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十月•长篇小说》（选读①）|陈继明：七步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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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步镇

陈继明

作家/陈继明

陈继明，曾任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艺术与传播学院教授。小说曾获十月文学奖、中华文学选刊奖、小说选刊奖、中篇小说选刊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等。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一人一个天堂》《堕落诗》，中篇小说《北京和尚》《陈万水名单》《灰汉》《圣地》，短篇小说《月光下的几十个白瓶子》《蝴蝶》《骨头》等。部分作品被译成俄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

出门七步，遇敌十人。

——七步镇谚语

卷  一

1

从十二岁开始，我的生活就始终处在持续动荡之中，至今我都说不明白，那些动荡是客观原因造成的，还是我自己的内在焦虑使然。过了五十岁，我仍旧是一个缺乏定力、渴望变化的人，眼下我更加说不清，那些动荡到底源自主动还是被动。比如我的三次婚姻，十个地方的生活，六个单位的工作，等等。当然，把它们称作动荡，有大词小用之嫌，和我所知道的那些真正的动荡相比，我的动荡实在不值一提。我没有上过战场，没有蹲过监狱，甚至也没经历过像样的七灾八难，反过来一想，和动荡其实毫无关系。但是，犹豫再三，我还是决意把那些小小不然的起伏和变化称作动荡。

让我从1979年开始说起吧。

那年春天我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县（后改市）第一中学上学。高一的第二学期，我的一篇作文被语文老师亲自刻在蜡纸上，再用老式油印机印出来，拿到班里，人手一份，供同学们讨论。那是一次主题为启发式教学的示范课，全校十几个语文老师都来听课。关于那篇作文的好坏，我的语文老师故意不置一词，鼓励同学们大胆说出各自的看法。作文里有一段我在飞机上的所见所闻——当时的我，虽然没坐过飞机，却大胆想象自己坐在飞机上，从兰州飞往银川，在“舷窗边”欣赏着白色的云层和蔚蓝色的天空。还记得作文里有这样一些话：“蔚蓝色的天空，蓝得太过深沉，令人心里无比忧伤，因为，美到极致的时候，正是消亡悄悄来临的时候。”同学们有人大加赞扬，也有人不以为然，大肆嘲讽。一位姓贺的时髦女生就说：“我看东声以后可以去当作家了！”

正是这句话让我第一次有了当作家的愿望。第二天我就找到身为诗人的语文老师，请教他如何给杂志投稿。语文老师是一位新婚不久的年轻人，开学以来身上一直带着洞房花烛夜的新鲜气息，整个人里里外外都是新的，衣服是新的，眼神是新的，连眼睫毛都像是在爱情滋润下新长出来的。他用带甜味的亲切语气告诉我，投稿用不着贴邮票，只需要剪掉信封的任意一个拐角，剪成一个三角形的豁口，就可以把稿件寄到国内任何一家编辑部。语文老师顺手塞给我几本刊物，其中就有《星星》和《诗刊》。看了这些新诗，我很快就发现，新诗不难写，我至少找到了三个窍门：一、把心肠搞柔软些；二、把大白话说郑重些；三、把分行视作顶重要的修辞术。三天后我就写出长长短短十几首新诗，分别寄给了《诗刊》和《星星》。两个月后收到了平生第一封退稿信，《诗刊》的退稿信，署名李小雨。后来才知道，李小雨是一位著名的女诗人，名气只比北岛、顾城、舒婷这些人小一点点。那是一个炎热的午后，操场上的白色跑道眼看要化掉了，吃罢午饭，我立即回到教室，坐在后排的座位上看书学习，突然，有人喊：“喂，东声，你的信。”抬头一看，是先前讽刺过我的贺同学，此刻她的口气却是绝对干净，像她的眼神，很高傲，也很干净，只有高傲，没有别的。她把信递给我，对我浅浅一笑，便转过身回到前门，走出教室，走向烈日照耀下的校门口。她穿着一双奇怪的皮鞋，过长的鞋尖改变了她走路的姿势，令她的步伐变得有些僵硬，不过正是因为僵硬，她的背影才更有魅力。我一直盯着她走出校门，然后走在校门外的石子路上。路东边是很大的广场，路西边是一排整齐的平房，一边阳光璀璨一边阴影迷人，贺同学尽可能走在刚够容下一个人的阴影里，长长的双腿一剪一剪，有时似乎走乱了，马上再调整回去。至今我还记得阴影里有几只鸽子，白得耀眼。

1981年夏天高考结束后我按规则报了志愿，报了四五所学校，但每一所学校只报了“中文”一个专业。一所学校可以报多个专业，我只报中文，一心要当作家的意图昭然若揭。成绩下来了，我的总分足够上一所普通大学，但语文成绩只有52分。估计作文只得了10分。关于达·芬奇学习画蛋的读后感，应该怎么写我心知肚明，就是不愿意那么写。小儿好作惊人语，为赋新词强说愁，我看不上写那种人人知道的小道理，故意反其道而行之，云里雾里说了一通，结果自己害了自己。更想不到的是，我并没有多下功夫的政治几乎是满分，94分。于是一件绝无仅有的事情发生了，教育厅把电话打到县招办，县招办又把电话打到县一中，我那始终生活在幸福中的语文老师亲自骑了十公里车子找到我家，通知我立即去教育厅一趟。次日一早我就乘车赶往银川，天黑前找到了招生所在地贺兰山宾馆。荷枪实弹的警卫是如何放我进去的，我又是如何准确无误找到招生负责人的，现在一点都不记得了。另一些东西却记得一清二楚，招生负责人是一位面色红润、态度和善的中年男子，他用我不熟悉的南方口音说，你政治考得很好，但为什么没报政治系？我心里有答案却说不出口。他又说，我们请你来，就是要征求你的意见，愿不愿修改志愿？我想都没想，就说，不愿意。为什么？他极其吃惊。我心里想，我要当作家！但这话还是说不出口。他提醒我，如果不同意，就有可能落榜。我心怦怦跳，一味嘴硬，说，不要紧，明年再考。他禁不住笑了，给了我一张表让我填。当着他的面，我填完表，递给他。他说，字还不错嘛。然后我就离开了。回家后我从已经拿到录取通知书的一位女同学那儿借来一堆复习资料，收了心，准备复读。一周后却收到了宁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还是被中文系录取了。入学后，某一日在校园里碰见了那位宽厚长者，他也认得我，父亲一般摸着我的头说，喜欢你小子的倔强。他还小声说，我是政治系系主任。十年后我在宁夏广播电视大学任教，他升官来做我的校长。当时我已经是一个文学新人，发表了一些作品，势头看好。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对人们说：如果不是我，东声就当不了作家。他常会把请我到贺兰山宾馆改志愿的故事讲出来，将我一门心思要当作家的情状描绘得像一段相声。大家夸我执着的时候我实话实说，哪是执着，是愣头青。如果是现在的我，断不会那样。

