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深圳 | 偷运情报、武器、医药还有大领导……深圳地下交通线原来如此惊心动魄

上个世纪，无论在大革命的白色恐怖日子里，还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火硝烟中，从大鹏湾到深圳河畔，从沙头角墟到羊台山村，党的红色交通线从未中断过，为中央、省及地方组织提供情报，为游击队运送武器弹药、输送医药粮食、秘密护送领导人和营救香港沦陷区的文化人，留下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前夕，笔者随深圳市党史办、市委办公厅机要交通处和东纵联谊会组成的联合调研组，从深圳红色交通线上的水围村开始，到皇岗交通站、水围码头、白石龙大营救纪念馆、羊台山龙眼山村、乌石岩古庙、坪山东纵纪念馆及田心村、葵涌土洋村东纵司令部旧址和沙鱼涌东纵北撤遗址等重要红色交通点址考察。调研中，意外见到了88岁的水围村庄福松和92岁的坪山田心村叶金安两位老交通员。从他们的忆述中，仿佛再现当年地下交通线上一个个出生入死的情景。

▲东纵护航大队在海上执行任务

皇岗水围：红色交通“第一站”

1925年7月，根据中共广东区委指示，成立了由黄学增、龙乃武和郑奭南（上步村人）组成的中共宝安县第一个党支部。1926年3月，撤销县党支部，建立中共宝安县委。同年秋，皇岗水围成立党小组，庄泽民任党小组长。1927年8月，庄泽民遵照中共广东省委和宝安县委的指示，在水围村建立起党的秘密交通站，任务是沟通当时设在香港的省委机关与广州及各区县的联络、收集传送情报及护送重要人物进出香港。交通站设在庄氏宗祠。

1928年5月，庄泽民率领皇岗水围农会武装，参加东宝工农革命军，分别攻打深圳和南头，随后终因力量不足而失败，地下党员和农会骨干分散转移香港隐蔽，庄泽民也到香港士丹利街张福记洋服店以学徒身份掩护。1930年2月，由于斗争需要，庄泽民冒着生命危险，潜回水围开设一家杂货店，恢复地下交通站。4月，庄泽民担任中共地下党三区区委副书记兼皇岗交通站站长。这是由中央、省委和县委直接领导的一条重要红色交通线。水围地下交通线分为外线和内线。外线负责由水围出发，到九龙或香港岛的秘密联络点取回上级经过密写的文件（指示），再经由宝安转送到领导指定的目的地。内线主要从深圳墟出发，到九龙旺角大华戏院接受任务，然后返回水围，转达白石龙及楼村的宝安县委机关。同时，负责护送省委领导同志如李源、蔡如平、黄学增、阮峙垣、赵自选等经水围、落马洲出入深圳河边境线，这是省委控制的交通线，一般情况下不使用。1942年1月12日晚，庄泽民和“白皮红心”村长庄欣同等人，在落马洲接到化装成难民的邹韬奋、茅盾一行20多人，越过日军封锁线，机警地用3艘小船横渡深圳河，从水围码头带到在赤尾村接应的刘鸣周部队，然后进入白石龙抗日根据地。半年多时间里，像这样由交通站负责西线秘密营救文化人的行动，达30批数百人。

抗战胜利，东纵北撤，面对国民党挑起内战，庄泽民、庄福泽按上级党组织指示加强红色交通线。庄福泽将自己弟弟庄福松发展为助手，随后他弟媳妇、老母亲都参与，庄福泽家庭成为水围交通线上又一个重要堡垒。水围交通站只要接上级通知，随时用虾船接送人员、医药和武器，然后组织水围可靠的妇女群众挑去梅林、望天湖等地部队里。

水围皇岗，成为深圳河上沙头角、莲塘、白石洲四大交通线上最为活跃的交通站，故被誉为“深圳红色交通第一站”。

▲交通站组织民运队给游击队送粮

大鹏湾：“海上交通线”

深圳地下交通线，除了陆地外，还有深圳湾和大鹏湾的“海上交通线”。

沙鱼涌是联结深港重要的海上交通运输线，早在1900年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三洲田反清起义中就出现。孙中山指派兴中会在香港所设的“同义兴松柏公司”，购置了一批用于起义的枪械弹药、旗帜号衣给聚义会党。义军首领郑士良在香港将400包炸药、300支毛瑟来复枪和40箱子弹，装上一艘船，成功取道沙鱼涌港秘密运往三洲田起义军部。

