入混乱。官僚体系必须根据硬性规定进行运作。假如允许底层官僚运用任何潜在的个人裁量就将打乱体系，底层官僚运用个人裁量导致的差异也会引发不公平的指控。的确，有一些对于自由的限制的确可以得到消除，但总体而言，答应组织对于我们生活的监管是工业技术社会正常运行所必需的。这将令普通人感到无力。不过正式的监管将会越发由心理工具所取代，使我们想要遵从体系对我们的要求（第14段，教育手段，“心理健康”项目，等等）
115
体系必须强制人们的行为越发远离人类行为自然模式。例如体系需要科学家、数学家与工程师，否则就无法正常运作。因此儿童们担负了要在这些领域出类拔萃的巨大压力。青少年将大量时间花在静坐学习上是不自然的。正常的青少年希望花时间来能动地接触真实世界。原始民族训练儿童所做的事情与自然的人类节律自然和谐。例如美洲印第安人就会训练男孩到户外相互追逐——正是男孩子喜欢做的事情。但是在我们的社会儿童被迫学习技术学科，大多数儿童对此都不情不愿。
116
因为体系持续施压来矫正人类行为，不能或不愿调整自己来适应社会需要的人也越来越多：这其中包括完全拒绝工作的社会救济领取者、青少年犯罪团伙、邪教信徒、反政府叛逆、激进派环保主义破坏者、辍学者以及其他各种抵制社会体系的人。
117
在任何一个技术发达的社会，个体命运都必须依赖于那些他本人不能施加实质性影响的决策。技术社会无法分解成小型自主社区。因为生产有赖于极大数目的人和机器的协作。这祥一个社会必须是高度组织化的，而且不得不做出影响极其大量人口的决策。打个比方，当一个决策影响一百万人时，每一个被影响的个人对于该项决策平均只有百万分之一的影响力。实际上，决策往往是由政府公务员、公司主管抑或技术专家做出的，但即使是公众投票进行决策，一般也会因为投票人数过多而使得任何个人的投票不起什么实质性作用。因此，大多数个人不可能对于影响他们生活的重大决策产生任何值得注意的影响。在技术发达社会中，这一点是无可救药的。体系试图通过使用宣传手段来诱使人们主动要求那些已为他们作好的决策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使这种“解决办法”非常成功地让人民在感觉上好了一点，它也依然是对人类的一种贬低。
118
保守派和其他一些人主张进一步加强地方社区曾经有过的自主权，但随着地方社区越来越与公共设施、计算机网络、高速公路、大众传媒以及现代医保制度等大规模系统纠缠在一起并且必须依赖它们才能存在，这种自主也就越来越不可能了。应用于一个地点的技术往往会影响到距离遥远的其他地区，这一事实同样说明了技术社会与自主的不相容。例如，在某条小溪使用杀虫剂或化学品可能污染下游几百英里的水供应，而温室效应则影响了整个世界。
119
体系的存在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求，仅仅以满足人类需求为目的的体系也不可能存在。相反，体系会改变人类的行为以适应它自己的需要。这与可能假装引导技术体系的政治或社会意识形态无关，而是技术本身的问题，因为体系不是由意识形态引导的，而是由技术需求引导的。[18] 当然，体系满足了人类的许多需求。但一般说来，只有在满足人的需求对体系有好处时，它才会这样做。体系本身、而非组成体系的个人的需求才是至高无上的。例如，体系供给人们粮食，因为如果每个人都挨饿体系就不能运转；在方便的情况下，体系也会照顾人们的心理需求，因为如果太多的人感到压抑或变得反叛，体系就不能运转。但是，体系有许多充分且实际的理由要不断地对人施压，改变他们的行为以适应体系的需要。比方说，假如垃圾积累过多，那么政府、媒体、教育系统以及环保主义者就会一拥而上，用铺天盖地的垃圾回收利用宣传来淹没我们。假如体系需要更多的技术人员，那么各种声音就会组成一场大合唱来劝诱儿童学习科学。没有人停下来问一问：强迫青少年花费大量时间来学习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十分讨厌的东西是否人道。当技术工人因技术进步失去工作而去接受“重新训练”时，没有人问一问：像这样把他们推过来拨过去对于他们来说是否太屈辱。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一个人都必需向技术的需要低头，而且理由十分充分：如果人的需求被摆在了优先于技术需要的地位，就会出现经济问题、失业、短缺甚至更糟。在我们的社会当中，“精神健康”的概念主要被定义为在多大程度一个人能够根据体系的需要行事并且不会流露出承受精神压力的迹象。
[18]（119段）“今天，在技术发达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十分相像，地理位置、宗教和政治上的不同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芝加哥的一个基督教银行职员，东京的一个佛教银行职员，莫斯科的一个共产党银行职员，他们彼此之间的日常生活十分相像，而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的生活与一千年以前人们的生活却非常不同。这种相像是普遍技术的结果……”L. Sprague de Camp，The Ancient Engineers，Ballencine版，第17页。