从十八岁发表处女作到写作劲头不减的今天已有三十多年，虽然成绩平平，但也令人满意，仅仅被写作这个事始终拴在书桌前，没去做时代的弄潮儿，比如经商，比如做官，就已经非常值得庆幸。至于知名度，至于文学史地位，我真的认为，它们和写作本身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写作这种行为最根本的动机，是对个人表达的深刻迷恋。反正，我很难让自己相信，我至今仍然在写作，是为了出更大的名。说实在话，我认为所有那些可怕的事情里面，有一样就是出名，尤其是一个作家的出名。当某一位我并不认识的作家在远处享受着自己的盛名，显示着优秀的口才时，我在我的书房里都会略感羞耻，好像那个人是我，是另一个我。我对这个世界的最大奢望已经实现：衣食无忧，尊严半存，不用为生计奔波，可以坐在某个角落专心写作，为七八位读者写作，而非更多。

说到读者，想起一件事情，前不久澳门某大学的文学院拨了二十万元澳门币的科研经费，组织三位老师和两位博士集体开展“东声小说研究”，我应邀去做了一个小型演讲，并和大家一同聆听院长本人和几位师生介绍各自的研究成果。院长叫范荷生，一向关心并研究我的小说创作，申请经费专门开展“东声小说研究”，自己带头写论文。早在我们认识之前，范荷生对我的写作就有长期跟踪，十年前我调到珠海时，范荷生很快就知道了，立即从澳门过来和我见面，我们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

一位名叫居亦的重庆籍女博士找到我二十几岁发表的短篇小说《一个少女和一束桃花》，称赞它“气质独特，起点不低，不像当时流行的先锋派那样故作姿态，也不像同样流行的新写实主义那样细碎和庸常”，我一时不敢相信被美女居亦夸赞的那个人是曾经的我，二十几岁的我，又惊喜又紧张，紧张多于惊喜。

紧张的原因是，我有回忆症。

大家也许不知道有“回忆症”这么一种病。回忆症的确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死不了人，对健康没什么太明显的影响，因而几乎无处就医。和它相近但比它显赫的病有很多，如孤独症、抑郁症、焦虑症、失眠症、躁狂症、恐惧症、老年痴呆症、小儿多动症、更年期综合征、经济客舱综合征、帕金森综合征、窥阴症、恋童癖、露阴癖、自恋症、异装癖、恐缩症等等。回忆症的症状不难猜想，即：不能不回忆，一旦开始回忆就没完没了，很难中止。任何一个偶然的因素都有可能触发某一段特殊记忆，这原本很正常，每个人都会如此，然而，对一个回忆症患者来说，坠入回忆却十分危险，如同灾难，他们会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会反复纠缠事件的每一个细节，有时会对其中一些关键细节做出修改，以便演绎出更好的结果，或者更坏的结果。这种行为医学上称作修改记忆。要么是病人自己做出的本能修改，要么是医生为了把病人抽离回忆而做的干预式修改。

几天前我在珠海拱北一带逛街，准备去迎宾北路和九洲大道交叉口的“陇上人家”吃天水菜。刚刚拐向九洲大道的瞬间，一个骑自行车的老人突然从我身旁经过，车子后座上夹着一株两米长的向日葵秆——很快我就发现弄错了，不是向日葵秆，是半截甘蔗。但效果已经有了，我已然闻到了向日葵的味道，绝对如同真的闻到了。向日葵刚刚掰下来的一瞬间，花盘背后的海绵体猝然被撕破时发出的那种很冲的味道。它总是又黏又湿，带着海绵体特有的粗糙纤维不规则地喷出来，让人眼睛发酸，头皮发麻。在珠海的大街上，这个味道令我想起了童年的一个伙伴，一个名叫小迎的女孩。

小迎，我曾经吻过的一个女孩。

那是用半个向日葵换来的吻。

中午，乌鸦叫个不停，村庄昏昏欲睡。在我姑姑家的后院里，在一大堆侧立在墙上的玉米秆后面，我和小迎嘴对嘴吻了好一会儿。要不是附近的火车突然发出吓人的轰隆声，我们肯定会接着吻下去的。火车的轰隆声像一种永远也挥霍不尽的东西，久久不停。我和小迎不得不相互松开，仍旧躲在霉味很重的玉米秆后面一动不动。后来我灵机一动，伸手摸了摸她的鼻子，心想这下才算对得住半个向日葵了。小迎有一个好看的鹰勾鼻子，每次看见她，我总是想不通她为什么走哪儿都带着她的鼻子，鼻子为什么总是比她更早到达某个地点。好像她是她鼻子的跟屁虫，她要是偶尔把鼻子放在家里的某个位置就好了，我就可以偷偷溜进她家摸摸它。现在我终于摸着了，我觉得这比亲嘴还有趣。亲嘴其实没太大意思。火车的轰隆声后来开始移动，向陕西方向一路响过去，令我心生自卑。火车的巨大轰鸣说明姑姑家是一个大地方，大得容得下一列火车和它的轰鸣。我早就认真想过，我家的山沟沟里能和火车相提并论的东西只有防空洞。防空洞也许比火车还要长，里面除了阴森的黑暗就是潮湿的空气，还不允许孩子们进去。我一直想，火车可能也是空的，徒有其表，发明火车和发明防空洞一样，只为了炫耀，炫耀精力旺盛，或者炫耀地方大。火车声渐渐远去之后，我和小迎突然有些不安，又不知道接下来还能做什么，嘴亲了，鼻子摸了，实在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就弓了身一前一后走出来，各回各家了。半个向日葵在小迎的手里显得很招摇，罪证一般让我心虚，而且，她已经大不咧咧揪着吃起来，还故意把瓜子皮吐在我身上，仿佛在说，呸呸呸，东声你真够坏的。我心里也承认自己够坏的，在别人家地盘上占别人的便宜，不仅亲了嘴，还摸了人家鼻子。我还想，原来亲嘴和摸鼻子并不比登天还难，甚至简单极了，正像大人们所说的，简单得像一，却被他们搞得玄玄乎乎，要死要活。没多久我就回到那个只有防空洞的小山村——七步镇海棠村了。

