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于历史学和考古学之间——历史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
在欧洲的学科门类划分中，发源于历史哲学的考古学，长期被认为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主要为历史研究提供材料来源。考古学的发展侧重于文物的挖掘，侧重于物质的建构和重现，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进化背景之间存在壁垒。基于这种认识，美国考古学界率先开展了“破壁”性的尝试。于是，美国的考古学遵循了另外一条发展路径，逐渐成为一门同人类学紧密相关的学科。随着学科的不断完善，现今的考古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主要通过“阐释特定的人群在过去曾经发生过什么，从而解读特定文化的发展进程和变化规律”。
学科产生背景
尽管考古学在学科分类中独立出来，但在学科定位上却显露出更强的历史性定位。在实践中，考古学同历史学和人类学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交集。无论是考古学家，还是人类学家，都意识到“一个更加具有历史性的人类科学”对于学科发展的必要性；历史学家也逐渐意识到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因此，考古学和历史学之间更加深入的学科对话就成为了必然。尽管一些学者不断强调历史学和考古学之间学科“不兼容”，但跨学科的研究还是成为了主流观点。一些学者认为，考古学不应仅仅依靠出土的物质文化，还应结合文献进行综合性研究；也有学者强调，历史学是考古学阐释中的重要因素。于是，在跨学科合作逐渐强化的背景下，历史考古学应运而生。
布罗代尔的研究思路是历史考古学出现的重要推手，尤其是他长时段的研究方式，打破了历史学的传统研究方式，强化了历史学科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联。传统的历史学着重于政治史的研究，研究对象主要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宏大叙事和政治演进，很难和考古学产生直接的关联。但是，有学者提出重新解读历史，以类型学的方式，将专业的考古知识引入历史研究当中。一些反对学科之间壁垒化的学者，也在不断强调跨学科合作的重要性。
以遗址为例，在传统的研究中，遗址的再现往往通过重要考古挖掘地点的实体建构来实现，当前的研究中则更加强调遗迹的含义，以及人类共同的记忆是如何被构建的。基于这样的研究背景，解构主义和符号学等都对历史考古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众所周知，一门学科被视为独立存在的依据，必须是拥有自身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欧美的历史考古学家开始规范这个学科的准则。
规定研究范畴
学界逐渐意识到，无论是考古学还是历史学的研究，都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基础以及文化状况展开，都必须将其置于更广泛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进行解读。迪根在1982年就根据布罗代尔的研究路径，提出了历史考古学的两个关键性问题：一是历史考古学是一个介于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的学科；二是规定了历史考古学的范畴，以及学科的研究对象。
迪根着重探究了历史考古学“方向”的争论。一方面，历史学家提出，历史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种“历史性的补充”，同历史学紧密相关，深化关于某一地点、地区以及社会群体的历史背景知识。这种观点的提出，主要是由于人类学家缺乏必要的历史知识和研究手段，而无法成为合格的历史考古学家。另一方面，人类学家热衷于“重建以往的生活方式”，这种研究方式是在考古学发展的过程中发展并确立的。在人类学研究范畴中，文化重建的过程更加依赖于人种学，而非历史背景知识。迪根在这种争论的基础上，认为人类学才是历史考古学应该更加侧重的方向。
沃尔夫也为历史考古学的理论发展提供了参考，意图在历史语境下，重新研究人类学的传统课题。沃尔夫将区域性的人类学研究，推向了全球化的维度。沃尔夫的研究核心是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以及这种扩张对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他并没有将资本主义的中心世界和边缘地带作为两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而是通过中心—边缘的互动研究，将地理大发现之后，世界各地区的社会群体加入到全球化进程的画卷，生动地呈现出来。
在研究方法上，沃尔夫创造性地使用人类学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以人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替代了传统历史学以民族、文化、民族国家为基础要素的研究路径，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了全球化的进程。与此同时，沃尔夫强调了文化研究在人类学中的重要作用，他并没有提出新的研究理论，而是以文本为载体的补充性研究，是一种介于人类学和历史学之间的研究方式。
李特尔在1994年重新评估了历史考古学在以往十年间的发展历程。他注意到，十年之间，历史学的文本分析方式被引入到了历史考古学的研究过程中，并且历史考古学家在研究中，也意识到了比较不同文本之间差异的重要性。不仅如此，李特尔还将迪根提出的学科定义为“历史民族学”，这意味着历史考古学既不是单一的历史学，也不是简单的人类学，而是二者的混合体。考古学家也将这一学科视为一种新的研究手段，因为这种研究方式既可以研究单一的群体，也可以延伸到世界体系这种宏大的观念。
预估发展方向
