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国“非市场政策”的认知误差和行动偏差
美国主张通过政府干预、科技封锁、财政补贴等产业政策来保护国内产业，却抨击中国的“非市场政策”，并将其同美国国内就业形势挂钩，此等做法不利于美国改善国际形象和提振国际声誉。
2月初，中美双方举行第三次中美经济工作组会议。这次会议是中美经济和金融工作组2024年的第一次会议，也是该工作组第一次在中国举行的面对面会谈。这表明2024年开年中美高层继续保持了频繁互动的态势。特别是，鉴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全球挑战的广泛性，中美保持了开放的经贸领域沟通渠道，双方就国内宏观经济前景交换意见，并讨论合作应对低收入和新兴经济体债务问题等共同挑战。
但从会议主要议题看，美国主要聚焦中国“产能过剩”和“非市场政策”问题。尤其是，美国官员提出对“中国产业政策实践和产能过剩对美国工人和企业造成影响的担忧”。这反映了长久以来美国对中国“非市场政策”的三点认知误差和行动偏差。
第一，美国对中国市场经济的认知未能跟上形势。美国认为，中国通过融资、直接补贴、与国家实体合作等方式，在航天、可再生能源及半导体领域培育有创新潜力的高科技企业，增强了国际竞争力，使其价格低于竞争对手，并向全世界市场倾销。尤其是在电动汽车领域已实现对美欧的反超，使美企业市场份额缩水。特别是，美国将中国产能过剩同美国国内就业形势挂钩，抨击中国出口廉价产品引发全球低价，导致美国钢铁等行业生存艰难，损失就业岗位。
事实是，中国经历40年改革，绝大多数物价已通过市场供求决定。当前中国的创新主要来自中小私营企业的市场力量，它们在国内和国际竞争中获得创新驱动力，成为实验新的技术、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的践行者。但美国对华认知仍停留不前，无视中国经济转型的事实，仍利用非市场检验方法的武断标准，维持着对中国进口商品的不公平待遇。
第二，美国顽固坚持贸易保护主义，行动上存在偏差。美国当前对中国“非市场经济”的认定结果，是利用第三方价格为投入估值，忽视中国与第三方生产者在生产方式、经营规模、最终产品之间的差别，造成估值结果的扭曲。而美国对中国“非市场经济体”地位的认定，使得美国商务部在判定中国商品倾销时具有巨大的“自由斟酌权”，这种“自行斟酌权”时常被放大或滥用。这造成中国一直是美国发起反倾销、反补贴最多的国家，也很难在可见的未来有所改观。与此同时，美国往往对中国商品既征收反补贴税，也征收非市场经济认定的反倾销税，从而造成“双重救济”。
第三，近年来，美国不仅自身推行产业政策，还强推“新华盛顿共识”，试图在全球动用国家机器的力量。美国推出《通胀削减法》《芯片与科学法》补贴绿色技术及半导体产业，吸引外来投资，并希望以此限制中国战略产业发展。美国已将自由市场弃之不顾，昔日被其质疑的产业政策在美国国内大行其道。美国大力批评中国补贴、政府投资等政策，实际上是要确保在新兴产业领域竞赢中国，确保美国在关键技术领域保持领先优势，因为工业革命的历史表明，技术领先给国家经济增长和军事实力带来的利益前所未有，能更快更好地进行创新，提高全球市场份额，主导先进工业生产。
美国拿“非市场政策”说事对中美关系和美国自身是不利的。一是不利于缓解中美双方的“信任赤字”。由于美国对中国“非市场政策”的认知偏差和行动误差，聚焦“非市场政策”问题容易损害维系双边关系最重要的相互信任，限制双方在谈判中相互释放善意，削弱双方履行诺言的可行度。
二是不利于管控双方分歧。美国原本想通过沟通降低冲突的可能性，通过管控分歧降低中方反应的风险。中美经贸关系作为最具建设性的路径，在有效管控竞争，最大限度地避免严重情绪对立和战略误判方面至关重要。但美国聚焦“非市场政策”，这种沟通不是为了降低冲突，而是加强威慑，促进达成有利于美国的协议。
三是不利于改善美国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参与者的形象。在国际社会看来，从“华盛顿共识”到“新华盛顿共识”，从自由主义到国家机器力量，不管美国当下奉行何种路线，都必须时刻处于领导地位。美国主张通过政府干预、科技封锁、财政补贴等产业政策来保护国内产业，却抨击中国的“非市场政策”，并将其同美国国内就业形势挂钩，此等做法不利于美国改善国际形象和提振国际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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