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福贵 | 改革开放就是人的解放【“一个人的40年”专栏之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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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主管

有学术的思想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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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就是人的解放

张福贵 |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组召集人，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本文系《探索与争鸣》公众号“一个人的40年”专栏专稿

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编者按】时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于2018年初，开辟“一个人的40年”专栏，揭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一代学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心路历程，描绘气象万千的当代中国，对过去中国以总结、对当下中国以启示、对未来中国以期冀。专栏推出以来取得良好反响，不少学界人士应征投稿，本专栏将陆续推出以飨读者。本期推出张福贵教授关于他求学和任教的经历，感受和体验改革开放40年来时代发展对个人的影响。

和许多人一样，我个人的人生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四十年这一段时光，一定会黯淡无光的。当你经过岁月沧桑之后，就更会感到过去那一段使你发光发热时光的可贵。

我是在衣食堪忧加上精神困顿的时候，迎来改革开放春天到来的。实实在在的说，我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这是历史的恩惠。也许会有人说，这是历史逻辑的回归和生命周期的自然。可是，人生在世个人真的很难掌控自己的命运，更何况斗转星移沧桑巨变的天道自然呢。当我们在承受生活的艰难和人格的屈辱时，日月星辰苍天大地不也在年复一年照常运转吗？

在中国历史上，政治伦理一直是最高的伦理，这可能最能证明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是政治的动物”的判断。说到底，人的一切哪怕是一颦一笑都和当下政治相关，政治越强势对人的生活影响就越大。想一想，如果没有辛亥革命的发生，没有封建帝制的崩溃，怎能有反封建革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出现？对于封建传统文化而言，犹如海螺坚硬的外壳一样，封建政治制度就是最有效的保护层。辛亥革命砸碎了这层硬壳，使封建道德的软组织暴露在外，从而让五四新文化大快朵颐。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这样一种正向的迅速变化，时代的变化首先改变了我个人的命运。

我的七十年代

我是在插队的那个小山村修水渠的工地上得到恢复高考的消息的。那时正是一个经过激情燃烧之后一段苦闷人生岁月。1977年参加第一次高考的绝大多数考生都是下乡插队的知青，他们可能都是和我一样激情退去而苦闷彷徨无路可走的人。而这对于我个人来说，这个变化又具有格外重大的意义。也许现在的人都没有了“家庭出身”的概念，“黑五类”都已经成为了书中的概念，需要词典或者“百度”才能了解其中的含义。可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而这记忆不只是留在头脑中，也留在身体上。“家庭出身”不仅是划分开两种人群，确切的说，划分开了人和“非人”，而且也划开了两种人生两个世界。

虽说同为“黑五类”子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子女和普通“黑五类”子女、大城市的“黑五类”子女和乡镇的“黑五类”子女的今世前生也还是有差异的。有的人被打入另册，但是以前的生活则是富贵在天；有的人被打入另册则是生定苦命，以前的生活就低人一等，现在更是如同非人。不幸的是，我就属于这后一种人。长辈所给予我的除了骨肉亲情之外，还给予我沉重的自卑和负罪感。这种重压不仅能使人改变自己的生活，更能使人改变性情，骨肉亲人可能变成敌人。中学期间为了加入“红卫兵”，我在《个人思想总结》中写道：“要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要监视父母的一举一动，注意家中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要说明的是，这其中的思想情感是真诚的，而可悲的也正是这种真诚。如果当时真的发现什么“新动向”，我是会毫不犹豫的检举揭发父母的，而且自视崇高，无愧无悔。这说明我们已经被那种极左思维方式改变了人性。

1976年在敦化市沙河沿公社西山大队插队

当人处于一种自贱自卑境遇，而要极力获得社会认同时就可能采取一种自戕的方式来表现忠诚。1974年6月24日，我高中毕业满怀欣喜和自豪响应号召去乡下插队，妈妈坐着卡车一直送我们到远山的村子里。因为车要立即返回城里，家长们连下车的时间都没有。车子开动了，我记得最清晰的就是妈妈扶着车厢板大声向我喊可千万别下河洗澡啊！因为我们集体户的房前就是波涛汹涌的大沙河，那时正在涨大水，院子里已经进了水。

