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专稿∣丛治辰：将“我”放进时代的深处——评沈念《空山》

Original 丛治辰十月杂志 2022-10-16

丛治辰，山东威海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副教授，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当代文学批评等。著有《世界两侧：想象与真实》，获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等多种奖励。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特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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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我”放进时代的深处

——评沈念《空山》

丛治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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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念写了《空山》。拜读之前我就被告知，这是一篇写扶贫攻坚的小说。这既让我满怀期待，又不免心有隐忧。2020年是扶贫攻坚的关键年头，扶贫攻坚是我们时代的重要课题。文学当然有责任对这一时代课题有所表现，只是这样的书写其实相当具有难度。作家也是时代中人，但每天所做的事情却主要是阅读、思考和写作，与具体、繁琐而复杂的扶贫攻坚工作相对疏离。他们一定不缺乏知识与见识，但抽象的观念是否能够与真实的时代相契合，却是个问题。有时过分强大的预设见解反而会成为作家们认识现实的阻碍，让他们囿于一己所知，而只能看到自己所愿意看到的，从而错过了生活中的丰富与驳杂。更有极端者，甚至连抬头看一眼窗外的兴趣都没有。就像《空山》里见面会上代表发言的省电视台记者，发言字正腔圆，内容堂皇高昂，但是如果铿锵有力的声波只是在会议室里震得嗡嗡响，又有何用？诚然，曾经有过不少作家，都通过扎根基层、体验生活而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自己所身处的大地，纤毫毕现地写出了波澜壮阔的时代。但今时不同往日，世界更为复杂，观念更为多元，作家们是否还有那样的耐心、真诚与谦逊呢？因此关于《空山》，我的期待与担忧都在于：在书写扶贫攻坚这一当下最重要的伟业时，沈念能否真正把“我”放进他对时代的认识中，放得足够低、足够深，从而开掘出这一题材最为真实与深刻的内在，而不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人云亦云？在评论开头如此放肆地渲染写作之难度，当然是因为在我看来，沈念解决了这些难题，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空山》开篇，果然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扶贫攻坚动员会，会议场面写得真实生动，又恰到好处地穿插了必要的背景，不无匠心，但还是太过于典型了，叙述的视角藏得也过分好，让人简直以为这是一篇第三人称叙事的小说，担忧遂又增一分。然而紧接着，一个人从会场中站起来，走出去接电话，“我”出现了。沈念坦诚地将“我”的身份定位为一名从省报到基层挂职的记者，这或许正和沈念写作这篇小说的因缘相近，从而令作者更容易紧贴人物，拿捏分寸。但如果仅仅如此，则“我”便只是一个外在于故事的讲述者，难以深入扶贫攻坚的现场。好在很快，“我”的那段回忆打消了我的担忧。无论在小说里还是小说外，任何人都是由一桩桩往事来塑造完成的，因此还有什么比回忆更能够打开自我的内在呢？何况这回忆与一个人最难以忘怀的青春有关，与理想破碎的痛感有关。关于彭余燕之死的记忆，令“我”与挂职所在地码市乡建立起一种血肉模糊的联系，也令这篇小说在扶贫攻坚之外有了另外一个故事，那是关于“我”的故事，关于重返故乡与记忆的故事，关于重塑故乡与记忆的故事。