1938年10月，日寇从大亚湾登陆，深圳和香港相继沦陷。出生在香港九龙的刘培，参加游击队，活动在新界西贡赤径一带。1941年12月20日，刘培接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命令，到葵涌组建海上游击队（后为护航大队），并出任队长。在中共大鹏区委和土洋沙溪乡乡长支持下，向村民征用一艘风帆小木船，船上除了一位村民舵工外，9名游击队员配备轻机枪、长短枪和手榴弹。“海上交通线”一建立，马上把港九大队在香港收集到英军丢下的武器及军用物资，运回沙鱼涌交给总队部；二是掌握日伪在海上的动向，打击海匪，缴获4艘匪船武装自己，同时保护客商来往货船，客商物资得到保障，主动向游击队缴纳保护费，为部队解决经费困难；三是缉拿走私船，缴获的私货交给设在沙鱼涌的省委交通站——万隆货栈处理，充实抗日费用。

1942年1月2日，刘培率两艘帆船到西贡海湾接受一次特殊的护航任务。在夜幕掩护下，一胖、一矮、一高的三位化了装的客人，在港九游击队负责人蔡国良、黄冠芳和刘黑仔贴身护卫下上了船。船上刘培不便打听客人身份。经过七八个小时高度警惕的夜航，几次巧妙避开日军巡逻艇，有惊无险地抵达沙鱼涌，然后又把他们送到坪山田心村的地下交通站。这时才知道一路护送的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和连贯、乔冠华同志。三位领导首闯大鹏湾，是准备营救滞留在香港沦陷区文化名人的路线。

根据营救文化人路线的安排，何香凝等年迈体弱，无法随同队伍从陆路撤走。情况紧急，爱国商人廖安祥用先前买下的船，让人护送何香凝带着经普椿和两个孙子、柳亚子和女儿柳无垢离开香港。因为敌人会搜走一切机器，加上航行时不能发出马达响声，机器拆毁，靠风帆行驶。本来两天可到达东江，却在海面上漂泊了好几天，船上食物和淡水全吃完。正当危急万分时，刘培的海上侦察船执行完任务驶过，发现船上有廖仲恺烈士的夫人，立刻报告上级。上级马上派船送来烧鸡、煮熟的鸡蛋，还有奶粉，带来几箩番薯搬上船，储足了淡水，并附信向大姐表示敬意。何香凝一行前后经过7天7夜，终于安全驶达海丰。

大鹏湾海上交通线，不仅是一条情报线、运输线，还是一条生命线。

▲沙头角秘密交通站旧址

潜伏者们：“红色情报网”

自从土地革命时期由中央交通局和广东省委建立的山厦交通情报站起，深圳各级红色情报网络，覆盖敌占区、游击区的广九铁路沿线、海边渔村山乡。交通站和情报站均为秘密单位，情报站可找到交通站，但交通站未必知情报站位置。他们有打入日伪心脏的中共地下党员，有隐蔽在沦陷区的无名英雄，更多的是战斗在交通线上的革命群众。他们为了收集敌方军情，传送党的文件，秘密运送枪支、电台等军用物资，大智大勇，视死如归。

▲坪山田心村老交通员叶金安

南头人温巩章，1937年宝安中学毕业后，到国民党宝安县县长梁宝仁手下当文书。1940年宝安县政府成立电台，他被派任国民党挺进第六纵队司令部上尉译电员。时值国共合作抗日，温巩章妻子罗慧舒经党组织同意，向丈夫透露自己是共产党员的身份。不久，温巩章升任司令部电台台长，掌握大量机密情报。他通过单线联系人地下党员曾伯豪把情报带到香港，再转送到东江游击根据地。有一次他送出的文件，在东纵一个交通站突然被国民党兵查获。司令邓琦昌不知底细，派温巩章侦查。温巩章机智地处理好这事，保护了同志，保护了自己。

1945年，温巩章秘密加入共产党，奉命打入国民党宝安县党部，掌管机要档案。罗慧舒遵照组织指示，不再介入任何地下活动，全职掩护丈夫工作。直至1949年宝安县解放前夕，温巩章掌握国民党的详细敌情、境内军事部署、伪警武装等大量情报，及时提供给解放军，并为攻打国民党县党部、警察局等重要目标做内应，为深圳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