对于历史考古学的发展方向，李特尔做了和迪根不同的预估，即历史考古学到底是一种过程考古学，还是一种后过程考古学。李特尔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考古学家逐渐受到了后过程考古学的影响，对于复杂概念和方法的侧重，高于对文本信息的使用。但是在历史考古学中，由于过于强调方法，使得“关于使用何种方法去研究更宽泛的议题并没有定论”。比如，如何利用历史考古学的分析方法和研究路径，跨越不同文化之间的壁垒，科学阐释诸如生产、消费以及工业化等概念的形成和发展，以及这些概念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模式产生影响的过程，都是历史考古学需要解决的问题。
佩因特则概括了世纪之交前后历史考古学的发展概况，评价了日渐繁复的研究理念和研究范式。佩因特在李特尔的研究基础上，提出文化考古的方式应打破区域限制，而扩展到更为广阔的时代背景下加以研究。他认为，传统的以文化认同为基准的分析方式，已不足以适应21世纪的学科诉求。在21世纪，景观研究将是重新定义历史考古学的重要因素。以空间概念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为代表的景观学研究，是未来历史考古学发展的重要方向。历史考古学家不再将景观视为人类活动下的静态背景，而是由不同的意向、不同的意识形态，以及不同观点融合交汇的产物。
佩因特以地理大发现之后北美的历史为例，分析了历史考古学的发展。他认为，未来历史考古学的核心问题在于国家层面、社会组织之间的权力互动，以及这种互动过程中涉及的种族、阶层和性别等，必须从具体的研究对象中，找出研究此种复杂关系的方法。不仅如此，这种研究通常在多样化视角下进行，历史考古学家可依据不同的研究范式，在不同文化、种族和性别之间寻找研究的交叉点。佩因特认为，历史考古学的研究方式具有很大的弹性，从而可从不同角度去解读过去的社会。
历史考古学家非常擅长以物质文化为媒介，探究古代社会的阶层分化，他们通常以挖掘出来的文物来研究一个特定民族的形成。但是，随着学科之间的交流愈发深入，不同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准则不断被考古学家所借鉴。目前，历史考古学采取一种更加复杂的观点和手段，去研究社会阶层的身份认同和差异，其研究范围也更加广泛，性别、种族等多种要素也进入了历史考古学的研究范畴。
提升发展空间
基于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历史考古学的研究范畴正在从特定的区域性研究，逐渐转向跨文化的全球化研究。当遇到体量较小的研究对象时，历史考古学更倾向于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以物质为媒介，研究个人和较小的社会群体；而一旦将研究范围扩展到更大的范畴，就需要历史学宏大的理论和理论方法。因此，在这种发展趋势下，如何处理宏观和微观对象之间的关系，并在此过程中寻求新的学术视角，是历史考古学亟须面对的问题。
考古学家逐渐意识到，以传统的过程考古学去解读过去的世界具有局限性。考古学家希望将区域性的文化和社会因素，同全球化的趋势结合起来，从而获得更加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区域性研究和全球化研究不应否定彼此，而应互为补充。但是，这种互为补充性研究该如何展开，还未找到一个具体的方式。
当前的历史考古学发展，不仅受到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的影响，还借鉴了全球史发展的经验。无论是历史学还是考古学，在研究上都不能完全忽视实证，但全球化的研究背景对于时间、空间的跨度以及需要的实证方面，提出了新的挑战。历史考古学在研究时间轴上的延伸，以及在研究空间维度上的扩展，不仅对于所研究对象的文化背景、知识储备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对于研究过程中需要阅读文献的数量也有更高的要求。如前文所述，历史考古学的一个趋势，就是将历史文本加入到人类学的研究之中，因此，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不宜过大从而导致材料过于繁复。但是，一些历史趋势和文明融合，用短时段又无法显示出来，因此，如何处理时间和空间跨度的关系，是历史考古学面临的一个问题。
如何处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间的关系，也是历史考古学亟须解决的问题。考古学热衷于在物质方面对遗迹进行重建，历史学则倾向于分析遗迹背后的意识形态、文化要素等。前者注重物质方面的研究，后者强调精神层面的分析。历史考古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需要借鉴两者之间的理论和研究方式，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间的关系，更要处理好过去和当下之间的关系。与历史学和考古学不同，历史考古学更喜欢利用人类学的方式，从当下回溯过往的历史，尽管这种方式能够提供新的学术研究对象，但其研究成果的说服性还有待检验。与此同时，如何处理考古发掘、历史文献以及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也没有确切的标准，以实证去考察人类共同记忆的方式还具有争议性。
综上，历史考古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社会科学，是一种借鉴了历史学、考古学研究特点，从而自成体系的研究方向，尽管这一方向还不完善。同时，历史考古学也是一种多样化的研究方式、多学科交叉的产物，虽然在基础的研究方式上能够达成一致，但是如何以更加恰当的方式解读历史，是当下主要的分歧。正是这种分歧，也预示着历史考古学有着广泛的发展空间，同时使得该学科能够汲取各相关社会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以促进学科发展。尽管目前在研究方式上尚有不足和争议，但作为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分支，依然具有光明前景，能够为历史学、考古学和人类学提供有益补充。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