第二年暑假我又去了姑姑家。

这次就出了大事情。那天，车站上停着一列货车，始终不见开走。看不见头和尾的敞篷车厢，没完没了的黑乎乎的四方形，早晨在，中午还在。“死猪不怕开水烫。”小迎说，小迎到底是大地方人，口气很大，我想，我打死也不敢把火车比喻成死猪。在火车这么一种庞然大物面前，我很难不自卑，火车发出惊天动地的尖叫时，我的自卑会像气球一样成倍放大。况且我已经发现，火车并不是空的，每节车厢里都是满满当当，比如眼下这列货车，中间的几节车厢里是那种吓人的大型收割机，土红色，名字好像叫“康拜因”。很难想象，多大多平多辽阔的地方，才用得着这种大家伙。这足以说明，还有比姑姑家更大的地方。据说南有陕西四川，北有青海新疆，都是村里那些见过世面的老人嘴里常说的大地方。我实在有些羡慕康拜因了，因为它们显然要去那些大地方。另一些敞篷车厢里不是大大的石头就是细细的沙子。“哼哼，这些东西不怕人偷！”这也是小迎的话，是对火车停下不走的嘲讽。我又想，姑姑家这儿的孩子说话都老气得很。我们那方圆，一个孩子显得成熟懂事，大人就会由衷赞叹：“婊子娃娃老气得很。”我知道“老气”是值得夸奖的，但始终不明白“婊子娃娃”为什么也是一句好话，用来夸赞令人喜爱的孩子。姑姑的口头禅就是“婊子娃娃”，我和小迎都是她的“婊子娃娃”。前不久，我从学生口中意外听到了一词——婊气。另一位老师给他们布置了一篇论文，题为《婊气之我见》——我才明白，婊气是一个网络热词，无论男女，只要聪明、灵活，加上适度性感和风情，都可称作“有婊气”。而且婊气还被细分为各种婊，绿茶婊、红茶婊、奶茶婊、普洱茶婊、观音婊、咖啡婊、素颜婊、夜店婊等等。由此可以推知，“婊子娃娃”的意思，和“婊气”相似。

到了下午，火车还停在老地方，鸦群不断从车厢里飞起又落下。我们七八个孩子正准备在村子里藏猫猫，突然，我冲着火车站的方向问小迎，能不能去火车上藏？小迎歪着脑袋故意掩饰着自己的激动，说，可以呀。小迎是组长，我也是组长，一个组藏，另一个组找。藏在不同的车厢里，藏在康拜因和大石头后面，藏和找都得爬上爬下，费尽周折，又麻烦又刺激，四五轮过后两个组的兴趣仍旧有增无减。该小迎那个组藏了，我们背对着火车，听见小迎快速喊了两个字，好了！我们故意不急，慢悠悠地转过身，正准备去找，看见火车突然一抖，又一抖，就像是沉默太久后车厢自己做出的生理反应，哐当，哐当，连续两下，所有车厢一起向前，再一起向后，再向前，再向后，很松弛，又很有力，震动传向很远的地方。等火车重新安静下来后，我们仍然不敢贸然出击，打算再等两分钟。直到躲在车厢里的几个人没耐心藏下去了，纷纷探出头，骂我们耍赖。唯独不见小迎，我抬起头冲着高大的康拜因喊，小迎，出来，不耍了！小迎很反常，不吭声，也不出来。不知是谁最先发现，白光光的铁轨上有红红的东西一跳一跳，像秘密盛开的小红花，匆匆开了又匆匆败了。紧接着大家一致发现不是别的，是血，血滴由小变大，已经变成一条线，拉在车厢和铁轨之间。我跑过去，攀住车厢自带的梯子爬上去，一露头就看见了可怕的一幕——其实，我只是闻见了可怕的血腥味，从两个康拜因之间的狭窄缝隙里喷出来，就像一个行家里手，仅仅凭着血腥味我就知道小迎死了，小迎再也回不来了。血腥味所代表的死亡甚至比死亡本身还要逼真。我在第一时间就明白小迎死了，包括她的嘴和鼻子，还有她的老气。我也迅速成长为一个老气的孩子，转身跳下车厢，拼命喊：“出事了出事了！”

