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克祥|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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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探索》2021年第1期。

引用格式：何克祥.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经验[J].探索，2021(1):110-124.

摘要：重视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经验，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以下八个方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必须首先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抓起；支部生活是党内政治生活的基础，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首先严格支部生活；党内政治生活必须始终贯彻整风精神、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党内政治生活必须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处理党内各种关系；党内政治生活必须着力解决党内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党内政治生活必须坚持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方针政策；集中性教育与经常性教育相结合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成功之道；党内政治生活必须努力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作者：何克祥，男，博士，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省高校党建研究中心）教授。

党内政治生活(有时称党内生活、党的生活)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各个党组织以组织名义开展的各种集体活动，包括学习教育、监督执纪、批评和自我批评、选举推举、评议评选、纪念庆祝等活动。其中，党的(内)组织生活是其经常性载体和内容。就党员而言，健康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每位党员进行党性锻炼的主要平台；就全党而言，健康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的各级组织对党员进行管理、教育、监督、改造、提高的基本载体。

重视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明确提出从严治党必须首先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对党内政治生活的研究由此成为党建理论界的一个热门研究领域。理论界主要围绕党内政治生活的内涵、概念、作用、功能、党内政治生活与党内生活及党的组织生活三者之间关系、党内政治生活的原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意义及途径等方面展开了较为广泛深入的研究。而对中国共产党开展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经验的专门研究并不多，除个别学者外，目前理论界大部分是从整体或历史分期两个视角研究党内政治生活历史经验或启示的。

从整体视角研究党内政治生活历史经验的学者，大部分是对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提出的诸如民主集中制、批评和自我批评、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等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以及十二条准则其中某几条的阐释或拓展。除这些“共识”之外，周良书、郭文杰认为，巩固党的领导是党内政治生活的根本目标、党员干部队伍是党内政治生活的主体力量；肖纯柏认为，党内政治生活与党的政治路线互依共进、主要负责人的民主素养关系党内政治生活质量；许兴达认为，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根本要求；廖冲绪认为，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必须强化党内监督；何旗认为，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规矩是净化党内政治生活的必要条件；刘子平则从科学化视角认为加强思想教育与党性锻炼是党内政治生活科学化的一个基本经验。

从历史分期视角研究该问题的学者主要从井冈山斗争时期、延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等时期研究党内政治生活在那个时期的特点、经验或启示，但所概括的经验启示基本上还是对上述“基本规范”和“准则”其中某几条的阐释或拓展论述。除这些“共同点”外，邱明、王舴认为，井冈山斗争时期还有以斗争促团结和发展、培育健康洁净的党内政治生态等经验；杨蕾歆认为，延安时期还有保持清正廉洁等经验；宗刚则认为，延安时期还有培育风清气正的党内文化等经验；郭瑞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还有健全党委制和制定党委会工作办法等经验。

此外，个别学者以领袖个人为视角，提出“党内政治生活方式”，认为毛泽东通过转变党内政治生活方式从而有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总结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互动的若干经验。

上述关于党内政治生活历史经验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带来一定启示。但总体来说，这方面研究还不够深入，缺乏建党百年的历史视野。总结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经验，对于进一步深化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经验可以概括为以下八个方面。

1 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必须首先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抓起

中国共产党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表明，健康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是中国共产党保持生机和活力、维护全党团结统一、拥有强大创造力、战斗力、凝聚力的重要条件。每当党内矛盾丛生、问题频出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要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而加强改进党的建设总是首先从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抓起，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抓起。

1.1 中国共产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回顾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明文规定，党员有言行违背党章宣言或大会各执委会议决案、无故连续两次不参加会议、无故连续四个星期不为党服务、泄露党的秘密、欠缴三个月党费等行为者必须开除出党。

全面抗战初期，为严明党的纪律、保证党的团结和行动统一，“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党内法规”概念，第一次系统概括出“四个服从”作为全党最重要的纪律，一次性通过三部规范调整党内关系的党内法规(即《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这些举措规范了党内政治生活，促进了党的团结统一。之后为彻底肃清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不良作风，清除“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错误的“左”的党内斗争方法的恶劣影响，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开展了全党范围的延安整风运动。1941年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首次使用了“党的组织生活”一词。该文件明确规定：“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可以说，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党的组织生活贯穿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始终，并逐步形成了整风精神和坚持民主集中制、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批评和自我批评等党内政治生活准则。