三个银行职员的生活其实并不完全一样。意识形态确实会产生某种影响，但所有技术社会必须遵循大致相同的进化路径，唯此才能存在下去。
120
在体系内为目的感和自主权留出空间的努力只是一个笑话。例如，我们的公司把每个工人只组装一套机件的一部分改为每个工人都组装整套机件，声称这就是给了他们目的感与成就感。有些公司的确试图在工作中赋予雇员更多的自主权，但由于实际需要，这种尝试只能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无论如何也不能给予雇员有关最终目标的自主权，他们的“自主”努力决不能指向他们自己选择的目标，而只能指向雇主的目标。任何公司如果允许其雇员自行其是都会很快关门大吉。同样，对于任何一家存在于特定社会体系当中的公司来说，其中的雇员都必须将各自的努力指向企业的目标，否则企业就不能实现其作为系统一部分的目的。从纯技术角度来说，大多数个人或小团体在工业社会中都不可能享有高度自主权。甚至就连小型企业所有者通常也只有有限的自主权。除了遵从必要的政府规章之外，他还必须适应经济体系对自己的要求。例如，当有人开发出一种新技术之后，小企业主为了保持竞争力往往必须利用这种技术，无论他本人意愿如何。
THE ‘BAD’ PARTS OF TECHNOLOGY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GOOD’ PARTS
技术的负面效应不可能与正面效应分割开来
121
工业化社会不能进行有利于自由的改革的一个更深层原因在于，现代技术是一个统一的系统，其中所有部分都相互依存。你不可能去掉技术当中“坏的”部分，只保留“好的”部分。以现代医学为例。医学的进步有赖于化学、物理、生物、计算机科学以及其他领域的进步。先进的医疗需要昂贵的高科技设备。只有技术先进、经济富裕的社会才能提供。显然，抛除了整个技术体系及其所有伴生物，你就不可能在医学领域有任何进步。
122
即使医学进步可以不依赖技术体系的其他部分，这一进步本身也会带来特定的弊端。例如，假设我们发现了治疗糖尿病的办法。带有糖尿病遗传倾向的人就会生存下来并且与他人一样繁殖，淘汰糖尿病基因的自然选择就会中止，而这类基因就会在人口中扩散。（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现象已经发生了，因为糖尿病虽然仍旧不可治愈，却可以用胰岛素控制）许多其他疾病的易感性也会受到人口遗传退化的影响。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无非是优生学计划或者大规模人体基因改造工程。换句话说，未来的人类将不再是自然、偶然或者上帝（根据各人哲学观点而异）的造物，而是人造的产品。
123
如果你认为现在的大政府过度地干涉了你的生活，那么你就等着政府着手管制你的孩子的遗传构造吧。随着人类遗传工程的到来，这种管制将不可避免，因为没有管制，遗传工程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19]（123段）可以设想一下某无良基因工程师创造出一群恐怖分子的场景。
124
通常对于这类担忧的反应是谈论所谓的“医学伦理”，但是伦理规范无法在医学进步面前保护自由，只能使事情变得更糟。能够应用于遗传工程的伦理规范事实上将成为管制人类遗传构造的手段。一部分人（多半是上层阶级）将决定如此这般的遗传工程合乎“道德”，如此这般的做法则不道德，因而他们将在实际上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整个人口的遗传构造。即使伦理规范是以完全民主的方式选择出来的，多数族裔也会将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那些很可能对于如何 “道德地”运用遗传工程另有看法的少数族裔。真正能够保护自由的伦理规范只能是一挑，那就是禁止任何人类遗传工程。而我们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这一点恰恰不可能在技术社会中得到实现。任何将遗传工程贬低成配角的规范都不可能维持下去，因为生物技术的巨大力量所产生的诱惑是无法抗拒的。特别是在大多数人看来，大量生物技术的应用显然且肯定是有益的（可以根除身体与精神疾病，赋予人们当今世界所需要的能力）。基因技术必将不可避免地得到大规模应用，但应用方式只能与工业-技术体系的需求相一致。[20]
[20]（124段）再举一个医学进步导致负面后果的例子。假设人们发现了治疗癌症的可靠方法，哪怕这种疗法过于昂贵，只能用于少数精英，依然会极大地削弱人们制止致癌物质逸入环境的意愿。
TECHNOLOGY IS A MORE POWERFUL SOCIAL FORCE THAN THE ASPIRATION FOR FREEDOM
与自由的渴望相比，技术是更为强大的社会力量
125
在技术与自由之间不可能实现持久的妥协，因为技术是远远更为强大的社会力量，它将通过不断的强迫妥协来侵蚀自由。请想像两个邻居争地的案例，开始时两人各有一块同样大小的地皮，但其中一个比另一个强有力，强的那一个要占对方一块地，弱的那一个拒绝了。强的说“那好吧，让我们妥协，给我原先要的那块地的一半就行。”弱的没办法，只能让步。过了一些时候，那个强的邻居又要另一块地，然后又妥协，直这样妥协下去。通过一系列强加于弱者的妥协，强者最后占了他所有的地。在技术与自由的冲突中，情况也是一样。