随后便是静静展开的混乱。

至今我还记得，当时我只能看见混乱的场面，听不到半点声音。不过这就够了。大人们出现后，他们的混乱和他们的镇定从两方面共同证实了我的判断：小迎死了！两个康拜因撞在一起，把小迎夹扁了！小迎，包括她的嘴巴、鼻子和老气，全都扁了。总之，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死。准确地说，是听见死。关于小迎在两个康拜因之间的样子，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细致描述。但结果只有一个，小迎死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匆匆坐车回家了。姑姑急于打发我走是因为她听到了一些议论：去火车上藏猫猫是东声的主意。姑姑问我是不是这样，我心里很害怕，但没撒谎，承认是我的主意。有很多年，我都不敢再去姑姑家，一是怕看见小迎的父母，二是怕看见火车和铁路。直到1997年，我偏偏住在了铁路旁，我的新单位——宁夏文联的家属楼就在铁路旁，火车站和仓库之间的一条铁路，只跑货车，速度极慢，没有规律，但凌晨四点左右的一趟总是雷打不动。刚刚搬进新居的那一年，每天的后半夜我都是在半睡半醒中度过的。火车车轮持续撞击铁轨的声音很优雅，很有节奏，却冷极了硬极了，让我再三地想起天地间那些明明暗暗的物理规则和强盗逻辑，比如，小迎的死。小迎是被两个康拜因夹死的，这里面除了物理规则和强盗逻辑还有什么？我认为这样的死是死里面最下流的，是不可接受的。我总是想，这样的死可以更改就好了，所以，列车的轰隆声中，有关于小迎的另一种死在天地间流传，那是另一种可预见的死，另一种更悲壮的死，比如，你去参加一场战争，你不幸战死，这死就是可以接受的。我认为战死是所有死里面最可接受的死。病了十年死掉，也是可接受的。退一步讲，被火车轧死是可以接受的。而被火车上的两个康拜因夹死，算什么呢。所以，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在列车的轰鸣声中，我不知不觉创造了无数种小迎的死。小迎死了，这个事实不变，小迎如何死由我决定。当然总是和列车脱不了干系。不过，在珠海的九洲大道上，这突如其来的回忆倒让我发现，我其实已经成功地遗忘了小迎，我是有能力遗忘的，会记住也会遗忘。既然如此，我当然还可以遗忘更多的东西。

说远了说远了，东声首先是一个回忆症患者，其次才是一个写小说的人，大家只要记住这一点就好，接下来的故事可能和写作关系不大，和回忆症瓜葛甚多。比如刚才，居亦博士对我少作《一个少女和一束桃花》的谈论，便把我，把2015年的东声强行拉回到1990年，让我一下子记起了写这个短篇时的点点滴滴：草稿写在一个绿皮本子上，塑料封皮上印有“学科学”三个字，“学”字顶上的三点是奔向太空的三架飞船，微微凸起，可以触摸。抄稿用的是八开的方格稿纸，当时我不能容忍稿纸上出现任何涂抹的痕迹，只要发现错了一个字，就把整页稿纸废掉，从第一行第一个字开始重抄。还记得其中的第九页总是出错，就像着了魔，不是此处出错就是彼处出错，连续重抄了五遍，虽然很恼怒，又拿自己没办法。当时的情景如在眼前。回忆中的我，像一只饥饿的蜜蜂看见了荒原中的一片花海，钻进去，久久不肯离开。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想回来，回到会场，回到五十岁，哪怕只是出于礼貌，却做不到。时间变成一根透明的管道，弯曲且狭长，一旦不小心滑入管道的底部，就很难爬回去。透明管道里有一个略大于九十度的犄角，把我挡在时间的另一侧，就如同被“现在”无情地开除了。那个犄角也是透明的，看上去似乎毫无阻隔，却又难以顺利穿越。心里越急越是没有办法。好在这样的情形不是第一次出现，我也知道，自己近来状况良好。几秒钟后，也可能是两三分钟之后，我的意识回到了当下，看见了一张张熟悉的脸，听见居亦博士正在深情朗读《一个少女和一束桃花》中的某个片段。我半是得意，半是害羞，害羞的部分比得意的部分更加真切。这再一次表明这个叫东声的家伙回来了，在时间的修长管道里来去自如，可以回去也可以回来，可以回忆也可以不回忆。

随后的提问环节回答了一些简单的问题，即将告一段落时，身旁的范荷生随口问我，最近在写长篇小说吗？我犹豫了一下，不太坚定地回答，在写。范荷生很感兴趣，问，农村题材还是城市题材？我一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军事题材。范荷生一听，略感失落，他显然更希望我的新长篇是关于我的文学故乡——海棠村的。范荷生一直认为我的小说还是写乡土的那一部分更好，更纯熟。他甚至建议，不要写乡土之外的东西。为了“安慰”范荷生，我说，写写停停三四年了，始终写不下去。范荷生问，你不熟悉军事题材吧？我说，其实我从小就是个军迷。范荷生大概没听懂“军迷”的意思，别人也没听懂，我只好说更多的话，而且故意显得自信满满。我说，我是一个军事迷，我对军事的了解程度，说夸张一点，也许够做一个军事间谍了，我所掌握的军工知识，有些也许是很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一位博士生看上去很兴奋，大概也是军迷，举手要提问，范荷生看了看表，说，时间不早了，今天的活动就到这儿。鼓掌声中，下午的活动结束了。

当晚住在澳门，范荷生请我吃饭，那几位有课题的老师和学生也来了。范荷生还请来一位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心理学博士，叫王龄。落座后范荷生介绍说，王龄在澳门有自己的心理诊所，主要研究超心理学，并治疗和超心理学有关的心理疼痛。王龄又是篆刻家，身兼澳门松山印社社长。范荷生小声对我说，饭后大家去王龄那儿喝喝茶写写字。范荷生知道我喜欢书法，事先给王龄介绍过，王龄很给面子，对我的字有好感，愿意刻一枚闲章，换我一幅字。王龄的年龄一时不好判断，像是三十出头，又像是更大一些，目光傲慢，又暗藏文雅，傲慢和文雅的混合体，仍然是一种纯净的可亲可近的气质，令人相信此人是尖锐又善良的。我对这种气质既有明显的不适，又有明显的好感。

等菜的时候又说起了军事题材。和范荷生不同，其他人对这个话题明显更有兴趣，很想知道我在这部长篇里到底打算写些什么。

我说：“写一部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冲动，但也可有可无，并不强烈。也许和我的平脚板有关，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是平脚板，当不了兵，也当不了运动员，这样一来，反而更关心军事和体育方面的东西。”

