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外交政策困境
作者：詹姆斯·H·诺尔特（James H. Nolt）
纽约大学客座教授
中国最近更新了外交政策指导方针，这将成为东西方持续争夺全球贸易霸权拉锯战的重大转折点。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一项规范对外关系的法律，于 7 月 1 日生效。它概述了一般原则以及各党政机关的广泛职责。正如俗话所说，细节决定成败，尤其是所阐述的原则可能相互冲突的情况下。
一个方面是，该法律对全球商业的优点、通过协定条约和国际组织开展的国际合作以及互不干涉内政加以赞赏。毛泽东时代，中国是一个被孤立的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如今转变成为世界领先的贸易大国，而这一转变轨迹是由邓小平发起的市场改革开启，并由其继任者不断推动的。上述内容反映出该时期中国的外交实践，也反映出中国对二战后美国及其盟国设计和实施的“自由世界秩序”的广泛支持。这不足为奇，因为中国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经济，比大多数生活在“自由世界秩序”的国家都要繁荣。
另一方面，特朗普总统发起针对中国成功崛起的大范围商业反击，拜登总统接棒，并拉拢美国盟友加入。这些行动促成了中国对外关系法的另一要点，即中国政府反击对其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构成的任何威胁，并将台湾视为法律上的中国省份。大多数西方专家都关注该部法律的对抗性内容，而不是其对现有 “自由世界秩序”的广泛支持。关于国家安全和国际合作这两套广泛原则，确实反映出中国面临的外交政策困境。
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国家安全和全球商业之间都存在某种权衡。如果禁止移民、出国留学和旅行，以及除最基本的对外贸易（包括贸易和投资）以外的所有活动，至少在短期内国家可能稍微安全一些。这种暂时的安全，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体会过，但它是以牺牲更快的经济增长和创新为代价，而后者的推动力不仅是国际贸易，也包括科学和教育交流。我本人曾在中国大学系统内工作，在一所重点工程大学中担任教授和院长，并为几家中国私营高科技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在中国国内，我看到中国的技术创新非常依赖与外国企业和教育机构的广泛合作。如果“国家安全”的担忧开始侵蚀这种对外关系，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受到影响。其他亚洲国家，包括东盟成员国和印度，可能会逐渐削弱中国的贸易竞争力。
然而，即使中国对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的“自由世界秩序”感到满意，美国领导的联盟也不愿意善罢甘休。华盛顿决心通过对私人商业关系施加越来越多的安全限制，来限制中国从这种世界秩序里获取利益。西方将不再允许中国一切照旧。首先，伊朗的核野心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使贸易政治化达到冷战以来从未有过的程度。尤其是第三方制裁的激增，日益成为非歧视性这一自由主义原则的障碍。与俄罗斯和伊朗的贸易虽然不到中国贸易总额的4%，但已引发美国及其越来越多盟友的制裁。
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困境是：它希望利用这部新法律的反制裁授权，阻止西方越来越多的制裁。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这样针锋相对的贸易争端有可能失控。 而且，随着经济疲软迹象不断扩散，还有可能威胁到中国的稳定。2018年以来，在特朗普不断升级贸易战的同时，中国通过关税进行报复。但与特朗普征收的特别关税相比，中国设定的报复性税率较低，涵盖的商品也少得多。这种相对较弱的反应并没有产生明显的威慑作用。此外，尽管拜登在竞选时反对特朗普的贸易战，但他几乎保留了特朗普时代的所有贸易限制，同时增加了新限制，尤其是限制芯片销售。中国的克制并没有阻止美国，但中国更广泛地使用制裁是否会产生预期效果，这一点并不明朗。
西方的利益团体存在深刻分歧，一方是通过对华贸易和投资而蓬勃发展的全球商业企业（国际主义者），另一方是从与中国的冲突中获利的企业（民族主义者），包括在冲突中蓬勃发展的军工团体和容易受到中国商业竞争的企业。现在，后者还包括多数我所说的“电信-互联网-人工智能公司（TIA）”——它们通常通过合作，主导着全球信息的收集和变现。美国的TIA 公司包括 Google-Alphabet、微软、Facebook-Meta、苹果以及主要电话公司等等。一方面，这些最大的公司已经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中国的TIA公司是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其较低的成本威胁到西方行业领导者的全球主导地位。太平洋两岸的 TIA 公司越来越多地呼吁提高政府监管和补贴，以增强自己的竞争地位。
中国为反制西方制裁而采取的任何措施，即使只是口头上的，都有助于证明西方的论点。例如，如果中国试图通过深化与东南亚、中东、非洲和俄罗斯的商业关系，来减少对美国和欧盟的依赖，西方民族主义者就会批评它，好像这些举动等同于“侵略”，虽然它们符合“自由世界秩序”的原则。对中国的批评被证实，而西方国际主义在中国的生意却显得不可信。由于报复性制裁往往会伤害海外的国际主义盟友，而不是其民族主义对手，因此中国一直保持克制。但反过来，不报复又会招致进一步的民族主义制裁，因为出于商业动机的游说团体始终要求进行制裁，无论中国表现如何。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中国的困境：软弱的回应会刺激更多的制裁，但强烈的报复往往损害那些最能够推动合作的西方利益群体。这就是中国新外交政策法自相矛盾的措施背后不言而喻的相互抵触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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