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第十四期：日本国家战略定位与中日关系走势

本/期/主/题：

日本国家战略定位与中日关系走势

主持人：田庆立

天津外国语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

执行院长、研究员    

主持词

       近代以来，日本国家战略的嬗变始终与中日关系发展的命运紧密关联。在后疫情时代来临之际，后安倍时代也徐徐开启，中日关系重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美关系日趋恶化，日本的国家战略定位在中美两大国之间保持着微妙平衡，既维持着日美同盟从政治和军事层面的深入发展，也维系着中日关系从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协作交流，成为当前日本国家对外发展战略的主要特征。面向后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不仅应有效着力化解两国在军事领域的误判，祛除制约两国民众认知层面的心魔，还应积极从多边贸易、医疗康养、财政金融及旅游观光等领域谋求机遇。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新分化组合的过程中，中日两国理应携手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倡导区域合作主义理念，破除产业“内卷化”的重重障碍，深化政治、经济、外交及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在世界经济前景晦暗不明的层层迷雾中，实现中日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提质升级和涅槃重生。

日本国家战略与中日关系

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代日本经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崛起成为东亚海上强国，很快与美国的战略发生碰撞。经过太平洋战争，美国海军打败日本海军，不了解美国海军战胜日本海军这一基本事实，就不能了解日本在战后的基本定位。

      在战后日本的国家战略中，吉田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内容包括对美协调、轻武装和经济中心，被称为吉田三原则，至今没有被超越。外交上对美协调也被称为“向美一边倒”或者对美追随外交，20世纪60年代，反吉田的岸信介上台推行自主外交，并表现出重视亚洲国家的倾向，但是并未否定对美协调。70年代，田中角荣上台，推行国际协调外交，包括与中国改善关系，但都没有改变对美协调的外交基本方针。进入21世纪，安倍晋三上台强调价值观外交，谋求“日美印澳”安全对话，也继续谋求与中国改善关系。福田康夫上台后提倡“共鸣外交”，他认为“日美同盟与日美两国各自的亚洲政策的共鸣”非常重要，明确了对美外交和对华外交作为日本对外政策的两个支柱的意义。

      中日关系存在三大焦点，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和台湾问题。1985年，中曾根康弘以首相名义参拜靖国神社，严重破坏了中日关系的民意基础；2012年的钓鱼岛“国有化”，打破了多年来两国在该问题上的默契，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障碍；台湾问题是中日之间的敏感问题，日本在遵守四个文件原则上经常打擦边球，暗中支持台湾独立派。

      目前，在中美关系紧张之际，日本除了跟随美方在南海、香港、新疆等问题上批评中国之外，也有利用焦点问题遏制中国以期获得利益最大化的特点。日本明显在钓鱼岛问题上提高调门，目的是迫使中国让步，同时又想维持中日关系不破裂，保证经济利益不受损害。鉴于日本对华政策的这种两面性，中国应该抵制其政策的消极性，激发起积极性，开创新时代，注入新理念，开辟新领域。

       首先，要开创新时代。认识到两国从和平友好时代进入战略互惠时代，由援助与被援助关系发展成“第三方合作”关系，实现两国共同为世界做贡献的态势。其次，要注入新理念。日本提“自由与繁荣之弧”和“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注重价值观，中国则提“一带一路”，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应摒弃冷战思维，用“和平·合作·共赢·开放”克服分歧和对立。再次，要开辟新领域。扩大双边合作领域，除经济（包括科技、环保等领域）外，还要大力开展人文交流和军事交流。深化地区合作，东北亚的FTA和以东南亚为主的RCEP，还有CPTTP都有合作空间。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日关系和则两利，斗则俱损，所以要正视历史，面向未来，谋求双方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单方面的利益最大化。为此要努力除去互不信任的心魔，克服矛盾，寻找和扩大战略共识，顾全战略互惠与和平发展的大局，走出怪圈，回到友好合作的原点，构建中日命运共同体，而不是跟随冷战节奏，迷失方向，误入歧途，开历史倒车。

