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 母亲在深圳痊愈出院，父亲在武汉离世
2月15日，新冠肺炎痊愈患者，67岁的刘阿姨走出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南方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住院大楼。逃出生天，她说不知喜还是悲，只想“一吐为快”。
2月17日，刘阿姨的女儿小菲向记者讲起这大半个月的经历：母亲虽痊愈出院，父亲却孤身一人在武汉离世。
以下是小菲的自述。
他说大年三十来深圳团聚
我们是武汉人，长居深圳。但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回武汉，过完年再回深圳。父亲总是在12月底先回到武汉，办年货、准备食品、打扫卫生，把暖气弄好，等我们回去时啥都不用担心。我父亲68岁了，他有1米8的个子，走起路来雄赳赳气昂昂。
2019年年底，和往年一样，他先回武汉。2020年1月19日，母亲带着孩子坐火车回到武汉，她察觉父亲有点蔫，提不上劲。原来18日上午，父亲开始发低烧。
“早一点知道你感冒，我就不带孩子回来了。”母亲还埋怨过他。她想起武汉“未明原因肺炎”的新闻，多了个心眼，催促着父亲赶紧去看病。
父亲跑了两家医院，一家医院诊断是“感冒”，另一家医院不接诊。
1月30日，武汉一间公寓运出疑似新冠肺炎患者。Getty Images
母亲很谨慎，第二天要回深圳，劝父亲一起走。可他不想将感冒传染给家里人，“过两天就好了，大年三十去深圳和你们过年。”父亲说，1月20日，母亲和孩子们坐上了回深圳的火车，谁都没往深处想……
1月21日，我去武汉接88岁的老外婆，父亲的体温是37.5度左右，精神不好。我让他跟我们一起走，他还是不同意。22日上午，我开车送他去家附近的梨园医院拍CT。结果是疑似肺炎，肺部已经有磨玻璃状。医生说情况不太好，但没有病床无法住院。
我和他说，你一定要和我去深圳。可父亲还是不同意。后来，他答应我，无论如何，大年三十就回深圳。我听了这句话才放心。他留在医院打针，我就先带着外婆坐车到火车站，坐火车回深圳。
武汉封城，我们以为吃药打针就能好
2月6日，武汉一家医院的隔离病房。Getty Images
我和父亲视频，但他一直没有好转，发烧，人很虚弱，很乏力，没胃口。一个人在武汉家，也没有人给他做饭。我们劝他一定要吃点东西，人才有力气。
23日早上，武汉封城。我们知道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没有办法把他弄出来。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这个病有多严重，以为打针吃药就能好 。视频时，我们都能感觉到他很虚弱。
24日，除夕。我在美团上找了好久，才找到家附近有一家麻辣烫，点了好多不辣的东西给他送过去，嘱咐他一定要吃一点。他只吃了一半，另一半准备大年初一热着吃。在深圳的我们已经居家隔离，母亲没心思做年夜饭，草草吃了个外卖当年夜饭，在焦虑和担忧中过了年三十。
25日，大年初一，他去了新冠肺炎定点治疗医院武汉市第九医院。医生又开了药，和父亲说“快好了”。这句话让我们如释重负。他确实退了烧，吃了点东西，我们想，是不是这一次对症了呢!
三天后，药吃完了，父亲又烧了。可武汉的公共交通都停了，我向社区求助，社区派了车送他去第九医院，医生又是开了药就让他回家。每一天视频，我都会问他呼吸困难不，他都说不会。但29日，我姑姑、我给他打电话都能明显感到他在喘气。
那时候规定又变了，社区的车不能接发热病人。我打了武汉的120，可有400多人在等，120不能保证当天可以安排救护车。
“你能自己开车去吗？”我问父亲，他说他走路过去，我不同意。过了一阵，我又给他打电话，才知道他已经出发走路去几公里远的中南医院。我慌了，又打了120 ，哭着求他们为我父亲安排一辆救护车。救护车和他沟通后说，他还能自己走到梨园医院。
武汉，医生在查看一名新冠肺炎患者的扫描片。Getty Images
他在医院坐了一个晚上，想接空调水喝
第二次CT结果更糟糕，医生说随时有生命危险。他只能回家开车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在陆军总医院，医生还是开了药。我们怕他回家有事，就让他留在医院等，看看能否等到床位，或是医生采取措施。
医院没有食物也没有水，他渴了，说想去接空调滴下来的水喝，又想去洗手间接生水喝，都被我制止了。
后来，他也不接我们电话了。他不会使用4G网络，无法用微信和我们联系，我只能不停发短信告诉他，这家医院非常好，现在大家情况都这样，让他不要灰心。可惜他不懂回复短信。
晚上快11时，我终于找到一位跑腿小哥，让他帮我买了水、饮料、炒饭和面包送到医院。我爸接电话了，他疲惫地走到医院门口拿东西。
小哥拍了一张他的照片让我确认，我一看照片就哭了，他穿着一件黑色羽绒服，很憔悴，拖着一个袋子，那袋子已经垂到地面上了，他已经完全没有力气了。
他在医院坐了一夜。
2月4日，武汉一家临时的“方舱医院”。Getty Images
