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全方位对话交流管控中美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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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通（Zhao Tong）

清华-卡耐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员

随着中美关系的动荡，国际社会对两国在热点地区发生军事冲突风险的关注持续上升。如何促进中美安全关系的稳定并落实中国领导人的大国外交战略，成为了国内学者的研究重点。笔者近日也在《外交事务》英文杂志网站发表对此问题的学术思考，引起中外学界的兴趣。本文就以稳定台海局势为例，针对如何通过对话降低中美冲突风险、有效管控外部风险，对之前发表文章的主要观点进行总结梳理，以丰富国内学界对相关问题的讨论研究。

对中美各自主流政策都比较了解的学者，一般都不认为双方中的任何一方有主动挑起军事冲突的意图。然而，双方的政策分析圈里都存在大量不同声音，尤其其中一些曝光率较高但不一定代表官方想法的声音，很容易误导彼此的威胁感知。以台海问题为例，美方官方评估认为，中国的目标是到2027年获得可以掌握台海军事主动权的国防力量。客观上讲，即使美方评估是准确的，也不意味武力手段已被确定为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首选方式，更不意味着在台湾问题上存在最后的时间节点。但是，此类“三人成虎”的认知极大推动了美国右翼在对华议题上的政治动员。在美方看来，中国加快发展相关军事能力本身就透露出更愿意主动使用军力的意图。同样，中国认为美国常以不惜挑起军事冲突的方式来削弱地缘政治对手，既然美国可以利用乌克兰战争削弱俄罗斯，就可能通过挑起台海冲突来实现削弱中国的目标。在双方都认为对方有动机主动采取军事行动时，这种认知就会进一步推动双方内部打赢战争的决心和备战力度。这种推动台海局势走向更高军事冲突风险的内在因素尚未被双方政策界充分认识。

▲6月3日，美国“钟云号”驱逐舰和加拿大“蒙特利尔号”护卫舰在穿越台湾海峡期间，中国军舰“苏州号”从美加军舰左舷超越“钟云号”。

在当下华盛顿政策圈内，中国官方对美国密集战略布局的不满表述很少引发实质性争论和回应，这说明双方官方交流的实效性受限。双方近来对各自传统涉台立场的重申和再确认，毫无疑问是积极有益的，但华盛顿政策界对更实质层面的建设性交流越来越不抱希望，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例如，美国学者普遍无法看透中方不断重申传统涉台立场的背后是否有新的具体政策转向。近年来，中国国防力量的高效发展、经济科技领域独立自主能力的积极推进、国际话语影响力的不断扩大，都让美国担心中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有更具扩张性的战略布局。美方学界对于中国是否正在推动新举措进行了激烈争论，并普遍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地区和国际安全变数充满紧张。在中国实力快速上升以及对外政策更加积极有为的今天，一定程度上的国际疑虑是难以避免的，但如果无法有效化解这些疑虑，则有可能对国家实现和平崛起的目标带来负面影响。

中美在核心战略问题上的认知差异强化了这种风险。由于双方在重申传统立场和原则之外长期难以启动更实质深入的交流，美方政策界对通过交流对话增进理解和互信的作用产生广泛质疑，对通过外交手段管控分歧和风险的有效性普遍悲观，这种无望感和悲观情绪直接导致华盛顿强硬派要求加强军事威慑力量的声音获得广泛认同。虽然温和派认为依赖军事威慑力量不是最佳选择并蕴含各种其他风险，但在沟通对话越来越难以产生积极效果的背景下，通过军事威慑防范重大地缘政治风险就成了美国眼中唯一的可行选项。同样，中方学界近年来也对美国通过外交渠道凝聚共识的意愿产生了越来越根本的质疑，认为美方没有进行实质性外交沟通并切实履行承诺的诚意，只专注于维护自己的军事霸权，挑战中方核心利益。

双方对交流对话的价值不断丧失信心，反映出双边关系面临的特殊困局，但也在更深层面上揭示了双方对有效交流对话的迫切需求。从中方不断重申推动和平统一和开展积极外交的实际举措看，美国国内的无望感和悲观情绪并非建立于对中国立场的深入了解，而是没有找到开展有效对话的正确方式。因此，美国学界和政策研究界需要改变聚焦于打造军事威慑力量的现有思维定势，转而关注美国自认为合理的对华政策，为何在现实层面与中方的主流观念产生严重冲突并激化了双方的威胁感知。尤其是美方所倚重的军事威慑战略，不但无助于战略稳定性的形成，反而会强化中方军事反制的需求，造成美方自己原本希望避免的结局。

要实现与中方的有效沟通，就需要美方不止在官方层面对反分裂政策进行再确认，也要认识到与中方领导层、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公众进行全面对话的重要性，这样才能更立体地理解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看法，从而更积极有效地回应中国的整体利益诉求。例如，美国官方一直固执地认为，大陆不放弃实现国家统一的军事选项是对国际法和国际准则的挑战。这种看法直接促进了美国国内在对台问题上采取越来越一致的强硬立场，也激化了美国社会对华负面评价和威胁感知。但美国官方的这种认知究竟是否符合当前国际主流社会对相关国际法和行为准则的解读，国际学界尚未就此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中国政府与民间多年来致力于破除“中国威胁论”的破坏性影响，但很难抵消一两个关键性议题所导致的敌对气氛。因此，中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学者可以就这些具体问题开展深层次的学术性辨析。相信这种层面的实质性交流将有利于中美双方追溯认知差异的源点，帮助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更深刻地领会中方立场背后的历史和法律原由。

再例如，美国一些强硬派人物常常错误假设中方已放弃和平崛起、决意在未来以武力手段解决利益冲突。这种错误看法往往源自片面的信息和对中国社会缺乏立体性了解。如果美国的专家学者、主流媒体、社会组织、意见领袖能与他们的中国同行开展全方位接触和交流，将有利于降低他们对中国多层面社会思维和综合性决策体系单一化误读的可能性。同时，全社会层面的立体性对话交流也有利于降低美国国内部分鹰派群体煽动敌对情绪对双边关系的影响。

中美在战略问题上的矛盾，某种程度上来源于过度依赖单薄有限的立场宣示。美国官方在改善信息传递方面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但更关键的是要以开放心态接纳和推动双方从最高领导层到学者专家群体乃至社会公众之间的全方位对话和交流，特别是要对重要认知差异的起因和源头进行针对性梳理。相信这些举措将有助于消除美国对中国意图的错误解读，推动美国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的立场和关切，促进双方建立更加平等和合作的关系，降低因台海等热点问题产生冲突和灾难性后果的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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