说到这儿，我意识到范荷生的存在，故意用消极口吻说：“很可能扔下不写了，我写作的一大特点是半途而废，写不动就扔下，过几个月甚至几年捡起来再写，再写不动，再扔下。每一次写作都是从某一个旧底子上开始的。”

这也是实情，大家表示接受。

“什么是心理疼痛？”我问王龄，我想把话题引开。王龄稍稍想了想，说：“比如，一个人明明被截肢了，却感到早已不存在的那部分肢体还在疼，疼痛难忍，十分真切。医学上称之为幻肢痛。幻肢痛其实是一种心理疼痛。如果一个人生来就缺胳膊少腿，则不会有幻肢痛。凡是有幻肢痛的人，都是曾经四肢健全的人，这说明了什么？幻肢痛和记忆有关，和心理有关，是精神身体医学研究的对象。psychosomatic medicine， 即精神身体医学，这种医学强调精神因素和身体疾病之间有深刻联系，外国已经很盛行，而在国内，包括港澳台，才刚起步。”范荷生问大家：“在座的谁有心理疼痛？”居亦迅速举起手，同时低下头，以做作的害羞语气说：“我有。”范荷生说：“不妨说说。”居亦更显做作地说：“不好意思说。”居亦真的红了脸，连耳根都红了，大家劝了半天她才说：“到现在我还怕打针，哪怕是体检采血，也怕，心里知道没那么疼，还是会大哭大叫。甚至怕吃药，中药怕，西药也怕。所以我从来不吃药，如果真有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我也不吃。”王龄一听就明白，说：“这种情况很常见，一般和童年记忆有关，童年时代对打针的恐惧一直带进了成年，只要一看见针头就恐惧。不是疼，是对疼的恐惧，或者说心理疼痛。”范荷生马上说：“我也学过一点心理学，我认为从心理学角度说，一个孩子打针时大哭大叫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为了引起父母和其他大人的更多关注，这样的孩子通常是自我中心主义者。”居亦漂亮的脸蛋再一次红透了，狠狠推了范荷生一把，说：“算你狠。”

2

在澳门的那天晚上，在王龄的诊所里，王龄坚持认为，我写写停停的那部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之所以写不下去，另有原因，而且是“深刻原因”——表面看起来我在写一部纯虚构的长篇小说，其实我在写我自己的前世。

他的话令我如临大敌，十分紧张。

既想听又怕听，这两种情绪混合起来，大概就成了紧张。一个回忆症患者的天性总是如此，对任何深刻原因都有顽固兴趣。但是，有多爱就有多怕，谁都知道，任何深刻原因都指向过去和历史，不在记忆的深处就在时间的远处。再说，我也反感王龄酒后那种急于逞能的样子，珠三角一带活跃着很多这样的牛人——大仙、高僧、道长、国师，每一位牛人后面都跟着一帮吹嘘者，把牛人吹得神乎其神，出入中南海、深受女演员爱戴、精通房中术、易学大师，诸如此类。这些人的数量之庞大、出没之频繁，让我相信，一个特殊的横跨政治、商业、教育、色情等行业的巨大产业正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悄然兴起。可怕的是，我也曾热衷于向随便遇见的任何一位牛人求教，到底有没有前世？有没有轮回？到底什么是因果报应？后来发现，这些人全是一个口吻，没有他们回答不了的问题，而所谓回答，不过是把“前世”“轮回”“因果”“报应”这些帽子拿在手上见人就扣。蚊子把你叮了一下都是因果，公交车上不幸闻到一位漂亮女人放屁也是报应。我曾质问一个有硕士学位的年轻僧人：“希特勒杀犹太人是犹太人的报应吗？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的报应吗？”对方毫不犹豫地回答：“是！”我问：“这么说来，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是可以原谅的？”对方已经预料到我会问什么了，答案也是现成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冤冤相报何时了！”自那以后，我决心捍卫自己在这一类问题上的无知，对，捍卫无知而不是装腔作势，遮遮掩掩，或者把半懂不懂的道听途说当作金科玉律四处传播。我也命令自己，不再寻求这类问题的答案，永远不再发出所谓终极追问：我曾经是谁，谁曾经是我。

“说嘛，什么原因？”

我身旁的居亦心急地问王龄。

由别人问而不是我亲口问，这样也好。

王龄到底在牛津读过书，自控力还在，隔着圆桌用目光看看居亦，又看看我。就像一个对气候特别敏感的人，从风的气味里已经预先看到了雨，我向他明确地摇摇头，甚至有求饶的意思，他明白了，暂时忍住没再说下去。

不过几分钟后他还是说了。

“你的前世是军人。”

王龄的语气很平常，像牙医在说牙齿。

我只是一笑，没有接话。

范荷生问王龄：“就是说东声教授这部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在写他的前世？他如果要继续写下去，就必须先找见他自己的前世？”

王龄很用力地点点头。

几双目光齐齐地看向我。

“小说的前世在未来。”我说，我这样说的初衷是为了响应王龄的“前世说”，给他面子，又不是简单迎合。但是，此话一出口，我立即觉得，这句话正是我一直以来渴望找到的一个说法，我继续说：“我写小说，更喜欢写不存在的东西，我的每一篇东西都写得很难很难，难就难在它们是未曾存在过的东西。”

范荷生问：“写海棠的小说呢？”

我说：“当然，也包括写海棠的小说。”

居亦问：“包括《一个少女和一束桃花》？”

我十分明确地点了头。

居亦委屈地说：“我宁愿相信它是真人真事。”

我笑了，我喜欢她委屈的样子。

范荷生说：“你在谈小说创作的虚构问题。”

我说：“通常我很少用虚构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含着‘不得不’的意思，好像在说，当真实不够用的时候，再去虚构。我的意思要比它复杂很多，甚至截然相反。刚才我说小说的前世在未来，这句话的确是我刚刚想起来的，受王龄的启发想起来的，但是，它十分贴近我的意思。小说写作是需要这样一个前世的，一个藏在未来的前世，一个未曾出现的前世，小说写作的全部任务就是找到自己的前世。”

