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科技竞争应有边界
美国政府应为对华科技竞争政策设定边界，避免将正常的中美科技交流与产业合作政治化、安全化。中美在科技领域建立机制化的对话与沟通不仅必要，而且紧迫。
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将中国视为其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拜登政府甚至将中国看成唯一战略竞争对手。在此身份定位下，美国对华政策更强调竞争性，甚至是对抗性。
为实现“竞赢中国”的目标，拜登政府积极构建“小院高墙”对华科技竞争体系，一方面通过《芯片和科学法》强化美国科研研发能力以及相关产业的竞争力，一方面从技术（如限制中国企业获取高性能芯片和先进计算机）、人员（限制美国人向涉及中国的特定半导体活动提供支持）、设备（限制中国获取先进半导体制造物项与设备）、投融资等领域设置重重限制，甚至利用其霸权力量对荷兰、韩国、日本等施压，试图形成对华出口管制与科技竞争的国际阵线，甚至打造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国际科技生态体系。
从历史上看，科技竞争往往被视为低政治领域的竞争，与军事等高政治领域的竞争相比，其敏感性相对较弱，烈度也更低，因而并未引起战略界的足够重视。然而，随着科技日益成为推进经济、军事等国家硬实力的关键动能，甚至成为改变人类社会的革命性力量，其地位与作用愈益受到各国尤其是大国的重视。科技竞争也被看作国家综合实力竞争乃至国家国际地位竞争的核心领域。
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便强调：技术是当今地缘政治竞争以及我们国家安全、经济和民主未来的核心。美国及其盟国在技术和创新方面的领导地位长期以来一直支撑着我们的经济繁荣和军事实力。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关键和新兴技术有望重组经济、改造军队并重塑世界。
中国当然也意识到科技创新的重大意义，认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是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一个重要动力，也是塑造未来国际格局的关键因素，强调“谁在创新上先行一步，谁就能拥有引领发展的主动权”。
显然，美国对华科技竞争已引起中国的高度关切，成为中美关系中又一个敏感议题。2023年11月，习主席在与拜登总统旧金山会晤期间明确表示，“美方在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单边制裁方面不断采取针对中国的举措，严重损害中方正当利益。中国的发展是以创新驱动的，打压中国科技就是遏制中国高质量发展，剥夺中国人民的发展权利”。
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明确界定了六项国家核心利益，其中之一就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2015年中国的《国家安全法》将保障人民福祉、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视为国家安全的内涵之一。可见，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的一项核心利益，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安全。从严重性与敏感性的角度上讲，美国对华科技遏制打压已经与台湾、南海等问题属于同一性质，均是对中国核心利益构成的重大挑战，甚至是威胁。2023年7月13日，《纽约时报》发表题为《这是一种战争行为：解码美国对华芯片封锁行动》的评论，敏锐地观察到美国对华科技打压遏制的严重性、敏感性及其蕴藏着的重大风险。
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政策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对美国的不信任。拜登政府一方面强调不寻求打压遏制中国发展，不寻求同中国脱钩，一方面又无所不用其极地对中国科技产业施以重拳。这种“言行不一”表明美国已陷入某种歇斯底里的“恐华症”，反映出美国“自信”已经出现严重赤字，同时也令中国对美方的承诺充满怀疑。正如王毅在今年两会外长记者会上所表示的：“美国如果总是说一套、做一套，大国的信誉何在？美国如果一听到‘中国’这两个字就紧张焦虑，大国的自信何在？”。
美国对华科技打压遏制给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发展带来直接冲击，甚至会为中美对抗埋下隐患。美国政府应明确并重视中方发出的信息，为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政策设定边界，避免将正常的中美科技交流与产业合作政治化、安全化。需要指出的是，中美在政治、经贸、军事、人权等传统敏感问题上建立了一定的沟通与对话渠道，在管控分歧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科技竞争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新敏感领域，双方在这一领域的沟通机制尚不健全。因而，中美在科技领域建立机制化的对话与沟通不仅必要，而且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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