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民粹主义逼走更多的“李嘉诚”
一方面撤资香港，一方面继续买入欧洲，又燃起了公众对李嘉诚脱亚入欧的大讨论。
怎么看待这个？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海外投资，一不应该视为对中国的背叛，二也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前景的黯淡。关键的关键，你不要跟着左翼走。
看李嘉诚的投资动作，我的感受是两点：去地产化、去香港化，但未必是去中国化。
去地产化，从2013年以来不断出售内陆和香港地产以及长实地产更名可以看出来。去香港化，从不断卖掉香港资产不断入手欧洲可以看出来。但不是去中国化，是因为李嘉诚陆续在加重对内陆的零售业投资——屈臣氏在内地2年间从1300家增至2300家。
从投资逻辑的角度，这是李嘉诚商业帝国的又一次资产重组。但规模之大，调仓之剧烈，是超乎多数人预料的。
这个过程中，民意和政商环境的变化，对李嘉诚的投资策略有没有影响。这个是这些年来讨论最热烈的问题。
检索包括南方周末在内的媒体2013年以来的一系列报道，必须要承认：香港日渐崛起的左翼思潮，对李嘉诚的脱亚入欧，有相当大的冲击——导火索是2013年的香港货柜码头工人大罢工。据2013年南方周末报道，李嘉诚曾在工潮爆发之前2012年信誓旦旦：“不会从香港撤资”。但在工潮之后，却反其道而行之。
我们都知道，那个前后，香港流传着一句话：香港，就是李家的城。如果李嘉诚“顺应民意”，继续加大对香港的投资，只会让李家的城郭更大，城墙更厚，城内外的民怨更沸腾。加上香港本身的市场规模小，结果似乎只有一条路：撤资。
而李嘉诚离开了，党媒的反应却是这样的。
先是瞭望周刊一篇评论：别让李嘉诚跑了。然后是人民日报：遇到困难李嘉诚不能共度难关 不必挽留。处处流露出杀机无限。
我倾向于相信这样的逻辑：李嘉诚起初因为正常的商业逻辑到欧洲去投资（2000年之后，李嘉诚就在英国买买买了），但是香港乃至内陆日益泛起的左翼思潮，加剧了李嘉诚撤资香港增资海外的步伐和力度。
某种程度上说，李嘉诚投资的去港就欧，是被逼的。而这种影响，继续扩散到了其它内陆企业身上。
比如曹德旺在美国建厂投资，百度检索一下，满眼的都是国内媒体的丑化：“曹德旺美国投资后麻烦不断，在美被抗议罚款起诉”等等。
以及最近针对王健林等企业的“涉嫌转移资产”展开的口诛笔伐……这些出现在央视上，尹中立、李稻葵这样的重量级专家直接扣帽子：这些企业是在“转移资产”，借国内银行钱到国外大肆收购，给国内金融带来不稳定（至少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王健林在“转移资产”）。
发生在这些企业家身上这些年的故事，其实是有逻辑贯穿的。不要以为全球范围内就欧美在搞民粹主义而中国继续推进全球化，仔细观察，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同样在面临着巨大的民粹主义的挑战。
似乎在很多人看来，企业家们的出海，被视为对国人的背叛。仿佛是他们利用了我们改革开放提供的大机遇发了大财，现在要抛弃我们了，其心可诛。
这是一种“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强盗逻辑，不是市场逻辑。市场逻辑讲的是互利，追求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尽可能的做增量。李嘉诚的确赚了很多钱，可是中国得益于他当年的投资，富起来了多少人？又有多少人得益于李嘉诚的慈善捐助而读了大学改变了命运？而另一种逻辑，是要剥夺掉一部分人的利益，来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不是做增量而是切蛋糕，比如当年的消灭地主阶级。
这些需要警惕、约束，否则，过左的民意泛滥，会进一步的逼走更多的企业家，以及让更多的外资却步中国。如果企业是基于正常的商业逻辑，到海外去投资，便没有任何理由受到道德批评。而这个时候过多过左的民意沸腾，只会加重他们在本国生存环境的尴尬，进一步刺激企业海外投资的速度和力度。最终导致企业投资陷入恶性循环，拖累经济增长，让那些最为不满的穷人们变得更穷。
民意是什么，多数时候除了被利用，什么都不能干。讲个故事，鸦片战争后，徐广缙接任两广总督曾问计林则徐“驱夷之法”，这位已然看透时局的聪明人回复了四个字：民心可用。徐广缙用了，搞了一堆“明处则不见荷戈持戟之人，暗中实皆折冲御侮之士”。这四个字后来慈禧也用在了义和团身上。结果是更好还是更坏，我们都清楚。企图使用迎合与利用民意来解决问题，而拿不出切实的办法，往往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
中国经济今天面临的局面，不是用民意防止企业家出海可以解决的，相反，中国经济必将走上这条路。这是改开40年的经济成果，也是今天的时势使然。
今天中国的经济形势，是改开的红利基本释放殆尽，三驾马车在金融危机之后已是疲态尽显，要实现经济的重新爬坡，我们需要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能。经过接近10年的摸索，新路径已经渐渐成型：一是靠创新，继续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对要素投入的依赖。二是靠进一步扩大市场，拓展海外再造中国。前者是“双创”，后者是“一带一路”（企业投资欧美，与投资一带一路，并无本质不同，反而效益更好）。
如果要匹配中国未来在全球的梦境，中国需要出现更多的李嘉诚、任正非。而我们的企业唯一缺乏的，正是融入全球竞争更激烈的市场洗礼，大规模的海外投资可以很好的补上这一课。
而从务实的角度看，因为经过了金融危机，欧美遍地是黄金，资产价格很便宜。这是大萧条以来百年难遇的良机，有远见的企业没有理由错失。
可以说，李嘉诚们的行动，实际为是在中国更有追求的企业指明方向，而不是卖国。我们应该把他们视为中国经济更深入的融入全球化的探路人、冒险家。经济发展到更高层级，企业出海的大势，谁也阻挡不了。而且，这条路不是不归路，那些厉害的企业，他们走到哪里都是中资企业。
今天我们要是对这些企业家海外投资，以左翼的心态对待之，降之视为套现跑路、资产转移，甚至抛弃背叛，最终会让我们错失良机，反把经济带入更尴尬的境地。
这是实现中国进一步崛起的大机遇，当然也是一个大风险。因为，这个过程总会有杂音，也总会有企业浑水摸鱼，也很可能会有企业玩庞氏骗局，更有可能倒掉给国家带来金融动荡。关键看你怎么把握，怎么应对。把握得好，就可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把握得不好，就可能会演变成为一场危机。如同当年鸦片战争的国际形势一样，对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大风险，同时也是一个大机遇。当时要是主动的融入全球和国际接轨，我们的屈辱史可能就改写了。
这个过程中，国家谨慎一点，无可厚非。政府对企业投资方向给出产业指引，也可以理解。但唯独左翼的思潮泛起，值得重点警惕。这种将社会问题以阶级矛盾的方式来归因，并将一切问题泛政治化的思维，历史上已经一再的证明听之任之会酿成大祸。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企业纷纷到海外投资，一方面反衬出国内的投资环境需要革新，一方面认识到位也会起到倒逼国内深化改革的正面作用。比如曹德旺到美国，反衬了国内的税费成本过高。我们应该做的不是骂曹德旺，而是减税降成本，延缓竞争力下降的时间窗口。
整体上，一句话说完，发生在这些企业家身上的故事，提醒我们正视：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企业家日益增长的海外投资需求，与仍然落后的民意思维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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