从离开父母到百里之外一个偏僻而美丽的小山村下乡插队那天起，我就将自己交给了那个激昂又艰辛的岁月去锻炼和蹂躏。而最大的愿望，就是渴望成为一个与周围许多同学一样的正常的人。而我知道，要实现这一愿望必须付出比同龄人多几倍的努力。往事悠悠岁月如歌——准确的说是如泣如歌。来到山村的当晚，集体户14个人都去大队参加“武装基干民兵排”成立大会去了，回来时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支半自动步枪，而只有我这个户长一个人留在空寂的草屋里。望着房前滚滚滔滔的大沙河，我暗暗发誓一定要用自己的努力和牺牲来洗刷自己的罪恶，表现自己的忠诚和崇高。下乡不久，我在一个月之内连续为贫下中农输了两次血，而那年我不满十八岁。第一次是为一位大流血的贫农产妇输血，第二次输血则具有某种戏剧性。那年的秋天，我们的贫农“老户长”——当时各地都为下乡知青集体户安排一位当地的老贫农做编外户长，负责思想和生活指导——在场院为抢救玩耍的孩子被惊马拉的石滚子压断了多根肋骨，肝脾破裂。当时我们参加完生产大队的文艺演出回来刚刚躺下，村里接到通知说要组织A型血的人到县医院为老户长输血，我也挣着要去。户里的同学说你是B型血，你去干什么。我说那万一化验错了呢？于是我和另外一个B型血同学一起挤上了去县城的马车。结果没有想到，真的化验错了，最后就抽了我们两个人的血。那一夜，一眼没眨一口水没喝。可是当我看到自己的血流进贫下中农的血管里时心底里涌起一种由衷的欣慰，觉得自己终于为上一辈偿还了历史的罪恶。现在看来，也不能把这种献血行为称之为崇高和无私。其实，从动机和目的上说，是一种通过自我戕害而实现自我道德升华进而获得政治上认同的方式。说到底，最多也就是一种“崇高的自私”。我那个时候常常设想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同学或者贫下中农社员遇到了惊马或者野兽，关键时刻我要冲上去，牺牲自己而抢救了别人，从而成为英雄。报纸上和广播里会传诵着我的英雄事迹，父母在记者采访中含泪微笑称赞自己的孩子。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能遇到这样的机会。唯独有一次早晨出工锄地遇到了豹子，我和同学拿着锄头追了很远，直到豹子在附近的灌木丛中消失了踪影。而这后来想起来一阵阵后怕，那只豹子曾经在一夜之间打破邻村的生产队羊圈的墙，吃掉两只羊咬死20多只羊。也希望在冬天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修水渠排哑炮时发生意外英勇牺牲。虽说当时每次遇到爆破的哑炮自己都冲到最前面，但是每次都顺利的排除了哑炮，没有当成英雄。

春去秋来，雨里汗里，经过自己超出常人的努力和表现，我当上了生产队的政治队长。现在和年轻人讲起这个职务几乎没有人知道，这是文革中农村一种特殊的职务，相当于军队和公安局的政委，可见这是一个十分重要而且考察严格的职务。而我作为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担任这样一个职务，一方面足见自己做出的成绩，另一方面也说明公社和大队领导对我的信任。以至于后来提拔我的公社领导被“下台”队长愤怒质问：为什么派一个地主的崽子来管我们贫下中农？在当政治队长的两年多的岁月里，自己是以一种拼命的劲头工作的。夏天，每天三点多敲钟喊起社员出工“打早垅”锄地，直到现在集体户的同学说起此事还怨我搅了他们的睡梦。冬天，自己动手用化肥、硫磺和木屑炒炸药修水渠。白天干活，晚上义务的陪集体户的同学看场院。场院房四处漏风，躺在炕上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屋里特别冷，只好一个劲儿的烧炕。一天的半夜我们被烟呛醒，火炕过热把父亲给我的大衣烧了个大洞。我跳起来赶紧浇灭了火，一摸裤袋，里面白天炸冻土引爆炸药的19个雷管都烫手了！现在想想自己真的是命大。有时候上午去公社开会，早上还要和社员一起出工锄地，然后把锄头放在地头，步行十二里山路去公社开会，回来再拿起锄头接着劳动。那个时候村里家家都很穷，劳动一天每个工日只有8分钱！我从春天播种到秋天收获，从来没有耽误过一个工，到年底扣除口粮钱只分得了6块8毛钱！作为政治队长每年有300工分的“补助工”，但是我宣布一分不要。为了增加队上的收入，我联系了进城修路的副业，带领七八个社员到城里打工，为了省钱就和社员们一起住在我家里，妈妈给大家做饭，年幼的妹妹也当起了义务洗衣工。经过努力，公社党委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但是，那个时候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入党需要经县委组织部批准。组织部来人找我谈话时我不在，我带人正在县城搞副业。而再次讨论时，“四人帮”粉碎了……