乌石岩古庙，陈慧清和尚（俗名陈冠修）把寺庙变成抗日游击队的秘密交通站。地下党负责人常常以香客身份在庙里研究工作，游击队的伤病员也常藏在庙里治病。“香客们”从南头、西乡、观澜等地侦探到敌军围剿羊台山根据地等动态，由陈慧清综合向第五大队情报站和游击队机关报《新百姓报》（后为《前进报》）报告。由于陈慧清情报准确，他的和尚身份引起敌人怀疑。1943年，党组织调他到第三大队情报站工作，在一次日伪军包围时不幸壮烈牺牲。

坪山情报站分站长曾荣基，以行医为名，经常在坪山墟“广济堂”“保寿堂药店”收集日伪情报，并为游击队筹药送药，救伤员，锄汉奸。1947年1月16日，他和一名姓练的女交通员突被包围，他迅速把女交通员从侧门转移出去，自己却迎面吸引敌人。被捕3天后，曾荣基光荣牺牲。

▲东纵交通站站长李坤（男）化装侦察敌情

隐蔽战线：“地下女交通”

1940年，日军岗田8411部队1300多人再次占领深圳墟，11岁的陈敏学和许多孩子被迫赶进“宣抚班”学了两年日语。陈敏学在日军班长龟山的“培养”下，成了一个不付酬劳的“编外小翻译”。例如汉奸报告情况，日军翻译不在时就由他帮忙。深圳墟里有两个汉奸，从龙华刺探到游击队消息回来向日军报告，恰好日军“杨通译”随军外出，龟田就找陈敏学翻译。

游击队了解了陈敏学的身世和接触日军的方便，暗中发展为小情报员。陈敏学成功地将日伪军的长官名字、部队番号、武器装备和人数等情况，通过小纸条交给谷行街同生茶叶店的联络人。

机灵的陈敏学常常在帮忙汉奸汇报翻译情况后，用烟纸写上“明早到甘坑，一个中队，路过布吉”送去茶叶店。游击队收到情报，粉碎了敌人的围剿，那两个汉奸也被除掉。1944年，岗田部队调走，15岁的陈学敏到沙头角镇“安东洋行”打工兼做翻译。安东洋行老板是岗田部队的退伍军官，专营木柴、粮食、生猪生意，供给日本部队。陈敏学通过洋行交易摸到日军兵员数量、火力配备，报告给港九大队沙头角中队。有一天晚上，陈敏学半夜发现宪兵队伙房做饭，又见宪兵大院的士兵搬动东西，气氛紧张。接着，从日军对话中得知这支日军中午将撤向香港新界粉岭一带。等到天一亮，他化装成送货收款样子，直奔鹿颈村向游击队报告，结果游击队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深圳墟情报员陈敏学

在深圳隐蔽战线上，还活跃着不少“地下女交通”。她们头顶竹笠，肩挑粪桶，到敌营附近侦探敌情；或者头戴凉帽，手挽“箩格仔”，装扮成走亲戚的样子，为部队传递重要情报；甚至夜晚与游击队员一起，扛着锄头铁锹，破坏铁路、公路和敌人电话通讯。沙井洪田村距离日军占领的新桥只有4公里，1942年，奉命驻村做民运工作的朱金玉（东江游击队领导周伯明妻子），常装扮去新桥探“娘家”或挑着尿桶买尿，暗中摸查敌人情况，然后提供给部队。1942年7月，伪军偷袭洪田村，朱金玉不幸被捕，最后在石岩英勇就义，时年20岁。公明燕川村共产党员陈细珍，在开展地下交通工作时，于1947年被捕，光荣牺牲。路西交通站的杨少珍，智勇双全被誉为“女交通王”。61岁的冯芝担任港九大队交通员，为掩护另一女交通员而牺牲。共产党员罗许月一家在沙头角建立游击队交通情报站。布吉上水径村共产党员江嫂（江才娇），布吉坂田村女交通员梁嫂，龙华弓村曾嫂（周振熙烈士的妻子曾源娇）、张嫂（东纵干部周吉的妻子张群带），赤岭头黄老妹（东纵干部何赋儒母亲），白芒村叶凤兰（张金雄烈士的妻子）等，不仅为交通站转送情报，还为部队采购柴米油盐及药品，给进村的战士养伤、治病、做饭、缝洗衣服，为革命默默奉献一切。

（原载读创，部分史料参考《东江纵队史》及薛丁奎《东纵护航大队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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