小说沿着这个故事越走越远，“我”也越来越走进记忆深处。按照小说叙事最基本的规则，那段往事当然会在这段挂职返乡的旅途中再度浮上水面，故人必会重逢，而真相终将大白。因而“我”又一次踏入彭余燕家门，与她的父亲彭老招相识，并承担起寻找彭小亮的任务，进而围绕这个已经残缺不全的家庭聚集起几乎所有社会关系，便显得顺理成章。回忆中的青春之殇因此成为小说强劲的驱动力，将“我”深深拧进码市乡所代表的乡村社会肌理之中。关于“我”的故事已足够饱满，新的疑问又来了：可是这和扶贫攻坚又有什么关系呢？是的，寻找彭小亮是钉子户彭老招同意扶贫搬迁的前提，但是找来找去却发现，彭小亮的性情变化与彭余燕的离奇自杀不无关系，而新案未立，旧案又露出令人生疑的线索，于是小说重心逐渐偏向于解开回忆中那个谜团，扶贫攻坚反而成了背景一样的存在。当然，基层干部、警察，或许还可以加上记者，这都是最能触及乡村社会复杂结构的职业人群，因此借助两桩悬案的破解，读者也得以窥见扶贫攻坚工作及基层社会生态之复杂。譬如“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基层工作压力；譬如“光等政策没有对策”而又不得不忙于“应付各种检查”的基层干部疲态；譬如声势浩大却只为送上五百元红包的扶贫表演；譬如黄旺生这样的村干部既霸道又能干，还不乏江湖道义的多面性；等等。但是类似这样的“真相”并没什么新奇，知识分子但凡走出书斋看一眼，便很容易明白：一切不了解实际情况的夸夸其谈，和因此而生的吹毛求疵，都未免有些幼稚。何况，无论这样的乡村图景多么令人耳目一新，也毕竟仍是小说的背景，看上去确实并未被沈念着重强调。然而在我看来，《空山》对扶贫攻坚的表现绝非这样的侧面烘托，而是真正的正面强攻，小说从未将这一写作任务推远，而始终不曾或离：小说中“我”的故事，并不是矫情自恋的青春追怀，而根本就是在讲述扶贫攻坚，讲述乡村的真实痛楚。不妨让我们回到“我”和同学们为彭余燕守灵的那个夜晚，沈念将那一夜写得那么细腻，那么悱恻，极具仪式感。这仪式感不仅仅与彭余燕的丧礼有关，还和在场的几乎每个人有关，那不啻是他们的一次成人礼。在这场成人礼上，他们一定反复地琢磨了彭余燕不明不白的离世、公安局近乎儿戏的结案和教育局不无侮蔑的补偿，由此而一再确认了从他们幼年时代便从父母辈口中得到的教训：“离开这儿，去做个城里人。”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我”在接到挂职安排的时候，对于回到山里去多少有些不情不愿，尽管在见面会上谈起故乡，“我”的发言显得那么深情——值得注意的是，在发言最开始，“我”便提到了鲁迅的《故乡》，而鲁迅对故乡的态度不仅有“热爱”（还是“剔骨见血般的”），还有“审视”。作为“审视”的焦点所在，彭余燕的故事当然意味深长。最终小说告诉我们：她是死于偶然。但真的仅仅是这样吗？小说结尾处真凶的落网未免太过偶然，也太过仓促了；而在此之前，“我”曾向三个人探询彭余燕可能的死因，每一次都远比结尾更加饱满，更加从容。这样的叙事结构与节奏，本身就是可疑的。事实上，陈劭东、李路明和王海平中的任何一人，都足以成为杀害彭余燕的凶手，至少，他们都曾给予彭余燕致命的伤害。陈劭东，因为希望更加便捷地赢得前程，轻易便割断了和彭余燕之间的爱情，在当时或许连过多的犹豫都没有过。忏悔往事的时候，陈劭东刻意强调两人“从没说过感情上的事”，但是否说出口，又有什么不同？他已经足够让彭余燕明白，在一个贫困封闭的县城，美好的感情是不值得期待的。李路明，将一个未曾婚配的妙龄少女，同时也是自己的下属，介绍给中年丧偶的领导谈恋爱——不知大家感觉如何，我个人反正是觉得多少有点不大合理——如果两人倾心相爱，当然身份、年龄都可以不是问题，但是当李路明明确说出“抓住了机会，条件可能就像清早睁眼，过夜的花都盛开了”这样的话时，他的用心真就那么单纯？时隔多年之后，他居然仍能坚持自称是出于一片好心，有如家长对待自己的孩子一般，则对此只可能有两种解释：其一，李路明的龌龊无耻已到了自欺欺人的地步，而他居然还是一位教育工作者、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其二，在这样一座县城里，好姑娘以自身为资本，嫁给权与利，谋得衣与食，乃是天经地义，李路明的逻辑的确是当时当地的合理逻辑。而这两种解释无论哪一种，都足以令彭余燕对于这个世界的期待彻底坍塌。王海平，他说的最少，破绽自然也最少，但小说对他的讲述着墨不多且刻意回避，本就有些蹊跷。