126
请允许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与自由的渴望相比技术是更为强大的社会力量。
127
一开始看上去并不威胁自由的技术进步往往会在日后极大地威胁自由。以机动车辆交通为例。从前步行者可以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可以按照自己的步调行走，不用遵守任何交通规则，不依靠任何技术支持系统。机动车刚刚出现时好像增加了人的自由的。它们没有夺去步行的人的自由，任何人只想要不想买汽车就可以不买，而买了汽车的人则可以比步行者走得快得多。但是机械化运输很快就改变了社会并大大地限制了人的移动自由。当汽车多起来了之后，大规模地管制它们的使用就变为必需了。开上汽车之后，特别是在人口密集的地区，人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步调去自己想去的地方，人们的移动为车流和各种各样的交通法规所限。人们将为各种各样的义务所累：牌照、驾驶员考试、更换注册、保险、安全维修、每月付车款，等等。尤其是人们不再拥有选择是否使用机动车辆交通的自由。自从有了机动车辆交通，我们的城市的布局已有了很大改变：大多数人的居所已不在其工作场所、购物区和娱乐区的步行距离之内，因而他们不得不依赖汽车交通或者必须使用公共交通。这时他们对自己的移动的控制更少于自己开车。甚至步行者的自由也变到了很大限制。在城市里，他要不断地停下来等待为汽车交通而设计的红绿灯。在乡下，机动车交通也使得沿高速公路行走变得危险而难受。（注意我们在机动车案例中阐述的重要论点：一项新技术刚开始往往是以一种备选的面目出现的，作为个人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但它不一定停留在备选的位置上。在许多情况下，新技术会改变社会，最后人们会发现他们自己将要被强制去使用它）
128
尽管技术进步作为整体不断压缩我们的自由空间，但是每一项新的技术进步单独考虑都是可取的。电、室内上下水管道、快速远距离通讯……一个人怎么能反对这些东西呢？怎么能反对数不清的技术进步呢？正是这些技术进步造就了现代社会。例如，反对电活实在是荒唐的，因为电话带来的全是方便而没有任何不便。然而，正如我们在59-79段中解释的那样，所有的技术进步汇总到一起就创造出了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普通人的命运不再掌握在他自己或他的邻居朋友手中，而是掌握在政客，公司主管及遥远的、不知其名的技术人员和官僚手中，而对这些人他是没有任何影响力的。[21] 这一过程将在未来继续下去。以遗传工程为例。很少人会反对消灭某种遗传疾病的遗传技术。它没有任何明显的害处，却能消除大量的痛苦。而大量对于人类的遗传改进汇总到一起则会把人变成设计制造的产品而不是随机性（或上帝，或其他什么，取决于你的信仰）的创造物。
[21] 许多人都觉得许多好东西合到起就会变成坏东西是一个有悖常理的想法，因此我们将用一个类比来说明。假设A先生与B先生下棋，而C先生是一位特级大师，站在A先生后面看棋。A先生当然想赢，于是C先生给他支了一步好招，他是在帮A先生。但现在假设C先生告诉A先生这盘棋的全部下法，情况会如何呢？在两种情况下，C先生都是给A先生支好招来帮他，但如采他替A先生走完这盘棋，他就等于把这盘棋搅了，因为如果有其他人替他走棋，A先生还下个什么劲呢？现代人的处境十分似于A先生。体系在无数方面都方便了个人的生活，但这样它就剥夺了个人对于自己命运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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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之所以是如此强有力的社会力量的另一个理由是，在给定社会的条件下技术进步只会不可逆地朝一个方向前进。只要某项技术发明被引进，人们就往往会对其产生依赖，除非它被某种更先进的发明所取代。人们不仅仅作为个人依赖这项新技术。甚至体系作为一个整体都会依赖它。（例如请想像一下，如果没有了计算机，今天的体系会怎么样）因此，体系只能朝向更加技术化的方向移动。在不至于颠覆整个技术体系的前提下，技术将会不断地逼迫自由后退。
130
技术的进步十分迅速并在许多方面威胁自由（拥挤、规章制度、个人对于大型组织越发严重的依赖、宣传与其他心理学技术、遗传工程、通过监视设备和计算机侵犯隐私，等等），阻挡任何一项对于自由的威胁都需要一场单独的社会斗争。那些想要保卫自由的人会被无数的新攻势及其发展速度所压倒，他们会变得微不足道并停止抵抗。分别反击这些威胁是无效的。只有把技术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来反击才有成功的希望，但这就是革命而不是改革了。
131