多边自由贸易乃中日经济合作基石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第一，平成时代（1989-2019）日本实施经济战略转型。日本经济从广场协议后的内需主导型，转向了“内外兼修”的新导向，彻底放弃了传统的战后经济发展模式，从“大政府”型转向了“大社会”型经济模式。以“六大改革”为口号的桥本改革，成为开启平成改革的“灯塔”，日本政治格局从官僚主导转向了政治主导的方向，长期干预经济的“政府之手”，即所谓“官主导”模式开始全面撤退；以“无圣域改革”为宗旨的小泉改革，成为全面推进“平成丸”的巨大原动力，“邮政民营化”等标志性改革令庞大的日本行政队伍大幅“瘦身”，新自由主义旗帜下的劳动改革也为日本企业卸下沉重包袱，过去曾被称作“神器”的用工体制也已经法力不再；以耶鲁学派通货再胀理论为根基的“安倍经济学”则为平成改革注入了新动力，成功克服了“产业六重苦”，还大举推进了日本的国际化，助力日本企业布局全球并重构起竞争力。

       第二，改革大潮下日本企业实施全球化战略及GVC新战略定位。传统的日本经营模式早已在改革中悄然谢幕，实施战略转型之后的日企呈现出诸多新特征：在全球价值链（GVC）上的上位转移，如村田电子等日系部件企业已云集上游；经过“选择与集中”等无数历练，索尼、松下等昔日终端产品巨头借助“B2B化”而转身“隐形冠军”；通过结构改革或断臂改造，一些日企从大而全转向苦练“独门绝技”，如富士胶片、奥林巴斯等企业依靠技术而华丽转身；此外，从科睿唯安（前为汤森路透）的TOP100排行榜，对上述特征也可窥见一斑。“四分之一产能在海外”、“六成销售靠海外”——这是国际化转型之后日本企业的真实写照，更重要的一点是，日本企业盈利能力实现倍增。以此为根基，2019年日本对外净资产攀升至364.5万亿日元（约3.4万亿美元），使之连续29年蝉联世界最大债权国的宝座。

       第三，多边自由贸易框架是中日经济合作重要基石。“自由贸易旗手”与“一带一路”倡议有望对接。服务于庞大的海外利益体系，成为日本对外经济战略转型的核心动力。2017年初，安倍首相提出“要做自由贸易旗手，领导世界构建公正的21世纪经济体制”。迄今为止，日本不仅填补美国退出TPP的空白，成功主导了CP-TPP框架，同时还完成日欧EPA谈判并已生效。截至2020年初，日本贸易自由化比率已达51.6%，超过美国、中国和欧盟，跃居世界领先地位。中国是日本最大贸易国，也是其重要投资对象国，双方早已建立起紧密的经济联系，且同为东亚生产网络的两大核心。作为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两国，任何对现有价值链体系的重塑或改造都将冲击或影响彼此利益。因此，以“自由贸易旗手”为目标的日本，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在多边自由贸易框架体系上有望实现较好对接。

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动向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日本已进入超老龄社会，2019年日本人口老龄化率为28.4%，到2065年，老龄化率将达到38.4%。老年人有关的年金、医疗、护理等费用占社会保障支出的三分之二，而社会保障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已超过30%，这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负担。为了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日本政府不得不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

       第一，日本正在构建21世纪社会保障制度模式。日本于1961年实现“国民皆年金”及“国民皆保险”，由此形成了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框架。日本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社会结构为前提建立起来的。随着经济发展乏力，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社会保障的“20世纪70年代模式”向“21世纪日本模式”转变。20世纪70年代模式以年金、医疗、护理为核心内容，而21世纪日本模式则将雇佣、育儿支持、低收入群体等问题纳入社会保障制度范围。

       第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兼顾社会保障与财政稳健功能。为了解决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问题，加强社会保障与财政稳健功能，实现“中福利中负担”的社会保障制度。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涉及四个方面：一是改革雇佣与年金制度，建立符合百岁时代的年金制度。支持老年人就业，确保到70岁的就业机会。扩大中途就业，提供副业和兼业机会。二是制定健康长寿计划。加强对国民的健康教育，预防疾病、护理、病毒及认知症。三是加快推进医疗福利服务改革，促进机器人、AI和ICT的应用，改革运营体系及各部门协同。四是实现给付与负担均衡。改变以往“年轻人缴费，老年人享受”的不公平现象，充分考虑代际公平。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扩大到育儿、贫困、雇佣等领域。今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不仅限于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内进行，将扩大到育儿、贫困、雇佣等领域，综合推进相关领域政策。在固有的社会保障制度领域，通过构建社区综合照护体系，强化医疗护理服务保障，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安全网建设。在社会保障制度新领域，创建新的育儿体系，加大育儿财政投入。同时，为消除贫困及收入差距，综合促进贫困对策和生活保护制度。扩大年金保险适用范围，保障短期劳动者的权益和老年人就业。