在这种渴望崇高的过程中，我每每有一种真诚的自我感动。我不怀疑自己当时是单纯的，但是这种蒙昧的单纯绝不比清醒的自私对于社会的积极作用更大。也许我们至今没有意识到，改革开放最大的功绩是使人性重新回归，使社会趋于正常。

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发展实质上就是让社会从狂热回归于理性。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也许这种正常在正常发展的社会中，是一种日出日落一般的正常和简单。但是，在一种不是很正常的社会中，这种正常往往是很难实现的，甚至被理解为不正常。当我们在一个不是很正常的时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遇到社会突然回归正常的一个转折点时，所表现出来的惊诧和兴奋是前人和后人所不能体会到的。而恢复高考就是一代人生的转折点，它改变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家庭以及中国的未来。正像我们不能否定五四新文化一样，什么时候也不能否定19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因为那是一个使中国由特殊时期回归正常的时刻。我们这一代和我们这一代的子孙都是其中的受益者。

集体户的日子越到后来过得越是艰苦，冬天屋里冷，连牙膏都冻住了挤不出来，晚上睡觉要带上狗皮帽子。爸爸有一次来看我，和我们一起喝苞米楂子粥，一点儿菜都没有。回去后他就开始“泡病号”要求提前退休想让我接班。我说老三性格柔弱在林场集体户总受欺负，让他接班吧，我肯定会凭自己的能力回来。1977年11月，我在西山大队第三生产队政治队长的任上请了十一天的假，回城复习准备参加文革之后第一次高考。

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

那个时候，从制度到观念，从社会到个人，一种振聋发聩惊心动魄的变革席卷而来。这种新旧交替时代的变革首先是一种过渡，正像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人们摇晃的双脚走在变革的征途上，还带着裹脚布的腥臭。当时高考是由各省自己命题，但是文理科的科目是一样的，文科四张卷：政治、数学、语文、史地；理科也是四张卷：政治、数学、语文、理化。我从中学开始就是一个文学青年，做一个文学家是一生的梦想。

但是，那个时候乍暖还寒，和许多事情一样，第一次高考是需要政审的。其实这种政审在文革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家庭出身不好的考生是不能报考核物理、光机、军事、外交等专业的。而经过了文革，这种政治挂帅惯性已经发展到了极致，“黑五类”子女几乎被剥夺了所有的社会权利。这种剥夺不仅来自于公共领域，也极大的渗透到了民间社会和私人空间。谈恋爱、找对象都要看看家庭出身，查查祖孙三代。谁也不想让自己的后代生而有罪，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我已经习惯了自己的这种处境，填报高考志愿时自动的选择了就近的普通大学——延边大学，而第二志愿则填上了吉林大学。自己当时幼稚的盘算：如果自己出身不好，还填报好学校，政审时一定会被视为自不量力；如果自己考试成绩很好，吉林大学看到了就可能录取自己，至于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的录取排序和差异一无所知。我说过，一切都在过渡，报志愿也是在过渡。自己不懂又无人可问，父母文化不高，妈妈只是在复习的日子里每天为我和一起复习的小伙伴送上一碗白糖水。考试成绩发布了，我是全县文科成绩名列前茅。延边大学录取线180分，吉林大学录取线240分，北京大学录取线260分，我考了283分，于是我上了延边大学。说真的，我那个时候没有一点怨言，反而十分感谢社会感谢党，给了我上大学的机会。因为在此之前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时，我是从来没有这个机会的。而且那年的录取率是4.7%！我庆幸自己是那42万第一届大学生中的一个！

无论哪所大学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说到底就是一种文化，而文化就是人的一种“活法”，一种存在与发展的方式。在那个火红的八十年代，无论哪所大学都有一种共同的文化，那就是昂扬向上报效国家的时代精神。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至今都不能忘怀，那是一个少有的上下一致万众一心的时代。只要是种子就能发芽，只要是树木就能开花，只要是花朵就能结果。