技术人员（我们在此取这个名词的广义定义来描述所有那些执行需要培训的专门任务的人）往往如此投入自己的工作（他们的替代活动），以至于当他们的技术工作和自由之间发生冲突时，他们几乎总是决定以技术工作为先。对于科学家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其他地方：教育机构、人道主义团体与环保组织都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宣传或其他心理手段以便他们实现其值得称道的目的。公司和政府机构发现个人信息很有用之后，也会毫不犹豫地进行采集而丝毫不考虑隐私问题。执法机构经常因为犯罪嫌疑人与完全无辜者的宪法权利感到不便，于是他们采取了一切合法（或非法）手段以限制或规避这些权利。大多数教育工作者，政府官员和执法人员相信自由、隐私和宪法权利，但是当这些观念与他们的工作相冲突时，他们通常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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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人们在追求报偿时比起在避免惩罚或不良后果时工作得更好、更坚持不懈。科学家和其他技术人员主要是为了报偿而工作，但那些抵抗技术对于自由的侵犯的人们却是为了避免不良后果而工作。因此，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坚持不懈并且全心投入地从事这项令人泄气的工作。如果改革者的确获得了明面上的显著胜利，设立了防止技术进步进一步侵蚀自由的坚固屏障，那么大多数人都会松懈下来并把注意力转向更为惬意的追求。但科学家会仍旧留在他们的实验室里忙活，而技术随着自身的进步会找到办法绕过任何屏障，将越来越多的控制加于个人头上，使他们越来越依赖于体系。
133
无论是法律、机构、习惯还是伦理规范，任何社会安排都不可能提供永久的保护来防止技术的侵害。历史表明，所有的社会安排都是短暂的，它们最后都会改变或崩坏。但是技术进步在给定的文明的背景下却是永久的。例如假设我们能够作出防止遗传工程应用于人类，或是防止其威胁自由与尊严的某种社会安排，技术仍会等在那里。迟早这种社会安排会崩坏，多半很快就会崩坏，因为我们的社会变化是如此之快。这时，遗传工程就会开始入侵我们的自由领域，而这种入侵却是不可逆的（除非技术文明本身崩坏）。任何通过社会安排获得持久成果的幻想都会被最近在环境立法中发生的事情所打破。几年以前，我们似乎已经有了一些牢靠的法律屏障，至少可以防止某些最坏的环境退化。但是政坛风向一变，这些屏障也就崩溃了。
134
所有前述理由说明，技术是比自由的渴望更强大的社会力量。但需要对这一陈述作一个重要的限定：在未来几十年中，由于经济和环境问题，特别是由于人类行为的问题（异化、反叛、敌意，许多社会和心理困难），工业-技术体系很可能会承受严重的压力。我们希望体系多半要经历的这种压力会引发其崩溃，或至少起到足够的削削弱作用，使得革命能够发生并获得成功，那时，自由的渴望将证明自己比技术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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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125段中，我们使用了一个被其强邻通过一系列强制性妥协抢走了所有土地，最后一无所有的弱邻的比喻。但是，假设强邻病了，不能保卫自己了，弱邻就可以迫使其归还自己的土地或在有机会时将其杀死。同样，我们在工业体系患病时将其摧毁。如果我们与其妥协，给它从病中恢复的机会，它将最终剥夺我们所有的自由。
SIMPLER SOCIAL PROBLEMS HAVE PROVED INTRACTABLE
更简单的社会问题也无法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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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还有人以为可以通过改革的方式保护自由不受技术的侵害，那就让他想想我们的社会在应对远远更加简单直接的其他问题时到底有多么笨拙且往往不成功好了。体系未能制止的问题有很多，比方说环境恶化、政治腐败、贩毒或家庭暴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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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环境问题为例。在这里价值的冲突是直截了当的：是要眼前的经济利益还是为我们的子孙保留一些自然资源[22]。然而，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从掌权者那里得到的只是一些废话和胡话，而没有得到任何清楚一贯的行动路线。与此同时我们则继续为子孙积累环境问题。解决环境问题的尝试成为不同集团之间的斗争与妥协，有时这边占上风，有时那边占上风。战线随着公众舆论的飘移不定而变化。这不是一个理性的过程，也不能及时且成功地解决问题。大的社会问题，即使能够“解决”，解决方式也很少是理性、全面的计划。各个相互竞争的群体在各自追求（往往是短期的）自身利益的过程中 [23] 主要凭运气达成了某种多多少少还算稳定的临时解决办法，这样问题就算是得到了解决。实际上，我们在100-106段系统地阐述的原理已经显示了理性长期的社会计划很难成功。