中美日三边博弈视角下的印太一体化构想

天津外国语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

执行院长、研究员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肆意蔓延，加之中美关系不断恶化，作为世界三大经济体的美国、中国和日本的三边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研判后疫情时代中美日三边关系博弈面临的新挑战、遭遇的新课题及把握的新机遇，不仅关乎中日两国的国家利益，而且对于实现印太一体化构想大有助益，进而对谋求全球层面的发展和稳定，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价值。

       第一，中美战略博弈激化背景下的日本国家战略定位。在中美两国关系恶化的时代背景下，日本处于相对优越的战略位置，可以左右逢源地从中美两国竞争中实现自身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从特朗普执政以来，安倍晋三首相通过与特朗普总统个人维持私人密切关系，为迎合特朗普商人式的议价风格，以逐年增加防卫预算以购买美国尖端武器的方式，满足美国军产复合体的利益诉求，减缓美国国内要求日本增加驻日美军军费的压力。与此同时，日本通过购买美方高精尖武器的手段将自身武装起来，进一步提升在印太地区与中国进行军备竞争的总体实力，进而有效地消解和对冲来自中国的军事竞争压力，应该说安倍首相在中美之间实施的是一种有效的“对冲战略”和“平衡战略”，可谓达到一石多鸟的多重战略目的。

        第二，美国实施“退群战略”导致来自日本军事层面的风险攀升。自美国特朗普总统执政以来，美国退出一系列国际组织，在承担国际责任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方面趋向消极，具体体现在盟友策略方面，更多地基于直接的现实主义利害算计，这从美国减少在德国驻军、要求韩国和日本分别增加驻韩及驻日美军费用等方面体现出来。美国实施的这种殊于既往的联盟战略，将会极大程度地使日本决策者意识到，单纯依靠美国防卫日本的不可预测性逐步增强，进一步推动日本在军事和防务层面加大自主性和独立性，而这恰恰契合以安倍为首的保守派政治家“摆脱战后体制”的政治意愿，谋求日本国家走向更加自主和独立。正是由于日本对美国推行的联盟战略产生信任危机，变相地促动日本加速军事大国化进程，反而会给中国造成比以往更加严峻的军事压力和战略压力，并推动东北亚地区军备竞赛的步步升级，导致印太地区激变生乱，这正是美国决策高层所乐见的局面，而这对于维持东北亚乃至全球层面的和平与稳定绝非福音。

        第三，探讨印太区域一体化构想对冲美国的印太战略。当前中国面临着空前严峻的国际环境，台海局势、南海局势及东海局势十分紧张，如何继续保持和平与稳定的发展格局至关重要，通过探索和平方式实现合作，而非依靠军事手段走向抗争，实际上关乎印太地区各国人民的福祉。自近代以来，印太地区人民的命运始终处于西方强国的主宰之下，在某种程度上，直至今日依然如此。21世纪身处印太地区的人们能否树立“印太一体化”的认知观念和区域认同，不要在21世纪再次掉进西方强国主宰我们前途命运的陷阱，正在考验着印太各国人民的智慧，悉心将这一观念作为落实推进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有力举措，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尤其是在全球经济重心自西向东转移的大趋势下，印太地区的各国人民谋求民心相通及认同合作显得至为可贵。如何将印太地区在21世纪塑造为精诚合作、蒸蒸日上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天堂乐土，而不是战火纷飞、生灵涂炭的人间炼狱，不仅仅是政治家们思考的事情，学者们也应该富有创见性地筹划和设计印太区域一体化的构想和方案，以此对冲颇具险恶用心的美国的印太战略。

排版：颜佳颖

审核：周和军 杜树标

2020-14期，总第14期

主编：王铭玉

副主编：田海龙 姜龙范 郭太 刘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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