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中国经济离不开对外接触，美国应该与之竞争性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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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语

9月初，围绕“美国应不应该寻求新冷战”这一话题，布鲁金斯学会邀请多名学者举行了一次书面辩论。9月7日，布鲁金斯学会又举行了一次线下现场讨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及东亚政策研究中心的帕特里夏·金（Patricia M. Kim）认为，中国在很多方面不同于苏联，中国经济增长与繁荣离不开同外部世界的持续接触。她认为，要想应对中国带来的复杂挑战和机遇，美国及其盟友有必要采取更为精确和多维度的策略予以应对，而不是举起“全面遏制”的大锤；美国康奈尔大学政府学系中国与亚太研究教授白洁曦（Prof Jessica Chen Weiss）与该大学博士研究生Eun A Jo认为，冷战的类比更多的是扭曲事实而不是澄清事实。她们不认为美国和中国已经处于冷战状态，敦促美国努力与中国实现建立一种和平的、建设性的，也是竞争性的共存关系。

她们一致认为，某种程度的经济相互依存仍然是影响中国行为的重要因素。美国减少对华依赖度，美国的威慑能力和话语地位也会受到影响。如果美国不对当前“去风险”政策的利弊及连锁反应进行深思熟虑，美国将处于对自己不利的被动地位。以下是帕特里夏·金和白洁曦学者的观点。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及东亚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帕特里夏·金(Patricia M. Kim)：

竞争是人类天性之一，在社会各层面无处不在。中美是世界两大经济体、军费开支大国、专利申请大国、奥运奖牌榜精英竞争者，在可预见的将来仍会处于竞争。但这种竞争能否保持理性，还是会滑向一种自我消耗的路线，进而损害中美两国各自的利益和世界的利益，将取决于双方做出的抉择和展现的政治意愿。华盛顿上次深陷的激烈竞争是冷战时期美苏之间争夺地缘政治优势，指导性战略是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所主张的遏制政策（policy of containment），即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蔓延。这种遏制是有必要的，因为苏联将“资本主义世界”视为其社会主义体制的直接威胁，莫斯科从来没有真诚设想过苏联与非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存在任何“共同目标”，四十年间持续资助全球左翼革命运动。美苏发现双方在遥远地区陷入代理人战争，期间许多“热”冲突导致生命死亡，产生的历史遗留问题和政治僵局至今仍在破坏地区稳定。

中国的角色则不同于苏联，很多原因可以解释这一点，比如，中美经济在冷战后全球化进程中的深度交织。除了这一重要现实以外，中国和苏联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并不寻求推翻西方民主体制或将自己的政治模式强加于别人。中国注重的是符合自己国情的体制，寻求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和赞美，并希望以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重塑国际秩序；中国也没有将资本主义或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置于自己生存的对立面。总之，中国对美国本土或美国生活方式并不构成“存在性威胁”（existential threat ）。事实上，过去三十年，中国崛起及中国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离不开其改革开放后同美国及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全面合作关系。

面对地缘政治的各种阻力，虽然中国领导人呼吁更大程度的自给自足，但他们也在施压美国、欧洲、亚洲等地区的领导人不要破坏国家和地区间的彼此依赖关系。他们专注于稳定对外关系，因为中国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与其他国家的持续接触。

要想应对中国带来的复杂挑战和机遇，美国及其盟友有必要采取更为精确和多维度的策略予以应对，而不是举起“全面遏制”的大锤。比如，美国在印太地区威慑中国的同时，也应该清楚理解一点：军事手段并非中国推进自己核心利益的唯一或优先手段。美国不但要和中国周边国家强化经济、外交和安全关系，也要和中国强化这些领域的关系，这对今后数十年维持地区稳定、保持一个对美国有利的环境至关重要。

在经济方面，美国也要考虑各种对华限制举措的短期收益和长期后果，以防美国今天的行动所树立的先例和标准将来反过来伤害到自己。因为基于经济和技术领域的联系，各国都面临共同的弱点，这只会激励各国稳定彼此关系。如果美国减少对华依赖度，美国的威慑能力也会受到影响。如果中国超越美国，在特定技术领域完全独立于西方，美国及其盟友还有什么话语权呢？如果不对当前“去风险”政策的利弊及连锁反应进行深思熟虑，美国将处于对自己不利的被动地位。

此外，相比苏联，中国在外交和意识形态上对美国的挑战更微妙。中国愿意和任何政体类型的国家打交道，做生意，引领发展，寻求一个让非西方国家有更大话语权的“多级”秩序，这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很受欢迎。美国为此开展对华竞争时需要构建软实力、提供资源、解决全球南方国家的各种真实关切，而不是疾言厉色地警告其他国家不要和中国合作，更不是任意在世界各地对抗中国的存在。