我所在的延边大学中文系七七级36名同学，年龄最大的和年龄最小的相差17岁，班主任和自己的学生同桌。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又是一个时代的喜剧。那个时候大家都怀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把被“四人帮”损失的时间夺回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人人都是一副救天下苍生舍我其谁的气概。每科的成绩不是比是否优秀，而是比是否第一。一部名著或者热门小说可以在全寝室的八个人中轮流传阅，等不及的人就利用阅读者去食堂打饭或者上厕所的时候抢着读。听不够的讲座，抢不完的座位，上课几乎没有人逃课，生怕一走神成绩就被同学拉下。

入大学的第一年，我们是在离学校有百里之遥的汪清县山里的仲坪公社延边大学分校渡过的。那是一个偏僻而又美丽的山乡，到了那里，我最先看到的是那满山遍野的火红的金达莱花。还有青青的稻田，高高的白杨树。第一个学期给我们上现代文学课的是湘妹子陈琼芝老师。她口才好，知识面广，特别是她参加过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1972年版的注释工作，因此接触了许多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课堂上她常常讲一些教科书之外或者与教科书不同的史料、轶事，令我们十分感兴趣。

通过她的讲解，使我们知道了与以往不同的鲁迅，我从学理上走近鲁迅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陈老师夫妇后来像延边大学中文系的许多老师一样，离开了延边。前些年的一个秋天，陈老师在北京病逝。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回想起八十年代让我们双泪长流。这是一个歌哭的时代，又是一个歌笑的时代！对于这个时代的感怀致使我对自己当年写的一首很幼稚的诗至今也难以忘怀：

困倦的月儿渐渐西移

沸腾的校园已在春风中睡去

是谁，披一身灯光还奋笔疾书在静静的教室？

老教授第三次进来把灯关闭：

我知道年轻人火热的心里

但是再急也要注意休息

同学调皮地指指老师的办公室

您屋里的灯光为什么也没关闭？

星星眨眼，月光下两代人笑得那么甜蜜……

我记得有一个摄影展的一幅作品留给我深深的印象：一个北方小城的夜晚，一座平砖房。砖房的窗口透出并不明亮的灯光照在房前排列的一排排自行车上，许多车把上还挂着饭盒。作品的名字叫“夜校”。这个场景不过是当时中国城镇中最常见的一个普通场景而已，而使我们感动和难忘的恰恰是这种普通和常见。

中国社会真正的变化是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与政治、经济的变革不同，这是一种真正的思想解放，精神上的变革，带给人们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颠覆了原来的世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的世界观其实往往有两个世界——现实的世界和意义的世界。有时候人往往把一种意义的世界当成现实的世界，不知不觉总是活在意义世界中。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粉碎了——原来意义世界的虚幻，重新回到现实世界中来。这就是觉悟。那是一个梦醒的时刻，人人都好像都在反思自己过去的人生，就像一首歌中唱的那样“不该这样活”。否定了过去，就十分珍惜现在，就十分执着于未来，我们就是那样一代人。

1982年在延边大学中文系授课

我与两所大学

大学毕业，我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那个时候是崇尚知识的时代，留校是最好的分配。当时我所面对的学生中有许多人和我年龄不相上下，大家仍然保持了八十年代那种精神风貌。我和同学们之间与其说是师生莫不如说是朋友。学生们一开始叫我张老师，后来就叫我福贵老师，再到最后就直接叫福贵。当时我讲现当代文学，讲到赵树理的小说《福贵》。小说开篇写道，“提起福贵这个人在村里比狗屎还臭”。于是很长一段时间，同学们见到我就不断的调侃。我说，不打紧，叫福贵的从来就没有正面人物。在那样一种时代氛围中，我即使做了大学老师，但是始终忘记不了学生的情怀，渴望继续学习，准备报考研究生。其实，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那个时候刚刚结婚，一切都白手起家，上学要脱产，没了工资，只有70元钱的补助费。研究生入学考试当天早晨，我突然感到紧张头疼，不想考了，硬是被妻子逼着同事拉着去了考场。1986年9月，我以总分和专业课第一名的成绩又一次的当起了学生——考入了向往已久的吉林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跟随刘柏青、刘中树和金训敏等老师攻读硕士研究生。

