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马回顾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杨德昌给予后人的电影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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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上映二十五周年，亦是它的杨德昌去世第九年。
第53届金马奖以此片为灵感，以电影男主小四手持电筒照亮星空的身影为主角，制作了主视觉海报，意谓“回望初衷，也要走得坚定，电影之光，得以不熄。”
杨德昌倾尽所能为我们展现的牯岭街小少年，到如今依旧影响着台湾，甚至影响着华语电影。
金马奖主题海报,致敬《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25周年
他是一个工科男，其实30多岁才正式进入电影行业。
1965年，杨德昌考上了位于台湾新竹的国立交通大学控制工程系，还没毕业就深受西方思潮影响，迫切想要走出台湾去闯荡。1970年杨德昌赴美攻读电机工程硕士，随后在1974年前往南加州大学学习电影课程。毕业后，杨德昌以电脑工程师身份，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从事计算机软件设计工作7年。
这样的履历似乎平淡无奇，在60年代的台湾这样的少年太多了，但谁最后也没有像杨德昌一样，用犀利和悲天悯人的目光窥见了“牯岭街少年”。
这场杀人事件是发生在杨德昌身边的，当时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那是1961年的台北牯岭街，杨德昌还是建国中学夜间部的初中生，他的同届校友茅武在6月15日深夜约女友出来“谈判”，谈判破裂后，茅武连捅他的女友七刀。此事在当年的台湾成了一桩爆炸性新闻，也给杨德昌留下了极大的心里阴影，以至于30年之后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聊起此事，还会有很大的触动。
像是引爆了一只炮仗，随着杨德昌一行搜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以及对人物深度的剖析，一场庞大的，有关台湾六十年代压抑灰暗的历史悲怆的展现在了他们面前，杨德昌花了两晚的时间给编剧阎鸿亚讲述这个故事，他们发现像是蝴蝶效应一样，人物的联系，环境的逼迫，甚至一句话都是促使牯岭街少年杀人的原因。
杨德昌1岁时随父母迁至台湾，当时台湾正处于长期战乱下的暂时安定，讲着各地方言的大陆移民和台湾土著，在中西方交织的文化氛围中迅速崛起，并产生了两个明显的社会阶层。著名的“二二八”事件之后，台湾本地人与外来人的矛盾进入白热化阶段。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政治事件，而是人类社会难以避免的悲剧。
杨德昌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当时的他是以一个学生的视角看待这些的。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以本地人为首的“小公园派”对应着“本省人”的阶层身份，而217（两幺拐）帮派则象征着外省人群体。电影中，叛逆的少年形象背后，其实有着台湾民众阶层与身份领域的判别标识。
少年们以组织帮派来壮大自己幼小薄弱的生命意志，家长们将自己破灭的希望全部压在自己的孩子身上，物资极其匮乏，平静的日子之下暗流着中日美文化的冲击，“迷茫”，这一代的人漫不经心的生活不如说是一种阵痛过后的麻木。
杨德昌在这里度过了他略显孤寂的少年时代，受哥哥的影响，他酷爱漫画，从台湾漫画到手冢冶虫的日本漫画系列他都有所涉猎，并尝试自己创作，中学时他创作的漫画故事已经在班上传阅。他的作品深受手冢冶虫漫画悲剧结局中对人性肯定的影响。
“小四”诞生在这个时代，杨德昌也成长在这个时代。如果说“小四”是时代洪流中冲垮堤岸的最后一簇浪花，那杨德昌就是九死一生之后，唯一一个回望这场遭难的人。
1990年8月8日，《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正式开拍。
全片有九十二个需要修改、重建的场景，一大批十三四岁的年轻演员，还有上百个角色绵密交织的复杂网络，资金从预算的一千三百万扩充到两千七百万，时间也一拖再拖，筹备期持续了整整八个月。
发觉素人演员的潜能，或许是导演天生的技能，那时张震刚升中学，学习压力让他对电影拍摄完全排斥，父亲张国柱劝说不过一两个月就拍完了，张震才勉强答应，而杨静怡本在美国念高中，恰巧回台湾过暑假，在咖啡馆偶遇杨德昌被相中，遂说服她休学一年来拍电影。
杨德昌如今给后来的电影人留下了“难相处”的印象，也是从这部电影开始。一言不合就重拍，为了效果让演员关小黑屋，不满意就发火，一系列的“刻薄”表现让他因为《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成为了一个偏执狂。
这样的一个偏执狂，在1991年，终于将张震从一个“成绩不错努力上进”的好学生“逼成”了杀人犯，那个30年前的牯岭街少年。
像一滴滴进表面平静的湖水中的墨汁一样，人们得以从电影中窥见杨德昌亲身经历的那个时代，得以如梦初醒的体会到杀人事件背后的心酸。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获第二十八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电影奖、最佳编剧奖，并获最佳导演提名。同时获第三十六届亚太电影节最佳作品奖、第十三届南特三大洲最佳导演奖、第四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1992年杨德昌又凭借该片获得了新加坡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第四十四届台湾电影金马奖为了纪念那年因病过世的导演杨德昌，也表彰杨德昌导演对电影的贡献，将金马奖终身成就奖颁给了他。
这部电影无论是从叙事手法，拍摄难度或者杨德昌导演自身的独特视角，都成为后来电影人的标杆，有人甚至说，“如果我这辈子拍摄这样一部电影，让我马上死去也好。”
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成为了台湾电影的一个标志，而在这部电影二十五周年之际，这样的致敬不仅是对杨德昌，还是对后来电影人对于时代窥探的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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