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卢卡奇对于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演化所产生的影响是毋须论证和举世公认的。他在哲学、政治学、美学、艺术批评等多个领域都有所建树，特别是在1923年《历史与阶级意识》发表后，卢卡奇提出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解。这一理解不仅直接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而且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生成确定了基本的理论定位。从1945年回到匈牙利到1971年去世的20多年间，卢卡奇不但直接培养了赫勒等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还通过科尔丘拉夏令学园等平台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就共同关注的文化问题交换意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卢卡奇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奠基人。在这里我们主要从理论立场、理论主题、理论旨归三个维度来阐释卢卡奇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产生的重要影响。
首先，表现为卢卡奇对物化和物化意识的批判。从卢卡奇一生的思想脉络来看，他把马克思关于人的主客体统一的实践本质与西方古典人文主义关于完整的人的理解相结合，构建出理想社会和世界图景。正是从这一理论基点和价值判断出发，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被商品拜物教和技术理性统治的全面物化的世界。这种物化对人的普遍统治、物的关系对人的关系的掩盖，构成了现代理性文明危机的基本症候。物化不但作为对人类普遍性支配与统治的社会结构与外部力量而存在，也实现了向人类日常生活行为与内在生存结构方面的转移与侵蚀，即成为人类内心世界的一种物化意识。所谓物化意识是指人非批判性地与外在的物化现象和物化结构处于认同关系下的意识状态。于是卢卡奇从对现代理性文明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文化诊断出发，对现代理性文明体系中主体的客体化、人的原子化，以及司法、行政、国家和公司等机构的异化现象做出了深刻的反思。这些都构成了20世纪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普遍关注的文化主题，而且也成为他们反思现代理性文明所持有的基本理论立场，这一立场对于深刻反思东欧各国物化的或非人道的文化现象具有重要的作用。
南斯拉夫实践派的理论家日沃基奇指出，南斯拉夫的物化问题主要以两种形式呈现。一种是把人的需要归结为物质产品的需要和消费的需要，文化成为一种被物化的存在，无论是文化的价值还是功能都被磨灭和扭曲了。另一种则是以非自治的价值与标准来对文化的内涵作出界定，正是在此类文化规制下，人成为一种“理性动物”，只能对当前社会环境进行自行适应。这两种形式的交错融合成为南斯拉夫文化发展的主要问题。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的马尔库什对文化问题一直十分关注，他从“高级文化”的视角对现代性进行批判。他认为如果以“物”的逻辑取代“人”的逻辑，最终只会导致文化工业被现代性所挟持，只有明确人的核心地位，才是全面把握现代性问题的根本所在。捷克的理论家科西克则指出，在人类社会活动的某些个别瞬间，社会活动的产物变为支配统治人的某种自律的力量。
其次，以意识革命为核心的无产阶级革命观。基于20世纪人类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特别是现代理性文明带来的普遍物化结构所造成的人的生存危机，卢卡奇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观包含着深刻的内涵，革命不仅意味着夺取政权，更为重要的是要消除这种物化的结构对人的普遍统治，恢复总体的、完整的人，重建主客体统一的生存方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无产阶级必须摆脱物化意识，生成自觉的阶级意识，这一精神力量就是扬弃物化的根本力量。也就是说，无产阶级的意识革命不是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一种伴随现象，而是当前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正如卢卡奇所描述的那样，当资本主义最终的经济危机发生时，人类的命运将取决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成熟。
卢卡奇对现代理性文明的全方位批判和意识革命的思想与许多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文化理论都密切相关。捷克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斯维塔克指出，文化的革命本质就在于普遍性地转变社会整体意识以及承载这种意识的具体形式。他认为既有文化内容、社会意识的基本形态或基本架构、文化消费行为与创作行为、人的类型（取决于整个社会关系）以及当代人的社会行为模式等方面都需要进行变革。赫勒则重视个体存在在思想上的民主与自由的政治价值。日沃基奇指出，现代享乐主义使人的注意力从人的尊严问题转向了日常生活中狭隘的功利主义问题，它使得人的意识不断地被分化，为“新神话”的出现滋生了土壤。所以日沃基奇提倡，应该在南斯拉夫社会中进行一场意识革命，社会共同体中的文化主题和形式都应该具有追求自由、真理和反对谬误的品格。马尔科维奇则指出，文化的革命性功能在社会主义中依然存在，而且要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他认为，任何革命运动产生的前提都是革命文化的存在，否则革命运动本身便无法存在。
最后，对人的价值的追求。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发表后，在国际范围内引起了热烈反响和巨大争议。争论的主要关节点就在于卢卡奇对于马克思的理解和阐释不同于苏联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从某种程度上讲，卢卡奇是以马克思对人及其实践活动的理解为基点，来阐释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以及人的历史辩证运动，从而提出了以主客体统一为核心的辩证法思想。换句话说，在卢卡奇的理论中一直贯穿着一种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本质的理解，这一理解深刻影响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价值旨归。波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鲍曼在《作为实践的文化》一书中指出，人在创造与发展文化的过程中，可以对自己的未来进行持续性的探索与拓展。在此基础上，人不断满足自我生存与发展的需求，以充实个人的心理与动机，并发展成为一个更加全面的人。赫勒则试图通过对当代美学理论的重建，使人脱离现代社会中的异化生活，实现人的解放和对人的价值追求。斯维塔克在其著作《人及其世界》中指出，他坚信社会主义理念中应包含人的本质的理念。南斯拉夫实践派的理论家哥鲁波维奇则认为，文化实际上就是把对人的生活设计转变为一个新的世界来实现人的本质。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人发展成为一个更加全面的人。也就是说，文化具有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深层作用，并且在获得新的发展时，人的世界充满了无限生机。
应当说卢卡奇在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对话、交锋、融合过程中，使得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全方位地透视了20世纪东欧各国人民的生存困境和文化境遇。同时卢卡奇的理论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确立了合理的理论立场、理论主题和理论旨归，使得他们的文化理论更加深刻和全面。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具有鲜明的“东欧印记”，或者说，属于典型的“东欧制造”。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文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理论与思考对于我们从整体上理解20世纪人类的文化焦虑、文化危机和文化反抗具有一定的反思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全媒体时代舆论非理性表达的引导机制创新研究”（16CKS04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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