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对华政策仍未走出困境
作者：王震（Wang Zhen）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学所研究员，法学博士
7月9日，在印尼巴厘岛出席G20外长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中国外长王毅再度会晤。保持对话或许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中为数不多的亮点，但这并不能掩盖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依然泥足深陷的事实。
首先，尽管对特朗普时期的外交政策有颇多批评，但拜登团队迄今仍未走出特朗普对华政策的泥沼。
特朗普虽然离任，但美国对华政策却未必能回归理性。事实证明，拜登政府不仅在扭转对华政治生态、舆论环境上无所作为，在纠正特朗普对华“恶政”方面也乏善可陈。比如，拜登政府至今未能取消特朗普时期加诸中国商品的关税，而高关税正是美国近期通货膨胀的重要推手。
今年5月以来，美国CPI指数已高达8.6%。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专家指出，削减关税不仅可以直接影响进口商品和原材料价格，还会促使国内生产商为了市场竞争而主动降价。其中，削减对华关税可以使通胀率下降约1个百分点，仅此一项就可以为每个美国家庭节省数百美元。
再如，布林肯在5月26日的对华政策政策演讲中延续了特朗普执政末期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进行区分的激进做法。试问，对于一个拥有9700万社会精英的执政党，如何将其与普通民众进行区分？显然，除了讨好国内鹰派，并引起中国对“和平演变”的警惕与反感之外，此类表态并无任何价值。
其次，拜登政府在对华战略上陷入新的战略迷思。
与特朗普执政后期相比，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虽然相对温和一些，但仍未克服“唯我独尊”的霸权心魔。
这至少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中更为强调美国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和对立性。然而，在中国史无前例的发展成就和开放性合作体系面前，制造意识形态对立即便有助于美国重塑西方阵营，也远不足以在国际社会挑起一场针对中国的“新冷战”。尤其是在自身族群矛盾激化、两党政治极化、老人政治等一堆“民主病”面前，美国长期标榜的“民主制度”早已在中国年轻一代中失去了吸引力。如果说意识形态并未成为上世纪70年代中美解冻的障碍，那么今日重弹“意识形态”老调则无异于自欺欺人；
二是过度聚焦于与中国的所谓“大国竞争”。中美作为两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二者之间有矛盾和分歧是很自然的事情，但这并不必然造成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拜登政府虽然一再声称无意与中国开展“新冷战”，但其所构建的“战略竞争”正在将世界推入一种前途未卜且令人不安的境地。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拜登政府基于所谓共同“规则”和“价值”的同盟体系都更像是围堵中国的战略包围圈。此类做法不可能不引起中国的反抗与抵制，并会摧毁冷战后美国大力构建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乃至触发新的不可预知的国际剧变，
最后，拜登政府改善对华政策的窗口期正在快速消失。
一方面，民主党在国会仅拥有微弱优势，而且很可能会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中失去优势。7月初，拉斯穆森报告（Rasmussen Reports）公布的民调显示，认可拜登工作的受访者仅为37%，已低于特朗普时期的最低水平，不认同拜登工作的受访者则高达61%。一旦中期选举失利，拜登政府将提前进入“跛鸭期”，届时其对外政策将面临更多掣肘。
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制裁已形成巨大的“反噬效应”。这些限制虽然给中国企业造成了巨大困扰，但也促使中国本土企业迎头赶上，而美国企业的市场份额正在被其他市场力量迅速取代。7月1日，中国三大航空公司宣布斥资370亿美元购买292架空客飞机便是一个警讯。毫无疑问，对跨国企业来说，中国市场不仅意味着超额利润，还意味着可用于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天量资金和国际竞争力。
简言之，尽管拜登总统任期将近过半，但其对华政策仍未摆脱困境，而历史留给拜登团队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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