此后，为适应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必须大大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此必须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这就要恢复正常党内关系，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一方面领导开展了全面拨乱反正工作，彻底平反了各类冤假错案，另一方面领导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第一次以党内法规形式大力整顿和规范了党内政治生活。

1.2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成效显著

改革开放30多年后，面对一个时期以来党内政治生活中存在的纪律松弛、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突出问题以及庸俗化等不良倾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命题和任务，强调“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从严管党、治党必须首先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严起。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的建设中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问题”。制定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十九届四中全会之后又将“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纳入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的要求，再一次以党内法规形式大力整顿、规范、严肃了党内政治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净化。

综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党内政治生活在党的建设中具有基础性根本性的地位，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恰如中国共产党用“重要法宝”“金钥匙”“大熔炉”“净化器”等词概括的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2 支部生活是党内政治生活的基础，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首先严格支部生活

党支部是中国共产党的基础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重视支部建设和严格支部生活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2.1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对党支部及支部生活高度重视

支部生活即党支部生活、党支部组织生活。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非常重视党的支部建设和支部生活，明确提出“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将支部生活视为党的组织生活的主体、党内政治生活的基础。

1926年的《支部的组织及其进行的计划》第一次使用了“党的生活”概念。该文件明确指出：“支部是党的生活的中心……而党的生活集中在党的支部……每个党员脱离了支部生活，就等于脱离了党的生活，脱离了党的生活，就等于脱离了党。”在1928年的另一份题为《关于组织问题草案之决议》的中共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出了“党内生活”概念。其明确指出：“没有支部生活便没有党内生活的基础，也就没有无产阶级党的基础。”其后，1929年7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在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首次使用了“党内政治生活”概念，同时又提出“加强党内政治生活”和“提高党内政治生活”命题。

从以上文件有关内容可以知道，“党的生活”“党内生活”“党内政治生活”主要是指党的支部生活。无论是“加强党内政治生活”还是“提高党内政治生活”，指的都是要提高党支部生活质量、增强党支部战斗力。关于这一点，周恩来就指出过：“所谓支部生活……最重要的是讨论当地的政治问题、工作问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只使用“支部生活”，没有使用“党的组织生活”这个概念。直到延安整风前后，党的基层组织才开始明确为党支部、党总支部、党的基层委员会等三类，开始使用“组织生活”，但党支部仍然是其最基本组织、基础组织，党的组织生活仍然是指党支部生活。例如，在如前所述1941年印发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首次在党的文件中使用了“党的组织生活”概念，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很显然，此处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就是指要参加党支部组织生活。

2.2 党的十八大以来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了党支部生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坚持把抓“关键少数”与管“绝大多数”结合起来；一方面重点抓各级领导干部，另一方面抓基层、抓支部。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在其第九部分“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中明确指出“党的组织生活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和载体”，并对如何开展党的组织生活作了较为全面的规范。这些组织生活制度，除了民主生活会和请示报告制度外，都是党支部组织的支部生活制度。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再次充分肯定了党支部及支部生活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提出“一切工作到支部”的要求。党的十九大通过的党章又将党支部单列为一个条目，明确规定“党支部是党的基础组织”。2018年中共中央出台党的历史上第一部专门规范党支部及支部生活的党内法规，即《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该条例进一步提出要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对党支部组织建设及支部组织生活第一次作了较为全面的规范。这些举措凸显了党支部的基础地位和作用。

综上所述，党支部是党的基础组织，党支部生活是党的组织生活的主体，而党的组织生活是党内政治生活的基础。因此，党支部生活就是党内政治生活的基础，严肃党内政治生活首先就要严格党支部生活。

3 党内政治生活必须始终贯彻整风精神、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开展健康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的锐利武器。在坚持运用这一武器的党内政治生活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整风形式、形成了整风精神。整风精神成为党最初的自我革命精神，对党内政治生活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3.1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锐利武器