我看见王龄一脸郁闷。

显然，在场的人也更愿意谈人的前世而非小说的前世。

“你不是这一类作家。”范荷生说。

“不是卡夫卡、博尔赫斯这种类型的作家？”我问。

范荷生先点头，再说：“对！”

我说：“我认为任何有质量有水准的写作，都是同一个类型，最写实的作家和最不写实的作家，都一样，都在写不存在的东西。”

居亦尖声喊：“停，停！”

居亦的歇斯底里让大家吃了一惊，但又觉得她的样子不无可爱。

“不谈小说创作了好不好？”她说。

范荷生面露不悦，问：“谈什么？”

居亦吐吐舌头，低声说：“我想听王龄博士说话。”

王龄笑着问：“想听我说什么？”

居亦说：“我想问，怎么证明人有前世？”

王龄的两只眼睛一亮，说：“不用证明，你自己可以看见。我治疗心理疼痛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催眠，让患者进入医学催眠状态，看见记忆深处的东西，看见记忆中的前世，看见自己曾经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创伤。创伤在此生，创伤的始作俑者却在前世。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我这儿有一大堆病例，要不要试试？”

居亦问：“我为什么要试？”

王龄说：“你不是怕打针吗？”

居亦说：“怕打针，怕就怕呗，又不是怕做爱！”

大家大笑，居亦也羞红了脸。

我发现居亦这个女人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很容易害羞，脸说红就红，连耳朵都会红，但是，用不了多久，她又会露出相反的一面，口无遮拦，想什么说什么。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特质，在她身上混合为一种新鲜迷人的气质，令人想入非非。我相信，王龄很想在居亦面前露一手，给她催眠是为了迟早带她上床。而范荷生，他和居亦除了是师生关系，有没有别的关系？一时还无法判断，有机会可要问一问范荷生。

笑过之后居亦说：“东声教授倒是应该试试。”

我学她的口气，问：“我为什么要试？”

居亦说：“找到你的前世，你的长篇小说就可以写下去了。”

我说：“我说过小说的前世在未来。”

居亦说：“也许这一次是例外。”

于是大家纷纷劝我试试。

我只好实话实说：“我是回忆症患者，最怕回忆。”

居亦嘴快，问：“什么是回忆症？”

王龄替我回答：“回忆症是强迫症的一种，简言之，回忆症患者的回忆是一种病态的无法终止的回忆，一旦开始回忆，就停不下来。”

我说：“没错，是这样。”

王龄说：“我治愈过好几例。”

我故意不接话。

范荷生说：“王龄，要么你先表演一下给动物催眠？”

王龄说：“可以。”

王龄起身，独自去了楼上，不久又回来，请大家跟他上楼，并说：“楼上有很多可爱的小动物，小猫小狗小刺猬什么的。不过，还有蟒蛇，有人怕吗？”大家以为爱脸红的居亦会怕，没想到她说：“我不怕，我敢摸蛇。”上楼一看，的确是一个小动物园，除了一堆小猫小狗，还有一条比我的手腕略粗的绿色蟒蛇，尾部盘绕在半截树桩上，蛇头翘在空中，冲着来人，好像在炫耀自己的美妙身姿。我说不上很怕蛇，但对蛇头的尖锐模样（包括其他锐器）一向有十分明显的身体反应，会不由自主地做出本能防备，以免被攻击。所以我停住不动，不愿靠近。王龄率先抱住蛇头，拍打着它，说：“它很听话的，无毒，不攻击人。”随后又看见了另一些小家伙，我认识的有兔子、仓鼠、刺猬、蜘蛛。有一个小家伙，和几只小猫小狗在一起玩，很像狐狸，王龄把它抱起来，揪了揪它金色的大耳朵，说：“这个小可爱是耳廓狐，来自遥远的沙漠，已经被驯化了，好调皮。”居亦嚷嚷着要抱抱它，就抱过去，把脸挨在它的大耳朵上，夸张地喊：“舒服舒服。”

接下来王龄表演催眠。王龄先向动物们拍拍手，说：“宝贝们宝贝们，准备好，睡觉了，睡觉了。”奇怪的是，每一个动物都俨然听懂了王龄的话，神情里立刻有了一抹睡意。王龄从居亦手中抱去小狐狸，亲亲它的脸，说：“亲爱的朵朵，你带头睡吧，听话听话，乖朵朵，坏朵朵，睡觉，睡觉，你总是带头的。”王龄一边说一边轻轻拨弄小狐狸的大耳朵，小狐狸显得有些兴奋，王龄又挠了挠小狐狸的肚子，半分钟后，小狐狸就倒在王龄怀里，憨态可人，一动不动。随后王龄又过去抱住蟒蛇的头，轻轻拍打着它的眼睛，说：“胖家伙，该你了，听话，睡觉，睡觉……”大概也用了半分钟，蛇头晃悠了两下，便跌在王龄的手掌里，王龄缓缓蹲下身，把完全松弛下来的蟒蛇放在树桩旁。蟒蛇的眼睛半睁着，邪恶而忧郁的眼神令我仍旧全身发冷，而居亦这时候乘机抚摸着它松弛的尾巴，冲我扮着鬼脸，我也冲她吐了吐舌头。剩下的那些小动物以更快的速度睡着了，王龄的方法始终就是那么简单，无非是像哄孩子一样哄着它们，声音里充满爱意和柔情。

所有的动物，大如蟒蛇，小如蜘蛛，转眼都睡着了，连睡姿都是相似的，除了蟒蛇和蜘蛛，其他动物一律仰卧，肚皮朝天，就像被一双看不见的手摁在那儿一动不动。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深受感染，露出极为夸张的吃惊表情，屏气凝神，不敢吱声。房间里虽然静悄悄的，却好像满是鼾声。我承认，我被眼前的情景震撼了，我甚至很想卧倒和它们睡在一起，直到地老天荒。总之我不再怀疑王龄的真才实学，我的眼神里一定不缺少敬意。其他人也一样，尤其是美女居亦，几乎要给王龄下跪了。