[22]（137段）我们这里仅仅考虑主流之内的价值观冲突。为了简化讨论，我们姑且忽略了“非主流”理念的价值观，例如认为野生自然界比人类经济福祉更重要的看法。
[23]（137段）自身利益未必一定是物质性的，也可能包含特定心理需求的满足，例如通过传播自身信仰的宗教或意识形态来获得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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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很显然，即使只解决相对直截了当的社会问题，人类的能力也是十分有限的。那么，人类又怎么能够解决协调自由与技术关系这样远为困难且微妙的问题呢？技术显示的是明确的物质优势，而自由是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含义的抽象概念，宣传和花哨的言论很容易掩盖自由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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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请注意这样一项重要区别：可以想像某一天我们的环境问题（比方说）可以通过一项理性的全面计划得到解决，但这一切只有在解决环境问题符合体系的长期利益时才可能发生。然而保留自由和小群体的自主权却不符合体系的利益。正相反，最大程度地控制人类行为才符合体系的利益。因此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有可能最终迫使体系采取理性且深谋远虑的手段去解决环境问题，但同样的实际考虑却会迫使体系更严格地管制人类的行为（最好是通过能够掩盖其侵蚀自由之举的间接手段）。这不仅仅是我们的看法。杰出的社会科学家们（例如James Q. Wilson）也曾经强调过更有效地“社会化”人民的重要性。
[24]（第139段）一个限制条件：在某些领域允许某些指定程度的自由符合体系的利益。例如经济自由（辅之以适当的限制和约束）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但只有有计划、有约束、有限制的自由才符合体系利益。个人必须得被拴上绳子，即使绳子有时放得很长（参看94、97段）
REVOLUTION IS EASIER THAN REFORM
革命比改革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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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我们已经说服了读者，体系无法通过改革来调和自由与技术。唯一的出路是摒弃整个工业-技术休系。这意味着革命，不一定是武装起义，但肯定是激烈而根本的社会性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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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倾向于想当然地认为，由于革命带来的变化比改革大，所以革命也就比改革更难发动。实际上，在某些条件下革命比改革容易得多。这是因为一场革命运动能够激发出人们极大的献身热情，而一场改革运动却不能。一场革命运动许诺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并创造整个新世界；它提供人民为之甘冒风险、甘作牺牲的理想。由于这些理由，推翻整个技术体系要比对技术的某一部分——如遗传工程的应用发展——进行有效、持久的限制容易得多。在适当的条件下，许许多多的人会热情地献身于推翻工业技术体系的革命。正如我们在132段提到的那样，寻求限制技术的某些方面的改革者是为了避免不良后果而工作。然而，革命者是为了获得强力的报偿一一实现其革命理想——而工作，因此他们比改革者更努力且更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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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总是为对于变化过大有可能带来的痛苦后果的恐惧所阻遏。而一旦革命的狂热控制了一个社会，人民会为了革命事业而忍受无与伦比的苦难。法国与俄国革命充分显示了这一点。很可能在这些案例中，只有少数人真正献身于革命，但这少数人已足够多且足够积极，足以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我们将在180-200段更深入地探讨革命.