马克思、恩格斯等在领导无产阶级政党活动中非常重视批评和自我批评。恩格斯曾经指出：“批评是工人运动的生命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逃避批评，禁止争论呢？”后来他还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李卜克内西粗暴压制党内批评的行为提出了严肃批评，要求党员不能总是百依百顺地服从党的领导人而不进行批评。列宁明确要求：“对党内生活中各种现象展开自由的、同志式的批评和评论。”他强调，无产阶级的政党不惧怕进行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坦率承认自己的错误和弱点。为此，他指示在党的机关刊物上开辟《争论专页》栏目和出版专门文集，就党内一些重大问题展开争论和批评。斯大林第一次将自我批评称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武器，他指出：“自我批评是布尔什维主义武库中不可缺少和经常使用的一种武器，是同布尔什维主义的本性及其革命精神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一种武器。”但斯大林后来并没有很好地坚持和运用好这一武器。正是斯大林践踏了党内生活及党的领导原则，自己“实际上置身于批评之外”，最终给党和国家酿成了严重后果。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指导下创建的无产阶级政党。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国情和党内实际，在总结党内政治生活历史经验基础上，特别是在初步总结20世纪30年代初期和中期苏区“左”的教训等问题的经验基础上，第一次将批评和自我批评视为处理党内矛盾的根本方法，并创造了整风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形式。1937年8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从哲学高度指出了处理党内矛盾的根本方法：“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其后，中国共产党开展了第一次全党性整风运动，取得了很大成效。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开始称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武器”，他认为，“我们的武器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且这个武器的运用并不局限于共产党内部，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可以消除干部之间、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矛盾和问题，清除错误的东西，达到真正的团结。

3.2 整风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

整风与批评和自我批评具有紧密的联系。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曾指出：“整风就是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之后他多次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唯一的方法。因此就实质而言，整风就是中国共产党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断克服自身缺点错误，解决党内各种矛盾问题的过程。整风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为保持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勇于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精神，就是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

延安整风之后，中国共产党将批评和自我批评写入党章，反复倡导在党内政治生活中要运用这一锐利武器，并在此后开展的历次整风整党运动和集中教育活动中反复倡导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始时就要求“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后来他在总结大会上又指出该活动“全程贯彻整风精神”。此外，总书记还多次论述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中国共产党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极端重要性。他号召全党要大胆、经常地运用这一武器，要将其用够用好，要让运用这一武器成为党员干部的习惯、自觉和责任。之后总书记向全党明确提出了“让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党内生活的常态，成为每个党员、干部的必修课”的要求。

不难看出，批评和自我批评与整风精神紧密关联，二者相互依赖、不可分割。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贯彻整风精神的基础在于学习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贯彻整风精神的主要形式是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开展严肃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贯彻整风精神的根本目的是勇于克服党自身存在的缺点错误，达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这一要求。显然，整风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自我革命精神。正是依靠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锐利武器，依靠整风精神，中国共产党才能通过党内政治生活不断纠正和克服各种错误和缺点、始终保持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始终维护着全党的团结统一，使党历经百年依然生机勃勃。反观苏联共产党，虽然很早就倡导批评和自我批评，然而由于没有将其视为解决党内矛盾的根本方法，更没有整风及整风精神。“在苏共那里，如何处理党内矛盾问题，是一个始终没有解开的死结。”

4 党内政治生活必须始终坚持用民主集中制原则处理党内各种关系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将民主集中制原则作为处理和调整党内关系的主要准则之一，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这是确保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健康的重要制度保障。

4.1 民主集中制是处理党内关系的主要准则之一

从一定意义上说，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实质上就是处理和调整党内各种关系。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全面总结了处理党内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由此逐步形成了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民主集中制、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这段话表明，民主集中制等党内政治生活准则是在处理党内关系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民主集中制是处理党内关系的主要准则之一。之所以要“向全党重申”党内政治生活准则，是因为在1966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党的组织、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等都不同程度地遭受了严重破坏。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显然民主集中制亦是党内政治生活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国情和党的实际，在坚持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则基础上赋予中国特色，丰富和发展了民主集中制。1927年第三次修订的党章第一次明确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此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加强党的建设实践中不断深化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经过延安整风，全党一致认为，民主集中制“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并将其载入七大通过的党章。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又专门论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他指出，党的民主集中制既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它反映了党内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党员与党的关系、党中央与党的各级组织之间关系、上下级组织之间关系、党组织与党员之间关系。同时，他还首次把党内民主集中制视为党内的群众路线，有针对性地着重批判了党内妨碍民主集中制贯彻执行的两种错误倾向，即“党内反民主的专制主义倾向，和党内极端民主化的现象，是党内生活上的两种极端现象”。刘少奇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论述实际上指明，只有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处理党内各种关系，党内政治生活才能健康正常。