五分钟后，王龄看看表，对着熟睡中的动物们喊：“宝贝们醒来吧，该醒啦……”王龄把那些肚皮朝天的动物一一翻过来，顺便拍打两下，动物们便都睁开了眼睛，就像昏昏沉沉在清晨某一时刻醒来，和催眠全无关系。

“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

这是此刻人人想问的问题。

王龄说：“有这样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20世纪50年代，美国一个名叫哈里·哈洛的心理学家，把一只刚出生的小猴子放在隔离的空间里，用两只假母猴代替真母猴。两只假母猴，一只是用铁丝做的，一只是用绒布做的。铁丝母猴胸前特别安置了一个橡皮奶头，随时能嘬到奶水；绒布母猴只是一个柔软的温暖的母亲。刚开始，小猴子总是围绕着铁丝母猴，但紧接着，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更多的时候，小猴子宁愿不喝奶都要和绒布母猴待在一起，尤其是遭到外部威胁时，小猴子会立即跑到绒布母猴身旁，紧紧抱住绒布母猴。这说明动物和人一样，对爱抚和温暖有本能的依赖。但是，绒布母猴毕竟也是假的，由绒布母猴抚养大的猴子更有攻击性，更孤僻，性成熟后甚至不能交配。后来，哈里·哈洛对实验做了小小的修改，让绒布母猴可以摇晃，会触摸，并保证小猴子每天和真正的母猴生活一两个小时，这样的小猴子长大后就接近正常了。哈里·哈洛自己说，他的实验证明，动物和人一样都需要爱，健康成长不能缺少爱。爱是什么？首先是一个真实的看上去像母亲的母亲，有无奶水并不十分重要；其次则是触摸、运动和游戏……”

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我和王龄写了写字，谈了谈书法和篆刻，随后就结束了。回酒店的时候，范荷生安排我和居亦打同一辆车。在车上，我和居亦都坐在后面，挨得很近，能闻到她身上的味道，和她的性格一样，有矫情也有率真，半是神经质半是诚恳，两方面都是特别真切，让人甚至愿意只和她的味道做爱。可惜澳门实在太小，过了一座漂亮的海上大桥，转眼就到了酒店门口，我既没时间和她的味道做爱，也没有足够的决心邀请她“去酒店聊聊天”。一进房间，我就开始嘲笑自己优柔寡断，装君子，后来还找理由安慰自己，嫌弃人家在王龄面前显得过于腻歪。

没多久，收到居亦的微信。“教授，我到家了。”普通的几个字，却暗含风月。我不知道如何回她，故意等了几分钟才说：“刚在洗澡。”她马上回了一条：“我也要洗澡了，好累。”“好累”两个字像是对我的批评，我脸红了，但我只能继续用道学口吻回她：“早点休息，晚安！”没见她回，看来她真去洗澡了。或者也像我一样，在假装洗澡。过了半小时，她的微信又来了：“动物们如果有个人意志，就不会同意被催眠。”我心里一喜，这也正是我的想法，还以为就我一个人这么想，“为什么？”我问她，她说：“亲爱的教授，你不觉得肚皮朝天的样子很狼狈，很没尊严吗？”我心里很振奋，却故意和她开玩笑：“女人才会有这样的想法吧？”她说：“哈，好色情。”我回了一个得意的表情，如同对自己的迟钝表现做出了小小的挽救，她回过来一枝玫瑰。

回到珠海转眼就是半个月，我承认这半个月我没闲着，我用很少的时间应付工作，用更多的时间回忆居亦。我和她其实什么都没有，但我满脑子都是关于她的回忆。我这个老资格的回忆症患者好像刚刚才懂得什么是回忆。我回忆我和居亦在澳门见面的点点滴滴——居亦害羞的样子，泼辣的样子，害羞和泼辣完美统一在一起的样子。居亦的气味，很近的气味，还有她的聪明——有时候她表现得有点傻，事实上却很聪明很通透，任何时刻的任何细节都没有逃过她的眼睛。还有她的风月，风和月一样自然朴素的风月。我无法禁止自己对她的欲望。是欲望，不是别的。这大概是第一次，我如此坦然地使用“欲望”这个词。我拒绝把“情”和“欲”截然分开，我鄙视把两者分开的习惯。甚至说欲望都隔了一层，应该说，是做爱。和她的羞涩、泼辣、聪明、做作、风月、声音、气息做爱，和她的里里外外做爱。甚至说做爱都过于文气，应该说，是占有，占有。“占有”这个词最浅显的意思是什么，我指的就是什么。

我决定去澳门占有居亦，但我需要一个借口。最好的借口当然是找到王龄，请他给我催眠，请他帮我找到我的前世。这次，我打算向王龄坦白，我自己早就相信我的前世是军人，民国期间的一位国民党军人。我几乎亲眼看见过我的前世。上小学的时候，每次去七步镇赶集或者去七步镇乘车去外地，我总会头疼难忍，不是一般的疼，而是放在油锅里熬的那种疼。不光是疼，还会发高烧，能烫着手的那种烧。发烧的时候，眼前会出现清晰的幻觉，幻觉中总有一个青年军人，骑着红色战马，军装半灰半黄，有点土气，马裤和马靴又很洋气，是土洋结合的样子。左肩和右肩上各挎着一条皮带，在腹部相互交叉，显得派头很大。腰上的皮带更宽一些，左边很显眼的位置上别着手枪，故意耍威风的。军帽上有青天白日的军徽，我在父亲的一张照片里见过相同的军徽，父亲用墨汁涂掉了，我偷偷洗干净对比过，一模一样。很奇怪，刚开始我就不怀疑那个人是我，是曾经的我。我上一世是一名军人，而且是一名军爷。村里人把军官称作“军爷”。换句话说，我和父亲曾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我们都是国民党的军官，我的官也许比父亲的还大一些。区别只是，父亲在宁夏马鸿逵的部队当兵，我可能在近处，在家乡附近，不在甘肃就在陕西。

