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美合作寻找真正的中立区
作者：黄裕舜（Brian Wong）
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罗德学者、政治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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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将持续下去，直到双方达成共识——这可能以书面形式开始，双方选派代表就关键问题在某些地点展开对话。
过去几年，关于中美二轨对话的发展空间、双边文化交流以及确定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易于开展合作的“低垂果实”领域，已经存在大量的文章。
这些论点存在着多种形式。其中一种观点诉诸实际需要：两个最强大的民族国家在竞相逐底竞争时，我们无法解决世界问题，也无法为世界而战。通过二元零和视角看待地缘政治，只会巩固那些寻求维持现状的群体的利益。
另一种论点提及触发极度互不信任的危险。中美若将彼此视为危及自身生存的敌人或者威胁，将导致透明度下降、事后猜疑和违背半承诺协议的情况增加；同时，导致对抗的导火索和冲突地区都增加。这些都只有利于军事态势升级，无助于遏制双方唇枪舌剑的潜在溢出危害。
最后，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美关系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石，不仅涉及政府关系和安全竞争。我们应该认真对待二轨，因为它最直接地涉及和影响到两国99%人口生计——他们既不关心意识形态的混战，也不关心争夺霸权和影响力的地缘政治斗争。
所有这些论点都有充分可信的因素，并得到深度关注双边关系的知情人士的少量支持。第一种观点由杰出作者提出，包括由黛博拉·塞利格森（ Deborah Seligsohn）（公共卫生领域）、大卫·维克多（气候变化领域）和卡特中心的团队。经验丰富的智库专家，以及陆克文、贾庆国等资深中国观察人士都称赞第二种观点。第三种观点，则是由活动家、艺术家、文化人士和学者倡导，因为他们首当其冲地承受着太平洋两岸关系迅速恶化的影响。
然而，一个关键问题仍然存在：我们怎么做？在哪里做？通过哪些方式开始消除——至少是逐步消除——双方的互不信任、敌对情绪和恶意？
这些问题并非无关紧要。推进双边直接交流与合作领域的主要障碍之一，恰恰是缺乏具有实际能力、并且获得北京和华盛顿支持的组织框架和制度框架。通过这种框架，可以对双边利益进行深入、有意义的调整和重新调整。
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天然的、有机的窗口，启动了两国商业和贸易关系的爆发式发展。21世纪初期开始，科技巨头的出现以及资本和投资的繁荣，使两国的金融机构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被我称作“关系深化”的这两个引擎现在已经奄奄一息。正如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所说，激烈的地缘政治冲突可以与经济相互依存共存。
需要做的是，明确划定具有操作空间的“中立区”。中美两国可以在这些“中立区”开展真正、深入、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共同利益。关注中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和战略家史蒂芬·罗奇（Stephen S.Roach）呼吁在瑞士等中立司法管辖区设立一个秘书处，由来自美国和中国的人员和学者组成。在本文的其余部分，我将进一步介绍他的提议。
首先，与其设立一个秘书处，不如设立多个秘书处和中心，就双方共同感兴趣的特定领域开展合作。例如，气候变化和可持续性、公共卫生协调和沟通、人工智能和生存风险研究。在其中一些领域，主要职责是信息和知识共享（例如大技术和数据监管）；在其他领域，任务是调动资源。只有每个中心都能够专门化，并“拥有”议程上的特定问题，以优化成果，才能发挥出真正的效果。
其次，这些中立区应该分布在世界各地，分布在对中国和美国保持相对不结盟和中立关系的地区。在东南亚，鉴于其新兴的地缘政治和战略影响力，以及维持独立和自主外交政策的能力，印度尼西亚可以成为中美应对宏观经济挑战进行协调对话的理想国家；在欧洲，可能是瑞士，负责协调公共卫生领域的沟通和交流。在海湾地区，卡塔尔可以成为中美就金融、技术和能源安全进行对话的场所。与其设立一个高度集中的中美秘书处，不如让少数重要的国家共同维护双边关系。
第三，中美两国日益收紧的监管和越来越不包容的时代氛围，使得跨文化和真正不受约束的教育交流变得越来越困难。鉴于此，二轨合作和交流的地点不仅应该拥有合适的基础设施，还应该对这些交流持开放态度。保持沟通渠道和空间畅通，以便进行有力的辩论、谈判和联络活动，这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也是建立双边关系护栏的关键手段。
找到真正的中立区绝非易事。然而，这是未来的必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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