4.2 民主集中制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开展的重要制度保障

此后中国共产党历次修订的党章都把“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作为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本含义(十二大党章除外)。1992年党的十四大通过的党章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对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含义作了最新概括：“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它既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这一表述为其后历次全国党代会修订的党章所坚持和沿用。除党章外，在党的领导人讲话和其他党内法规中，民主集中制原则逐步被视为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和制度保障。如1989年江泽民明确称民主集中制是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明确要求，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来设定和处理党内各种重要关系。2016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除重申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外，明确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开展的重要制度保障”。

纵观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在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方面既有经验，也出现过偏差。这些偏差主要表现在刘少奇曾经指出的个人专断和极端民主化两种错误倾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民主集中制包括民主和集中两个方面，两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们要把民主和集中有机统一起来”。这段话可以视作党内政治生活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经验总结。

5 党内政治生活必须着力解决党内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矛盾和问题无处不在。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尤其是党内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是党内政治生活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着力从思想上政治上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

5.1 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着力解决党内思想矛盾和思想问题

早在1937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即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延安时期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认为，党内的突出矛盾、主要矛盾、本质矛盾是思想矛盾，党内斗争主要是思想斗争，在党的建设中坚持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但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所说的思想矛盾包含政治矛盾、思想斗争包含政治斗争、思想建设包含政治建设。思想建设有时也被称为思想政治建设、思想理论建设。

刘少奇对毛泽东建党思想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述，第一次明确指出了党内主要矛盾是思想矛盾、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他指出：“在我们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因此，我们党的建设最主要的问题，首先是思想建设问题”。他批驳了在党的建设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左”、右倾两种错误倾向以及其他错误，而后提出“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建党”的要求，明确指出毛泽东的正确建党路线就是“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刘少奇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这里的思想建设包含了政治建设。实际上在党的七大召开期间，毛泽东也作过类似论述。毛泽东在为《解放日报》写的一篇社论中指出：整风运动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正是整风运动解决了党内“一个极其严重的矛盾”，即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矛盾，因而中国共产党“就能够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统一地(不是完全统一地)大踏步地但又是稳步地前进了”。显然，整风所解决的党内突出矛盾就是思想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直到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仍将“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基本经验的第一条。

5.2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着力解决党内政治矛盾、政治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敏锐地觉察到党内矛盾的新变化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反复强调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旗帜鲜明讲政治、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强调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强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摆在党的各项纪律之首；在坚决正风肃纪、反腐惩恶的同时，透过腐败看到政治问题，着力解决党内拉帮结派、团团伙伙、阳奉阴违等“七个有之”问题；提出必须从政治上认识和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不断提高政治能力。

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把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历数近年来查处高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后明确指出，从这些高级干部案件看，“不仅暴露出他们在经济上存在严重问题，而且暴露出他们在政治上也存在严重问题，教训十分深刻。这就使我们认识到，要解决党内存在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必须把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把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就是为了着力解决当前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这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属于政治矛盾和政治问题。面对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从党建理论和布局上作出相应回应。党的十九大正式将“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将其摆在党的各项建设的首位，提出“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的重大决策，对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作出全新部署。其后中共中央于2019年1月又专门印发了《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进一步对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作出全面部署。该意见针对的就是“党内存在的政治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矛盾也是问题，问题体现矛盾。可见无论是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着重思想建党，还是党的十九大提出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都是着眼于解决党内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党内哪种矛盾和问题突出，就把解决哪种矛盾问题的工作摆在首位，就着重解决这种矛盾和问题。这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开展党内政治生活也是加强自身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