1997年博士论文答辩

吉林大学给我第一眼印象就是那座不大的二层小灰楼，陈旧甚至有点破败，而我想不到的竟然是学校办公楼。校长书记每个人一个不大的房间，副校长副书记各自占半间房办公。而巍峨的理化楼、外语楼、文科楼则是老师和学生的工作学习的地方。有人说，看一个地方是不是有发展，就看它是把最好的建筑给了政府还是给了学校，吉林大学尊师重教的校风可见一斑。那个时候，如果哪个教师要调离学校，校长党委书记都三番五次的上门劝诱挽留，即使是不那么知名的教师。后来我留校之后的有一年，因为自己发表了38篇论文而未能评上副教授找到学校时，伍卓群校长亲自陪着我一直走到家门口。他告诉我只要是人才吉林大学一定给予成长空间。后来是事情证明了他的预言，我只做了一年的副教授，第二年就破格评上了教授。

我最感可贵的，是在吉林大学学习期间感受到的几位导师的那种坦诚、热情和宽容。刘柏青老师的慈祥、刘中树老师的宽厚、金训敏老师的风趣、郝长海老师朴实……我们前后几届研究生都与先生们相处得十分和谐，无拘无束。常常去老师家里吃喝，大家一起争论，一起谈笑，思想上相通，情感上不隔。

与博士生导师刘中树教授在一起

1988年7月在老师的提议下，我提前一年完成学业通过论文答辩，毕业留校任教。那个时候，研究生还是很金贵的。本来我可以去南方的发达城市，但是吉林大学的校风和老师们的真挚厚重让我选择留在这里。我们现在较多的说近亲繁殖的弊端，许多量化体系也把学缘结构作为考核指标之一，岂不知近亲繁殖在学术承传和伦理关系上也具有先天的优势：既保留发展的传统，又容易化解和淡化矛盾。师兄弟之间有了隔阂，老师一出面就化解了。我知道，没有吉林大学和文学院这个大的环境和师门这个小的环境，我是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的。我还记得，在自己的博士论文写作的过程中，刘中树老师和我无数次交流，多次修改论文，细致到了每一个标点符号。那个时候，中树老师担任吉林大学校长，工作极忙，论文的最后一稿他带着上了飞机，回来后给我了一个完整的修改稿。

1998年我担任了吉林大学文学院院长，2001年又担任了由文学院、考古与博物馆学系、历史学系、国际交流学院和大学语文教研部合并而成的新文学院院长，这一做就是14年。行政工作无疑是对于一种权力的把握，当更重要的是对于自己视野的开拓和思维方式的历练，对于自己的学术发展提供了一个难能可贵的基础。我一直认为，人文研究和教育最需要思想的创新。想想从鸦片战争直到改革开放，除了毛泽东的革命学说之外，影响世界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哪个出自于中国学者之手？欧美不用说，即使是日本、印度、捷克以及阿拉伯国家学者提出的理论都曾经构成了世界性的影响。其实核心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缺少创新的思想。我倒觉得，“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将可能是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的理论创建。

 1993年在日本福冈关西学院大学国际文化学部客座研究员

在主持文学院的工作中，我一直坚持“鼓励思想个性，保护学术叛逆”的学术原则和教育原则。每次新生开学典礼上我都要思考如何不让这次讲话和上次讲话重复，但是每次都要重复这句话。这句话也逐渐地成为了文学院的院训，几乎每个学生都耳熟能详。我努力把这种育人理念贯穿于自己教学的每一个环节。在课堂上从来不点名，并且允许学生随来随走。我给了学生听课上充分的自由，却对自己的教师身份提出更高的要求：“教师应该用自己的教学内容、环节来吸引学生，用知识魅力和人格魅力来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每次上课即使在本科生课堂上也都要留下一些时间，与学生互动，自由交流。我觉得，教出来的学生如果最后和我们一样，这并不是教师的荣耀；教出来的学生超过我们跟我们不一样，这才是最大的成功。

因此，结业考试论述题我从不设标准答案，如果照搬课本或者与老师讲的完全一样，不给高分。鼓励自成一家，自圆其说，特别是能反驳老师的观点则给高分。这便是“吾爱吾师更爱真理”的目标。“人格的培养是大学教育的最高境界。”我始终希望学生保持善良的天性甚至天真，不要过早成熟。“要永远怀有一颗宽容仁爱之心，爱之所爱，爱之所不爱。爱可以温暖人生，可以化解怨恨。要与人为善，宽容大度，特别要宽容弱者。宽容使社会丰富多彩，宽容使自己心平气和。”在冷清和寂寞中守正，在热闹和称颂中创新。既是一种学术要求，也是一种思想和人格要求。