当时的我只听说有鬼，没有听说有前世轮回什么的。可我偏偏认为幻觉中的那个人是我，是曾经的我。不是别人，更不是鬼。幻觉中那个人和我长得并不像。那个人可以说很英俊，也很富态，一张脸让人想起十五的月亮。

村里的小学最高是四年级，之后要转到七步小学先读一年五年级，再升到七步中学读两年初中，然后再考，考上了就去县城读高中。

在七步小学我只待了一个星期就转学了。因为我每天都头疼得要死，每天都疼，只要在七步就疼，没有一刻不疼，甚至睾丸也疼。用海棠话说，蛋也疼。只是我不好意思告诉老师和父母，头疼的时候，蛋也疼。不知为什么，幻觉的事也没给老师和家长说，宁愿让秘密在自己心里烂掉。长大以后，一直想不通自己当时小小年纪，为什么那么有城府。头疼蛋疼，包括幻觉，一回海棠就好了，一点不疼了，上下都不疼了。想看到幻觉也办不到，就好像脑袋被人调包了。回到家才发现，希望在头不疼的时候好好看看幻觉中那个令人心跳的人到底什么样子，却做不到，无论如何也做不到。

有人说我不过是为了逃学，在撒谎。我父母丝毫不信，他们知道我虽然吊儿郎当，但还算聪明，只要人在教室，成绩总是不差。其实我一点都不想离开七步小学，我的同桌叫蒲霞，是班里最漂亮也最泼辣的一个女生。她让朝东我不敢朝西，轮到我俩打扫卫生时，我和她去附近的清溪河里抬水，她在前我在后，我因为头疼，要么走慢了，要么差点摔了跟头，她会立即放下担子，回过头嘴一扁一扁地凶我，像我妈凶我爸一样。奇怪的是我心里很乐意被她指画被她斥责，我说我头疼，她咆哮，放屁！

写到这儿我有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发现，我的三任前妻都像蒲霞，漂亮，又泼辣。从小到大，我好像很容易被这样的女人迷住，漂亮只要和适度的泼混在一起，我就完了，血就发热，就想快快去爱人家，现在才明白，其实是想快快去“占有”。就如同别人喜欢直接吃糖，我却相反，喜欢吸吮那种藏在苦水中的甜蜜，以为那才是可以吸吮一万次的甜蜜。但是，娶回家才知道我根本没能力把苦涩和甜蜜分开，常常错把苦涩当甜蜜，“吸吮一万次的甜蜜”终究就会成为“第一万次才能吸吮到的甜蜜”。漂亮又柔情的女人我并非没遇见过，但是，每次都长不了，总会阴差阳错，中途分手，遇见的目的似乎不过是为了捉弄我，让我知道世界上还有另一种成色的女人，知道就行，不可拥有。这么说，我又觉得与事实不符。细细想来，每一次，负心的人总是我自己。第一次离婚后，有朋友给我介绍过一个女子，朋友说，这个女人是你这辈子不可能第二次遇见的女人，丈夫出车祸死了，没孩子，又漂亮又善良。见了面才发现朋友一点没夸张，在我看来，这个女人的头发、嘴巴、鼻子、教养、声音、眼神、谦虚、幽默感，方方面面都是最好的，好到我体会到了极为明显的“自惭形秽”。见面的第一个瞬间，我就觉得自己实在太俗气太穷酸太丑陋太缺少自信。我们进展得十分顺利，连续见了两面之后约好隔两天去某风景区玩。但是，接下来的一天我心里时刻重复着一句话：“这个女人命中注定要被东声伤害！”这句话不是一般的心理活动，语气相当激烈，半是感伤半是沉痛，像预言又像棒喝。隔了一天，这句话变成了另一句话：“东声，你忍心伤害一个可爱的女人吗？你忍心让她成为你老婆吗？”语气同样激烈，有一种不能不重视的力量。她肯定至今都不明白，我这边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突然就没有下文了。后来，听朋友说她和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学同学结婚了，有了孩子，一家三口过得不错。事实证明我当时显然多虑了，人人都在受伤害，好女人也不见得必须嫁给富翁高官。但是，我的确也有自嘲的理由，那些年正是拜金主义大肆盛行的年代，文人、作家和诗人的地位早已一落千丈，我信心不足主动撤离是情有可原的。再说，或许有更奇怪的原因在里面，不久前的一天我应邀去一个画家朋友的工作室做客，一个情景让我突然有所醒悟，原来我内心深处一直是惧怕“幸福生活”的。表面看来我和人人一样，向往幸福生活，实际上却相反，我惧怕幸福生活。朋友的工作室在一座最老的极端破旧的居民楼里，没有电梯，楼梯很窄，家家门口堆满相似的杂物，甚至还有蜂窝煤炉子，有捕鼠器，有蟑螂药。这情景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几乎接近忍耐的极限，想立即掉头跑掉。我来自偏远乡村，从小没少吃过苦，但我一向受不了生活中缓慢、破旧、庸常、勉为其难、不堪其重的那一面。这并不说明我就喜欢另一面，金碧辉煌、精雕细琢、幸福美满的样子我同样不喜欢，甚至更不喜欢。我专门琢磨过这个怪毛病，我觉得，我可能是受不了任何形式的两人或两人以上的甜甜蜜蜜的样子。我向来不参加别人的婚礼，就是因为我不喜欢婚礼上那种故意营造出的幸福场面。我也很少去别人家做客，原因一样，一切和家庭生活有关的东西都会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比如双人床、夫妻枕、婚纱照、油烟味、沙发、拖鞋、婴儿的哭泣、老人的气味……

回头说我的转学，1975年的5月，我的头疼病终究没办法治愈，只好转学。我父母做出了一个事后令他们自己都后怕不已的决定，让两个好劳力，哥哥和嫂子，带上十二岁的我，偷偷逃离故乡，去宁夏青铜峡投靠我舅舅。

在宁夏我读完了中学和大学。

陈继明小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