30日一早，朋友打听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有病床。我不敢给父亲打电话，我觉得他绝望了。我妈给他打了电话。我又向120求助，可他们不能把病人从一家医院拉到另一家医院，只能从家里送人去医院。摆在我爸前面只有两条路，一是回家等救护车，一是自己开车去。
父亲选择了后者。我怕他路上有危险，又向110求助，让他们要留意这个车牌号的车，可110不接受这种报警。我急啊，可我连家门也出不去，更别提去武汉，一点办法也没有！
他拼了最后一口气开车去东院，本来只有25分钟的路程，他开了一个多小时。你能想象到吗？武汉路上是没有车的，他这一路怎么过去的？你能想象吗？
到了东院十多分钟后，我们知道他看完病在吸氧了。晚些时候，医生把留观病房的床位给了他。护士接过电话说：“他已经危重了，你们家属要到现场。”不过，能在医院，让我们感到有希望，至少有医院管他，他不用一个人在外面游荡了！
武汉红会医院，等待的病人，2020年1月25日。Getty Images
老两口都住院了，我以为要好起来了
在深圳，30日，疾控人员为我妈采样，31日晚，我妈核酸检测初筛结果阳性，轻症，被送到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这时候，我爸还没做核酸检测。我们家剩余的5口人也被送到定点隔离医院，5个人分到3个房间。
2月1日，父亲住院了，医院提供三餐。我妈也在住院，听她说医院条件很好，一人住着三人房。我们在隔离，一家又分散了。但我还是很开心，是不是老天爷开眼了，从2月份开始就都是好消息了。
2日的消息并不好，父亲血氧特别低，呼吸衰竭，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但4日，医生又传来好消息，他的情况有好转，血氧上来了。我打电话鼓励他：“你现在好起来了，一定要坚持。”几天来，他终于回复我一句话：“好啊！”此前几天，他只能听我说。
5日上午，坏消息又传来，指标变差了，医院的ICU床位满了，呼吸机不够。下午，他终于用上呼吸机了，我鼓励他，他因为上呼吸机无法回话。我和他说“会变好的”，我心里也没底。
6日，医生说他不肯用呼吸机，敲了一晚上的床沿，但这一天，父亲终于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
7日上午，父亲能和我说话，我劝他用呼吸机，他说：“我好难受啊，受不了了，受不了了!”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晚上9时14分，医院打来电话说，他心跳停止，离世了。他的遗物，等候殡仪馆通知我们。
我想留住我爸的手机，可医院说，有规定，这种病人的贴身用品都得销毁。
2020年2月13日，武汉空荡荡的商业街。Stringer/ Getty Images
我妈两天没睡着，医院请了心理医生
我妈在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挺好的，2月1日，她听说我爸住院了，才吃下了一个盒饭。因为药物原因，她有一度吃不下饭，护士长就掏钱买了咸菜给她送饭。
2月7日，我消息告诉她时，她没有哭，很平静地问：“他真的走了吗？”但此后连续两天，她都没合过眼。我妈情绪一直不好，医生查房时，她没理过他们。市三院为她请了心理咨询师，护士们特别关照她，经常开导她。
我妈很坚强，她后来吃好喝好，有时间就锻炼，CT结果越来越理想，几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是同期病人中恢复最快最好的。
2月15日，我们接到医院通知，我妈可以出院了。我们第三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解除医学观察，也可以回家了。
一家人现在在一起，但就像今年的大年三十，永远少了父亲。
我选择想说出来，让大家知道，我们家都经历过什么。
（应受访者要求，当事人均为化名）
那个追着灵车喊妈妈却永失至亲的女孩；那个因为和父亲隔离又无法自理最后死亡的脑瘫男孩；因为抱怨医院不能提供防护设备而被罚检讨的护士……也不一定需要那么悲壮，或许就是那些从出租屋被赶出来或者因为是湖北籍而被不能招工的老乡；或者是那些刚刚怀抱希望开了一家小店却突然因为瘟疫而陷入窘境的小老板；甚至每一个普通人——你们如何度过每一天，如何面对困境，如何留存希望，如何规划未来。我觉得这些更有记录下来的理由。
我相信将来会有人提议建一个庚子瘟疫博物馆，那里会有各种东西，各种我们的记忆，我们的努力，抗争，争论，分歧。即便当疫情过去，幸运逃脱瘟疫波及能风轻云淡看过往烟云，我相信这些日子的记忆不会被遗忘。
西葫芦作为个人公众号，在一场大事件中能做的很少，但仍愿聚集同道朋友的力量，尽力参与这种记录我们记忆的工作。希望能否各位愿意讲述自己在疫情期间经历的朋友，或者能够提供各种有采访价值信息的朋友，能够在文章下面留言，留下微信号、QQ等联系方式，每一条信息我们都会通过网络进行联系回复，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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