能做一名教师，是一种福分，因为你拥有表达的权利，因为你拥有无数的学生；而能做好一名教师，又是一种磨练，要坚守伦理的善良、学理的端正和真理的执著。2005年经全校学生两轮投票海选，我高票入选“吉林大学首届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走上大学讲台38年，我得到过各种荣誉。从长江学者、国家级教学名师到“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等等。但是在众多的奖项当中，只有这个“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是由学生给予的，对我来说具有着特殊的意义。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来看，在不同的社会进程中，时间具有不同的价值和速率，就像个人的生命在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的价值的差异一样，人类思想和学术在不同的文化时代也存在着很大的价值观差异和变化速率。没有一种不变的思想，即使是先人留下的思想也会因时代的变化而发生价值差异。这种价值差异有时候是增值，有时候是贬值，而最后的价值判断是由历史本身决定的。从新时期到后新时期到新世纪再到新时代，中国社会形态和思想文化呈现出波峰浪谷跌宕起伏的发展变化。

说到这里，必然涉及到我的学术之路。四十年来，我学习研究的范围较广，从现当代文学到地域文化，而研究鲁迅最能记录我思想成长的过程。1990年代刘纳老师曾经对我说，一个优秀的学者就应该创造出具有个性的关键词。这句话令我受益终身。在博士论文《惯性的终结》出版后记中我曾经说过，鲁迅是一棵大树，当我走近他，自己的影子就消失在树荫下。应该说，直到今天，我仍然在这片树荫下，没有阴影，只有庇护和感恩。走不出树荫并不只是我自己的选择，因为经过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我把鲁迅的思想与当下环境对接之后，愈发觉得鲁迅的深刻与高大，愈发觉得这片树荫的广阔和可贵。

我最感激鲁迅的不只是他为我们民族留下了精神追求的高度，而且给我们评价历史与现实提供了一个最有力、最恰当的言说方式。我把后来出版的一部著作取名《“活着的鲁迅”》意义也就在这里。如果没有鲁迅，我们不会言说；如果没有鲁迅，我们不能言说。鲁迅给我们深刻，鲁迅给我们热度。我们需要嫉恶如仇的鲁迅荡涤社会的污泥浊水，如果有一天我们这个社会不再需要“活着的”鲁迅了，或者鲁迅只是作为一种历史人物和知识修养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就说明这个社会已经趋于完善了。而作为一个鲁迅研究者，我衷心期待那个时代的早日到来。

怀念逝去的年代

斗转星移，喧哗散去，无论是历史还是个人，最终都要隆重或不隆重的谢幕。树叶绿了又黄了，几绿几黄我们便慢慢变老了。我已经到了怀旧的年龄了，“新事记不住，旧事忘不了”就是典型的衰老标志，许多见过面的人包括较熟悉的人再见面，常常叫不出名字来。有时候想想这也难怪，过去小时候见到60多岁的人早已是老态龙钟蹲在墙角叼个烟袋锅嗮太阳了，而自己还把自己当成年轻人。花飞花谢，人生莫测，在这漫长的四十年里，我先后失去了弟弟、父亲。而恰在这第四十年的春节里，我又突然失去了母亲。

对于我这个年岁的人来说，丧母之痛可能不是在生离死别的那一刻，而是在夜深人静喧哗散去一人独处的时候，是在以后回想往事而怦然心动的平静日子里。因为偶尔看到母亲留下的一个物件，想起小时候的一件小事而怅然落泪。送走母亲之后离开敦化那一夜我几乎没睡，把头埋在被里撕心裂肺恸哭，直到被剧烈的咳嗽呛住。母亲的离世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心疼，那种想起来就疼的感觉不是情感上的心疼而是实实在在的心脏疼。半夜起来，看着窗外街树上五彩斑斓的灯珠，我想从此以后在这个离开整整40年的故乡小城少了一种最揪心的牵挂，我也知道自己不会再像以往那样逢年过节带着兴奋急着往回赶了。我最后悔的就是我们不该硬逼着妈妈来我家过年。总是想房子大了条件好了把她接到长春来过一个年，哪成想这一来一回就没了妈妈。