且多年之后仍能记得告别时匆匆一握，握到的“是一双温暖柔软的手”，还能感受到“指肚上的硬茧粗粝”，就更加不免令人狐疑。令人狐疑的未必是王海平这一小说人物的品性，而是沈念在写下这一笔时的潜意识：要如此抹去王海平与这件事情的关联，沈念是否有过一丝纠结？无论如何，王海平的存在本身，已足以让彭余燕明白，权力，哪怕只是一丁点权力，在这座县城里的力量。所以当她说出那句“理解万岁”的时候，她真的相信她与这个世界能够彼此理解吗？在“我”与这三人交谈的时候，每一次小说的弓弦都紧绷起来，只是最终又缓慢地松弛，我以为这恰恰是沈念叙事的精彩之处：事实上无论这三人中的哪一个直接造成彭余燕的死亡，都未尝不是太多小说已讲烂了的俗套。生活可能恰恰就是偶然的，不依循着小说必然的叙事逻辑，但是在沈念提供了这三种可能之后，彭余燕的结局已经具有了某种必然性。我们不妨设想，即便她没有被杀害，又会怎样呢？她不是县委领导的女儿，而只是一个贫苦的农家子弟，那么，如果她不接受领导的“好意”，也不接受领导的“青睐”，她会嫁给怎样一个人呢？她又会过着怎样的生活？她自幼聪慧努力，参加工作之后依然奋斗不息，但是又将如何？既然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彭小亮对读书不感兴趣，当然也就是意料中事。于是他要出走，却掉进了乡村之外的世界更为恶意的陷阱之中，同样成为一个废人。乡村内部长久积结而成的困局，与来自外部不断加码的盘剥，共同构成了一个循环，将乡村陷在其中。这才是扶贫攻坚的难点所在，或许也是它最根本的症结，那远远不是修一条公路就能够解决的。正因为彭余燕的死不仅处在青春记忆的核心，也处在乡村困局的核心，重新修复记忆，就成为扶贫攻坚不可回避的重点。惟其如此，“我”才能真正理解乡村，理解扶贫攻坚，也理解陈劭东这一人物。陈劭东同样见过外面的世界，但是他最终选择了回到故乡，尽管那回归不无赌气的成分，但是二十年里，改革开放如火如荼，他有太多机会可以一走了之，却毕竟没有。这的确是一个与传统观念里的基层干部完全不同的新人形象，他敢作敢为，富有能力，又满怀热情；他对乡村社会盘根错节的矛盾与纠葛心知肚明，却依然能够在狭小的宿舍里阅读“梁漱溟晏阳初董时进李景汉傅葆琛陶行知”去探索未来之路；他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去应付基层工作的种种琐碎事务，却依然能够跳出惯性思维，因地制宜地寻找切实有效的扶贫攻坚办法。当然，他也不是没有过私心，因为这私心他造成了过失，留下了心结。至少在“我”看来，这过失与心结相当程度上遮掩了他青春时代的理想光辉——或许在陈劭东本人看来，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小说必须花费大量笔墨去处理彭余燕的故事，擦亮“我”与陈劭东青春时代的理想与激情，从而重新建立起“我”的信心与陈劭东的自信。在此意义上，寻找彭余燕死亡真相的过程，也是寻找“我”的过程，是重新度量乡村世界的过程，是寻找扶贫攻坚之道的过程。那解决的不仅仅是“我”和陈劭东的精神创伤，更是要为扶贫攻坚立魂。最后，如果允许我做一点或许过度阐释的发挥，我要说，其实在阅读《空山》里那个有关青春回忆的故事时，我时常想起的是明年特殊的时间节点意义。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的年份。一百岁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是否仍是青春奋发的年纪？这个问题或许令很多人都在默默关注。不应忘记的是，扶贫攻坚，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过上富足的生活，这是我们党在建立之初就有的理想，只是要经过一百年的奋斗，今天我们才有机会有能力去实现它。因此扶贫攻坚也是我们党的一个青春梦想，实现它也是我们党青春奋发的一个有力证明，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不忘初心”，是否可能也包含了这样的意味？在此意义上，擦亮青春就更加不仅仅关乎一己之“我”，而是一个宏大的命题。

▲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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