6 党内政治生活必须坚持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方针政策

由于党内存在矛盾和问题，解决党内矛盾、开展党内斗争、对待犯错误党员干部就成为党内政治生活的一项经常性工作。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开展党内斗争，仅仅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根本方法和武器还不够，还必须有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正确的方针政策。这方面苏共有着深刻教训。正如毛泽东曾指出的：“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如何科学处理党内矛盾开展党内斗争、如何正确处理党内犯错误的党员干部进行了艰辛探索。党摒弃“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的党内斗争方法，逐步确立了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一系列科学的方针政策，有力地保证了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健康开展，极大增强和保持了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增强和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

6.1 毛泽东领导确立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一整套方针政策

1941年7月，刘少奇在《论党内斗争》演讲中，首次对如何正确开展党内斗争作了集中阐发：“原则上思想上的对立，和组织上方式上尽可能的不对立，是我们应该采取的党内斗争的正确方法。”不久，毛泽东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一文中对过去“左”的党内斗争方法进行了严厉批评，称其为“反科学”的“乱斗法”。他指出，“左”倾机会主义的党内斗争，错在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党内同志，造成党内离心离德、惶惶不可终日的严重局面；如果不彻底肃清“这种反科学的小资产阶级主观主义的乱斗法”“党要达到真正的团结与统一是不可能的”。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科学处理党内矛盾、开展党内斗争、处理历史问题及犯错误党员的光辉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1942年2月毛泽东作的《整顿党的作风》讲演，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普遍开展起来。在这篇讲演中，毛泽东向全党首次明确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方针，阐释了其中的要义。他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此后，毛泽东又相继提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团结—批评—团结”“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曰看，二曰帮”等方针政策。他不仅提出上述方针政策，而且身体力行切实带头贯彻这些方针政策。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党的七大选举时，经毛泽东倡议和说服，曾经犯过严重错误的王明、博古等人仍然被选入中央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并将其推广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去，创立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强调：“‘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全党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另一种说法就是“团结—批评—团结”。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在回顾延安整风和深刻总结党内斗争历史经验基础上指出：“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总之，“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团结—批评—团结”“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曰看，二曰帮”等方针政策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起构成了一整套处理党内矛盾、开展党内斗争、对待犯错误党员的方针政策。1962年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上述方针政策作了高度评价，将其称为“党规党法”。他指出，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健全的党内政治生活制度，主要包括民主集中制，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搞无情打击等；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党规党法”；正是坚持这些优良传统，使我们党能够始终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保持较强的战斗力。

在深刻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1980年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准则》以党内法规形式重申了上述方针政策，即“在党内斗争中，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党内斗争，不许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6.2 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方针政策逐步走向法治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很少使用“党内矛盾”“党内斗争”这些提法，也很少使用“矛盾”和“斗争”字眼，但仍然坚持上述正确方针和优良传统。例如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都规定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面对党内外出现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上述方针政策的同时将其纳入法治化轨道，大力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把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主要依靠党内法规制度及国家法律处理党内矛盾和犯错误党员的新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一个时期以来党内矛盾累积、腐败频发、纪律松弛、管党治党宽松软的状况，中国共产党再度将“斗争”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主题词之一，将“伟大斗争”列入“四个伟大”的第一项，倡导全党同志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把党的政治建设置于党的建设的首位，突出抓好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如何有效解决党内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给了十分明确的回答，即“要把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解决好，要有效化解党面临的重大挑战和危险，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完善规范、健全制度，扎紧制度的笼子”。党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和加强，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建党思想，制定修订一大批党内法规，明确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目标，及时开展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出台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规划，大大提升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前瞻性、时效性、系统性。在健全党内法规制度的同时，党中央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运用党规党纪管党治党，对待党内犯错误的党员首先用党规党纪处理，对那些同时涉嫌触犯国家法律的党员则及时移送国家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做到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无缝衔接、相互配合。

总之，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系列方针政策是团结全党、保持党内政治生活健康正常开展的一套正确的方针政策。改革开放以后这套方针政策进一步与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相结合，逐步走向法治化，适应了时代需要，能更好地保证其发挥重大作用。