最欣慰的也是在自己家里和妈妈过了一个最欢乐的年，还在沙发上为妈妈按摩了半天。以前我们多少次动员她来我家，她说我可不去，那谁谁去了趟北京就扔在了那儿。其实我知道她主要是怕给我添麻烦。老人就是熟透的瓜，看着圆润光亮但是一碰就掉了。我倒劝那些反向过年的儿女们，父母年纪实在太大了最好不要动还是回家过年吧，老人经不起折腾。妈妈在我家住了一周，回到敦化的第二天早晨就不吃饭不认人了，住院第四天就没了……庆幸的是，我在妻子的提议下，在妈妈去世的前一天赶回敦化。妻子蹲在床头为妈妈揉着胸口和后背，妈妈喊着：“张福贵啊我这里疼啊！”这好像是妈妈第一次当面叫我的大名，小时候都叫我小名“连起”，大了就叫我“老二”。可能是在医院里人多，就叫起大名来了，当然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喊我的大名。

这一夜我不停地为她按摩手脚，按着按着妈妈冰冷的手脚逐渐变热了，监视仪里显示的指标甚至有好转的趋势。我想这是不是我按摩的效果，于是睡意全无更加使劲地按着。妈妈时而喘息加大，我就一边攥着她的手边抚摸着她的头，她就很快平息了，我让她攥我手她就使劲地握着。最后一句话是我问她我是谁认识我不，她清晰地说不认识。送走妈妈，从火化场回来，我就回到了宾馆，老百货商店旁的那个家，我真难进去了。已经习惯了一进院就看见妈妈趴在后窗望着我们的情景，到处都是妈妈留下的痕迹而没有了人的家该是一种怎样的心伤。送走妈妈的那天半夜，自己突然一下子醒了，看看手机一点多想应该去殡仪馆守灵了。可是打开灯找衣服的时候想起来妈妈昨天已经火化了，不用我们陪着了。

当代社会的发展就是那么突飞猛进而不留情面，逝水流年，无论是社会的还是个人的美好和不美好，都不可挽留的过去了，留给我们的只有遗憾或者欣慰。这就是历史的脚步。我一直觉得，历史时代的变化和转换其实就是一种心境，当这种个人心境成为当下人们的一种普遍心境时，就可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或者说，是社会现实的变化影响到了人们的心境，一个时代的变化才真正完成。只不过面对变化，有时候我们是欣喜，有时候是哀伤而已。过去我们在判断时代变化时，总是以某些重大的政治或社会事件作为标准，其实，更应该注重整体性的社会心理变化，这才是时代变化最深层也最真实的表征。

与妻子王俊秋教授在内蒙古草原

今天，是一个集体怀旧的时代。有人说，回忆不单纯是一代过来人的年老怀旧情感追忆，而是一种“必要的激情补充”。而我再补充一句，怀旧是两个时代对比反差后形成的一种价值追求。而且我认为，一个普遍怀旧的时代和全民娱乐的时代一样，都不可能是一个昂扬向上的时代。怀旧，作为人生暮年的个人情怀是人类一种普遍的精神现象，往往具有一种超越性的真诚感动；而当怀旧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时，则意味着社会发展的回归与复古的渴望。

人们回忆童年回忆青春回忆爱情，很多时候是因为被回忆的时光和情境是永远回不去找不回的缘故，所以说回忆总是美好的。我相信，我们对于八十年代的怀念绝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老了，很可能恰恰是相反。在当下中国文化发展观上，正处于一个人类思想史上罕见的时代：年轻一代指责年老一代太激进，年老一代批评年轻一代太保守！这是一种极其反常奇怪的文化现象。本来 “父子冲突”是人类思想史和文学史上恒定性的母题，是保守与叛逆的一般表述，而这一思想关系在当下却被颠倒了过来。如果硬要作出某种解释的话，那就是两代人成长的文化思想环境不一样，四十年的变迁足以使两代人发生任何可能的差异。也许，年轻人可能比我们更加成熟稳重。

可能这篇文字谈四十年中的前十年过多，因为这是我个人生涯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十年，后来中国的发展和个人的发展都在这十年里确定了。后来的进步是这十年的惯性发展，后来的迟滞则是这十年前思想惯性的残留。作为一个过来人，当我们述说“八十年代”时，心底里的那份感动和悲怆是后来人所很难体味和理解的。历史总是要合逻辑的，即使历史发展过程中并不是每一步都合逻辑，但是当历史走到一个终点时一定会合逻辑。今天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历史的逻辑又在推动着中国向更高更远发展。在我的余生里，我庆幸自己又赶上了一个历史的巨变期。和许多人一样，我期待中国会变得更好。

“一个人的四十年”专栏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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