最后，不应该将所有的中国行为，无论是经济项目，还是外交技巧，都视为危害美国的利益。解决诸如俄乌冲突、核扩散、气候变化和债务减免等很多全球挑战，都离不开中国。在这个竞争年代，美国要想寻找方式和中国开展合作，就需要跨越“你输我赢”的单维度思维。中国政府和民众也需要这样做。一些人可能会质疑中国对美合作的意图和意愿，但如果中美接受新冷战思维，拒绝和构建一个更具建设性的共存关系，不但是高度不负责任的做法，也对双方均无益处。

美国康奈尔大学政府学系中国与亚太研究教授白洁曦（Prof Jessica Chen Weiss）与该大学博士研究生Eun A Jo：

冷战的类比很诱人，因为它强烈地呼吁美国人团结起来对抗共同的威胁，并唤起了美国在与“邪恶帝国”旷日持久的较量中取得胜利的记忆。但相比阐明事实，这种类比更多是歪曲事实，加大了适得其反的言论和政策的危险程度。它也忽视了经济和科技的依赖程度，而正是这种依赖关系使得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可再生能源转型等共同挑战时扮演必要角色。冷战的类比也忽略了一个经济现实：中国是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且很少有国家愿意彻底与美国结盟来对抗中国。美国将中国视为关乎其生存的意识形态对手（相当多证据表明这不是事实）的风险在于：它使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疏远的同时，也让美国越来越以被动的、零和博弈的形式，不惜一切代价挫败中国，包括牺牲美国自己的价值观和国际领导力。

冷战式对抗不是中美的宿命，但人们若抱有宿命论的思维，就会使冷战甚至热战的可能性上升。中国并不对外输出革命，而是更注重内部安全。中国更关心发展中国家是否尊重“一个中国”原则，而不是这些国家是否是民主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或马列主义国家。意识形态不太可能帮助中国巩固一个冷战式的联盟。共同的共产主义的信仰并没有使中国受到邻国越南的青睐。中国对外国企业和贸易伙伴的硬性要求也引发了担忧和反弹。中国在海外构建软实力的努力也面临阻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接受中国的财政支持，并不是因为它们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是因为中国为它们提供更有利、更宽松的发展融资来源。

事实上，如今几乎没有其他国家愿意因意识形态结盟。它们寻求自治，不受胁迫的自由，以及发展和繁荣的机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人（尼日利亚83%的民众、阿根廷的54%的民众）持续认为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对他们的国家有利。正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2020年指出的那样，尽管对中国投资的怀疑在该地区有所增加，但“亚洲国家不希望被迫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

美国将国内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斗争投射到全球政治中，不会引起潜在合作伙伴的共鸣。灾难级的新冠疫情应对举措导致100多万人死亡，加上国会山暴动，美国的全球信誉严重受损。即使是美国的盟友也不总是把美国视为民主的良好典范或非常可靠的伙伴。在拜登执政期间，这种情况有所改善，但考虑到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即将到来，人们对美国的持久领导力仍然非常担心。

相反，对美国而言，最好的做法是与中国建立一种和平的、建设性的——或者也是竞争性的——共存关系。与其为了竞争而竞争，美国必须致力于建立一个原则性框架，为竞争行为确立界限，在中美利益重叠的领域为关注和资源创造空间——从开发和制造可再生技术到支持俄乌战争最终的和平解决方案。至少，两国必须巩固《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主权和不侵犯原则，并在一个多元化世界中重燃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实用主义精神。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战略必须把竞赢中国的努力置于美中两国能够为世界提供什么的积极愿景之下。

尽管中国领导层经常谈到“东升西降”，但他们似乎明白，中国的GDP不会很快超过美国，更不用说其他更有意义的国力指标了。这为在一个促进建设性共存、改革后的国际秩序中稳定两国关系创造了机会之窗。到目前为止，美国对中国经济政策最具体的表述是“去风险，不脱钩”。当华盛顿在实际应用中阐释其意义时，它还必须评估与中国继续进行技术整合和商业接触的好处。在合法且有利于美国和全球利益的领域，美国必须努力保持和扩大与中国的关系。

为了组建一个尽可能广泛和包容的联盟，美国必须确定在保持对中国尽可能大的领先优势之外的目标，并采取与该目标相符的手段，以示威慑，而不是挑衅中国。这意味着美国要认识到，某种程度的经济相互依存仍然是约束中国行为的重要因素。美国还需要和中国保持定期和持续的高层外交，以建立新的接触规则，包括达成相关机制，以便找到可以妥协的领域以及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达成协议。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往往没有其支持者所说的那么自由。即使在单极时代的鼎盛时期，美国也在努力将民主价值观和制度强加给世界，造成了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在当今更加多极化的世界中，美国必须设定更现实的目标，并优先考虑让自己国内的自由主义家园井然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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