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聚焦 | 朱生豪：呕心沥血译莎剧的动力何来？

朱生豪是我国系统翻译莎剧的先行者之一。从1935年收集资料起，到1944年12月与世长辞，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呕心沥血翻译莎剧前后共十年，译出莎翁的悲剧、喜剧、杂剧与历史剧共31部半。

许国璋在评点梁实秋和朱生豪的译文时，对朱译也有一段中肯的评价：“我们追记往昔，对比梁朱境遇，后者既缺图书，又无稿费可言，以一人之力，在不长时间里完此译事，是由于什么动力？我想首要的是天才的驱使。朱译似行云流水，即晦塞处也无迟重之笔。译莎对他肯定是乐趣，也是动力，境遇不佳而境界极高，朱译不同于他人也高于他人”（王秉钦，2005：197）。

朱生豪 （1912—1944),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以翻译莎士比亚戏剧作品闻名于世。

呕心沥血译莎剧

自1935年春天起，朱生豪在动笔翻译莎士比亚剧本前，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收集各种版本，比较研究资料。为使译笔准确通达，朱生豪经常不辞辛苦，一字一句煞费苦心。

1936年8月，朱生豪的第一部译作《暴风雨》面世，在译完《暴风雨》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又译完了《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梦》《第十二夜》等三部喜剧。然而，1937年８月13日日寇炮袭了上海。朱生豪被迫仓皇离开，在战乱中丢失了全部译稿，译莎工程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冲入报社，朱生豪虽然逃得一命，但全部译稿均遭厄运，多年心血毁于一旦。1943年1月，朱生豪携妻子回到了嘉兴故居，继续他未竟的翻译事业。到1944年，他的身体状况与日俱下，但仍然埋头伏案，握管不辍，译完杂剧十部，其后又译出历史剧四部。

“

余笃嗜莎剧，尝首尾研诵全集至十余遍，于原作精神，自觉有会心。廿四年春，得前辈同事詹文浒先生之鼓励，始着手为翻译全集之尝试。越年战事发生，历年来辛苦搜集之各种莎集版本，及诸家注释考证批评之书，不下一二百册，悉数毁于炮火，仓卒中惟携出牛津版全集一册，及译稿数本而已。厥后转辗流徙，为生活而奔波，更无暇晷，以继未竟之志。及三十一年春，目睹世变日亟，闭户家居，摈绝外务，始得专心壹志，致力译事。虽贫穷疾病，交相煎迫，而埋头伏案，握管不辍。凡前后历十年而全稿完成（译者案撰此文时，原拟在半年后可以译竟。讵意体力不支，厥功未就，而因病重辍笔），夫以译莎工作之艰巨，十年之功，不可云久，然毕生精力，殆已尽注于兹矣。

”

1944年11月底，朱生豪病情愈益严重，卧床不起。12月6日，时年32岁的翻译巨星朱生豪与世长辞。

伟大的爱国翻译思想

朱生豪矢志不渝，呕心沥血翻译莎剧，其动力何来？众说纷纭，有“兴趣说”“文化说”和“经济说”。笔者以为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的精神动力与他那朴素的爱国思想密不可分。如果说朱生豪刚开始着手翻译的时候还主要是出于文化上的考虑，或者说“兴趣”使然，那么到他的译本两次毁于日本侵略军之手，在贫病交加之中他开始第三次翻泽莎剧的时候，“这时候的兴趣就已经转化为一种爱国主义的‘文化托命’了。

朱生豪手稿  （图源：新民网）

他把浓浓的忧患之思化入译文的游走、观赏、惊叹与顿悟之中，从中探察人性，观察自然，在沉重与轻松之中阅尽人生和社会百态，在叹息与微笑中译出莎剧精髓，在坚韧中担当起文化传播的责任，在苦难与屈辱中更加坚定了要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的志向”（李伟民，2008：131-134）。朱生豪将自己的爱国思想化为翻译莎剧的具体行为，通过翻译莎剧实现报效祖国的宏愿。

就在朱生豪着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前夕，鲁迅曾寄希望于林语堂，劝其翻译莎剧，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然而鲁迅的良言和期待，他的“于中国有益”和“在中国存留”的期望，落到了朱生豪的身上。

“朱生豪不但是一个诗人，一个翻译家，而且是一位爱国者，爱国思想是他事业的基础，诗人的素质是他从事翻译的条件，而在翻译上的成就是他爱国思想的具体实践，是他对民族，对伟大祖国的主要贡献”（吴洁敏、朱宏达，1989: 291）。朱生豪之所以呕心沥血，矢志译莎，除了本人对莎士比亚的浓厚的兴趣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决心为民族争气的爱国思想。他的胞弟朱文振在《莎士比亚译莎侧记》一文中也写道：

“

那些年月里，日本帝国主义欺辱中国人民气焰嚣张，而恰好讥笑中国文化落后到连莎氏全集都没有的又正是日本人，因而我认为他决心译莎，除了个人兴趣等其他原因之外，在日本帝国主义肆意欺凌中国的压力之下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大概也是主要的动力（朱文振，1989: 288）。

”

朱生豪本人在给宋清如的信中也谈到了这一点，“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舍弟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把Shakespeare译成功以后。因为某国人曾经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朱尚刚，1999：149）。

正是莎士比亚的不朽杰作，撞击出了回响，点燃了朱生豪希望的火花；他从此摆脱了寂寞、空虚和无聊，跳出了苦闷、彷徨和绝望。翻译莎剧是“他生命、生活、思想、情绪的转折点，正如在汪洋大海中漂流的小艇，看到了前进的航标；有如经过严冬行将干枯的种子，找到了合适的土壤，准备发出‘根’来”（方华文，2005：335）。朱生豪就是这样满怀着朴素的爱国思想和炽热的民族感情，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和坚忍不拔的毅力，“替中国近百年翻译界完成了一件最艰巨的工程”（王秉钦，2004：197），用莎士比亚笔下的众多形象和戏剧旋律美化了中国的艺术画廊，从而表达了他的拳拳爱国心。

    —— 本篇选自《中国翻译家研究·民国卷》（pp. 968—995,有删节）

作者简介：

贺爱军，男，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教授，主要从事翻译家和翻译理论研究。

《中国翻译家研究》

《中国翻译家研究》（三卷本）遴选中国历史上各个领域中有代表性的近百位翻译家，系统梳理我国传统译学的发展脉络，重塑我国译者群像，补充和丰富我国的译学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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