CONTROL OF HUMAN BEHAVIOR
控制人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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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文明肇始，有组织的社会便对人们施加压力以保证社会有机体的运行。这类压力在各个社会中极为不同。某些压力是生理的（缺乏营养、过度劳累、环境污染），某些是心理的（噪音、拥挤、按社会所要求的模式重塑人类行为）。过去，人性基本上是恒定的，有变化也不会超越某种界限。因此社会也不能将人推过一定界限。当人的耐受极限被突破时，问题就来了：反叛、犯罪、腐败、逃避工作、抑郁和其他精神问题、死亡率升高、出生率降低，等等；社会或是崩坏，或是不能有效运行，最终将会（或快或慢地通过征服、内耗或演进）被其他更为有效的社会形式所取代。
[25]（143段）我们并不是说一个社会生存的效能和潜能总是与该社会加于其人民的压力或不适成反比。这显然是不正确的。有充分理由相信许多原始社会加于其人民的压力比欧洲社会小，但欧洲社会远比任何原始社会更有效能，而且在与这些社会冲突时总能因为技术优势而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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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在过去，人性对于社会的发展设置了某些界限，人们至多被推到此处而不会逾越。然而今天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现代技术正在开发改造人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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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这样一个社会，它可以迫使人们处于极度不快的状况，然后向他们提供药物以解消他们的不快。这是科学幻想吗？某种程度上这种事正在我们的社会里上演。在最近几十年中，可临床诊断的抑郁症发病率迅速上升。我们相信这是由于权力过程遭到打断而导致的，如59-76段解释的那样。但即使我们错了，抑郁症发病率的提高也肯定是由于当代社会的某些条件造成的。现代社会不是去改变那些使人们抑郁的条件，而是给人们抗抑郁药。实际上抗抑郁药是改变个人的内在状态以使其能够忍受其原先不能忍受的社会条件的一种手段（是的，我们知道抑郁显时常是纯遗传性的。我们在这里谈的是那些环境起决定作用的病例）
146
用于人类头脑的药物仅仅是现代社会正在开发的控制人类行为方法的一个例子。让我们看看其他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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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监视技术开始。隐蔽的录像摄影机今天在大多数商店和许多其他地方使用，计算机被用来收集和处理大量的个人信息。如此获取的信息大大加强了生理强制（即执法）的有效性。[26] 然后是宣传手段，大众传播媒介为此提供了有效的载体。有效的技术被开发来，使选举、销售产品、影响民意娱乐的产业成为了体系的重要心理工具，即使是在大量播放性与暴力的时候。娱乐业为现代人提供了逃避现实的必要手段。当人们关注于电视、录像等时，就会忘悼紧张、焦虑、挫折、不满等情绪。许多原始民族在无需劳作的闲暇时候很乐意一连坐上几个小时无所事事，因为他们与自身以及外在世界和睦相处。但是多数现代人必须不停地忙碌或不停地娱乐，不然就会“厌倦”，坐立不安、心神不定、烦燥易怒。
[26] 如果你认为更有效的执法手段打击了犯罪，因此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那么不要忘了，体系定义的犯罪未必就是在你眼中的犯罪行为。吸食大麻在今天美国的某些地区是“犯罪”。持有火器，无论注册与否，也有可能变成犯罪。同样，不受认可的育儿方式，例如打屁股，也有可能变成犯罪。在某些国家，表达异见政治观点是犯罪。谁也不敢说美国永远也不会发生这种事，因为任何宪制或政体都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
