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专稿∣林培源：“深入生活”与“生成小说”——关于沈念《空山》

Original 林培源十月杂志 2022-10-16

林培源，青年作家、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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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生活”与“生成小说”

——关于沈念《空山》

林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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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念中篇小说《空山》（《十月》2020年第3期）沿用了一个鲁迅《故乡》式的叙事结构：叙述人“我”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见证了故乡的巨大变迁，最后离开故乡（小说中，叙述人“我”在下乡的干部见面会上，引用了鲁迅的《故乡》）。与鲁迅以知识分子目光逡巡、打量“凋敝”的故土和零落的人伦相似，沈念小说也启用了知识分子作为叙述主体，所不同在于，“五四”时代的乡土小说中，知识分子与寄居乡土的底层民众之间存在“启蒙”与“被启蒙”的不对等关系，乡村风景成为有待发现的装置，而在《空山》中，启蒙早已消散，风景（“空山”）成了寄托乡愁的抒情对象，驱动叙事得以进行的是“脱贫攻坚”“易地搬迁”等“新时代”的主题。乍看之下，《空山》的故事充满了引人入胜的情节、“卯榫式”镶嵌的人物关系和鲜明的主题：省报记者田自力下乡挂职锻炼，被分配至码市乡担任副乡长一职。“我”在接触当地的“易地搬迁”时意外发现师范同学彭余燕的父亲彭老招成了易地搬迁的“钉子户”。由是，一桩陈年往事浮上心头，多年前彭余燕被曝“自杀”，案情至今仍是一团迷雾，而彭余燕的弟弟彭小亮，经历了姐姐的去世、父亲意外受伤、家庭一落千丈后，也消失无踪了。“我”身上兼具知识分子的“怀旧”与记者的好奇和敏锐，在重访故乡的过程中，决定挖开笼罩在彭家身上的谜团。在此过程，“我”与学长陈邵东（现为码市乡党委书记）、黄旺生（石喊坪村支书）、王海平（田自力的初中语文老师，现为县长）、赵登海（永城刑侦大队长、“我”的初中同学）等人有了频繁的接触。小说也借此“以小见大”地表现了石喊坪村所经历的易地搬迁、“排古佬”申遗等改头换貌的时代变迁，与此同时，过去、现在和未来，与“村-乡-县”的空间结构紧密联系，在流畅、起伏的情节推进中，时间和空间被编织了进来，成为一个严密的、自洽的叙事织体。如果把“空山”既作名词也作动词来解，从“我”上山寻访到彭老招决定迁徙下山，实际上也就完成了一套叙事的“动作”。这一套叙事的动作即为故事展开所依托的模型，“空山”的背后，既有今非昔比、物是人非的慨叹又有知识分子见证历史变迁的落寞与无可奈何。《空山》一共14小节，以7节为单位，分成完整、对称的前后两半。其中第6节无疑是小说情节的“拐点”，小说的叙事节奏，也从开始的相对缓慢的“铺陈”、交代事由，进入到更为顺畅的叙事流之中。小说的叙事重心，也从呈现扶贫、搬迁等乡村图景，转移到了个体精神的隐秘角落。之所以会有如此“突转”，从叙述的技术层面来看，就在于悬念的设置和解答。“我”在听完彭老招的故事后，决定帮忙寻找他失踪的儿子彭小亮。这样一来，下乡干部、记者、村支书等人构成了一个圈子，彭老招一家人是这个圈子的“中心”，他们一家的悲剧故事就在“我”的见证、别人的讲述和我的“转述”中被呈现了出来。与其说《空山》是一个讲述“扶贫脱贫”的故事，不如说它的着眼点是底层人、边缘人的生命际遇。此为故事层面。在叙述层面，小说通过“我”下乡的整个过程，一点点补缀出彭余燕、彭老招、彭小亮各自的生命历程。通过这样一种人物关系和故事的铺排、补缀，串联起“时代”与“个人”的缠结。彭老招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老排工，他的命运在1993年林场改水运为陆运之后发生了转折——因在冯河上运木材发生意外，彭老招撞伤了脑袋，由此彻底告别了“排古佬”的职业生涯，归居山村，做回普通的农民，后来又因为经历了女儿的“自缢”和儿子的失踪，精神出了问题，沦为贫困户，吃救济金度日；彭余燕是上世纪90年代典型的师范生，她的生命轨迹是离开山村，从教，过上与父辈不同的生活，孰料最后竟在意欲调离县城还乡的前夕死去——她的死亡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而陈邵东和“我”，某种程度上成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教育体制的“得益者”，他们原本和彭余燕站在一个起点，不成想后来一个从政（陈邵东），一个进报社当记者。