7 集中性教育与经常性教育相结合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成功之道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不仅要在经常性工作上下功夫，而且要抓住党内突出矛盾和问题加以集中整治。中国共产党将集中性教育与经常性教育结合起来，逐步形成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有效机制。

7.1 党内集中性教育活动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创造

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就高度重视党员、干部的学习教育，在党的组织生活中对党员开展经常性教育。20世纪40年代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创了整风运动这一加强党的建设的新形式，后来又相继开展了多次整风整党运动，逐步将党内集中性教育与经常性教育结合起来并使之成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常态，由此成功探索出一条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之路。整风整党运动与集中教育活动虽然名称不同，形式、方法也不大一样，但实质相同，即都是全党性的思想教育活动，都是“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因此都可以称为党内集中性教育活动。党内集中性教育活动是指党集中一段时间针对党员党性党风党纪存在的突出问题，着力纠治党内不良倾向，在全党范围普遍地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教育活动，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

这种集中性教育，有时称“运动”，有时称“活动”，有时直接突出主题或带有鲜明的“教育”字样。自1942年到1945年延安整风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展了多次整风整党运动和集中性教育活动，影响比较大的有1947年到1948年的整党运动、1952年到1955年的整党运动、1957年到1958年的整风运动、1983年到1987年的整党、1998年到2000年的“三讲”教育、2005年到2006年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2008年到2010年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2013年到2014年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及2019年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每一次党内集中性教育活动都是针对党内政治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学习教育着力从思想上统一认识，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克服各种错误倾向，保持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因而可以说每一次党内集中性教育活动都是一次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之举。

7.2 党内集中性教育与经常性教育相结合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成功之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先后开展了两次全党性集中教育活动。每一次活动结束后的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都对本次活动取得的新经验作出总结。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总结大会上，总书记总结了“必须突出重点、聚焦问题”等6条新经验。其中第二条是“必须领导带头、以上率下”，明确提出“各级领导干部敢于拿自己开刀，解决问题才能势如破竹，改进工作才能立竿见影”；第四条是“必须严字当头、从严从实”，明确指出“对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提出明确要求，防止批评和自我批评蜻蜓点水、避实就虚、避重就轻、一团和气……只有严要求、动真格，真实抓、抓真实，才能真正达到预期目的”；第五条是“必须层层压紧、上下互动”，明确指出“只有坚持问题导向，从细处入手，向实处着力，一环紧着一环拧，一锤接着一锤敲，才能积小胜为大胜”。从这些新经验可以看出，一次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就是一次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之举。

后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总书记又总结了“以上率下、示范带动”“紧盯问题、精准整改”“严督实导、内外用力”“力戒虚功、务求实效”等6条新经验，可以说每一条都把党内政治生活引向“严、紧、硬”，都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之举。

在抓好党内集中性教育活动的同时，改革开放以来党进一步拓展了党员、干部经常性学习教育的渠道和形式，不仅要在以支部生活为主体的党的组织生活中对全体党员开展经常性的政治理论学习，而且自党的十五大以后逐步形成了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集体学习制度、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制定了干部教育条例和干部教育规划，突出抓好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经常性学习教育。党的十九大后，党中央又出台《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首次以党内法规形式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了党员教育。该条例提出“坚持集中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相结合”的方针。

2004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坚持经常性教育与适当的集中教育相结合，是我们党解决自身存在问题、加强自身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

8 党内政治生活必须努力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努力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是中国共产党独创性的党建理论和实践，是毛泽东最早提出、后来为中国共产党所一直坚持的党内政治生活的目标和方向。

8.1 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的目标和方向

在总结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延安整风时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经验基础上，1956年“生动活泼”“生气勃勃”作为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要求和重要目标首次出现在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中。党的八大党章在“总纲”中指出，“党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发扬党内民主……加强上下级之间的生动活泼的联系。只有这样……党的生活才能生气勃勃”。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并将其作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目标。他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简称“六个又有”政治局面)。

