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武汉，以及17世纪英国一个“鼠疫烈士村”的往事
反问之一：如果你当时身在武汉，在致命的病毒恐怖笼罩下，听到8小时后要封城，你会如何决定？
回答这个问题，先要讲一个17世纪发生在英国一个小村的故事：
埃姆，Eyam， 是英国德比郡距大城市谢菲尔德不远的一个小村庄，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现有村民969人。Eyam村没有什么特别的风景名胜或土特产，但它在英国历史上和英国人的心目中，却有着特殊的地位。
埃姆村的墓地。
每年8月，来自英国甚至世界其它地方的人都要来到埃姆村，装饰村里的一口水井（well dressing)，以表达对村民历史上曾作出的牺牲的追思感激之情。
回到1665年。那年秋天，来自伦敦的一捆布料送到了埃姆村的裁缝手里。几周后，裁缝的助手，一个叫George Vicars的健壮的20岁小伙子突然暴病身亡。随后，村子里接二连三不断有村民死亡。
原因很快找到了。裁缝的布料里藏着跳蚤，这些跳蚤来自伦敦，而此时的伦敦已经有数千人死于鼠疫，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
14世纪横扫欧洲的鼠疫曾夺去5000万人的生命，鼠疫因此也被称为“黑死病”。鼠疫的厉害，埃姆村的村民是晓得的。到了转年春天，埃姆村几乎家家都有人染上鼠疫身亡。村民们找到教区牧师莫伯森，William Mompesson，寻求指导。这个指导不仅是精神上的，也是实际上的：他们是否应该放弃家园逃离，寻求一线生机。
每年全球都有人来到这个村，装饰一口古井。
鼠疫过后，自姆村的人口从约350人减到了83人，至少260人死亡，比率远远高出英国其它爆发鼠疫地区死亡率的数倍。
莫伯森牧师的指导让村民震惊：村民们不要离开埃姆村，相反，应该自己把村子封锁起来。莫伯森牧师承认，如果大家接受他的建议，也就等于接受死亡。他唯一能做的， 是保证与村民们在一起，只要他一息尚在，就会全力超度村民的亡灵。莫伯森牧师说，他宁可自己死，也不愿把鼠疫传给周围的村镇。
更令人震惊的是，埃姆村的村民们最终决定听从莫伯森牧师的建议。1666年6月24日，埃姆村正式“封村”，不许人出村，也不许人进村。到了那年的8月，村民的死亡也达到了最高峰。一个叫伊丽莎白的村妇在8天之内掩埋了死去的6个孩子和自己的丈夫。
即便是在死亡最高峰时，埃姆村也没有村民逃离。14个月后，埃姆村埋葬了最后一位鼠疫死者。鼠疫过后，埃姆村的人口从约350人减到了83人，至少260人死亡，比率远远高出英国其它爆发鼠疫地区死亡率的数倍。
英国德比大学的斯维特博士说，莫伯森牧师的决定，实际上就是现代意义的隔离检疫。尽量避免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是防止疫情扩散的唯一有效办法。埃姆村民的牺牲，换取的是周围地区特别是像谢菲尔德这样人口聚居城市的人的安全。
埃姆村村民作出的选择，就是放弃自己生的希望，来换取他人更大的幸存的可能。“舍生取义”，这不是常人能够作出的决定，也是直到今天英国人仍在纪念缅怀埃姆村民的原因。
回到今天的武汉城。
反问第二个问题：如果武汉市政府没有事先发出通知，而是在凌晨两点宣布即刻起封城，民众又会作何反应呢？
封城，就意味着留在城里的每一个人都增加了被病毒感染的可能性，也就是要求1100万人放弃避免感染病毒的机会来帮助政府控制疫情。
留在城里的人真的因此被传染上病毒的可能性，从理性角度看或许很微小，但从心理角度，这种恐怖压力在集体歇斯底里的氛围下发酵“井喷”，可能性是实实在在的。
(摘自BBC网站文章《“中国特色处理手段”与英国鼠疫“烈士村”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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