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的中国智库应有全球作为

2020年注定将因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而作为“分水岭之年”被记入史册。但到底是哪种类型的分水岭？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那样的“经济周期分水岭”？或是像1991年冷战结束那样的“大国格局分水岭”？或是1945年二战结束那样的“世界秩序分水岭”？或像1519年麦哲伦环行地球那样的“文明更替分水岭”？答案不只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未来发展态势中，也在中国人的手中，这其中智库学者的作为尤为关键。

中国是最早控制住疫情的国家，也是感染率与病死数量均较低的大国。中国抗“疫”的成功表现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肯定，但形势对中国而言并不完全乐观。美欧国家不少舆论诟病中国，企图通过“甩锅”中国，转移公众视线，推卸本国政府抗“疫”无能的责任。类似的“甩锅”声音在南亚、非洲等正在受到下一波疫情重创的区域内蔓延，形成了对中国责难的国际舆论趋势。此时，智库的对外发声至关重要，理性、客观、有效的国际沟通将缓解疫情期内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还能极大促进全球团结与合作，进而优化“后疫情世界”的国际环境。智库应在这场没有硝烟的国际舆论战中身先士卒。

不只是在国际舆情方面，中国还面临着全球化休克产生“衍生灾难”的冲击。跨境人口、物资、信息、资金的流动性均大幅下降，国际投资、贸易与产业链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航运、海运、陆运的效率迟滞、运量骤降，全球恐慌情绪陡增，多边主义中断，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势力借疫情加速与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进行经济切割，诸多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等无法发挥作用，国际规则被践踏……这些都导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发展空间收缩。长期受益于全球化的中国需要在“后疫情世界”重新布局，才能充分应对全球化休克的外部危机。中国智库应在这场未来世界秩序的构想竞争中力拔头筹。

中国可能正遭遇30年来最恶劣的内外部环境。为破解这个难题，中国智库学者须在研究方向、工作任务、服务对象与行为方式等方面都有更多的“后疫情时代”全球作为。

在研究方向上，中国智库须挖掘更多新议题，改善“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研究范式。新冠肺炎疫情产生的全球冲击超越了所有人的想象，充分暴露了此前轻视传染病变量的研究范式的缺陷。在被霍布斯鲍姆称为“极端年代”的20世纪，战争死亡了1.1亿人，而传染病导致14亿人死亡。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新出现的30多种新型传染病（如艾滋病等）每年造成了全球国民生产总值超过2%以上的损失，抵消了各国试图通过财政、金融、投资等政策形成的经济增长幅度。人口激增与迁移加速，包括旅游、留学等的人口全球化，打破了原有的空间平衡感，极大地加速了病毒传播。换句话说，传染病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冲击，远远大于战争、经济危机，但研究者却过多地聚焦于后者。对此，人类需要的不仅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革命，让那些政府行为、地方治理方式出现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调整，还需要全球治理观念的一些研究范式与思维革命。中国智库应领世界之先，突破此前的范式桎梏，发掘更多新型的、以生态与生命为本的研究议题。

在工作任务上，中国智库须更多对外发声，传播“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真相与真情。疫情初期，针对中国的“中国脆弱论”“治理危机论”“经济骤降论”“产业衰退论”“企业逃华论”“新型黄祸论”“亚洲病夫论”盛行。疫情全球蔓延，西方舆论则有了新责难，“中国隐瞒论”“索赔中国论”等新论调又起。对此，中国智库须更多地在海外发声，用事实回击西方媒体责难，既传播事实真相，也分享中国经验。比如，学者们可通过各类媒体，尤其是通过新媒体，用短小精悍的观点、视频、故事，突出对生命优先、鲜活个体的思考与关切，主动对外讲好中国防疫故事，塑造国际媒体尤其是西方舆论关注的新话题，扭转此前国际舆论对中国的负面风向。

在服务对象上，中国智库须更多构想未来，设计“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秩序与经济走向。目前，从国际层面看，逆全球化、全球价值链崩塌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中国智库需要从国际组织、中外经贸、投资互动的层面去构想全球走向。从国内层面看，如何落实推进当前中央全面指挥、各部委狠抓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政策，平衡企业正常运行与疫情防控安全，打响经济复苏与价值链保卫战，中国智库需要多出主意、多引导舆论。更重要的是，传染病已不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也不再是单单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思想观念的问题。正如同14世纪面对“黑死病”的蔓延，人类重新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进而推动了文艺复兴，并产生了现代文明。当前正是出现全球大思想家的时代节点，中国学者应勇往直前。

在行为方式上，中国智库须更多运用网络，组织更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对话与沟通。5G时代已即，网速更快、网络工具更通畅。中国智库可主动出击，通过适时地分享防疫经验、病例数据，加强与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医疗科技合作、疫苗研发合作，主动引领、形塑防疫进程和“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转型方向，降低对抗性、排他性的西方价值观色彩，倡导合作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中国价值观，在道义、话语、外交、技术上为赢得更多的国际支持，为将来升级中国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影响力奠定舆论和组织上的基础，引领以疫情防控为主题的全球治理新进程。

对于以上设想，笔者近期有一个成功案例，正好糅合研究方向、工作任务、服务对象与行为方式的创新，可供智库同行们参考。4月2日，笔者与中国百名学者在国际知名期刊《外交学人》刊发致美国社会各界联名公开信，呼吁全球团结合作，反对将新冠肺炎疫情政治化、污名化。一天后，美国近百名前高官、学者发表公开信呼应中美合作，强调“只有中美精诚合作，才能拯救人类生命”。此后，20多国前政要名流致信笔者所在机构呼应中国学者百人信。4月6日，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的165名领导人及学者更签署“致二十国集团成员倡议书”，敦促采取国际协调行动，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和世界经济带来的双重冲击。这些呼吁对中外沟通、当下全球合作抗疫应该能发挥积极作用。

在此次疫情造成国内经济下行、财政预算支出收缩、企业捐赠减少的背景下，智库可能面临着行业内新一轮洗牌。一些政府智库可能面临着预算削减、课题减少而合并重组的风险，而一些社会智库可能面临着财务压力而被迫关门。对此，中国智库人更应该有紧迫感、危机感。只有拥有全球视野，立足于全球变局，全力推进机制体制改革，中国智库才能在“后疫情时代”再显优势，成就中国智库版的“百年老店”。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丝路学院副院长、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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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宗悦 排版编辑：宗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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