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都倡导要造成这一生动活泼政治局面。邓小平不仅倡导在党内外要造成这种政治局面，而且首次称其为“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并认为这种局面首先要在党内造成。他指出：“在我们党内和国家内，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种局面首先要从党内造成……我们党一定要造成这样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深刻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内政治生活经验教训基础上，努力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共识。1979年元旦，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指出，“这个情况，特别集中地体现在我们党刚刚开过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种风气和局面概括起来就叫作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不久，邓小平在另一次讲话中又再次论述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并进一步强调指出：“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局面，这就是我们今天和今后所要努力实现的政治局面。”从此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目标为党的历任领导人所坚持并被载入党章。1992年10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重申，目标仍然是努力造成“六个又有”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一目标并首次被明确载入十四大党章。此后无论党章怎样修改都始终将“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作为党的建设必须坚决实现的基本要求之一。

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作为党内政治生活的目标同样也载入了1980年和2016年两个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1980年《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一开始就提出要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造成一个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2016年《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不仅重申1980年“准则”的主要原则和规定至今依然适用、需要继续坚持，同时再度明确将努力在全党形成“六个又有”政治局面作为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目标。

努力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将党内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统一意志与个人心情舒畅有机统一起来，做到既维护集中又发扬民主、既维护纪律又保障自由、既维护党的统一又保持个人心情舒畅，实际上也就是正确处理组织与党员、中央与各级组织、党与党员、上级与下级等党内各种关系，最终达到生动活泼又团结统一这样一种党内政治生活的优良状态。这种局面和状态通过全党努力是可以实现的现实目标。这既是对民主集中制的丰富和发展，更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实践性、导向性，为党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确立了科学的目标、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8.2 采取两项战略性举措以坚持正确的目标和方法

有无科学目标和正确方向对党内政治生活影响大不一样。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只有中国共产党确立了生动活泼政治局面的目标和方向。虽然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也曾发生过失误、出现过不正常，但因为有正确的目标和方向指引，通过拨乱反正、坚持民主集中制重新恢复和实现了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健康状态，重新形成了“六个又有”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而观之苏共等一些国家共产党，虽然在口头上、党章上也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但从未提出过要在党内政治生活中造成类似政治局面。由于缺乏科学的目标和方向指引，党内政治生活误入歧途，陷入不正常状态而不能自拔。

从党的历史看，中国共产党主要采取了以下两项战略性举措恢复和实现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健康状态：一是及时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调整党内关系，恢复和形成正确的党内政治生活秩序；二是及时处理好党的历史问题，通过“历史问题决议”，确立或恢复确立科学的党的指导思想，从而为正常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活奠定坚实基础。

针对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党内出现陈独秀家长制作风、“左”倾机会主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做法等严重事件，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党内法规”范畴并制定了三部党内法规，首次提出并开始确立“四个服从”的党内政治生活秩序。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针对党内党风不正、纪律松弛、组织涣散等严重问题，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首次以党内法规形式明确党内政治生活的一些最重要准则和规矩，“恢复和健全党内政治生活”，极大地促进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和健康。2016年针对一个时期以来党内政治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对党不忠诚等突出问题，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战斗性、原则性，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极大地加强和规范了党内政治生活，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

“党的历史问题”主要指党中央及党的主要领导人在某一历史时期所犯的全局性错误问题。这些错误造成了严重后果并扭曲了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活秩序，必须加以总结和纠正。列宁曾经指出：“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中国共产党正是这么一个“郑重的党”。针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一度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通过延安整风集中全党智慧，中国共产党在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针对1966年后长达10年的全局性错误，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再次集中全党智慧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彻底甄别平反各类冤假错案、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科学公正评价党的领导人是非功过。上述两个“历史问题决议”为中国共产党解开了历史问题的纠缠、卸下了历史问题的包袱，最终都起到了“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大作用，确立或恢复确立了科学的党的指导思想，为恢复和确立党内政治生活正常秩序奠定了坚实基础。对此，胡乔木曾作过十分中肯的评价。他在回忆第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指出：“《决议》在党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历史已经证明，制定“准则”或通过“决议”等对确立或恢复党内政治生活正常秩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使努力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不断成为现实。这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又一基本经验。

综合以上八个方面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基本经验，可以作一个简要概括，即党内政治生活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和核心范畴，总是为适应党在各个时期中心工作和主要任务而开展，总是针对党内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调整党内关系，以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从而为实现和加强党的领导提供坚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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