在小说叙述的“当下”，因为国家的扶贫政策，原本已经没有交集的陈邵东和“我”就这样聚在了一起。故事的结尾，彭余燕的“自缢”谜案水落石出，失踪多年的彭小亮也从传销团伙中被解救出来，等候儿子多年的彭老招终于松口，答应搬迁。故事到这里，以一种“圆满”的结局画下句点。然而，小说的余韵并没有随着故事的结束而消散，相反，与小说相关的更为复杂的问题浮出了地表。为何如此说呢？我们知道，在沈念的自述中，“这部小说的创作冲动是被一个表情激活的”，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我”带着公务下乡，如果只是例行公事，那么，《空山》这部小说绝对不会出现，虚构和现实的化合反应，只有在脱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扶贫督查”工作后才会产生：“我们上山不久，后面立即追来一辆乡政府的车，两个乡干部执着地要陪同。我们劝说未果，心中倒是有几分怨意，就一言不发地往上走。”正是因为“往上多走了三五步”，作为小说作者的沈念和《空山》的故事原型相遇了，“大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男的放牛，遇到大雨，从山上滑倒摔落陡崖，被一棵树拦腰救下，额头重重磕在树干上，整个脑门凹进去一块大缺。他就是小说中彭老招的原型。老人有一个儿子，1977年出生，六年前离家后不知所踪，像是突然消失了。”（沈念：《往上多走了三五步——〈空山〉创作谈》）。《空山》留给读者的不仅仅是一个故事。如果作者的注意力放在宏大叙事的层面，那么这部小说注定只剩下一副虚伪的、空泛的骨架。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在将宏大叙事腾挪至背景之后，属于文学的肌理显露了出来，有血有肉的人物走上前台开口说话。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作者沈念的目光始终凝视在“人”身上。进而言之，当我们将《空山》置于文学史的脉络中来看，它身上既延续了“五四”时代“人的文学”传统血脉，又摆脱了“十七年”文学固定的叙事策略。换言之，在1940-1970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中，类似表现土改的《暴风骤雨》（周立波）、表现合作化的《三里湾》（赵树理）和《创业史》（柳青）等小说，无不是建立在作者“深入生活”的基础上而写就的。这些小说的作者无一例外，都没有选择“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而是在接触把握当地生活、人物原型、国家政策和地方话语的前提下，将“自我”抽离出来，将复杂的人物进行一定程度的形象化和概念化。由是，我们看到，萧队长（《暴风骤雨》）、王金生（《三里湾》）、梁生宝（《创业史》）等主人公身上呈现出连接国家与地方的“中介性”。《空山》巧妙地挣脱了这一叙事模式，“我”（田自力）兼具知识分子（省报记者）和下乡干部的特质，不过仔细推敲，其身上恐怕知识分子的乡愿、记者的职业敏感远远盖过了挂职干部，其叙事职能，更多体现在他作为故事的参与者、见证者和转述者，巧妙地将“深入生活”中遭遇的人和事“生成”为小说。至此，大致可以说，《空山》给我们的启示意义远在故事之外，或者说，借由这部中篇小说从取材、酝酿到成型的经过，我们得以一窥“深入生活”和“生成小说”之间的辩证关系。小说创作，不是在居高临下的“采风”中可以轻易完成的，它需要创作主体和叙述对象之间产生一种惺惺相惜的生命共感和“同情之理解”。沈念在创作谈中为读者勾勒和追忆的创作缘由，不过是理解这则故事的渠道之一。扩而视之，任何一个写作者，在面临自身经验的局限时，若要进一步撑开小说虚构的空间，势必要将自身向广阔、厚实、丰富的生活世界敞开，并在此过程中，打通自我、现实和虚构三者的关系。

▲十月

2020-4《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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