如果一个社会需要一个庞大且强有力的执法机构，那么这个社会肯定有些什么严重的毛病：如果有那么多的人拒绝遵守规则，或者只有在遭受强迫的时候才肯遵守规则，那么这个社会必须向人们施以强大压力。过去很多社会并没有正式执法力量，或者执法力量有限，不过也照样运行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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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技术的影响比上文所述更深远。教育已经不再是孩子不会功课时打打他的屁股、会了就拍拍他的头这样简单的事了。它成了一门控制儿童发展的科学技术。例如，西尔瓦学习中心（Sylvan Learning Centers）在激励儿童学习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而心理学技术在许多常规学校中的应用也多多少少取得了成功。教给家长们的“如何做家长”的技术是为了使儿童接受体系的基本价值观并按照体系的要求行事而设计的。“精神健康”计划、“参与教学”技术、心理治疗等等表面上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设计的，但实际上它们往往是诱导个人按照体系的要求去想去做的一种方法（这里确实也没有什么矛盾，如果个人的态度和行为与体系发生了冲突，那么他就是在与一个极为强大的力量作对，他既无法战胜也无法躲避，因此他就会因紧张、挫折、失败而痛苦。如果他按照体系的要求去想去做，他的路就会容易得多。在这个意义上，体系对个人进行洗脑，使他顺从，确实是为了他好。大多数文化——如果不是全部——都不赞同以粗暴且明显的方式虐待儿童。为了一点小事或无事便折磨一个儿童，这使几乎每一个人都感到厌恶。但是许多心理学家把虐待的概念无限扩大。打屁股，作为教育孩子遵守纪律的理性并合谐的体系的一部分，是否算虐待？这个问题的答案最终要由打屁股是否能使一个人良好地适应社会的现存体系而定。实际上，虐待这个词的解释几乎包括了所有会导致不利于体系的行为的抚育儿童方法。因此，当防止“虐待儿童”的计划超出了防止明显且无意义的残酷行为时，其目的就已经在于加强体系对于人类行为的控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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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推测，研究将继续增强心理学技术用于控制人类行为的有效性。但是，我们认为。仅凭心理学技术就使人类适应技术正在创造的这种杜会是不可能的。生物学方法多半也会被用上。这方面我们已经提到了药物的使用。神经病学也许可以提供改造人类头脑的其他途径，人类遗传工程已经以“基因疗法”的形式开始冒头了，没有理由认为这些办法最终不会被用来改造能够影响思维的身体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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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134段提到的那样。工业化社会似乎正在进人一个严重紧张的时期，部分是由于人类行为的问题，部分是由于经济及环境问题。而体系的经济及环境问题当中很大一部分又是由人类行为引起的。异化、缺乏自尊、抑郁、敌意、叛逆、厌学儿童、青少年犯罪团伙、毒品、强奸、虐待儿童、其他罪行、滥交、少女怀孕、人口增长、吹治腐败、种族仇恨、民族对立、意识形态对立（例如支持与反对人工堕胎的问题）、政治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破坏、反政府集团、仇恨集团，等等。所有这些都直接威胁着体系的生存，体系将被迫使用所有可行的手段来控制人类行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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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计划AnotherLand”于2009年在青岛（崂山）起步，预计2009-2035年间旨在通过行动重建“家园”的自然、社会和心灵属性，以反思几千年来人们面临的种种因无法理解彼此而造成的互相伤害。该计划致力于科技、经济、文化和教育领域的研究与探索，以克服当代人们普遍的焦虑，抵达更为纯净的精神。并以此践行关于生活方式新的样本，探寻人们当代生活中时间和空间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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